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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31年7月出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到1949年9月辞职，冯友兰执掌清华文学院长达十八年之久；抗日战争期间，他还兼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院长，为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尤其是人文学科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一、能则服人
冯友兰对清华的最大贡献，首先是在学科建设和发展上。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学术研究和思想发展就进入了西学东渐和中西交融的时代。这是时代发展的潮流和学术变化的趋势。中国要告别古代，走向近代和现代。西方较中国早走了一步，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向西方学习。冯友兰说：“向西方学习，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主流，好像一道长江大河，无论什么朝代，什么党派，只要违反这个潮流，就要被冲刷而去。”这在学术研究方面表现得特别明显。自然科学自不用说，那全部是从西方引进的；社会科学，诸如经济学、法学和政治学也从西方引进来的；人文学科也是在西方学术的参照下发展的，哲学是这样；语言学、历史学和考古学也如此，它们已经不是中国传统的音韵学、考据学和金石学的翻版。现代学术尤其是人文科学的发展是在中西文化交流和融合中进行的：既不是泥古不化、抱残守缺；也不是崇洋媚外、数典忘祖；而是融合中西、综合创新。1935年，冯友兰在谈到当时历史学的趋势时指出：“中国近年历史之趋势，依其研究之观点，可分为三个派别：（一）信古，（二）疑古，（三）释古。‘信古’一派以为凡古书上所说皆真，对之并无怀疑。‘疑古’一派推翻信古一派对于古书之信念，以为古书所载，多非可信。‘释古’一派，不如信古一派之尽信古书，亦非如疑古一派之全然推翻古代传说。以为古代传说，虽不可尽信，然吾人颇可因之以窥见古代社会之一部分之真相。”他说：“‘信古’‘疑古’‘释古‘为近年研究历史学之三个派别，就中以释古为最近之趋势。吾人须知历史旧说固未可尽信，而其‘事出有因’，亦不可一概抹杀。若依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讲，则‘信古’、‘疑古’、‘释古’三种趋势，正代表‘正’、‘反’、‘合’之辩证法，即‘信古’为‘正’，‘疑古’为‘反’，‘释古’为‘合’。”这里说的“释古”其实也是对外来文化和本国文化进行结合和阐释从而实现创新。在当时，“信古”是一味保守中国固有文化拒斥西方文化，“疑古”是简单引入西方外来文化否定中国文化，而“释古”则是用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进行阐释，做到中西会通，综合创新。吳宓、陈寅恪和冯友兰的这些主张在清华大学文学院得到落实和实现，就形成了著名的“清华学派”。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后，中国的现代学术体系和学术派别已经基本成形。清华大学文学院做得比较成功，形成“清华学派”。关于该学派，清华大学校友、著名学者王瑶认为其特点是“对传统文化不取笼统的‘信’与‘疑’的态度，而且在‘释古’上用功夫，做出合理的符合当时情的解释。为此，必须做到‘中西贯通，古今融会’，兼取京派与海派之长，做到微观与宏观结合。”对于哲学系，冯友兰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总结道：“过去二十年中，我的同事和我，努力于将逻辑分析方法引进中国哲学，使中国哲学更理性主义一些。在我看来，未来世界哲学一定比中国传统哲学更理性主义一些，比西方传统哲学更神秘主义一些。只有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的统一才能造成与整个未来世界相称的哲学。”北京大学哲学系贺麟等主要是把西方唯心主义和中国陆王心学结合起来，而清华哲学系冯友兰和金岳霖主要是把西方新实在论和中国程朱理学结合起来。冯友兰说：“在战前，北京大学哲学系、清华大学哲学系被认为是国内最强的。它们各自有自己的传统和重点。北京大学的传统和重点是历史研究，其哲学倾向是观念论，用西方哲学家的名词说是康德、黑格尔派，用中国哲学的名词说是陆王。相反，清华哲学系的传统和重点是用逻辑分析方法研究哲学问题，其哲学倾向是实在论，用西方哲学的名字说是柏拉图派（因为实在论是柏拉图式的），用中国哲学的名词说是程朱。”
就个人而言，在“清华学派”众多的学者中，冯友兰的成就无疑是最大的。他不仅有研究治学之文才，而且有行政做事之干才，在事功和学术两方面都取得巨大成就。在繁忙的教学和行政之余，冯友兰焚膏继晷，发愤著述。在清华大学的二十余年里，他先后写下了《中国哲学史》、《贞元六书》和《中国哲学简史》等传世经典。贯穿在这些著作的基本精神就是“中西贯通，古今融合”与“综合创新，旧邦新命”。《中国哲学史》是第一部完整地用西方现代分析方法系统阐述中国哲学发展的著作，“取西洋哲学观念，以阐明紫阳之学，宜其成系统而多新解”。它向世人宣告，即便以西方的标准去衡量，中国同样有哲学。这不仅坚定中国人的文化自信，而且推动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贞元六书》吸取西方理性主义和逻辑分析方法，对中国哲学进行梳理，对西方哲学进行反思，实现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西方哲学的人生化，做到“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国哲学简史》是运用西方人熟悉的方法阐述中国哲学的特质，左右逢源，出神入化；举重若轻，深入浅出；让西方人听得明白，中国人觉得亲切。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贞元六书》。这是由抗战催生的中国现代哲学，其创作的直接动机是为抗战指明出路并提供精神支持。由于它把握住中国社会转型的脉搏，切中了中国文化复兴的主题，在中国思维方式革新和人类精神境界提高方面，在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方面和对传统伦理的现代阐释方面，都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获得永久价值，成为不朽的经典。在抗战时期，同样受到抗战的启示和激发，清华大学及西南联合大学的教授大都发奋著述，以报效国家。金岳霖的《论道》与《知识论》（初稿写于抗战时期），熊十力的《新唯识论》、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略稿》，以及钱穆的《国史大纲》等，这些都是中国哲学和史学研究领域迄今无法超越的经典著作，都是知识分子以学报国的绝佳典范，但它们都未能像《贞元六书》那样，为抗战提供一套理论根据，并对现代化建设做出系统论证。究其原因，是因为它们的作者，要么缺乏冯友兰那种以哲人立法的气概以及替社会建立道统的自信和自觉（如汤用彤和陈寅恪），要么缺乏西学的资源以致无法引起人们的关爱（如熊十力），要么便是其纯西方的思维导致人们对其学说无法理解和欣赏（如金岳霖），所以在建立新统和社会影响方面，便不能不让冯友兰独占鳌头、独领风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冯友兰是“清华学派”的领军人物。他在学术上卓越的成就受到文学院教授们的敬佩。清华大学教授刘文典学问大，资格老，恃才傲物，眼中无人，曾半开玩笑地说，西南联大只有三个教授，一个是陈寅恪，一个是冯友兰，半个是唐兰，半个是自己。此话虽为戏言，亦足见冯友兰在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们心目中的地位。 二、寬则得人
清华学派地位之重要、影响之巨大，清华学人才学之全面、造诣之高深，举世罕见。成就这一盛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得天独厚的教育优势，稳定整齐的教师队伍，宽松和谐的文化氛围等，都为“清华学派”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这些与冯友兰的得力领导是分不开的。清华校长梅贻琦先生有句名言：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说的是办好一所大学，师资最为重要，只有一流的教授才有一流的大学。此话说来容易，行则艰难。可清华大学文学院却真正做到一点，它聚集一批当时人文学科一流学者。1936年10月《国立清华大学教职员录》载文学院名录如下：院长冯友兰；中国文学系，主任朱自清，教授陈寅恪、杨树达、俞平伯、刘文典、闻一多、王力，专任讲师浦江清，讲师赵万里、唐兰，教员许维遹、余冠英，助教李嘉言；外国语文系，主任王文显，教授毕莲（美国人）、陈福田、吴可读（英国人）、吴宓、温德（美国人）、翟孟生（美国人）、钱稻荪、叶公超、华兰德（德国人）、陈铨、吴达元、专任讲师杨业治，讲师黄伟惠、秦善鋆，教员张锦宏、朱木祥、雷夏、史丕司烈夫（俄国人）、徐锡良、谭秀红，助教蒋思钿、王友竹；哲学系，主任冯友兰，教授金岳霖、邓以蛰、沈有鼎，专任讲师张荫麟，讲师贺麟，助教李濂、张岱年、王森；历史学系，主任蒋廷黻，教授刘崇鋐，陈寅恪、噶邦福（俄国人）、雷海宗，专任讲师张荫麟、王信忠、邵循正，讲师齐思和、谭其让，教员吴晗，助教扬风歧、何基、鲁光桓、谷光曙；社会学系，主任陈达，教授吴景超、潘光旦、李景汉，讲师杨堃，助教倪因心、史镜涵、苏汝江。抗战时期，冯友兰除了担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外，还兼任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资料》记载，西南联合大学在抗战八年间，文学院各系所聘教授名单如下：中国文学系，教授朱自清、罗常培、罗庸、魏建功、杨振声、陈寅恪、刘文典、闻一多、王力、浦江清、唐兰、游国恩，副教授许维遹、陈梦家、余冠英；外国语文系，教授叶公超、柳无忌、莫泮芹、陈福田、燕卜荪、黄国聪、潘家洵、吴宓、陈铨、吴达元、钱钟书、杨业治、傅恩龄、刘泽荣、朱光潜、吴可读、陈嘉、冯承植、谢文通、李宝堂、林文铮、洪谦、赵诏熊、闻家驷、陈定民、温德、黄炯华、胡毅、副教授袁家骅、田德望、卞之琳；历史学系，教授刘崇鋐、雷海宗、姚从吾、毛准、郑天挺、陈寅恪、傅斯年、钱穆、王信忠、邵循正、皮名举、向达、张荫麟、蔡维藩、噶邦福、吴晗、陆伯慈、副教授张德昌；哲学学系，教授冯友兰、汤用彤、金岳霖、沈有鼎、孙国华、周先庚、张荫麟、冯文潜、贺麟、郑昕、容肇祖、王维诚、陈康、郭福堂、王宪钧、熊十力。这些都是国内当时一流的学者，出类拔萃，名扬天下；其中不乏千载难遇的旷世奇才，留名史册。这么多杰出文人学者聚集在一起，在中国文化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学术史上也是少有的。他们聚集联大文学院，团结在冯友兰麾下。
民国时期的大学教授既有传统文人的浪漫、狷介和狂傲，又有现代学者的独立、自由和个性。他们研究范围不同，师承渊源复杂，学术观点各异，政治倾向不一，禀性脾气参差，兴趣爱好纷呈……怎样把他们团结起来，并做到和睦相处、和衷共济，确实是一件十分困难可又特别重要的事情。可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却做到了。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里，冯友兰自豪地写道：“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这首先得益于众多教授的宽容处世与和衷共济，其次得益于院长冯友兰的得力领导。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各院院长，不是校长直接任命的，是先由教授会推举两人，校长从中聘任一个。冯友兰连续被推举和聘任为文院院长，足见他在教授们心中的位置。这首先来自冯友兰在学术上巨大的成就，赢得教授们的佩服，其次是来自冯友兰对他们的尊敬、宽容和爱护，赢得教授们的爱戴。下面几个例子可做说明。
早在罗家伦辞职、冯友兰代理清华校务期间，就聘请闻一多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闻一多此前在武汉大学和青岛大学因学潮之事被搞得狼狈不堪、精疲力竭。到清华大学以后，找到安身立命之地，开始自己生活安定、学术辉煌的生涯。闻一多和冯友兰在政治主张上不大一致，性格更是迥然不同，但不妨碍他们成为莫逆之交。抗战结束后，冯友兰赴美国讲学，还推荐闻一多一起去讲学，闻一多坚持在国内领导学生运动，参加政治斗争，没有去美国。闻一多罹难后，冯友兰特意致函梅贻琦，建议给闻一多续发薪水，并保留他在清华的住宅。后来，清华大学按有关规定不再给闻一多遗属提供住宅，其妻子儿女无处居住。当时冯友兰已经赴美国讲学，冯夫人邀请闻一多遗孀带领孩子们到自己家居住。1936年夏天，清华大学评议会因张申府在课堂上讲课随便，扯了很多与教学和课程无关的东西，加上带领学生参加反对政府的游行示威活动，欲将其解聘。冯友兰觉得张申府思想敏锐，认为他唯物、解析和理想结合起来的观点合乎时代潮流，争取继续聘任。但这一主张遭到以评议会主席叶企孙为首的大多数评议员的坚决反对。最后，张申府还是被解聘。冯友兰甚为惋惜。所幸他的思想传给其弟张岱年。在他的指引下，张岱年融唯物主义、分析哲学与中国人生哲学于一炉，建立“综合创新”的哲学体系，成为大家。张岱年也是冯友兰聘请到清华大学的。他对张岱年十分赏识，把自己堂妹介绍给张岱年，结为姻亲。再看冯友兰和陈寅恪。抗战爆发后，陈寅恪因料理父亲丧事没有及时随校南迁，后来辗转香港、桂林和成都，先后执教于香港大学、广西大学和燕京大学，并供职于中央研究院。1945年秋，因陈寅恪未能去四川李庄中央研究院语史所报到上班，所长傅斯年甚为不满，停发其薪水。一时间，陈寅恪一家人生活没有着落。冯友兰得知后，立即致函梅贻琦，建议以清华教授名义尽快聘请陈寅恪回到清华，发给薪水。这样，陈寅恪生计才有着落，并去英国医治眼睛。吴宓和冯友兰性格迥异，学术主张也大不一样。他长期为爱情所困，陷入一厢情愿、自作多情的滥情中不能自拔，却一心谋求清华大学外语系主任一职。冯友兰觉得其性格和为人不宜领袖群伦、执掌学系，执意不让他当。吴宓因此心生怨恨，对冯友兰多有怨言和微词，这在《吴宓日记》联大那时期的文字中多有记载。但冯友兰并不以此为念，反而对吴宓关怀备至，不仅帮他调解夫妻关系，处理和同事与邻居关系，而且在他度假外出讲学期间例外延期。在美国讲学期间，冯友兰还多次推荐吴宓到威斯康星大学讲学。 再看馮友兰和刘文典。刘文典是一代学者，带有老派文人和名士的做派。他中年丧子，已经不幸；后来，母亲终老故里，生未能尽孝养，死未能视含敛；两个弟弟客死异乡，无力归葬，留下来的孤儿寡母还要他接济。连遭丧亲之打击，刘文典意志消沉，萎靡不振，为解脱苦闷，他染上鸦片，不能自拔。有学生把这情况反应给冯友兰。冯友兰自己生活严肃，没有任何不良嗜好，对吸食鸦片十分厌恶，但觉得刘文典大才难得，不能求全责备，吸食鸦片，虽行不可取，但情有可原。于是就问，他是在课堂上抽鸦片吗？学生回答说，没有，是在他自己家抽。冯友兰回答说，人家在自己家里抽就不要管了，只要不耽误上课就可以了。
对待同事和下属这样，对待学生也是如此。1933年，冯友兰旅欧讲学和游历期间，代表清华大学和德国签署互派留学生的协议。1935年，留学生的名额出来，季羡林已经于前一年毕业，到济南教中学，没有了资格。冯友兰觉得季羡林人才难得，而家境贫寒，决无自费留学的可能，建议让季羡林回校参加考试。清华大学接受这一建议，季羡林参加考试并胜出，后来和乔冠华一起赴德留学。1939年，清华学生钱钟书留学毕业，归国前给冯友兰写过一封信。冯友兰接到信后就立即致函梅贻琦，建议以教授身份聘请钱钟书到清华外语系任教，月薪不低于华罗庚和汪竹溪。1942年，随着《新理学》、《新事论》和《新世训》三书的出版，冯友兰名扬天下，得到学界的推崇、民间的尊敬和政府的礼遇，被教育部聘为教授，《新理学》获得教育部评的一等奖。1943年，冯友兰在重庆讲学，受到蒋介石的宴请。一些好事的左派学生画漫画讽刺冯友兰。漫画上画着冯友兰脚踏由三本书搭成的台阶去拜见蒋介石，张贴在联大校园里。冯友兰下课从那路过，站在那里一边看，一边笑着说，画得还蛮像嘛。当天晚上，有人去告诉漫画是谁画的。冯友兰回答说，漫画漫画，是学生画着玩的，何必当真去计较呢？对此一笑了之。1940年8月，冯契（当时叫冯宝麟）刚从西南联大哲学系毕业，工作没有着落，冯友兰请他任中国哲学研究委员会秘书，同时继续随跟自己研究中国哲学史。冯契后来成为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大家，和冯友兰当初的提携、关心和鼓励不无关系。冯契自己在回忆文章中也曾提到。
正是因为冯友兰能则服人，宽则得众，在清华大学出任秘书长、执掌文学院长达近二十年，成就卓著，深得人心，稳若磐石。清华学生、著名史学家何柄棣评价说：“不少清华海内外人士对此甚为不解。冯系北大出身，与清华学堂毫无关系。北伐成功后，新被任命为清华校长的罗家伦从燕京大学延揽冯友兰以为班底，冯初任秘书长，迅即为文学院院长，校务委员会成员，兼哲学系主任。虽然梅贻琦任校长（1931年12月）以前清华屡有学潮，校长迭换，而冯能屹然不撼者，主要由于：一、头脑冷静，析理均衡，明辨是非，考虑周至。二、深通世故，处世和平中庸，而观点进步，学术上有高度安全感，故能与清华资深教授（如叶企孙、陈岱孙、吴正之等）合作无间，以延致第一流学者提高教研水平为共同鹄的。三、国学根底雄厚，文言表达能力特强，初则勇于起草，继则众望所归，经常被推执笔。但凡任何政治或学术会议，意见纷纭，发言者众，愿做综合报告者寡，凡执笔者往往被公认为最干练‘得力’之人。冯友兰在清华及联大正一贯是‘得力’之人……冯友兰主持清华联大人文行政二十有余年绝不是偶然的。”
一、能则服人
冯友兰对清华的最大贡献，首先是在学科建设和发展上。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学术研究和思想发展就进入了西学东渐和中西交融的时代。这是时代发展的潮流和学术变化的趋势。中国要告别古代，走向近代和现代。西方较中国早走了一步，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向西方学习。冯友兰说：“向西方学习，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主流，好像一道长江大河，无论什么朝代，什么党派，只要违反这个潮流，就要被冲刷而去。”这在学术研究方面表现得特别明显。自然科学自不用说，那全部是从西方引进的；社会科学，诸如经济学、法学和政治学也从西方引进来的；人文学科也是在西方学术的参照下发展的，哲学是这样；语言学、历史学和考古学也如此，它们已经不是中国传统的音韵学、考据学和金石学的翻版。现代学术尤其是人文科学的发展是在中西文化交流和融合中进行的：既不是泥古不化、抱残守缺；也不是崇洋媚外、数典忘祖；而是融合中西、综合创新。1935年，冯友兰在谈到当时历史学的趋势时指出：“中国近年历史之趋势，依其研究之观点，可分为三个派别：（一）信古，（二）疑古，（三）释古。‘信古’一派以为凡古书上所说皆真，对之并无怀疑。‘疑古’一派推翻信古一派对于古书之信念，以为古书所载，多非可信。‘释古’一派，不如信古一派之尽信古书，亦非如疑古一派之全然推翻古代传说。以为古代传说，虽不可尽信，然吾人颇可因之以窥见古代社会之一部分之真相。”他说：“‘信古’‘疑古’‘释古‘为近年研究历史学之三个派别，就中以释古为最近之趋势。吾人须知历史旧说固未可尽信，而其‘事出有因’，亦不可一概抹杀。若依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讲，则‘信古’、‘疑古’、‘释古’三种趋势，正代表‘正’、‘反’、‘合’之辩证法，即‘信古’为‘正’，‘疑古’为‘反’，‘释古’为‘合’。”这里说的“释古”其实也是对外来文化和本国文化进行结合和阐释从而实现创新。在当时，“信古”是一味保守中国固有文化拒斥西方文化，“疑古”是简单引入西方外来文化否定中国文化，而“释古”则是用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进行阐释，做到中西会通，综合创新。吳宓、陈寅恪和冯友兰的这些主张在清华大学文学院得到落实和实现，就形成了著名的“清华学派”。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后，中国的现代学术体系和学术派别已经基本成形。清华大学文学院做得比较成功，形成“清华学派”。关于该学派，清华大学校友、著名学者王瑶认为其特点是“对传统文化不取笼统的‘信’与‘疑’的态度，而且在‘释古’上用功夫，做出合理的符合当时情的解释。为此，必须做到‘中西贯通，古今融会’，兼取京派与海派之长，做到微观与宏观结合。”对于哲学系，冯友兰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总结道：“过去二十年中，我的同事和我，努力于将逻辑分析方法引进中国哲学，使中国哲学更理性主义一些。在我看来，未来世界哲学一定比中国传统哲学更理性主义一些，比西方传统哲学更神秘主义一些。只有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的统一才能造成与整个未来世界相称的哲学。”北京大学哲学系贺麟等主要是把西方唯心主义和中国陆王心学结合起来，而清华哲学系冯友兰和金岳霖主要是把西方新实在论和中国程朱理学结合起来。冯友兰说：“在战前，北京大学哲学系、清华大学哲学系被认为是国内最强的。它们各自有自己的传统和重点。北京大学的传统和重点是历史研究，其哲学倾向是观念论，用西方哲学家的名词说是康德、黑格尔派，用中国哲学的名词说是陆王。相反，清华哲学系的传统和重点是用逻辑分析方法研究哲学问题，其哲学倾向是实在论，用西方哲学的名字说是柏拉图派（因为实在论是柏拉图式的），用中国哲学的名词说是程朱。”
就个人而言，在“清华学派”众多的学者中，冯友兰的成就无疑是最大的。他不仅有研究治学之文才，而且有行政做事之干才，在事功和学术两方面都取得巨大成就。在繁忙的教学和行政之余，冯友兰焚膏继晷，发愤著述。在清华大学的二十余年里，他先后写下了《中国哲学史》、《贞元六书》和《中国哲学简史》等传世经典。贯穿在这些著作的基本精神就是“中西贯通，古今融合”与“综合创新，旧邦新命”。《中国哲学史》是第一部完整地用西方现代分析方法系统阐述中国哲学发展的著作，“取西洋哲学观念，以阐明紫阳之学，宜其成系统而多新解”。它向世人宣告，即便以西方的标准去衡量，中国同样有哲学。这不仅坚定中国人的文化自信，而且推动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贞元六书》吸取西方理性主义和逻辑分析方法，对中国哲学进行梳理，对西方哲学进行反思，实现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西方哲学的人生化，做到“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国哲学简史》是运用西方人熟悉的方法阐述中国哲学的特质，左右逢源，出神入化；举重若轻，深入浅出；让西方人听得明白，中国人觉得亲切。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贞元六书》。这是由抗战催生的中国现代哲学，其创作的直接动机是为抗战指明出路并提供精神支持。由于它把握住中国社会转型的脉搏，切中了中国文化复兴的主题，在中国思维方式革新和人类精神境界提高方面，在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方面和对传统伦理的现代阐释方面，都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获得永久价值，成为不朽的经典。在抗战时期，同样受到抗战的启示和激发，清华大学及西南联合大学的教授大都发奋著述，以报效国家。金岳霖的《论道》与《知识论》（初稿写于抗战时期），熊十力的《新唯识论》、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略稿》，以及钱穆的《国史大纲》等，这些都是中国哲学和史学研究领域迄今无法超越的经典著作，都是知识分子以学报国的绝佳典范，但它们都未能像《贞元六书》那样，为抗战提供一套理论根据，并对现代化建设做出系统论证。究其原因，是因为它们的作者，要么缺乏冯友兰那种以哲人立法的气概以及替社会建立道统的自信和自觉（如汤用彤和陈寅恪），要么缺乏西学的资源以致无法引起人们的关爱（如熊十力），要么便是其纯西方的思维导致人们对其学说无法理解和欣赏（如金岳霖），所以在建立新统和社会影响方面，便不能不让冯友兰独占鳌头、独领风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冯友兰是“清华学派”的领军人物。他在学术上卓越的成就受到文学院教授们的敬佩。清华大学教授刘文典学问大，资格老，恃才傲物，眼中无人，曾半开玩笑地说，西南联大只有三个教授，一个是陈寅恪，一个是冯友兰，半个是唐兰，半个是自己。此话虽为戏言，亦足见冯友兰在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们心目中的地位。 二、寬则得人
清华学派地位之重要、影响之巨大，清华学人才学之全面、造诣之高深，举世罕见。成就这一盛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得天独厚的教育优势，稳定整齐的教师队伍，宽松和谐的文化氛围等，都为“清华学派”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这些与冯友兰的得力领导是分不开的。清华校长梅贻琦先生有句名言：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说的是办好一所大学，师资最为重要，只有一流的教授才有一流的大学。此话说来容易，行则艰难。可清华大学文学院却真正做到一点，它聚集一批当时人文学科一流学者。1936年10月《国立清华大学教职员录》载文学院名录如下：院长冯友兰；中国文学系，主任朱自清，教授陈寅恪、杨树达、俞平伯、刘文典、闻一多、王力，专任讲师浦江清，讲师赵万里、唐兰，教员许维遹、余冠英，助教李嘉言；外国语文系，主任王文显，教授毕莲（美国人）、陈福田、吴可读（英国人）、吴宓、温德（美国人）、翟孟生（美国人）、钱稻荪、叶公超、华兰德（德国人）、陈铨、吴达元、专任讲师杨业治，讲师黄伟惠、秦善鋆，教员张锦宏、朱木祥、雷夏、史丕司烈夫（俄国人）、徐锡良、谭秀红，助教蒋思钿、王友竹；哲学系，主任冯友兰，教授金岳霖、邓以蛰、沈有鼎，专任讲师张荫麟，讲师贺麟，助教李濂、张岱年、王森；历史学系，主任蒋廷黻，教授刘崇鋐，陈寅恪、噶邦福（俄国人）、雷海宗，专任讲师张荫麟、王信忠、邵循正，讲师齐思和、谭其让，教员吴晗，助教扬风歧、何基、鲁光桓、谷光曙；社会学系，主任陈达，教授吴景超、潘光旦、李景汉，讲师杨堃，助教倪因心、史镜涵、苏汝江。抗战时期，冯友兰除了担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外，还兼任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资料》记载，西南联合大学在抗战八年间，文学院各系所聘教授名单如下：中国文学系，教授朱自清、罗常培、罗庸、魏建功、杨振声、陈寅恪、刘文典、闻一多、王力、浦江清、唐兰、游国恩，副教授许维遹、陈梦家、余冠英；外国语文系，教授叶公超、柳无忌、莫泮芹、陈福田、燕卜荪、黄国聪、潘家洵、吴宓、陈铨、吴达元、钱钟书、杨业治、傅恩龄、刘泽荣、朱光潜、吴可读、陈嘉、冯承植、谢文通、李宝堂、林文铮、洪谦、赵诏熊、闻家驷、陈定民、温德、黄炯华、胡毅、副教授袁家骅、田德望、卞之琳；历史学系，教授刘崇鋐、雷海宗、姚从吾、毛准、郑天挺、陈寅恪、傅斯年、钱穆、王信忠、邵循正、皮名举、向达、张荫麟、蔡维藩、噶邦福、吴晗、陆伯慈、副教授张德昌；哲学学系，教授冯友兰、汤用彤、金岳霖、沈有鼎、孙国华、周先庚、张荫麟、冯文潜、贺麟、郑昕、容肇祖、王维诚、陈康、郭福堂、王宪钧、熊十力。这些都是国内当时一流的学者，出类拔萃，名扬天下；其中不乏千载难遇的旷世奇才，留名史册。这么多杰出文人学者聚集在一起，在中国文化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学术史上也是少有的。他们聚集联大文学院，团结在冯友兰麾下。
民国时期的大学教授既有传统文人的浪漫、狷介和狂傲，又有现代学者的独立、自由和个性。他们研究范围不同，师承渊源复杂，学术观点各异，政治倾向不一，禀性脾气参差，兴趣爱好纷呈……怎样把他们团结起来，并做到和睦相处、和衷共济，确实是一件十分困难可又特别重要的事情。可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却做到了。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里，冯友兰自豪地写道：“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这首先得益于众多教授的宽容处世与和衷共济，其次得益于院长冯友兰的得力领导。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各院院长，不是校长直接任命的，是先由教授会推举两人，校长从中聘任一个。冯友兰连续被推举和聘任为文院院长，足见他在教授们心中的位置。这首先来自冯友兰在学术上巨大的成就，赢得教授们的佩服，其次是来自冯友兰对他们的尊敬、宽容和爱护，赢得教授们的爱戴。下面几个例子可做说明。
早在罗家伦辞职、冯友兰代理清华校务期间，就聘请闻一多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闻一多此前在武汉大学和青岛大学因学潮之事被搞得狼狈不堪、精疲力竭。到清华大学以后，找到安身立命之地，开始自己生活安定、学术辉煌的生涯。闻一多和冯友兰在政治主张上不大一致，性格更是迥然不同，但不妨碍他们成为莫逆之交。抗战结束后，冯友兰赴美国讲学，还推荐闻一多一起去讲学，闻一多坚持在国内领导学生运动，参加政治斗争，没有去美国。闻一多罹难后，冯友兰特意致函梅贻琦，建议给闻一多续发薪水，并保留他在清华的住宅。后来，清华大学按有关规定不再给闻一多遗属提供住宅，其妻子儿女无处居住。当时冯友兰已经赴美国讲学，冯夫人邀请闻一多遗孀带领孩子们到自己家居住。1936年夏天，清华大学评议会因张申府在课堂上讲课随便，扯了很多与教学和课程无关的东西，加上带领学生参加反对政府的游行示威活动，欲将其解聘。冯友兰觉得张申府思想敏锐，认为他唯物、解析和理想结合起来的观点合乎时代潮流，争取继续聘任。但这一主张遭到以评议会主席叶企孙为首的大多数评议员的坚决反对。最后，张申府还是被解聘。冯友兰甚为惋惜。所幸他的思想传给其弟张岱年。在他的指引下，张岱年融唯物主义、分析哲学与中国人生哲学于一炉，建立“综合创新”的哲学体系，成为大家。张岱年也是冯友兰聘请到清华大学的。他对张岱年十分赏识，把自己堂妹介绍给张岱年，结为姻亲。再看冯友兰和陈寅恪。抗战爆发后，陈寅恪因料理父亲丧事没有及时随校南迁，后来辗转香港、桂林和成都，先后执教于香港大学、广西大学和燕京大学，并供职于中央研究院。1945年秋，因陈寅恪未能去四川李庄中央研究院语史所报到上班，所长傅斯年甚为不满，停发其薪水。一时间，陈寅恪一家人生活没有着落。冯友兰得知后，立即致函梅贻琦，建议以清华教授名义尽快聘请陈寅恪回到清华，发给薪水。这样，陈寅恪生计才有着落，并去英国医治眼睛。吴宓和冯友兰性格迥异，学术主张也大不一样。他长期为爱情所困，陷入一厢情愿、自作多情的滥情中不能自拔，却一心谋求清华大学外语系主任一职。冯友兰觉得其性格和为人不宜领袖群伦、执掌学系，执意不让他当。吴宓因此心生怨恨，对冯友兰多有怨言和微词，这在《吴宓日记》联大那时期的文字中多有记载。但冯友兰并不以此为念，反而对吴宓关怀备至，不仅帮他调解夫妻关系，处理和同事与邻居关系，而且在他度假外出讲学期间例外延期。在美国讲学期间，冯友兰还多次推荐吴宓到威斯康星大学讲学。 再看馮友兰和刘文典。刘文典是一代学者，带有老派文人和名士的做派。他中年丧子，已经不幸；后来，母亲终老故里，生未能尽孝养，死未能视含敛；两个弟弟客死异乡，无力归葬，留下来的孤儿寡母还要他接济。连遭丧亲之打击，刘文典意志消沉，萎靡不振，为解脱苦闷，他染上鸦片，不能自拔。有学生把这情况反应给冯友兰。冯友兰自己生活严肃，没有任何不良嗜好，对吸食鸦片十分厌恶，但觉得刘文典大才难得，不能求全责备，吸食鸦片，虽行不可取，但情有可原。于是就问，他是在课堂上抽鸦片吗？学生回答说，没有，是在他自己家抽。冯友兰回答说，人家在自己家里抽就不要管了，只要不耽误上课就可以了。
对待同事和下属这样，对待学生也是如此。1933年，冯友兰旅欧讲学和游历期间，代表清华大学和德国签署互派留学生的协议。1935年，留学生的名额出来，季羡林已经于前一年毕业，到济南教中学，没有了资格。冯友兰觉得季羡林人才难得，而家境贫寒，决无自费留学的可能，建议让季羡林回校参加考试。清华大学接受这一建议，季羡林参加考试并胜出，后来和乔冠华一起赴德留学。1939年，清华学生钱钟书留学毕业，归国前给冯友兰写过一封信。冯友兰接到信后就立即致函梅贻琦，建议以教授身份聘请钱钟书到清华外语系任教，月薪不低于华罗庚和汪竹溪。1942年，随着《新理学》、《新事论》和《新世训》三书的出版，冯友兰名扬天下，得到学界的推崇、民间的尊敬和政府的礼遇，被教育部聘为教授，《新理学》获得教育部评的一等奖。1943年，冯友兰在重庆讲学，受到蒋介石的宴请。一些好事的左派学生画漫画讽刺冯友兰。漫画上画着冯友兰脚踏由三本书搭成的台阶去拜见蒋介石，张贴在联大校园里。冯友兰下课从那路过，站在那里一边看，一边笑着说，画得还蛮像嘛。当天晚上，有人去告诉漫画是谁画的。冯友兰回答说，漫画漫画，是学生画着玩的，何必当真去计较呢？对此一笑了之。1940年8月，冯契（当时叫冯宝麟）刚从西南联大哲学系毕业，工作没有着落，冯友兰请他任中国哲学研究委员会秘书，同时继续随跟自己研究中国哲学史。冯契后来成为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大家，和冯友兰当初的提携、关心和鼓励不无关系。冯契自己在回忆文章中也曾提到。
正是因为冯友兰能则服人，宽则得众，在清华大学出任秘书长、执掌文学院长达近二十年，成就卓著，深得人心，稳若磐石。清华学生、著名史学家何柄棣评价说：“不少清华海内外人士对此甚为不解。冯系北大出身，与清华学堂毫无关系。北伐成功后，新被任命为清华校长的罗家伦从燕京大学延揽冯友兰以为班底，冯初任秘书长，迅即为文学院院长，校务委员会成员，兼哲学系主任。虽然梅贻琦任校长（1931年12月）以前清华屡有学潮，校长迭换，而冯能屹然不撼者，主要由于：一、头脑冷静，析理均衡，明辨是非，考虑周至。二、深通世故，处世和平中庸，而观点进步，学术上有高度安全感，故能与清华资深教授（如叶企孙、陈岱孙、吴正之等）合作无间，以延致第一流学者提高教研水平为共同鹄的。三、国学根底雄厚，文言表达能力特强，初则勇于起草，继则众望所归，经常被推执笔。但凡任何政治或学术会议，意见纷纭，发言者众，愿做综合报告者寡，凡执笔者往往被公认为最干练‘得力’之人。冯友兰在清华及联大正一贯是‘得力’之人……冯友兰主持清华联大人文行政二十有余年绝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