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琳的“无手机焦虑症”：科技就是不耐烦？
　　电影导演查尔琳的短片《我忘了我的手机》去年在视频网络上引发病毒式传播，激发了一系列讨论。不过，让人“喷饭”的是，很多人是拿着手机看到这部片子的。
　　现在，过度依赖智能手机的症状已形成了一个新的词汇：“无手机焦虑症”——手机上瘾者，在同手机互动时，大脑中会释放多巴酚。他们会对下一条微博或下一个短信产生期待的愉悦感，“就像毒品上瘾者期待下一次吸粉一样”。这个比例在18岁到30岁人身上高达62%。
　　电话不普及的时候，没人介意几个月收一封信。但手机随身的时代，几十分钟内不回短信的人就会被讽为没有机德。手机成为《连线》文章《让我们抓狂的33件技术》中的头一宗。难道技术发明出来不是为了让人类生活得更便捷吗？为什么反而让人们更加不耐烦了呢？
　　不耐烦是社会心态，生活越现代化，烦躁情绪就越重。上世纪70年代安东尼奥尼所拍纪录片《中国》，意外为中国保留了那个年代国人淡定的一面。倘若这位意大利导演今天再来，会发现中国淡定不再，代之以急急火火的追名逐利。
　　人们的烦躁症，来自于社会结构的不稳定。因为你总在担心，如果这个机会不抓住，你就被社会抛离了；如果你现在乖乖排队，那么就一定会有人插你的位。所以我们一定急躁，我们不顾规则——实际上也没有什么规则，抓到手的才是硬通货。
　　卢梭早就说过：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不管承认与否，在享受技术的同时，我们的身体也已经成为被手机奴役的一部分。
　　从龙应台到陈丹青：
　　无用之事治愈时代焦虑
　　台湾学者龙应台在《慢看》中写道，她的朋友从贵州回来，印象最深刻的，竟然是这一幕：他看见数十农人耕种，另外有数十农人蹲在田埂上看这数十人耕种，从日出，到日落，日复一日。学者受不了了──他跑到田边去问那蹲着的人：“你们为什么看他们耕作？”
　　蹲着的人仍旧蹲着，抽着烟，眼睛仍旧濛濛地看着田裡，用浓重的乡音说，就是看呀。
　　这是科技时代一种慢的境界。陈丹青在 “生活方式论坛”上感叹人们的生活总是被“规定”着。正如诗人刘春所说，“诗人从来不是一种职业”。所幸，陈丹青干了两件无用的事：写文章与画画。所谓艺术家就是能干自己认为爽的事的人。
　　乔布斯说：“我愿意用我所有的科技去换取和苏格拉底相处的一个下午。”伟大的艺术都是在“没有用”的情况下诞生的。但多数中国人成长的路径，都是被逼去做那些社会认可的“有用的事”、“正确的事”，这正是这个时代不快乐的根源。
　　在作家吴念真成长的九份矿区，文学这样的东西是无用的。上小学时，吴念真借了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回家看，下雨天被妈妈丢外面，他捡回来一页一页擦干净。妈妈没念过书，觉得小说是闲书，现在回忆起来，吴念真很感激许多人看来无用的两样东西：阅读和书写。
　　时代的大局，把所有人裹挟其中——你被胁迫着去追求成功。可当所有人都在苦逼的成功大道上狂奔时，其结果可能是崩溃。
　　手机时代的文化肤浅：
　　因科技而诞生的问题并不都能由科技解决
　　北京三里屯的苹果店正式开售iPad。排在第一位的先生已经排了三天三夜，他兴奋地举起iPad的照片登上了众多报纸。几天之后这张照片也在微博和各个社区里疯传，得到的评论大多却是“SB！”
　　其实，大部分拥有i字头产品的无论是明星还是豪客，对手中这些精巧小玩意的意义并无太多了解，他们甚至连注册iTunes账号、逛逛APP Store的问题都解决不了，遑论移动终端所带来的革命性变化。
　　让·鲍德里亚说：“我们的后现代似乎非常可能变成一个精神空虚和文化肤浅的世界，个人没有任何自我感或历史感，仿佛是成千上万个电视频道。”你正被信息时代这庞大复印机“克隆”，沦为吐出来的一叠复印件中的其中一件。网络海量资讯，我们是更有还是没有了判断力？手机还没用熟就换新款，最后还是那几个应用，书还没看完就赶着看名人推荐的书。最终是看不完的书，看了N条微博之后心智并未增长，赶不完的潮流上不完的当……
　　因科技而诞生的问题并不一定都能由科技解决，人们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聚会却越来越少。
　　在利化的年代，做媒体易，做自媒体易，做成功人士易，做心媒体难。在多媒体技术的“进化”作用下，手机的全球定位功能、拍照功能等等已经可以让你的身体无时无刻“在场”。可灵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