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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目张胆以权谋钱或以钱谋权等腐败行为在中央政府的严刑峻法打压下已成为过街老鼠。但另一种腐败，即通过手中所握有的对资源进行配置的权力来这掌权者谋取政绩或仕途上的最大利益的腐败行为，在不少地方却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以南方一座沿海城市为例。曾经有无数的专家学者在论证这座城市的发展时认为“其区位在中国尤其是大西南的发展格局中具有不可替代性”，而各方人士在参观考察这座城市之后，都由衷发出过“走遍了中国的沿海城市，还从来没有见到过资源条件这么好的地方”之类的感慨。
在十多年以前，人们总是以外部条件不具备、铁路不通、没有高速公路之类的理由来为其经济发展的缓慢进行辩护。但是，到了今天，这里的铁路有了，高速公路有了，空港和海港有了，海陆空的立体交通网络和现代化滨海城市的框架也有了，其他外部的发展环境也前所未有地好了，而这里的发展却明显地滞后了。
从官方所提供的数据看，在整个“九五”期间，这里的年均增长幅度大大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不仅如此，就是在这块“具有不可替代性”和“资源条件这么好”的地方，在经历了整整十多年的发展之后，到了今天，其经济状况仿佛又回到了原来的起点。据说，当地政府所欠的外债已达20多亿，财政已非常窘困。由于再也无法举债，有可能明年就再也发不出工资了……
回顾近年来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除了其本身所无法克服的客观因素外，资源配置的不合理，或者说没有把重心向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方向倾斜，应该是导致其发展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经济学的一个最基本的概念是：资源，包括我们平常所说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等，都是十分稀缺的，必须依照经济和社会的效率最大化这一原则，对这些稀缺的资源进行合理的配置。否则，不仅是对资源的浪费，还会因为违背经济规律而付出沉重的历史性的代价。最近几年，在该市地方媒体所报道的大大小小的会议中，研究经济发展问题的会议只上了很少的比例，与其他的工作相比，发展经济这一主题所占的比例甚少，与投入到其他领域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作一对比，在对这些稀缺的资源进行配置的时候，过多地向非经济发展的项目上作了倾斜。
当这里的建设因为资金的紧缺而受到阻碍的时候，当农民手上还握有大量的白条而政府因为资金的紧缺而无法兑现的时候，当社会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需要由于资金不足已经被延误的时候，市政当局却可以从财政中拿出100多万元的资金，用来开展一次声势浩大的、据说由此可“唱出正气、唱出一片反腐新天地”的歌咏比赛……
社会资源是一个常量。当把绝大部分的资源都投入到非经济的工作中以后，还有多少资源可以配置在经济领域里？
之所以如此，是他们在进行资源配置的时候，所依据的原则不是经济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而是政绩效益的最大化。这实际上就是用整个社会中无比稀缺的资源来购买某一利益集团或某几个人的政治上或仕途上的前途，而完全没有考虑到由此而产生的巨大的社会资源的虚耗以及由此付出的巨大的机会成本，其直接后果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滞后，而长期的恶果，是让整个社会来承担由于丧失了历史性机遇而继续贫穷和落后的历史性的代价。
从根本上说，这种以某一利益集团或某几个人的“政绩”的效益最大化为最高原则的资源配置方式，本身就是对社会资源的掠夺和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和发展权利的掠夺。
这实在是一种比明目张胆以权谋钱或以钱谋权等直接腐败危害性还要严重的腐败现象。而这种腐败现象的产生，其根源就在于现行体制的制度缺陷。
在严格意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经济资源的配置主要是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进行。但是，中国目前的情况是正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加上党政不分与政企不分，资源的配置大多情况下是由党政部门通过权力来进行的。对于这种既非计划经济也非严格意义上的市场经济的社会经济形态，有学者将其命名为“官场经济”。
也正因为有了官场经济中的权力的市场化，以权寻租就自然地成为了官场经济的派生物。
既然权力占据着对资源进行配置的合法席位，而由于制度缺陷，作为真正的“主人”的广大民众又无法在事关一个地区的发展决策过程中真正表达自己的意见，于是，这些权力的拥有者或某一利益集团就轻松地获得了运用手中所掌握的公共权力来为几个人或某一利益集团谋取私利的便利，屡禁不止的官场腐败现象也由此产生。
随着近年来中央政府打击腐败力度的加强，一批批腐败分子纷纷落马，为官者们发现，运用手中的权力直接大规模收受财物这一比较“原始”的寻租行为有可能付出极其高昂的成本。虽然现有法律明确规定了以权力直接收受财物这类寻租行为的非法性，但却并没有明文禁止运用权力调动全社会的资源为几个人或几个利益团体的“政绩”或仕途前途进行寻租的腐败行为。于是，不仅仅是在这座城市而是在更广阔的区域里，以追求“政绩”或仕途的效益最大化为原则的资源配置或寻租行为也就应运而生了。
然而，要避免这类事件的发生，除加强民主建设以加大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地方重大决策的权力外，还必须加快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让权力退出竞争性领域，将经济资源的配置权力归还到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中。（编辑：张良）
以南方一座沿海城市为例。曾经有无数的专家学者在论证这座城市的发展时认为“其区位在中国尤其是大西南的发展格局中具有不可替代性”，而各方人士在参观考察这座城市之后，都由衷发出过“走遍了中国的沿海城市，还从来没有见到过资源条件这么好的地方”之类的感慨。
在十多年以前，人们总是以外部条件不具备、铁路不通、没有高速公路之类的理由来为其经济发展的缓慢进行辩护。但是，到了今天，这里的铁路有了，高速公路有了，空港和海港有了，海陆空的立体交通网络和现代化滨海城市的框架也有了，其他外部的发展环境也前所未有地好了，而这里的发展却明显地滞后了。
从官方所提供的数据看，在整个“九五”期间，这里的年均增长幅度大大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不仅如此，就是在这块“具有不可替代性”和“资源条件这么好”的地方，在经历了整整十多年的发展之后，到了今天，其经济状况仿佛又回到了原来的起点。据说，当地政府所欠的外债已达20多亿，财政已非常窘困。由于再也无法举债，有可能明年就再也发不出工资了……
回顾近年来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除了其本身所无法克服的客观因素外，资源配置的不合理，或者说没有把重心向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方向倾斜，应该是导致其发展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经济学的一个最基本的概念是：资源，包括我们平常所说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等，都是十分稀缺的，必须依照经济和社会的效率最大化这一原则，对这些稀缺的资源进行合理的配置。否则，不仅是对资源的浪费，还会因为违背经济规律而付出沉重的历史性的代价。最近几年，在该市地方媒体所报道的大大小小的会议中，研究经济发展问题的会议只上了很少的比例，与其他的工作相比，发展经济这一主题所占的比例甚少，与投入到其他领域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作一对比，在对这些稀缺的资源进行配置的时候，过多地向非经济发展的项目上作了倾斜。
当这里的建设因为资金的紧缺而受到阻碍的时候，当农民手上还握有大量的白条而政府因为资金的紧缺而无法兑现的时候，当社会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需要由于资金不足已经被延误的时候，市政当局却可以从财政中拿出100多万元的资金，用来开展一次声势浩大的、据说由此可“唱出正气、唱出一片反腐新天地”的歌咏比赛……
社会资源是一个常量。当把绝大部分的资源都投入到非经济的工作中以后，还有多少资源可以配置在经济领域里？
之所以如此，是他们在进行资源配置的时候，所依据的原则不是经济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而是政绩效益的最大化。这实际上就是用整个社会中无比稀缺的资源来购买某一利益集团或某几个人的政治上或仕途上的前途，而完全没有考虑到由此而产生的巨大的社会资源的虚耗以及由此付出的巨大的机会成本，其直接后果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滞后，而长期的恶果，是让整个社会来承担由于丧失了历史性机遇而继续贫穷和落后的历史性的代价。
从根本上说，这种以某一利益集团或某几个人的“政绩”的效益最大化为最高原则的资源配置方式，本身就是对社会资源的掠夺和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和发展权利的掠夺。
这实在是一种比明目张胆以权谋钱或以钱谋权等直接腐败危害性还要严重的腐败现象。而这种腐败现象的产生，其根源就在于现行体制的制度缺陷。
在严格意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经济资源的配置主要是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进行。但是，中国目前的情况是正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加上党政不分与政企不分，资源的配置大多情况下是由党政部门通过权力来进行的。对于这种既非计划经济也非严格意义上的市场经济的社会经济形态，有学者将其命名为“官场经济”。
也正因为有了官场经济中的权力的市场化，以权寻租就自然地成为了官场经济的派生物。
既然权力占据着对资源进行配置的合法席位，而由于制度缺陷，作为真正的“主人”的广大民众又无法在事关一个地区的发展决策过程中真正表达自己的意见，于是，这些权力的拥有者或某一利益集团就轻松地获得了运用手中所掌握的公共权力来为几个人或某一利益集团谋取私利的便利，屡禁不止的官场腐败现象也由此产生。
随着近年来中央政府打击腐败力度的加强，一批批腐败分子纷纷落马，为官者们发现，运用手中的权力直接大规模收受财物这一比较“原始”的寻租行为有可能付出极其高昂的成本。虽然现有法律明确规定了以权力直接收受财物这类寻租行为的非法性，但却并没有明文禁止运用权力调动全社会的资源为几个人或几个利益团体的“政绩”或仕途前途进行寻租的腐败行为。于是，不仅仅是在这座城市而是在更广阔的区域里，以追求“政绩”或仕途的效益最大化为原则的资源配置或寻租行为也就应运而生了。
然而，要避免这类事件的发生，除加强民主建设以加大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地方重大决策的权力外，还必须加快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让权力退出竞争性领域，将经济资源的配置权力归还到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中。（编辑：张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