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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钟梁，特级教师，上海市名师工程导师。曾任上海市教委教研室副主任，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客座教授，全国中语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香港国际教育交流中心特邀研究员，“海峡两岸”同文异教研究会顾问。主要著作有《高中生作文十日谈》《作文题型研究》等。
21世纪人类遇到的最大的麻烦是什么？——缺水。
当今，我国的淡水量只占全球的2％，却要养活占世界25%的人口。
中央电视台的公益广告语说得好：地球上最后一滴水，也许就是你的眼泪！
由此，人类将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严肃的课题：我们将留下一个怎样的世界给子孙后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8年发表了一份20世纪最后的《世界教育报告》，马约先生在《前言》中的第一句话是：“我们留下一个怎样的世界给子孙后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给世界留下怎样的子孙后代。”
水的问题，是生态问题；而人的问题，则是教育问题。
传统的看法，教育是消除人类贫困与富裕、愚昧与文明隔阂的有力措施。而现在的情况怎样呢？联合国的报告中评论道：“教育曾一度被看做社会内部团结统一的因素，能够克服社会和经济的差异和分化。现在它越来越变成了在全球经济中一个产生上述差异和分化的根源。”
于是，有识之士提出一个更有挑战性的课题：应该把怎样的教育奉献给子孙后代？如何让优质教育走进寻常百姓家，以真正达到促进社会进步与繁荣的目的呢？
小时候，曾听大人讲过这么一个故事：在希腊的国土上，有一个凶狠的强盗，外号叫铁床匪。这个强盗有两张床，一张很长，一张很短。如果过往的外乡人是个小个子，他就把他带到大床跟前，说：“你看到，我的床太长了，朋友，还是让我把你拉长吧，让你适合这张床！”说完，就用力把外乡人的身体拉长，直到他断气为止。如果来的客人是个高个子，他就让客人睡小床，然后说：“真对不起，好朋友，这张床太小了，不是为你做的。这样吧，我来帮你一下。”说着就把客人的腿砍掉，砍得正好跟床一样长。这个希腊强盗妄图把所有的人都纳入到他规定的统一尺寸里。
我踏上讲台一段时间后，渐渐发现我们的教育似乎也犯着同样的毛病：企图让所有的学生都达到我们预先规定好的统一要求。当然，那个希腊强盗是恶意所为，而我们广大教师则是善意所作，不能等同视之。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改革开放的窗口打开了，世界各国先进教育理论纷沓而至。接触了教育哲学以后，我逐渐懂得，简单地以“善意”一词而了之，是远远不够的。在这“善意”的背后，多多少少也包含着非文明的成分！
面对知识经济社会的到来，目前，世界各国都在反思本国的教育。有人说，美国教育最大的不足是缺乏一个最低的标准，而我国教育最大的弊端则是只有一个标准。颇有见地。
我非常钦佩《水浒传》中一个出场不多但很有本事的教头——周桐，他身怀绝艺，耍得一手好枪法，他把自己的绝活传给了玉麒麟卢俊义、豹子头林冲和九纹龙史进。但他教武松，却能够根据武松“勇”与“猛”的特点，授给他一把朴刀。看来周桐老先生是懂得一点学法指导的。
不少特级教师在学法指导上也是很有造诣的，他们的“特”就特在既能发挥自己的特长，又能抓住学生的特点。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的不同在于它与学生的兴趣爱好、态度意志、生活阅历、人际交往、文化修养、人格陶冶等方面的产生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更需要焕发出教与学的个性。
18世纪杰出的启蒙主义者卢梭在《爱弥儿》一书中说：“教学的艺术是使学生喜欢你所教的东西。”
我信服这句话，教师的确要有点激活学生的绝招。
顾黄初先生曾风趣地谈道，南通有一位语文教师，原在话剧团演戏，因演技不佳而转到中学教书。但他语音标准，嗓音醇厚，在指导学生朗读上高人一筹，或婉转抑扬，或掷地有声……学生不仅爱听他的朗读，也爱模仿他的朗读。一时间教室里书声琅琅，大家迷上了语文课。这正应了叶圣陶老先生当年的一句名言：“语文本是一门读的学科。”
20世纪60年代，我在一所中学任教，当教研组长。一次遇到一位语文教师患病在床，另一位语文教师迁居港岛，学校只得让一位姓崇的图书管理员代课。因为她在解放前曾是“国大代表”，为学校“内控对象”，因此，学校只要求她维持班级纪律、指导学生读书，不必发挥。于是乎，崇老师只能教学生一些自学的本领，遇到疑难翻阅工具书、制作各类卡片、到图书馆检索资料等。结果学生的语文学习能力反而大大提高了。老一辈语文教育家张■之先生说：“崇老师抓住了学法指导本质，不是歪打正着，恰好是正打正着。”（崇老师名崇禧，为我国著名历史学教授，后定居美国。）
近年来一批脱颖而出的特级教师带领一群重点中学的高中生，用类似科学研究的方式去研读课文、书籍等语文现象，同时联系生活，考察社会，浏览网站，应用有关知识去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诸如探索高中语文研究性学习，从课文研究到课题研究，从文本研究到社会研究……这个群体的作为颇有大将风度，真可谓“养其大者为大人”，成为当今语文教学改革的一道风景线。
看来，语文教学并非只有一个标准。它提供给大家的有“可以”“应该”与“必须”……每一个教师都有权利从自身的特长与对象的特点出发，审时度势，有创造性地加以选择。
语文教学不具“唯一性”，也不具“排他性”，它永远不存在“最好”，而只有“更好”。
记得曾有一位英国专家讲过一个发生在他们本土上的真实故事。
一所幼儿园里突然闯进了几个抗拒警察追捕的歹徒，企图把孩子掳为人质。这时，一位年轻的幼儿园教师没有惊慌失措，而是慢条斯理地对天真活泼的孩子们说：“我们继续做游戏吧。欢迎新来的几位叔叔参加我们‘官兵捉强盗’的游戏，孩子们，你们说好不好？”孩子们根本不知道眼前发生了什么，齐声回答：“好！”接着，孩子们纷纷跑到这几个“叔叔”跟前，问道：“叔叔，你愿意做官兵，还是愿意做强盗呀？”在孩子们的包围下，几个“叔叔”呆住了……大家一定很关心这个故事的结局。我想，结局并不重要。
从这个真实的故事中，我们能“悟”出些什么呢？
爱，只有爱，才是教育的真谛。这位年轻的幼儿教师面对歹徒的袭击，没有像我们通常想的那样，把孩子紧紧地搂在怀里，嚷道：“不要伤害孩子，孩子是无辜的！要杀就杀我吧！”即使遭遇不幸，也决不能让孩子幼小的生命结束在惊吓与恐怖中。当孩子们到了天堂的“那边”，回想起人间的“这边”时，应该是永远充满着欢声与笑语的。教师的爱，出于使命感与责任心。
教育过程往往是多变的，对于任何一项教育内容，作为一个教师，都应该“胸有成竹”，但是，在具体运作中，又必须“随机应变”。这便是教育机智。教师的智慧与魅力就蕴涵在这教育机智中。
在今天我们的语文教学课堂上，发生上述惊心动魄事故的可能性不大。但时常会闯进几个“应试教育”的黑影，还有形式主义、烦琐哲学的阴魂不散。语文教师出于对下一代生命质量的关爱，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剥夺学生读书的权利。阅读的力量是无穷的，人的人格、灵魂往往会在对名篇、名著的阅读中悄悄地升华，语文教师的天职，就是激发学生读书的兴趣，培养学生好的阅读习惯，陶冶学生读书的情操。语文教学的学法指导，很大程度表现在读书指导上。有的国家把这种指导称之为“人生指导”，不是没有道理的。朱自清在《经典常谈》一书中指出：“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
前段时间，在上海举行的一次国际创新教育学术研讨会上，有不少专家学者意味深长地指出：“今天再不能把学生的头脑当做一只候人倾注的罐子，而应当把学生当做一个待燃的火把。”
学法指导的目的，就是要点燃学生心中求知的火把。
当前，重视学法指导研究，在某种意义上，还表现了以教师为重点转移到以学生为重点。现代教育哲学家杜威高度赞扬了这种“重点转移”，把这种重点转移比为“当年哥白尼从‘地心说’到‘日心说’那样的伟大变革”。
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世界上没有教不会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这是从教学论的角度提出的。教育的本质是促进每一个学生在不同水平上发展。有的国家把“最好的教育是给予学生能力相当的教育”这句话写进了宪法。愿每一个学生都能够战胜自我，超越过去。只要学生今天比昨天好，明天会比今天更好，就是教育的成功。
让我们共同努力，托起明天的太阳。
（责编 涵 冰）
陈钟梁，特级教师，上海市名师工程导师。曾任上海市教委教研室副主任，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客座教授，全国中语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香港国际教育交流中心特邀研究员，“海峡两岸”同文异教研究会顾问。主要著作有《高中生作文十日谈》《作文题型研究》等。
21世纪人类遇到的最大的麻烦是什么？——缺水。
当今，我国的淡水量只占全球的2％，却要养活占世界25%的人口。
中央电视台的公益广告语说得好：地球上最后一滴水，也许就是你的眼泪！
由此，人类将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严肃的课题：我们将留下一个怎样的世界给子孙后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8年发表了一份20世纪最后的《世界教育报告》，马约先生在《前言》中的第一句话是：“我们留下一个怎样的世界给子孙后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给世界留下怎样的子孙后代。”
水的问题，是生态问题；而人的问题，则是教育问题。
传统的看法，教育是消除人类贫困与富裕、愚昧与文明隔阂的有力措施。而现在的情况怎样呢？联合国的报告中评论道：“教育曾一度被看做社会内部团结统一的因素，能够克服社会和经济的差异和分化。现在它越来越变成了在全球经济中一个产生上述差异和分化的根源。”
于是，有识之士提出一个更有挑战性的课题：应该把怎样的教育奉献给子孙后代？如何让优质教育走进寻常百姓家，以真正达到促进社会进步与繁荣的目的呢？
小时候，曾听大人讲过这么一个故事：在希腊的国土上，有一个凶狠的强盗，外号叫铁床匪。这个强盗有两张床，一张很长，一张很短。如果过往的外乡人是个小个子，他就把他带到大床跟前，说：“你看到，我的床太长了，朋友，还是让我把你拉长吧，让你适合这张床！”说完，就用力把外乡人的身体拉长，直到他断气为止。如果来的客人是个高个子，他就让客人睡小床，然后说：“真对不起，好朋友，这张床太小了，不是为你做的。这样吧，我来帮你一下。”说着就把客人的腿砍掉，砍得正好跟床一样长。这个希腊强盗妄图把所有的人都纳入到他规定的统一尺寸里。
我踏上讲台一段时间后，渐渐发现我们的教育似乎也犯着同样的毛病：企图让所有的学生都达到我们预先规定好的统一要求。当然，那个希腊强盗是恶意所为，而我们广大教师则是善意所作，不能等同视之。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改革开放的窗口打开了，世界各国先进教育理论纷沓而至。接触了教育哲学以后，我逐渐懂得，简单地以“善意”一词而了之，是远远不够的。在这“善意”的背后，多多少少也包含着非文明的成分！
面对知识经济社会的到来，目前，世界各国都在反思本国的教育。有人说，美国教育最大的不足是缺乏一个最低的标准，而我国教育最大的弊端则是只有一个标准。颇有见地。
我非常钦佩《水浒传》中一个出场不多但很有本事的教头——周桐，他身怀绝艺，耍得一手好枪法，他把自己的绝活传给了玉麒麟卢俊义、豹子头林冲和九纹龙史进。但他教武松，却能够根据武松“勇”与“猛”的特点，授给他一把朴刀。看来周桐老先生是懂得一点学法指导的。
不少特级教师在学法指导上也是很有造诣的，他们的“特”就特在既能发挥自己的特长，又能抓住学生的特点。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的不同在于它与学生的兴趣爱好、态度意志、生活阅历、人际交往、文化修养、人格陶冶等方面的产生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更需要焕发出教与学的个性。
18世纪杰出的启蒙主义者卢梭在《爱弥儿》一书中说：“教学的艺术是使学生喜欢你所教的东西。”
我信服这句话，教师的确要有点激活学生的绝招。
顾黄初先生曾风趣地谈道，南通有一位语文教师，原在话剧团演戏，因演技不佳而转到中学教书。但他语音标准，嗓音醇厚，在指导学生朗读上高人一筹，或婉转抑扬，或掷地有声……学生不仅爱听他的朗读，也爱模仿他的朗读。一时间教室里书声琅琅，大家迷上了语文课。这正应了叶圣陶老先生当年的一句名言：“语文本是一门读的学科。”
20世纪60年代，我在一所中学任教，当教研组长。一次遇到一位语文教师患病在床，另一位语文教师迁居港岛，学校只得让一位姓崇的图书管理员代课。因为她在解放前曾是“国大代表”，为学校“内控对象”，因此，学校只要求她维持班级纪律、指导学生读书，不必发挥。于是乎，崇老师只能教学生一些自学的本领，遇到疑难翻阅工具书、制作各类卡片、到图书馆检索资料等。结果学生的语文学习能力反而大大提高了。老一辈语文教育家张■之先生说：“崇老师抓住了学法指导本质，不是歪打正着，恰好是正打正着。”（崇老师名崇禧，为我国著名历史学教授，后定居美国。）
近年来一批脱颖而出的特级教师带领一群重点中学的高中生，用类似科学研究的方式去研读课文、书籍等语文现象，同时联系生活，考察社会，浏览网站，应用有关知识去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诸如探索高中语文研究性学习，从课文研究到课题研究，从文本研究到社会研究……这个群体的作为颇有大将风度，真可谓“养其大者为大人”，成为当今语文教学改革的一道风景线。
看来，语文教学并非只有一个标准。它提供给大家的有“可以”“应该”与“必须”……每一个教师都有权利从自身的特长与对象的特点出发，审时度势，有创造性地加以选择。
语文教学不具“唯一性”，也不具“排他性”，它永远不存在“最好”，而只有“更好”。
记得曾有一位英国专家讲过一个发生在他们本土上的真实故事。
一所幼儿园里突然闯进了几个抗拒警察追捕的歹徒，企图把孩子掳为人质。这时，一位年轻的幼儿园教师没有惊慌失措，而是慢条斯理地对天真活泼的孩子们说：“我们继续做游戏吧。欢迎新来的几位叔叔参加我们‘官兵捉强盗’的游戏，孩子们，你们说好不好？”孩子们根本不知道眼前发生了什么，齐声回答：“好！”接着，孩子们纷纷跑到这几个“叔叔”跟前，问道：“叔叔，你愿意做官兵，还是愿意做强盗呀？”在孩子们的包围下，几个“叔叔”呆住了……大家一定很关心这个故事的结局。我想，结局并不重要。
从这个真实的故事中，我们能“悟”出些什么呢？
爱，只有爱，才是教育的真谛。这位年轻的幼儿教师面对歹徒的袭击，没有像我们通常想的那样，把孩子紧紧地搂在怀里，嚷道：“不要伤害孩子，孩子是无辜的！要杀就杀我吧！”即使遭遇不幸，也决不能让孩子幼小的生命结束在惊吓与恐怖中。当孩子们到了天堂的“那边”，回想起人间的“这边”时，应该是永远充满着欢声与笑语的。教师的爱，出于使命感与责任心。
教育过程往往是多变的，对于任何一项教育内容，作为一个教师，都应该“胸有成竹”，但是，在具体运作中，又必须“随机应变”。这便是教育机智。教师的智慧与魅力就蕴涵在这教育机智中。
在今天我们的语文教学课堂上，发生上述惊心动魄事故的可能性不大。但时常会闯进几个“应试教育”的黑影，还有形式主义、烦琐哲学的阴魂不散。语文教师出于对下一代生命质量的关爱，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剥夺学生读书的权利。阅读的力量是无穷的，人的人格、灵魂往往会在对名篇、名著的阅读中悄悄地升华，语文教师的天职，就是激发学生读书的兴趣，培养学生好的阅读习惯，陶冶学生读书的情操。语文教学的学法指导，很大程度表现在读书指导上。有的国家把这种指导称之为“人生指导”，不是没有道理的。朱自清在《经典常谈》一书中指出：“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
前段时间，在上海举行的一次国际创新教育学术研讨会上，有不少专家学者意味深长地指出：“今天再不能把学生的头脑当做一只候人倾注的罐子，而应当把学生当做一个待燃的火把。”
学法指导的目的，就是要点燃学生心中求知的火把。
当前，重视学法指导研究，在某种意义上，还表现了以教师为重点转移到以学生为重点。现代教育哲学家杜威高度赞扬了这种“重点转移”，把这种重点转移比为“当年哥白尼从‘地心说’到‘日心说’那样的伟大变革”。
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世界上没有教不会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这是从教学论的角度提出的。教育的本质是促进每一个学生在不同水平上发展。有的国家把“最好的教育是给予学生能力相当的教育”这句话写进了宪法。愿每一个学生都能够战胜自我，超越过去。只要学生今天比昨天好，明天会比今天更好，就是教育的成功。
让我们共同努力，托起明天的太阳。
（责编 涵 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