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在毛泽东早期政治思想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毛泽东在该文中所表述的“民众-利益-联合”这一元叙事政治话语结构成为青年毛泽东转向马克思主义者的一条“暗线”,这一“暗线”的进一步显现就是从唯心史观到唯物史观转变的倾向性这一“明线”.对毛泽东文本进行具体的、历史的、辩证的分析,既要看到历史文本这一具体的历史事实,更要看到历史现实,把握隐匿在文本背后的现实性.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在毛泽东早期政治思想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毛泽东在该文中所表述的“民众-利益-联合”这一元叙事政治话语结构成为青年毛泽东转向马克思主义者的一条“暗线”,这一“暗线”的进一步显现就是从唯心史观到唯物史观转变的倾向性这一“明线”.对毛泽东文本进行具体的、历史的、辩证的分析,既要看到历史文本这一具体的历史事实,更要看到历史现实,把握隐匿在文本背后的现实性.
其他文献
恐怖主义危害全球,在国际社会的多方打击下,其嚣张气焰虽有所收敛,但问题始终难以彻底解决,并且恐怖组织为求生存也产生了一些新变化,如组织分散化并相互勾结,网络遥控指挥明显,“独狼”式恐怖主义快速蔓延等,中国海外利益受威胁形势十分严峻.与此同时,中国在海外反恐方面却举步维艰,既有海外反恐本身难度大、海外投资地选择范围受限的原因,也有国际、地区和国家层面多方掣肘的原因.要走出海外反恐困境,不仅要加强自身反恐实力建设,还要加强中国政府、企业和个人海外的通力合作,同时要加强国际反恐交流合作,并坚持联合国反恐的主导性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扬弃了黑格尔法哲学中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二元性方案,认为政治国家是人在政治领域的异化,并创立了“真正的民主制”理论.民主制是让市民社会的全体成员通过不受限制的选举和被选举参与立法权,扬弃市民社会的私人等级和私人本质,使市民社会变体为政治社会.民主制既非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也非二元框架下的理论构建,与其说是一种“国家的去政治性”,不如说是“纯政治性”的政治哲学方案.可以将民主制视作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在政治社会中的应用,促使马克思从黑格尔国家哲学的迷梦中惊醒过来的关键人物正是
在以《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开启的《资本论》研究过程中,马克思自觉嵌入了超越市民社会的人类历史视角,使政治经济学批判和人类历史研究具有实质上的同构性.作为经济学历史性原则的具体化展开,马克思确证了经济学逻辑是人类历史的叙述方法、共同体诸态是人类历史的总体进程、原始积累论是人类历史的现代入口三条研究指南,它们体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过程中的发展.
生产方式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关键范畴.已有研究都在一定程度上游离于现实的生产活动之外来把握生产方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大多着重论述、纠缠于词句之争、滞留于互悖的见解.置于不断变化的现实的生产活动之中,生产方式作为生产的组织方式或生产各要素一定的结合方式,有着更加丰富、更加全面、更加完整的实际内容:生产方式不仅是生产要素在直接生产环节上的结合方式,而且是在分配环节上的分配方式、在交换环节上的交换方式、在消费环节上的消费方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是在以一定的生产方式组织起来的社会再生产活动中实现、产生和发生的,它
“人工智能是否可能获得主体性”一直是一个极富争议的问题:乐观者基于技术的可能性,从逻辑 上肯认人工智能的主体可能性和“奇点”的逻辑必然性;悲观者担忧人工智能获得主体性必然引发物种奇点的存在与社会难题.事实上,人工智能作为高阶自动化的自治系统本质上是人的创造性产物,体现了以反馈替代认知、以因果组织描述存在、以数字建构自我参照等类主体的能力.我们认为,虽然判定人工智能是否具有主体性是一个为时尚早、富有疑义的问题,但是认真面对人工智能的高阶自动化表现出来的类主体性,在人工智能时代认真面对人为理解自我而创造出来的
幸福(ε(υ)δαιμουíα)与德性((α)ρετ(η))是整个古希腊实践哲学或伦理学中最重要的两个核心概念.幸福是人追求的最高善,是人的所有伦理行动的终极目的 .德性则与幸福息息相关,是通向幸福的门径.那么,在苏格拉底那里,二者的关系究竟怎样的呢?学者们的观点大致可以分为四种.其中,德性工具论实不足取,而部分整体说实则属于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只有德福同一论和德性充足论更符合苏格拉底的想法.本文的第一部分从德性与幸福的关系视角来探析德性的内涵,然后,集中讨论德福同一论和德性充足论,指出这两种解释路径所遇
关于康德哲学中是否有“盲的直观”,学界进行了广泛讨论并因此形成两大阵营:概念论认为康德哲学中并无“盲的直观”,无概念的直观仅仅是纯粹接受性,并不能表象对象;非概念论则认为独立于概念的直观本身能够为我们提供对象,尽管不是以知识的方式.概念论的解释的确保证了先验演绎的根本目标,但夸大了概念的独立意义;非概念论正确地看到直观的接受性应当在康德哲学中占据一个重要位置,但不得不割裂感性与知性之间的内在联系来阐释直观本身的非概念性.实际上,康德的批判哲学坚持感性与知性是本质上不离又不杂的先验的内在统一结构:直观与思维
民警适用枪支使用情形时,常会心存疑虑,集中体现在对“暴力犯罪行为”的判明及“紧急情形”“使用原则”“使用时机”等问题的把握上.适用枪支使用情形时,对于紧急情形的理解不能一概而论,将暴力犯罪行为的正在发生必然联系为紧急情形.对枪支使用适时原则应着重把握犯罪情形的暴力程度及紧迫程度;对枪支使用适度原则,应把握“以制止为度”和使用结果的法益相称性等.民警在提升把握枪支适用情形能力上要畅通网络援助渠道、革新实训援助内容,力求建立立体的、全方位的援助机制.
高等学校肩负着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建构马克思主义优势话语权不仅关系到高等学校“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而且对全社会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都有重要的示范和引领作用.新中国成立后,为帮助高校师生尽快适应过渡时期的深刻社会变革,更好地发挥高等教育在新中国国家建设中的作用,毛泽东和党中央采取加强党对高等学校的领导、推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制度、完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发动高校师生参与社会变革实践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最终在高等学校建构起马克思主义优势话语权,使新中国高等教育的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人民”最早是资产阶级思想家所使用的政治话语,今天在欧美各国政治话语中仍然非常普遍.但马克思主义人民话语与资产阶级人民话语有着本质区别,并经历了一个重要的变迁.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通过阶级话语实现了对资产阶级人民话语的颠覆,而列宁在坚持批判以民粹主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人民话语的同时,用劳动人民的政治主体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人民话语.毛泽东将人民话语融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阶级话语,将民族资产阶级视为人民的组成部分,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人民话语体系的创新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