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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曹禺的处女作《雷雨》是他献给世人的第一首“生命诗”，这部剧作最突出的特征是自始至终透露出来的宿命意识。这种宿命意识来源于曹禺的知识结构、所处的社会环境及其创作论，表现为血亲关系乱伦酿成的悲剧故事，强化了命运悲剧，在我国当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
关键词： 曹禺 宿命意识 命运悲剧
《雷雨》的诞生标志着中国现当代文学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悲剧，它在一天之内集中描写两个家庭历时三十多年的爱恨纠葛，读者在阅读之初可能认为这部剧作的悲剧力量是资产阶级与下层贫苦百姓两个阶级的矛盾冲突，是一部社会悲剧，但仔细分析《雷雨》其实是一部深刻的命运悲剧，研究《雷雨》中表现出来的宿命意识有助于读者更深刻地体会命运悲剧。
一、《雷雨》宿命意识产生的原因
“宿命”一词本意星宿运行各有命令，因决定果，前生决定后世，前因决定后果，福祸之因，皆自圆成，借指生来注定的命运。曹禺创作《雷雨》时不过二十三岁，但他对生命的体验却如此深刻，这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知识结构
曹禺从小就广泛阅读古希腊戏剧及易卜生的剧作，西方戏剧在他的心灵上烙上了深刻印记，尤其是命运悲剧对他创作《雷雨》有重大影响，西方悲剧取材于“发生在近亲之间”的“惨痛事件”，注意力集中在几个“有过此类痛苦经历的名门望族的故事上”[1]，或展示“王室的或高贵的行动”[2]。“人物之所以遭受不幸，不是因为本身的邪恶，而是因为犯了某种后果严重的错误”，而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做出此种事情的”。曹禺的《雷雨》主要描写两个家庭——上层社会资产阶级大家庭和下层社会贫困家庭长达三十年的血缘关系、情感纠葛及由此引发的人生悲剧，这显然与西方戏剧有一定的传承关系。
（二）社会环境
曹禺生活的社会时代昏暗腐败。他自小生活在大家庭中，对腐朽旧社会给家庭毁灭带来的毁灭深恶痛绝。剧作中曹禺对周朴园形象的塑造恰好说明了这一点，他每天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经历过的都是人如何凌辱人、摧残人这种梦魇一般恐怖的事。其间，又亲眼所见父亲对家人的专制、对下人的辱骂甚至鞭打；有与他父亲所交往的那些军阀、官僚、寓公对丫鬟侍女的玩弄遗弃；有这些人的少爷对年轻后母的引诱、欺侮；有包修江桥的资本家故意放水淹死工人的种种罄竹难书的罪恶行径[3]。这些在《雷雨》中就是诸多个社会典型凝练之后生成了周朴园、周萍、鲁侍萍等形象。这一家人的种种悲剧巧合虽然是曹禺为了营造戏剧效果特意安排，但不得不说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大家庭和社会的共同缩影，而且他在《雷雨》剧本的序言中说：“隐隐仿佛有一种情感的、汹涌的流推动我，我正在发泄着被压抑的愤懑，诽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4]这句话直接道出了他的创作动机，蕴涵了对现实的批判，也蕴涵了对命运的质疑。
（三）人性本真与社会现实矛盾的创作论
曹禺在谈到创作冲动时谈道：《雷雨》中表现的就是对人存在本身及个体精神在社会矛盾中呈现的残缺和病态的深刻反思，他重在挖掘生命自然本真的存在与人而外地意识形态间诗性与悲剧性的非对应状况。《雷雨》中表现出来的“原欲意识”实为生命本真的状态，可以概括为一种人性情热的自然状态，但由于生来宿命作为幕后推手，这种生命本真的状态不可能得到好的结果，反倒是酿造悲剧的导火线，使得生命之真与残缺病态社会形成较为激烈的矛盾冲突，由此形成了撼动人心的悲剧冲突。
二、《雷雨》宿命意识的表现
（一）象征宿命的“雷雨”
剧中有一个不出场的角色，即“雷雨”，曹禺曾把它称为“第九条好汉”[5]，这是一个不出场的角色，却牵制了舞台上所有人的命运”。有人说如果我们把《雷雨》比作一首诗，那么“雷雨”就是诗的意象。剧本始终都在渲染雷雨来临之前的“闷”和“热”，从一开始就一直在渲染雷雨袭来前的“闷”和”热”，多次提到要开窗户，营造一种环境的“郁热”，如：“屋中很气闷，郁热逼人，空气低压着”，“午饭后，天气很阴沉，更郁热，潮湿的空气，低压着在屋内的人，使人成为烦躁的了”，“虽然方才落了一阵暴雨，天气还是郁热难堪”，连同在剧本中不断出现的蝉鸣、蛙噪、雷响，也都不断渲染这苦夏的背景，燥热会逼走人的理智，于是每个人都陷入疯狂与矛盾当中。“雷雨”是跳动的、不安的、焦灼的，不仅体现在舞台上的演员，还包括欣赏剧本的读者也会同剧中人物一样感到内心郁结的苦闷与烦躁。这个看似不出场的角色实则象征了命运的巨大力量；剧中每个人物都渴望生，但当雷雨到来时，每个人都无法控制事态，受到了命运的惩罚。
（二）宿命的承担着——两代人
命运在剧中外化的、显性的承担者，就是“雷雨”，台前的角色，年老一代与年轻一代，这八个人都对生活有着美好的渴望，然而他们在追求安稳幸福的过程中又遇到了一个个无法逾越的阻碍，并且由于宿命意识的支配，他们在主观上无论多么努力都不可能逃脱命运的牢笼，这就使得這些人的精神处于一种充满希望与希望破灭的对立状态当中，他们的结局在生与死的命运天秤两端回荡。剧中的八个人物，两代人都承担着宿命，例如鲁侍萍年轻时在周家做工与周家少爷产生感情并为之生下两个儿子，却没有落得好的结果，被赶出周家与亲生骨肉分离并差点为此丢掉性命，三十年后她的女儿在周家做工也与周家少爷产生感情并且怀孕，冥冥之中命运将两代人牵连在一起。再如鲁大海与周朴园虽是亲生父子，却是两个充满矛盾的对立阶级，周朴园是个封建资本家，他从未给予过关爱的儿子却在长大后在父亲的工厂工作，还要为死去的工人讨说法，周萍以富家公子的身份与亲生弟弟起冲突，这样一来，明明是血浓于水，却以武力相对，矛盾重重。另外，还能看到剧中的人物尽管身上都存在问题，但是每个人的生命意识里都渴望生，而且是更好的生：周朴园希望维持家庭和社会的一种秩序而赶鲁侍萍离开；繁漪希望周萍不要离开，和她长相厮守，使自己平淡的生活充满激情和色彩，周萍希望摆脱繁漪，摆脱由繁漪引起的罪恶感和愧疚感，而选择了年轻纯朴的四凤；鲁妈希望四凤离开周家，以免重蹈自己的覆辙，并且为了使一双儿女活下去，被迫同意四凤和周萍一起离开，四凤为了自己的爱情而和母亲据理力争；他们希望的目标正好相反，在命运力量的掌控之下，最后他们的希望都惨遭破灭，他们都在为生而挣扎，然而在生的道路上却充满障碍与险阻，最终一个个落入了乱伦的陷阱之中，这就使得最终的悲剧效果更有令人震撼的艺术效果。 三、宿命意识强化命运悲剧
（一）无法怪罪的巧合命运
曹禺在《雷雨·序》里提到：“《雷雨》所显示的并不是因果，并不是报应，而是我所觉得的天地间的‘残冷’，这种自然的‘冷酷’，四凤和周冲的遭遇足以代表。”[6]他们的死亡，自己并无过咎，就像西方经典悲剧《俄狄浦斯王》，俄狄浦斯智慧超群、热爱邦国、大公无私，但是这种种美好的品质却被注定残酷无情的、不可预知的力量推动，将他推入到一个杀父娶母的巨大乱伦痛苦中，等他查明真相发现自己正是犯下滔天大罪的罪人时，他选择刺瞎双眼自我放逐惩罚无辜的自己，这就让读者产生了一种崇高的无可奈何的怜悯心态。《雷雨》中遭受到宿命毁灭的四凤，她没有做错任何事情，鲜活的生命只是为追求少女时代的美好爱情，但是注定的命运悲剧却让她在不知不觉中卷入乱伦的漩涡中，当获悉真相以后，不幸触电身亡，年轻鲜活的生命，花季的少女，在这残忍无情又人力无法更改的结局中，失去了生命，这就是深刻的命运悲剧。中国古典悲剧，如《窦娥冤》是深刻的社会悲剧的产物，这种悲剧来自于不合理的社会旧制度，读者在审美阅读过程中会产生巨大的悲愤之情，但往往可以找到发泄情绪和诉诸痛苦的根源，那就是吏治腐败、充满权钱腐败交易的社会，但这些都是人祸，是可以人力改变的悲剧，可以说有物可怨，有人可恨，但是主人公在宿命的驱使支配下产生的命运悲剧却找不到可以发泄不平和愤怒的点，这是他们生来就要承受的命运，无论人力主观上怎么努力，只不过是南辕北辙。从这个角度看来，命运悲剧要比社会悲剧更加深刻，更有撼动人心的作用。
（二）突破“大团圆”的民族文化心理
为何学术界一直说与西方相比中国一直没有真正的悲剧，这并不是说中国的戏剧艺术水平或者思想内容不够登峰造极，而是在中国这样崇尚“大团圆”和“中庸和善”的文化氛围的国度里，在老百姓的内心深处是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所以在这片文化土壤之下，再以《窦娥冤》和《梁祝》为代表来看，就具有十分典型的意义。窦娥虽然生前遭到莫大的冤屈，但是她生前发下的三桩誓言均一一实现，这满足了读者的心理期待，《梁祝》与《孔雀东南飞》有异曲同工之妙，生前虽不能厮守终身但死后都能永远相守，让读者有愿望被满足的心理安慰。这样的文化心理就是我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中庸和善是孔子所说的“哀而不伤”，但是曹禺却突破了这一民族文化心理，创造出了深刻的命运悲剧，年轻无辜的一代在这场悲剧中失去生命，但是上一代却活了下来，剧作的最后并没有按照善恶到头终有报的文化心理发展，在激烈的戏剧冲突中，周朴园活了下来，众人死的死疯的疯，他们已经获得了救赎，不用再被这悲剧折磨，但是周朴园会活着承受这一切痛苦，剧作的最后他在深深地忏悔，死去的善人的悲剧值得同情怜悯，但是恶人的忏悔或许更值得深思，这就让我们深刻感受到宿命意识支配下的《雷雨》表现出来的悲剧效果。
宿命意识是《雷雨》巨大艺术魅力的核心力量，曹禺突破了传统悲剧的写法与民族文化心理，用宿命意识为世人呈现出一部撼动人心的悲剧，在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诗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2]维加.当代编剧的新艺术.西方文论选上册[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3]胡叔和.曹禺評传[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4.
[4]曹禺.雷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5]曹禺.雷雨序曹禺全集·第5卷[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5.
[6]杨俊玲.曹禺戏剧《雷雨》命运观解读[J].安徽文学，2011（9）.
指导老师：徐向阳
关键词： 曹禺 宿命意识 命运悲剧
《雷雨》的诞生标志着中国现当代文学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悲剧，它在一天之内集中描写两个家庭历时三十多年的爱恨纠葛，读者在阅读之初可能认为这部剧作的悲剧力量是资产阶级与下层贫苦百姓两个阶级的矛盾冲突，是一部社会悲剧，但仔细分析《雷雨》其实是一部深刻的命运悲剧，研究《雷雨》中表现出来的宿命意识有助于读者更深刻地体会命运悲剧。
一、《雷雨》宿命意识产生的原因
“宿命”一词本意星宿运行各有命令，因决定果，前生决定后世，前因决定后果，福祸之因，皆自圆成，借指生来注定的命运。曹禺创作《雷雨》时不过二十三岁，但他对生命的体验却如此深刻，这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知识结构
曹禺从小就广泛阅读古希腊戏剧及易卜生的剧作，西方戏剧在他的心灵上烙上了深刻印记，尤其是命运悲剧对他创作《雷雨》有重大影响，西方悲剧取材于“发生在近亲之间”的“惨痛事件”，注意力集中在几个“有过此类痛苦经历的名门望族的故事上”[1]，或展示“王室的或高贵的行动”[2]。“人物之所以遭受不幸，不是因为本身的邪恶，而是因为犯了某种后果严重的错误”，而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做出此种事情的”。曹禺的《雷雨》主要描写两个家庭——上层社会资产阶级大家庭和下层社会贫困家庭长达三十年的血缘关系、情感纠葛及由此引发的人生悲剧，这显然与西方戏剧有一定的传承关系。
（二）社会环境
曹禺生活的社会时代昏暗腐败。他自小生活在大家庭中，对腐朽旧社会给家庭毁灭带来的毁灭深恶痛绝。剧作中曹禺对周朴园形象的塑造恰好说明了这一点，他每天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经历过的都是人如何凌辱人、摧残人这种梦魇一般恐怖的事。其间，又亲眼所见父亲对家人的专制、对下人的辱骂甚至鞭打；有与他父亲所交往的那些军阀、官僚、寓公对丫鬟侍女的玩弄遗弃；有这些人的少爷对年轻后母的引诱、欺侮；有包修江桥的资本家故意放水淹死工人的种种罄竹难书的罪恶行径[3]。这些在《雷雨》中就是诸多个社会典型凝练之后生成了周朴园、周萍、鲁侍萍等形象。这一家人的种种悲剧巧合虽然是曹禺为了营造戏剧效果特意安排，但不得不说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大家庭和社会的共同缩影，而且他在《雷雨》剧本的序言中说：“隐隐仿佛有一种情感的、汹涌的流推动我，我正在发泄着被压抑的愤懑，诽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4]这句话直接道出了他的创作动机，蕴涵了对现实的批判，也蕴涵了对命运的质疑。
（三）人性本真与社会现实矛盾的创作论
曹禺在谈到创作冲动时谈道：《雷雨》中表现的就是对人存在本身及个体精神在社会矛盾中呈现的残缺和病态的深刻反思，他重在挖掘生命自然本真的存在与人而外地意识形态间诗性与悲剧性的非对应状况。《雷雨》中表现出来的“原欲意识”实为生命本真的状态，可以概括为一种人性情热的自然状态，但由于生来宿命作为幕后推手，这种生命本真的状态不可能得到好的结果，反倒是酿造悲剧的导火线，使得生命之真与残缺病态社会形成较为激烈的矛盾冲突，由此形成了撼动人心的悲剧冲突。
二、《雷雨》宿命意识的表现
（一）象征宿命的“雷雨”
剧中有一个不出场的角色，即“雷雨”，曹禺曾把它称为“第九条好汉”[5]，这是一个不出场的角色，却牵制了舞台上所有人的命运”。有人说如果我们把《雷雨》比作一首诗，那么“雷雨”就是诗的意象。剧本始终都在渲染雷雨来临之前的“闷”和“热”，从一开始就一直在渲染雷雨袭来前的“闷”和”热”，多次提到要开窗户，营造一种环境的“郁热”，如：“屋中很气闷，郁热逼人，空气低压着”，“午饭后，天气很阴沉，更郁热，潮湿的空气，低压着在屋内的人，使人成为烦躁的了”，“虽然方才落了一阵暴雨，天气还是郁热难堪”，连同在剧本中不断出现的蝉鸣、蛙噪、雷响，也都不断渲染这苦夏的背景，燥热会逼走人的理智，于是每个人都陷入疯狂与矛盾当中。“雷雨”是跳动的、不安的、焦灼的，不仅体现在舞台上的演员，还包括欣赏剧本的读者也会同剧中人物一样感到内心郁结的苦闷与烦躁。这个看似不出场的角色实则象征了命运的巨大力量；剧中每个人物都渴望生，但当雷雨到来时，每个人都无法控制事态，受到了命运的惩罚。
（二）宿命的承担着——两代人
命运在剧中外化的、显性的承担者，就是“雷雨”，台前的角色，年老一代与年轻一代，这八个人都对生活有着美好的渴望，然而他们在追求安稳幸福的过程中又遇到了一个个无法逾越的阻碍，并且由于宿命意识的支配，他们在主观上无论多么努力都不可能逃脱命运的牢笼，这就使得這些人的精神处于一种充满希望与希望破灭的对立状态当中，他们的结局在生与死的命运天秤两端回荡。剧中的八个人物，两代人都承担着宿命，例如鲁侍萍年轻时在周家做工与周家少爷产生感情并为之生下两个儿子，却没有落得好的结果，被赶出周家与亲生骨肉分离并差点为此丢掉性命，三十年后她的女儿在周家做工也与周家少爷产生感情并且怀孕，冥冥之中命运将两代人牵连在一起。再如鲁大海与周朴园虽是亲生父子，却是两个充满矛盾的对立阶级，周朴园是个封建资本家，他从未给予过关爱的儿子却在长大后在父亲的工厂工作，还要为死去的工人讨说法，周萍以富家公子的身份与亲生弟弟起冲突，这样一来，明明是血浓于水，却以武力相对，矛盾重重。另外，还能看到剧中的人物尽管身上都存在问题，但是每个人的生命意识里都渴望生，而且是更好的生：周朴园希望维持家庭和社会的一种秩序而赶鲁侍萍离开；繁漪希望周萍不要离开，和她长相厮守，使自己平淡的生活充满激情和色彩，周萍希望摆脱繁漪，摆脱由繁漪引起的罪恶感和愧疚感，而选择了年轻纯朴的四凤；鲁妈希望四凤离开周家，以免重蹈自己的覆辙，并且为了使一双儿女活下去，被迫同意四凤和周萍一起离开，四凤为了自己的爱情而和母亲据理力争；他们希望的目标正好相反，在命运力量的掌控之下，最后他们的希望都惨遭破灭，他们都在为生而挣扎，然而在生的道路上却充满障碍与险阻，最终一个个落入了乱伦的陷阱之中，这就使得最终的悲剧效果更有令人震撼的艺术效果。 三、宿命意识强化命运悲剧
（一）无法怪罪的巧合命运
曹禺在《雷雨·序》里提到：“《雷雨》所显示的并不是因果，并不是报应，而是我所觉得的天地间的‘残冷’，这种自然的‘冷酷’，四凤和周冲的遭遇足以代表。”[6]他们的死亡，自己并无过咎，就像西方经典悲剧《俄狄浦斯王》，俄狄浦斯智慧超群、热爱邦国、大公无私，但是这种种美好的品质却被注定残酷无情的、不可预知的力量推动，将他推入到一个杀父娶母的巨大乱伦痛苦中，等他查明真相发现自己正是犯下滔天大罪的罪人时，他选择刺瞎双眼自我放逐惩罚无辜的自己，这就让读者产生了一种崇高的无可奈何的怜悯心态。《雷雨》中遭受到宿命毁灭的四凤，她没有做错任何事情，鲜活的生命只是为追求少女时代的美好爱情，但是注定的命运悲剧却让她在不知不觉中卷入乱伦的漩涡中，当获悉真相以后，不幸触电身亡，年轻鲜活的生命，花季的少女，在这残忍无情又人力无法更改的结局中，失去了生命，这就是深刻的命运悲剧。中国古典悲剧，如《窦娥冤》是深刻的社会悲剧的产物，这种悲剧来自于不合理的社会旧制度，读者在审美阅读过程中会产生巨大的悲愤之情，但往往可以找到发泄情绪和诉诸痛苦的根源，那就是吏治腐败、充满权钱腐败交易的社会，但这些都是人祸，是可以人力改变的悲剧，可以说有物可怨，有人可恨，但是主人公在宿命的驱使支配下产生的命运悲剧却找不到可以发泄不平和愤怒的点，这是他们生来就要承受的命运，无论人力主观上怎么努力，只不过是南辕北辙。从这个角度看来，命运悲剧要比社会悲剧更加深刻，更有撼动人心的作用。
（二）突破“大团圆”的民族文化心理
为何学术界一直说与西方相比中国一直没有真正的悲剧，这并不是说中国的戏剧艺术水平或者思想内容不够登峰造极，而是在中国这样崇尚“大团圆”和“中庸和善”的文化氛围的国度里，在老百姓的内心深处是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所以在这片文化土壤之下，再以《窦娥冤》和《梁祝》为代表来看，就具有十分典型的意义。窦娥虽然生前遭到莫大的冤屈，但是她生前发下的三桩誓言均一一实现，这满足了读者的心理期待，《梁祝》与《孔雀东南飞》有异曲同工之妙，生前虽不能厮守终身但死后都能永远相守，让读者有愿望被满足的心理安慰。这样的文化心理就是我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中庸和善是孔子所说的“哀而不伤”，但是曹禺却突破了这一民族文化心理，创造出了深刻的命运悲剧，年轻无辜的一代在这场悲剧中失去生命，但是上一代却活了下来，剧作的最后并没有按照善恶到头终有报的文化心理发展，在激烈的戏剧冲突中，周朴园活了下来，众人死的死疯的疯，他们已经获得了救赎，不用再被这悲剧折磨，但是周朴园会活着承受这一切痛苦，剧作的最后他在深深地忏悔，死去的善人的悲剧值得同情怜悯，但是恶人的忏悔或许更值得深思，这就让我们深刻感受到宿命意识支配下的《雷雨》表现出来的悲剧效果。
宿命意识是《雷雨》巨大艺术魅力的核心力量，曹禺突破了传统悲剧的写法与民族文化心理，用宿命意识为世人呈现出一部撼动人心的悲剧，在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诗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2]维加.当代编剧的新艺术.西方文论选上册[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3]胡叔和.曹禺評传[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4.
[4]曹禺.雷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5]曹禺.雷雨序曹禺全集·第5卷[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5.
[6]杨俊玲.曹禺戏剧《雷雨》命运观解读[J].安徽文学，2011（9）.
指导老师：徐向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