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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一位在20世纪40年代上海走红的重要女性作家，张爱玲小说充满了悲剧色彩，弥漫着挥之不去的浓厚仇恨气息。这种仇恨情结突出地表现在她笔下的悲剧人物有着或怨恨或嫉恨或痛恨或憎恨或愤恨等种种强烈的仇恨心理。這与她所处的时代、自身童年经历及婚恋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仇恨情结对于张爱玲小说批判社会现实、揭示悲剧女性病弱心理又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关键词：张爱玲;小说;仇恨情结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9）04-0169-005
情结（complex）是一个心理学术语，由荣格最早使用，指的是一群重要的潜意识组合，往往形成强烈而无意识的冲动。每个心理学理论对于情结的定义不同，但都公认情结是探索心理的一种重要方法。人类心理由多种情结构成，如：恋父情结、恋母情结、思乡情结、悲秋情结、远游情结、隐逸情结、完美情结、英雄情结、仇恨情结等。这些情结有些是先天形成的，比如“恋母情结”;有些是与个人特定的经历体验有关，比如“仇恨情结”。其实，无论何种情结，原本皆是自然正常的心理情绪而无可非议，包括仇恨情结。因为仇恨，“普遍存在于人类的遗传基因里，它是比厌恶更高级的情绪，是人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1]88，但“如果过分强烈而走入极端或泛化，则呈现出令人不舒服的面貌”[1]88。
作为一位在20世纪40年代上海走红的重要女性作家，张爱玲小说充满了悲剧色彩，她将小说的重心多投放到文明的缺失与人性的毁灭上，或者说她是从不同寻常的维度和深度揭示人性更隐微的东西。张爱玲塑造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大多数都是病态的，她笔下的人心总是荒凉、冷漠和自私的，在他们热情、恭维的背后多是嫉妒、仇恨与鄙视。也就是说，张爱玲小说有着深深的仇恨情结，可谓“恨”得化不开。那么，张爱玲小说中的仇恨情结表现在什么方面，成因是什么，这种仇恨情结又有什么意义，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作一探讨，以期深入了解张爱玲。
一、张爱玲小说仇恨情结的表现
张爱玲的小说中塑造了许多血肉丰满、栩栩如生的悲剧人物形象，如《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多少恨》中的虞家茵、《茉莉香片》中的聂传庆、《小艾》中的五太太和小艾、《半生缘》中的顾曼桢和顾曼璐等。这些人物，虽然身份不同、性格各异，但都是悲剧命运，心里充满了仇恨，他们对自己所面临的人生处境总是百般苦恼和无奈，内心的愤恨像熊熊大火灼伤他们苦涩的心。
（一）怨恨与嫉恨
在《茉莉香片》里寡言少语的聂传庆，由于从小缺失家庭给予他的温暖与爱护，他从心底仇视粗暴的父亲和慵懒的后母，憎厌家里那个咋咋呼呼的女佣刘妈，在学校里他深恨美丽骄傲的言丹朱给他的温情，他更是将满腔的委屈和怨恨都发泄到她身上，甚至对她萌生了杀意。他讨厌言丹朱毫不避讳地向他诉说心事，残忍地揭开他没有人缘、没有男子气概的不争事实。他嫉妒言丹朱的家庭，嫉妒她的父亲是言子夜。聂传庆在潜意识中固执地认为，是言丹朱夺走了原本属于他的一切，当然也包括他无比欣赏、敬仰的言子夜，这个差点成为自己父亲的优秀男人。在聂传庆身上他的恨意是表露无遗的，小说中多处直白地描写了聂传庆对这个世界的仇恨以及他对言丹朱的斥责，如：“你就看准了我是个烂好人！半夜里，单身和我在山上……换了一个人，你就不那么放心罢？你就看准了我不会吻你、打你、杀你，是不是？是不是？聂传庆——不要紧的！‘不要紧，传庆可以送我回家去！’……你就看准了我！”[2]112这段自说自话无不透露了聂传庆内心的不满和愤懑。自卑自恋的聂传庆，其深切的怨恨心理，严重的人格分裂，无疑源于他自小并长期缺乏母爱、父爱亲情的呵护与滋养。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其人性母性是扭曲、变态的。她任由儿子长白赌钱、捧女戏子，及至他逛起窑子，方手忙脚乱地替他定亲，却又嫌新娘子笨并占有了她的儿子。“这些年来她的生命里只有这一个男人。只有他，她不怕他想她的钱——横竖钱都是他的。可是，因为他是她的儿子，他这一个人还抵不了半个……现在，就连这半个人她也保留不住——他娶了亲。”[2]245这种疯狂变态的占有欲，使得她变着花样挤兑儿媳，留儿子彻夜在她烟铺前为她烧烟，探听儿子的房事并于次日亲家母在场的牌桌上绘声绘色地渲染。儿媳忍气吞声，一病不起。七巧又给长白纳妾，叫他吸大烟上瘾。最终，两个妻妾相继不堪折磨含恨而亡，长白再也不敢娶媳妇了。对于女儿长安，不合时宜地替她裹脚，在学校对她粗鲁地谩骂，践踏她的尊严，导致长安羞愧地退学。长安二十四岁那年生了痢疾，七巧不替她请医服药，只劝她抽鸦片，使原本一个好女孩染上了烟瘾。长安到三十还没有婆家，作为母亲的七巧非但不关心，却道：“自己长得不好，嫁不掉，还怨我做娘的耽搁了她！”[2]249而当长安好不容易遇到愿意娶她的人，七巧又费尽心思去破坏，甚至歇斯底里地叫嚷“你要野男人你尽管去找，只别把他带上门来认我做丈母娘，活活的气死了我！我只图个眼不见，心不烦。能够容我多活两年，便是姑娘的恩典了！”[2]255面对母亲的百般阻拦，长安最终只好无奈地选择分手，重新回到母亲为她编织的牢笼里。如此，曹七巧一手毁掉了自己儿女的幸福。这一切，显然源于她对他人的幸福有种强烈的嫉恨心理，她把生活给予她的痛苦与不幸倾注在她应当疼爱的儿女身上。在她身上，我们看到了人性扭曲、泯灭的可怕面目，她身上承载更多的是金钱的禁锢和儿女的怨恨。
（二）憎恨与愤恨
在《小艾》中，又像弃妇又像寡妇的五太太是个终身都没得到丈夫半点疼爱的可怜人，她的内心被仇恨和凄楚团团包围。面对丈夫的负气出仕，她一恨她的几个大伯，二恨她的娘家以及不替她做主叫她跟着一块去的婆婆，三恨其兄弟们的冷淡态度逼走了自己的丈夫五爷。到后来，她更是憎恨丫鬟小艾打破了她努力营造的“和谐”局面，让她的委曲求全一番苦心都付之东流了。而小说中更为悲惨的还是小艾，在年少时被狠心的父母卖到席家做丫鬟，受尽了五太太和陶妈的打骂，心生恨意，又在自己大好青春之际被人面兽心的五爷给糟践了，还受到三姨太太的迫害让她小产，最后落下病根导致不育，甚至面临生命危险。更令人气愤的是所有人都诋毁她，说她使用媚术勾引五爷，这也招致了五太太的仇视和陶妈等下人的鄙视。小艾的悲惨遭遇使她痛恨席家人，特别是五爷席景藩。文中写道：她“低着眼皮并不去看他，但是心里就像滚水煎熬一样，她真恨极了，恨不得能够立刻吐出一口血来喷到他脸上去”[3]21。足见小艾内心对五爷的刻骨仇恨。可悲可怜的五太太和小艾，其耿耿于怀的憎恨与愤恨心理，显然一个主要源于自身婚姻的不幸，一个主要源于遭人凌辱、青春被毁。 在《半生缘》中的顾曼桢，一个青春美丽的年轻女子，却不曾料到会被自己最信任的姐姐设计陷害，被禽兽不如的祝鸿才强暴，还不幸怀孕了，最后又在姐姐的欺瞒下与恋人沈世钧错失良缘，只留下深深的伤痛和无奈。毋庸置疑，对于祝鸿才，顾曼桢是极其憎恨的，文中写道：“根本一提起鸿才她就是一肚子火，她对他除了仇恨还有一种本能的憎恶”。[4]263而对于姐姐的不齿行为，她在仇恨中更是带着无比痛心。但姐姐顾曼璐也是伤痕累累，她痛恨自己的妹妹，这种恨有时直入骨髓，她觉得曼桢年轻貌美，大有前途，不像她一生都完了，最后落了个声名狼藉，就连昔日爱慕她的豫瑾也转向她的妹妹。她的心被极度刺痛、愤愤不平，她不甘心，在“羡慕嫉妒恨”的心理驱使下最终作出了毁灭妹妹的恶行。亲姐妹俩的顾曼桢和顾曼璐，其无以言说、难以名状的憎恨与愤恨心理，一个源于爱情的毁灭、身心的创伤，一个源于自私自利的欲念。
由上可见，张爱玲笔下的悲剧人物，大多因亲情爱情的缺失、家庭婚姻的不幸，而导致产生了或怨恨或嫉恨或痛恨或憎恨或愤恨等种种仇恨心理，他们或嫉恨他人幸福，或憎恨世界不公，亦或疾恶如仇，在仇视与愤恨的情绪、情感中纠结了一生、凄凉了一生、悲惨了一生。
二、张爱玲小说仇恨情结的成因
（一）时代原因——男权压制与物欲横流
张爱玲生活的年代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其时包办婚姻和宗法制度依旧盛行，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仍然在男权主义的压制下，她们，包括那些受过洋教育的所谓“新女性”，实际上或者从本质上来说还是旧女子，她们多被囚禁在包办婚姻的牢笼里，受尽其毒害。像《金锁记》中的曹七巧便是包办婚姻和封建宗法制度的牺牲品。《小艾》中的五太太也是深受旧式婚姻给其害，过着又像弃妇又像寡妇的无性无爱的生活;而小艾则被依附于女人养活的五爷席景藩给活活糟蹋了，葬送了幸福。还有《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烟鹂，面对丈夫振保的公然出轨及无情冷落都无法反抗，只能默默承受，还要因为自己的不得宠遭受下人的嘲笑。这些女性在男权主义压制下和自身情欲压抑中，逐渐对生活、身边人产生仇恨，悲叹自己不幸的命运，却又无力逃脱，于是这种仇恨日益加深。
同时，张爱玲生活在那个物欲横流、动乱不安的时代，文明的缺失、人性的劣根性和阴暗面得到更多的展现。纵观张爱玲小说，不难发现，张爱玲小说始终围绕着人性展开，通过人物形象塑造和故事情节发展等多方面向我们展现了人的精神的堕落与不良以及人性的脆弱和悲哀。张爱玲刻画的人物大多比较自私，他们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企图用逃避、妥协、自傲姿态及自欺欺人来装饰自己，获取自我利益，却不想复杂的争斗让人心里产生仇恨，失去自我，最终走向悲剧。如《半生缘》中顾曼璐为了家人牺牲自我，渴望家人过上好日子，可是越到后来越本末倒置，为了一己私欲牺牲家人成全自己，对妹妹顾曼桢产生仇恨和报复，最终也只落了个凄凉的结局。《创世纪》中匡仰彝是个好吃懒做无所作为的纨绔子弟，还大言不惭地说真到自家穷困潦倒之时，就让他的两个大点的女儿去做舞女，这等无耻的话竟从一个父亲的嘴里说出，岂非禽兽不如。对于这些人而言，似乎只有获取金钱、物质享受才是最重要的，其他在他们眼里都是一文不值。如论者所言：热闹、拥挤，然而陌生，隔阂，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充塞着幻觉、烟幕。这个世上“好人”很多，但“真人”很少。“好人”的“好”是社会赋予的，是一种客套或习惯。人们相互亲热、敷衍，仿佛人情味十足，但内心的想法可能完全是另一回事，仇恨、嫉妒、鄙视、猜忌，掩饰在冠冕的言辞之下。（1）这也就是所谓的表里不一，虚伪做作。所以张爱玲的小说中总是充斥着仇恨的烟火味，这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
（二）自身原因——童年经历与婚恋波折
张爱玲童年时代的经历对她的世界观、人生观产生了重大影响。张爱玲童年时父母离异，从小缺少父母的关爱。父亲对于她除了少有的温情，更多的是毒打、辱骂、恐吓甚至是囚禁。对此，张爱玲的内心是满腔的仇恨。她在《私语》中对父亲的恶行进行了强烈的控诉。她还将对父亲的这份仇恨和鄙视倾注到了她的小说中，她丑化父亲的形象，并加以恣意的嘲讽。如《多少恨》中的虞老先生，吃喝嫖赌，抛家弃子，不仅没有给予女儿半点父爱，还将女儿的爱情作为他赚取金钱的筹码，卑劣地逼迫女儿做人家的姨太太来换取他的锦衣玉食、荣华富贵。但张爱玲的仇恨不仅仅是对父亲，对于狠毒的后母以及离开自己的亲生母亲更有着不同程度的仇恨。后母经常在父亲面前挑唆，还公然打骂她。而亲生母亲只顾自己的追求与快乐，她被父亲毒打、监禁和疾病缠身时，母亲都不在身旁，这也渐渐养成了张爱玲孤独、敏感、仇恨的心理，她对于母亲的怨恨也是无声地表露在自己的小说中。《半生缘》里，顾曼桢被姐姐设计陷害遭强暴，母亲知道后居然帮着姐姐要求她嫁给祝鸿才，最后自己被监禁起来，母亲也没有营救，那种撕心裂肺的痛苦母亲都没有感受到，就像当年张爱玲自己被父亲关起来一样，有着比死亡更可怕的绝望。
再者，张爱玲个人的婚恋生活也是波折不断，爱恨交织。她有过两段婚恋经历。一段是与风流汉奸胡兰成，一段是与美国作家赖雅。从这两段婚恋经历，可以看出在张爱玲的感情世界里对于金钱、地位、年龄都是不在意的，她看重的是彼此心灵上的契合。然而张爱玲的命运是悲苦的。在第一段感情中她遭遇了公然的背叛与欺骗，在第二段感情中她又饱受了生活的艱辛与烦恼。作为一代才女，她把自己情感上的不幸也投射到了小说中。张爱玲笔下的婚姻爱情多为不幸的，没有多少纯粹的爱情，往往被金钱地位、世俗观念、人的情欲等丑化，出现了太多痴女怨女。像《怨女》中银娣嫁给了一个“前鸡胸后驼背，张着嘴，像有气喘病”[3]116的瞎子，受尽了嫂嫂的嘲笑，无性无爱的生活让银娣心里充满了仇恨。即使难得在其小说中看到了真爱，但也是好景不长。像《半生缘》里的沈世钧和顾曼桢，虽然两人真心相爱，但其爱情道路上却存在太多的障碍，如姐姐的设计陷害，姐夫的无耻强暴，还有软弱自私的母亲见死不救，以及沈世钧面对家族压力而与翠芝结婚等等，最终两人只能分道扬镳。 总之，张爱玲小说中的哀怨情仇故事显然一方面与其父母婚姻破裂有关，一方面也与其自身的婚恋波折有关。
三、张爱玲小说仇恨情结的意义
（一）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批判
其一，张爱玲小说中的仇恨大多产生在封建制度下包办的无性无爱的婚姻生活中，在小说中人物之间充斥着仇恨的硝烟，而仇恨演绎越深，越能够达到抨击封建婚姻制度的效果。《多少恨》中的夏宗豫和他的太太就是旧式婚姻制度下的牺牲品。他们两人之间没有一点情爱，彼此都在这段无爱的婚姻中饱受折磨。夏宗豫和虞家茵两人更是因为这段旧式婚姻，最终失去了彼此，错失了真爱。而夏太太的生活更是苦不堪言，一方面她得不到丈夫的疼爱，享受不了作为妻子的快乐;另一方面为了保全自己的家庭地位还要卑躬屈膝地去求家茵，央求家茵帮她劝说宗豫，只要宗豫和她不离婚，她就保证别的事情什么都不管。也就是说作为明媒正娶的太太放任自己的丈夫“左拥右报”“三美四美”，而自己只要好好地保护这段婚姻的躯壳就行了。这就是旧式婚姻给女人带来的伤痛，女人根本无法从无性无爱的婚姻中解脱出来，否则，毫无疑问将会面对社会的嘲讽和唾弃，这简直比扼杀那些悲苦女人的性命还残酷。因此她们只能在漫长的孤独寂寞中煎熬着，慢慢对婚姻生活产生仇恨，抱怨生活的不公。
其二，张爱玲小说中塑造了形形色色卑劣丑恶的男性形象，恣意展现男性的人性恶质与人格缺陷，这有利于破除对传统父权的迷信，解构宗法社会中男权文化对传统男性的美好建构，颠覆男性霸权思想。例如《多少恨》中虞家茵的父亲简直就是一个泼皮无赖，年轻时抛家弃女，年老了却想靠着女儿过安逸享乐的生活。虞老头仗着夏宗豫对家茵的喜爱，不仅厚着脸皮跟夏宗豫要了一份好工作，还数次直接向宗豫开口要钱去享乐，更是恬不知耻地挪用公款并毫无悔意。最可恨的是为了自己能够享受舒适快乐的晚年生活，还想方设法地劝说家茵去给宗豫做二房，让自己女儿去做介入别人婚姻的坏女人。这样的父亲势必会成为女儿婚姻爱情生活上的最大障碍，最终因为自己的一己私利而毁了女儿的终身幸福。还有《心经》中的许峰仪，他对女儿许小寒有着超乎父爱以外的感情，在许峰仪的潜意识里他更多地是将小寒当做女人来看待，对她有着浓厚的情欲，当他的手放在小寒的胳膊上“小寒——那可爱的大孩子，有着丰泽的，象牙黄的肉体的大孩子……峰仪猛力掣回他的手，仿佛给烫火了一下，脸色都变了，掉过身去，不看她”[2]132。这段描述无疑证实了峰仪对女儿小寒有着男女之间的情欲。作为一个正常的男性、正常的父亲，怎么能对自己的女儿产生情欲甚至非分之想？可就是这位仪表堂堂、在外界看来事业有成的成功男士竟与女儿产生不伦之恋。其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实为世人所不齿、唾弃。
（二）对女性心理的多维揭示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女性大多从本质上来讲是软弱的，面对困境也总是采取了妥协。即便像《金锁记》中的曹七巧，看似泼辣强悍霸道，实际上还是软弱无力可悲可叹的，她向兄长的安排妥协，向无爱的婚姻妥协，向诱人的金钱妥协。然而随着这一次次的妥协，曹七巧的心理也产生了扭曲变形。她不但防范任何人，她更仇恨任何人的幸福，为此，甚至不惜亲手毁掉儿女的人生与幸福，最后自己也落了个人人憎恨的凄凉结局。她清楚身边的人恨毒了她，但她无法控制自己，只能任疯狂推着她“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2]259。张爱玲通过对七巧扭曲心灵的发掘，“表现出人性中最深刻的层面。”[5]通过曹七巧，张爱玲将自己对人性与人生的理解推向了极致，也赋予作品一种“苍凉”的审美品格和审美特色。而“苍凉”则可谓张爱玲本人所倾心并自觉的审美追求。她在《自己的文章》里说：“我不喜欢壮烈。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壮烈只有力，没有美，似乎缺少人性。”[6]92“所以我的小说里，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他们没有悲壮，只有苍凉。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6]92
如上文所述，除了曹七巧，张爱玲小说中塑造了很多可怜可悲又可恨的“不彻底的”女性形象，如白流苏、孟烟鹂、顾曼桢、顾曼璐、柴银娣等。除了男权制度、传统文化及习俗对其摧残等社会因素外，这些女性自身往往普遍存在着心理病弱的严重缺陷，从而影响了她们的人生轨迹，酿成了她们的人生悲剧。更可悲的是，她们还不自知，不自审，只是一味地怨，盲目地恨。对此，张爱玲从女性本体出发，“以犀利的眼光进行深层透视”[7]63，并以犀利的笔触冷静理性地揭示、剖析。纵观中国现当代作家，虽然“她没有像当时的大多数作家一样在作品中表达忧国忧民的焦虑”[8]146，也没有在小说中关照抒写“阶级仇民族恨”，“她只是静静地观看着这个世界的世俗人性。她通过自己的方式来还原人们的真实状态”[8]146，揭示她们的爱恨情仇及心理屏障。而这，恰是“其他任何一个作家都难以企及的”[7]63。因此，这是张爱玲独特魅力与独特价值之所在，也是张爱玲对中国女性文学的一个独特贡献，并对后来的女性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
小 结
张爱玲小说中弥漫着挥之不去的浓厚仇恨气息，这与她所处的时代和自身童年经历及婚恋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种仇恨情结突出地表现在她笔下的悲剧人物有着或怨恨或嫉恨或痛恨或憎恨或愤恨等种种强烈的仇恨心理。张爱玲塑造了无数个悲恨交加的虐恋角色，各自演绎着人生的悲剧，虽然偏激，却异常深刻。她敢于正视、揭露人性的弱点，敢于批判婚姻家庭中的诟病，敢于审视女性内心深处的问题，她不给自己的人物安排理想化的命运，不给冷酷人生以任何温情的遁辞。而这些无疑会深深触发当代人对爱情婚姻、人性人生、文化历史的思考，尤其是启示女性一定要自尊自爱、自立自强，唯其如此，生命才有价值，生活才有意义。
注释：
（1）参见： https：//book.douban.com/annotation/14367927/。
参考文献：
[1]周红.浅析中国人的仇恨心理[J].济宁学院学报，2013，（5）.
[2]张爱玲.倾城之恋[M]//止庵，主编.张爱玲全集（01）.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
[3]张爱玲.怨女[M]//止庵，主編.张爱玲全集（03）.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
[4]张爱玲.半生缘[M]//止庵，主编.张爱玲全集（04）.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
[5]胡丹.爱情的不同演绎——庐隐与张爱玲小说中女性形象比较[J].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6，（7）.
[6]张爱玲.流言[M]//止庵，主编.张爱玲全集（06）.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
[7]翟瑞青.童年经验与张爱玲的文学创作[J].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
[8]胡春芳.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J].名作欣赏，2017，（5）.
（责任编辑 黄胜江）
关键词：张爱玲;小说;仇恨情结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9）04-0169-005
情结（complex）是一个心理学术语，由荣格最早使用，指的是一群重要的潜意识组合，往往形成强烈而无意识的冲动。每个心理学理论对于情结的定义不同，但都公认情结是探索心理的一种重要方法。人类心理由多种情结构成，如：恋父情结、恋母情结、思乡情结、悲秋情结、远游情结、隐逸情结、完美情结、英雄情结、仇恨情结等。这些情结有些是先天形成的，比如“恋母情结”;有些是与个人特定的经历体验有关，比如“仇恨情结”。其实，无论何种情结，原本皆是自然正常的心理情绪而无可非议，包括仇恨情结。因为仇恨，“普遍存在于人类的遗传基因里，它是比厌恶更高级的情绪，是人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1]88，但“如果过分强烈而走入极端或泛化，则呈现出令人不舒服的面貌”[1]88。
作为一位在20世纪40年代上海走红的重要女性作家，张爱玲小说充满了悲剧色彩，她将小说的重心多投放到文明的缺失与人性的毁灭上，或者说她是从不同寻常的维度和深度揭示人性更隐微的东西。张爱玲塑造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大多数都是病态的，她笔下的人心总是荒凉、冷漠和自私的，在他们热情、恭维的背后多是嫉妒、仇恨与鄙视。也就是说，张爱玲小说有着深深的仇恨情结，可谓“恨”得化不开。那么，张爱玲小说中的仇恨情结表现在什么方面，成因是什么，这种仇恨情结又有什么意义，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作一探讨，以期深入了解张爱玲。
一、张爱玲小说仇恨情结的表现
张爱玲的小说中塑造了许多血肉丰满、栩栩如生的悲剧人物形象，如《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多少恨》中的虞家茵、《茉莉香片》中的聂传庆、《小艾》中的五太太和小艾、《半生缘》中的顾曼桢和顾曼璐等。这些人物，虽然身份不同、性格各异，但都是悲剧命运，心里充满了仇恨，他们对自己所面临的人生处境总是百般苦恼和无奈，内心的愤恨像熊熊大火灼伤他们苦涩的心。
（一）怨恨与嫉恨
在《茉莉香片》里寡言少语的聂传庆，由于从小缺失家庭给予他的温暖与爱护，他从心底仇视粗暴的父亲和慵懒的后母，憎厌家里那个咋咋呼呼的女佣刘妈，在学校里他深恨美丽骄傲的言丹朱给他的温情，他更是将满腔的委屈和怨恨都发泄到她身上，甚至对她萌生了杀意。他讨厌言丹朱毫不避讳地向他诉说心事，残忍地揭开他没有人缘、没有男子气概的不争事实。他嫉妒言丹朱的家庭，嫉妒她的父亲是言子夜。聂传庆在潜意识中固执地认为，是言丹朱夺走了原本属于他的一切，当然也包括他无比欣赏、敬仰的言子夜，这个差点成为自己父亲的优秀男人。在聂传庆身上他的恨意是表露无遗的，小说中多处直白地描写了聂传庆对这个世界的仇恨以及他对言丹朱的斥责，如：“你就看准了我是个烂好人！半夜里，单身和我在山上……换了一个人，你就不那么放心罢？你就看准了我不会吻你、打你、杀你，是不是？是不是？聂传庆——不要紧的！‘不要紧，传庆可以送我回家去！’……你就看准了我！”[2]112这段自说自话无不透露了聂传庆内心的不满和愤懑。自卑自恋的聂传庆，其深切的怨恨心理，严重的人格分裂，无疑源于他自小并长期缺乏母爱、父爱亲情的呵护与滋养。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其人性母性是扭曲、变态的。她任由儿子长白赌钱、捧女戏子，及至他逛起窑子，方手忙脚乱地替他定亲，却又嫌新娘子笨并占有了她的儿子。“这些年来她的生命里只有这一个男人。只有他，她不怕他想她的钱——横竖钱都是他的。可是，因为他是她的儿子，他这一个人还抵不了半个……现在，就连这半个人她也保留不住——他娶了亲。”[2]245这种疯狂变态的占有欲，使得她变着花样挤兑儿媳，留儿子彻夜在她烟铺前为她烧烟，探听儿子的房事并于次日亲家母在场的牌桌上绘声绘色地渲染。儿媳忍气吞声，一病不起。七巧又给长白纳妾，叫他吸大烟上瘾。最终，两个妻妾相继不堪折磨含恨而亡，长白再也不敢娶媳妇了。对于女儿长安，不合时宜地替她裹脚，在学校对她粗鲁地谩骂，践踏她的尊严，导致长安羞愧地退学。长安二十四岁那年生了痢疾，七巧不替她请医服药，只劝她抽鸦片，使原本一个好女孩染上了烟瘾。长安到三十还没有婆家，作为母亲的七巧非但不关心，却道：“自己长得不好，嫁不掉，还怨我做娘的耽搁了她！”[2]249而当长安好不容易遇到愿意娶她的人，七巧又费尽心思去破坏，甚至歇斯底里地叫嚷“你要野男人你尽管去找，只别把他带上门来认我做丈母娘，活活的气死了我！我只图个眼不见，心不烦。能够容我多活两年，便是姑娘的恩典了！”[2]255面对母亲的百般阻拦，长安最终只好无奈地选择分手，重新回到母亲为她编织的牢笼里。如此，曹七巧一手毁掉了自己儿女的幸福。这一切，显然源于她对他人的幸福有种强烈的嫉恨心理，她把生活给予她的痛苦与不幸倾注在她应当疼爱的儿女身上。在她身上，我们看到了人性扭曲、泯灭的可怕面目，她身上承载更多的是金钱的禁锢和儿女的怨恨。
（二）憎恨与愤恨
在《小艾》中，又像弃妇又像寡妇的五太太是个终身都没得到丈夫半点疼爱的可怜人，她的内心被仇恨和凄楚团团包围。面对丈夫的负气出仕，她一恨她的几个大伯，二恨她的娘家以及不替她做主叫她跟着一块去的婆婆，三恨其兄弟们的冷淡态度逼走了自己的丈夫五爷。到后来，她更是憎恨丫鬟小艾打破了她努力营造的“和谐”局面，让她的委曲求全一番苦心都付之东流了。而小说中更为悲惨的还是小艾，在年少时被狠心的父母卖到席家做丫鬟，受尽了五太太和陶妈的打骂，心生恨意，又在自己大好青春之际被人面兽心的五爷给糟践了，还受到三姨太太的迫害让她小产，最后落下病根导致不育，甚至面临生命危险。更令人气愤的是所有人都诋毁她，说她使用媚术勾引五爷，这也招致了五太太的仇视和陶妈等下人的鄙视。小艾的悲惨遭遇使她痛恨席家人，特别是五爷席景藩。文中写道：她“低着眼皮并不去看他，但是心里就像滚水煎熬一样，她真恨极了，恨不得能够立刻吐出一口血来喷到他脸上去”[3]21。足见小艾内心对五爷的刻骨仇恨。可悲可怜的五太太和小艾，其耿耿于怀的憎恨与愤恨心理，显然一个主要源于自身婚姻的不幸，一个主要源于遭人凌辱、青春被毁。 在《半生缘》中的顾曼桢，一个青春美丽的年轻女子，却不曾料到会被自己最信任的姐姐设计陷害，被禽兽不如的祝鸿才强暴，还不幸怀孕了，最后又在姐姐的欺瞒下与恋人沈世钧错失良缘，只留下深深的伤痛和无奈。毋庸置疑，对于祝鸿才，顾曼桢是极其憎恨的，文中写道：“根本一提起鸿才她就是一肚子火，她对他除了仇恨还有一种本能的憎恶”。[4]263而对于姐姐的不齿行为，她在仇恨中更是带着无比痛心。但姐姐顾曼璐也是伤痕累累，她痛恨自己的妹妹，这种恨有时直入骨髓，她觉得曼桢年轻貌美，大有前途，不像她一生都完了，最后落了个声名狼藉，就连昔日爱慕她的豫瑾也转向她的妹妹。她的心被极度刺痛、愤愤不平，她不甘心，在“羡慕嫉妒恨”的心理驱使下最终作出了毁灭妹妹的恶行。亲姐妹俩的顾曼桢和顾曼璐，其无以言说、难以名状的憎恨与愤恨心理，一个源于爱情的毁灭、身心的创伤，一个源于自私自利的欲念。
由上可见，张爱玲笔下的悲剧人物，大多因亲情爱情的缺失、家庭婚姻的不幸，而导致产生了或怨恨或嫉恨或痛恨或憎恨或愤恨等种种仇恨心理，他们或嫉恨他人幸福，或憎恨世界不公，亦或疾恶如仇，在仇视与愤恨的情绪、情感中纠结了一生、凄凉了一生、悲惨了一生。
二、张爱玲小说仇恨情结的成因
（一）时代原因——男权压制与物欲横流
张爱玲生活的年代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其时包办婚姻和宗法制度依旧盛行，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仍然在男权主义的压制下，她们，包括那些受过洋教育的所谓“新女性”，实际上或者从本质上来说还是旧女子，她们多被囚禁在包办婚姻的牢笼里，受尽其毒害。像《金锁记》中的曹七巧便是包办婚姻和封建宗法制度的牺牲品。《小艾》中的五太太也是深受旧式婚姻给其害，过着又像弃妇又像寡妇的无性无爱的生活;而小艾则被依附于女人养活的五爷席景藩给活活糟蹋了，葬送了幸福。还有《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烟鹂，面对丈夫振保的公然出轨及无情冷落都无法反抗，只能默默承受，还要因为自己的不得宠遭受下人的嘲笑。这些女性在男权主义压制下和自身情欲压抑中，逐渐对生活、身边人产生仇恨，悲叹自己不幸的命运，却又无力逃脱，于是这种仇恨日益加深。
同时，张爱玲生活在那个物欲横流、动乱不安的时代，文明的缺失、人性的劣根性和阴暗面得到更多的展现。纵观张爱玲小说，不难发现，张爱玲小说始终围绕着人性展开，通过人物形象塑造和故事情节发展等多方面向我们展现了人的精神的堕落与不良以及人性的脆弱和悲哀。张爱玲刻画的人物大多比较自私，他们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企图用逃避、妥协、自傲姿态及自欺欺人来装饰自己，获取自我利益，却不想复杂的争斗让人心里产生仇恨，失去自我，最终走向悲剧。如《半生缘》中顾曼璐为了家人牺牲自我，渴望家人过上好日子，可是越到后来越本末倒置，为了一己私欲牺牲家人成全自己，对妹妹顾曼桢产生仇恨和报复，最终也只落了个凄凉的结局。《创世纪》中匡仰彝是个好吃懒做无所作为的纨绔子弟，还大言不惭地说真到自家穷困潦倒之时，就让他的两个大点的女儿去做舞女，这等无耻的话竟从一个父亲的嘴里说出，岂非禽兽不如。对于这些人而言，似乎只有获取金钱、物质享受才是最重要的，其他在他们眼里都是一文不值。如论者所言：热闹、拥挤，然而陌生，隔阂，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充塞着幻觉、烟幕。这个世上“好人”很多，但“真人”很少。“好人”的“好”是社会赋予的，是一种客套或习惯。人们相互亲热、敷衍，仿佛人情味十足，但内心的想法可能完全是另一回事，仇恨、嫉妒、鄙视、猜忌，掩饰在冠冕的言辞之下。（1）这也就是所谓的表里不一，虚伪做作。所以张爱玲的小说中总是充斥着仇恨的烟火味，这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
（二）自身原因——童年经历与婚恋波折
张爱玲童年时代的经历对她的世界观、人生观产生了重大影响。张爱玲童年时父母离异，从小缺少父母的关爱。父亲对于她除了少有的温情，更多的是毒打、辱骂、恐吓甚至是囚禁。对此，张爱玲的内心是满腔的仇恨。她在《私语》中对父亲的恶行进行了强烈的控诉。她还将对父亲的这份仇恨和鄙视倾注到了她的小说中，她丑化父亲的形象，并加以恣意的嘲讽。如《多少恨》中的虞老先生，吃喝嫖赌，抛家弃子，不仅没有给予女儿半点父爱，还将女儿的爱情作为他赚取金钱的筹码，卑劣地逼迫女儿做人家的姨太太来换取他的锦衣玉食、荣华富贵。但张爱玲的仇恨不仅仅是对父亲，对于狠毒的后母以及离开自己的亲生母亲更有着不同程度的仇恨。后母经常在父亲面前挑唆，还公然打骂她。而亲生母亲只顾自己的追求与快乐，她被父亲毒打、监禁和疾病缠身时，母亲都不在身旁，这也渐渐养成了张爱玲孤独、敏感、仇恨的心理，她对于母亲的怨恨也是无声地表露在自己的小说中。《半生缘》里，顾曼桢被姐姐设计陷害遭强暴，母亲知道后居然帮着姐姐要求她嫁给祝鸿才，最后自己被监禁起来，母亲也没有营救，那种撕心裂肺的痛苦母亲都没有感受到，就像当年张爱玲自己被父亲关起来一样，有着比死亡更可怕的绝望。
再者，张爱玲个人的婚恋生活也是波折不断，爱恨交织。她有过两段婚恋经历。一段是与风流汉奸胡兰成，一段是与美国作家赖雅。从这两段婚恋经历，可以看出在张爱玲的感情世界里对于金钱、地位、年龄都是不在意的，她看重的是彼此心灵上的契合。然而张爱玲的命运是悲苦的。在第一段感情中她遭遇了公然的背叛与欺骗，在第二段感情中她又饱受了生活的艱辛与烦恼。作为一代才女，她把自己情感上的不幸也投射到了小说中。张爱玲笔下的婚姻爱情多为不幸的，没有多少纯粹的爱情，往往被金钱地位、世俗观念、人的情欲等丑化，出现了太多痴女怨女。像《怨女》中银娣嫁给了一个“前鸡胸后驼背，张着嘴，像有气喘病”[3]116的瞎子，受尽了嫂嫂的嘲笑，无性无爱的生活让银娣心里充满了仇恨。即使难得在其小说中看到了真爱，但也是好景不长。像《半生缘》里的沈世钧和顾曼桢，虽然两人真心相爱，但其爱情道路上却存在太多的障碍，如姐姐的设计陷害，姐夫的无耻强暴，还有软弱自私的母亲见死不救，以及沈世钧面对家族压力而与翠芝结婚等等，最终两人只能分道扬镳。 总之，张爱玲小说中的哀怨情仇故事显然一方面与其父母婚姻破裂有关，一方面也与其自身的婚恋波折有关。
三、张爱玲小说仇恨情结的意义
（一）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批判
其一，张爱玲小说中的仇恨大多产生在封建制度下包办的无性无爱的婚姻生活中，在小说中人物之间充斥着仇恨的硝烟，而仇恨演绎越深，越能够达到抨击封建婚姻制度的效果。《多少恨》中的夏宗豫和他的太太就是旧式婚姻制度下的牺牲品。他们两人之间没有一点情爱，彼此都在这段无爱的婚姻中饱受折磨。夏宗豫和虞家茵两人更是因为这段旧式婚姻，最终失去了彼此，错失了真爱。而夏太太的生活更是苦不堪言，一方面她得不到丈夫的疼爱，享受不了作为妻子的快乐;另一方面为了保全自己的家庭地位还要卑躬屈膝地去求家茵，央求家茵帮她劝说宗豫，只要宗豫和她不离婚，她就保证别的事情什么都不管。也就是说作为明媒正娶的太太放任自己的丈夫“左拥右报”“三美四美”，而自己只要好好地保护这段婚姻的躯壳就行了。这就是旧式婚姻给女人带来的伤痛，女人根本无法从无性无爱的婚姻中解脱出来，否则，毫无疑问将会面对社会的嘲讽和唾弃，这简直比扼杀那些悲苦女人的性命还残酷。因此她们只能在漫长的孤独寂寞中煎熬着，慢慢对婚姻生活产生仇恨，抱怨生活的不公。
其二，张爱玲小说中塑造了形形色色卑劣丑恶的男性形象，恣意展现男性的人性恶质与人格缺陷，这有利于破除对传统父权的迷信，解构宗法社会中男权文化对传统男性的美好建构，颠覆男性霸权思想。例如《多少恨》中虞家茵的父亲简直就是一个泼皮无赖，年轻时抛家弃女，年老了却想靠着女儿过安逸享乐的生活。虞老头仗着夏宗豫对家茵的喜爱，不仅厚着脸皮跟夏宗豫要了一份好工作，还数次直接向宗豫开口要钱去享乐，更是恬不知耻地挪用公款并毫无悔意。最可恨的是为了自己能够享受舒适快乐的晚年生活，还想方设法地劝说家茵去给宗豫做二房，让自己女儿去做介入别人婚姻的坏女人。这样的父亲势必会成为女儿婚姻爱情生活上的最大障碍，最终因为自己的一己私利而毁了女儿的终身幸福。还有《心经》中的许峰仪，他对女儿许小寒有着超乎父爱以外的感情，在许峰仪的潜意识里他更多地是将小寒当做女人来看待，对她有着浓厚的情欲，当他的手放在小寒的胳膊上“小寒——那可爱的大孩子，有着丰泽的，象牙黄的肉体的大孩子……峰仪猛力掣回他的手，仿佛给烫火了一下，脸色都变了，掉过身去，不看她”[2]132。这段描述无疑证实了峰仪对女儿小寒有着男女之间的情欲。作为一个正常的男性、正常的父亲，怎么能对自己的女儿产生情欲甚至非分之想？可就是这位仪表堂堂、在外界看来事业有成的成功男士竟与女儿产生不伦之恋。其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实为世人所不齿、唾弃。
（二）对女性心理的多维揭示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女性大多从本质上来讲是软弱的，面对困境也总是采取了妥协。即便像《金锁记》中的曹七巧，看似泼辣强悍霸道，实际上还是软弱无力可悲可叹的，她向兄长的安排妥协，向无爱的婚姻妥协，向诱人的金钱妥协。然而随着这一次次的妥协，曹七巧的心理也产生了扭曲变形。她不但防范任何人，她更仇恨任何人的幸福，为此，甚至不惜亲手毁掉儿女的人生与幸福，最后自己也落了个人人憎恨的凄凉结局。她清楚身边的人恨毒了她，但她无法控制自己，只能任疯狂推着她“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2]259。张爱玲通过对七巧扭曲心灵的发掘，“表现出人性中最深刻的层面。”[5]通过曹七巧，张爱玲将自己对人性与人生的理解推向了极致，也赋予作品一种“苍凉”的审美品格和审美特色。而“苍凉”则可谓张爱玲本人所倾心并自觉的审美追求。她在《自己的文章》里说：“我不喜欢壮烈。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壮烈只有力，没有美，似乎缺少人性。”[6]92“所以我的小说里，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他们没有悲壮，只有苍凉。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6]92
如上文所述，除了曹七巧，张爱玲小说中塑造了很多可怜可悲又可恨的“不彻底的”女性形象，如白流苏、孟烟鹂、顾曼桢、顾曼璐、柴银娣等。除了男权制度、传统文化及习俗对其摧残等社会因素外，这些女性自身往往普遍存在着心理病弱的严重缺陷，从而影响了她们的人生轨迹，酿成了她们的人生悲剧。更可悲的是，她们还不自知，不自审，只是一味地怨，盲目地恨。对此，张爱玲从女性本体出发，“以犀利的眼光进行深层透视”[7]63，并以犀利的笔触冷静理性地揭示、剖析。纵观中国现当代作家，虽然“她没有像当时的大多数作家一样在作品中表达忧国忧民的焦虑”[8]146，也没有在小说中关照抒写“阶级仇民族恨”，“她只是静静地观看着这个世界的世俗人性。她通过自己的方式来还原人们的真实状态”[8]146，揭示她们的爱恨情仇及心理屏障。而这，恰是“其他任何一个作家都难以企及的”[7]63。因此，这是张爱玲独特魅力与独特价值之所在，也是张爱玲对中国女性文学的一个独特贡献，并对后来的女性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
小 结
张爱玲小说中弥漫着挥之不去的浓厚仇恨气息，这与她所处的时代和自身童年经历及婚恋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种仇恨情结突出地表现在她笔下的悲剧人物有着或怨恨或嫉恨或痛恨或憎恨或愤恨等种种强烈的仇恨心理。张爱玲塑造了无数个悲恨交加的虐恋角色，各自演绎着人生的悲剧，虽然偏激，却异常深刻。她敢于正视、揭露人性的弱点，敢于批判婚姻家庭中的诟病，敢于审视女性内心深处的问题，她不给自己的人物安排理想化的命运，不给冷酷人生以任何温情的遁辞。而这些无疑会深深触发当代人对爱情婚姻、人性人生、文化历史的思考，尤其是启示女性一定要自尊自爱、自立自强，唯其如此，生命才有价值，生活才有意义。
注释：
（1）参见： https：//book.douban.com/annotation/14367927/。
参考文献：
[1]周红.浅析中国人的仇恨心理[J].济宁学院学报，2013，（5）.
[2]张爱玲.倾城之恋[M]//止庵，主编.张爱玲全集（01）.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
[3]张爱玲.怨女[M]//止庵，主編.张爱玲全集（03）.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
[4]张爱玲.半生缘[M]//止庵，主编.张爱玲全集（04）.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
[5]胡丹.爱情的不同演绎——庐隐与张爱玲小说中女性形象比较[J].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6，（7）.
[6]张爱玲.流言[M]//止庵，主编.张爱玲全集（06）.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
[7]翟瑞青.童年经验与张爱玲的文学创作[J].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
[8]胡春芳.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J].名作欣赏，2017，（5）.
（责任编辑 黄胜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