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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们积极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热情相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冷清的。无论是专业的学术论著、一般的大众读物，还是电视、电影，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作品可谓汗牛充栋。相比之下，反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读物却寥寥无几。也许，我们可以列出千百种理由来说明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但无论如何，忽视第一次世界大战都是不应该的。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说得对，若不认识战争，就无法了解二十世纪这短暂历史的本质。战争是这个时代的印记。但真要认识二十世纪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不能绕过去的。理由很简单，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当时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也是自人类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之后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它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因俄国十月革命胜利而开辟的人类生活的新方向，促进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而且，从一般的社会变迁和文化意义上说，其意义也十分深远。不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无法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无法理解二十世纪的历史。
我们需要有这方面的读本。
在目前国内为数不多的读物中，温斯顿·丘吉尔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的中译本值得我们关注。丘吉尔的名字当然很响亮。他是二十世纪英国最有名气和最有分量的政治家。自1900年进入英国议会开始其政治生涯，他先后担任过多个内阁大臣的职务，并两次出任内阁首相。无疑，他政治家生活的经历为他的作品增添了光彩，但从根本上说，他的作品受到重视和欢迎，关键还在于作品本身的内容和品位。他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英语国家史略》，再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使他加入到西方国家著名作家的行列，并因此而获得1953年诺贝尔文学奖。丘吉尔自己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的质量也满怀信心，确信在实质性问题上“不会被将来的历史学家所推翻”。而《纽约客》杂志的评论，更是不惜赞美之词，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隐藏在语言背后的想象力充溢着英雄主义，叙述气势磅礴、波澜壮阔的世界大事显得游刃有余，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作品中尚属罕见”。
在我们对历史的宏大叙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再自然不过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从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进一步加剧。后起的德意志帝国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企图重新瓜分世界势力范围，并组成德、奥、意军事同盟。想维护并扩大其利益范围的英、法、俄三国，则组成三国协约与之对抗。这样，战争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战争是来得比较突然的，人们在心理上并没有应付一场大规模的、持久战争的思想准备。
当二十世纪的钟声敲响的时候，人类满怀着信心和希望。因为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后，在欧洲大国之间，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持久战争。无论是克里米亚战争、美国内战或普法战争，在规模、持久性和影响方面，都不可能与拿破仑战争相比。大国之间的关系，在维也纳体系的框架之内，由大英帝国操纵着欧洲大国之间的均势。整个十九世纪，人类各方面都在稳步前进。产业革命相继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完成，社会劳动生产力大大提高。七十年代，第二次产业革命又开始启动，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更是如虎添翼。工人的工资增加了，社会福利开始得到关注，生活得到明显改善。劳资关系得到缓和，国际工人运动丧失了十九世纪上半期的那种革命精神，改良主义、修正主义开始泛滥。中小学教育开始普及，公民的文化和受教育的水平得到提升。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内政治生活进一步开放，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被授予越来越多的人。行政机构和警察部门受到社会舆论越来越多的监督和关注，酷刑已遭到普遍的反对。婴儿的死亡率在不断降低，人均寿命在延长。各国之间的交往在不断扩大，旅游、各种体育运动开始热闹起来，相互之间的依存关系得到加强。所有的这一切成就，使人类摆脱了在神秘的大自然面前的那种谦恭态度，变得更加自信。相信进步、和平和繁荣的趋势，将伸展到无限发展的未来，没有理由对前途抱悲观和怀疑的立场。各帝国宫廷里正在策划的战争阴谋、两大军事侵略集团之间的军备竞赛、摩洛哥危机和巴尔干纠纷，丝毫没有影响人们安宁生活的情绪。“四周充满和平、舒泰、心境平静的英国人的忙碌生活。街道上群集着男男女女，他们根本没有感觉到任何来自国外的威胁”。在丘吉尔的眼里，就是英国政府和议会也不相信“大战已经逼近，因此必须下决心防止它”。1913年1月，英国财政大臣在接见《每日记事报》记者时，“对军备费用支出的愚蠢深表遗憾”，并且认为，“世界的现状与前景从来没有像目前那么和平”。
但战争走来了，并且场面是那么的残酷，规模是那样的巨大，延续的时间又是那么的漫长。人们为此惊愕不已。
在一场现代战争中，民族国家在动员和组织本国资源、应付战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能力，实在令人惊讶。战争爆发之前和战争的初始阶段，大多数的人包括政治家和军事领袖都认为，战争将是短暂的。很少有人相信，一次大战能持续一年而国家的政治和财政却不崩溃。所以，战争爆发后，英国流行的口号是：照常工作。在德国，士兵向亲人告别说：当树木落叶的时候，我们就回来了。大家以为“轻轻松松一上午的战斗”就可以摆平对方。只有两个人似乎是一个例外。一是俾斯麦时期德军的参谋总长老毛奇，一是波兰的银行家、犹太人布洛克。他们在十九世纪末期对下一场战争做了预言式的推测，认为一场规模巨大的欧洲战争，将会是一场持久的消耗战。事实证明，他们两人的推测比其他人的想象更加接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实际。
战争拖延下来了，对各参战国的政府都是一个重大的考验。资源是令人头痛的问题，德国尤其如此。它本土资源缺乏，海上又受到英、法的严密封锁。德国不得不对资源进行重组，尽量节省不必要的花费。这就需要政府制定严格的资源使用计划，实行一定程度的定量配给制。首先是食品，不论贫富，先得保证吃饭问题，否则，人民就无法支持战争了。劳动力的发动和使用也很麻烦。青壮年都上了前线，年老的男性公民和妇女不得不发动起来，充当生产第一线的主力军。在紧缺的资源方面，民用的生产统统让路，以优先保证军工生产的需要。德国人以他们的精明、效率和守纪律的特性，在一场不断加剧的资源短缺的战争中，竟拖了四年多的时间，大大超出人们的想象。而1918年他们在东线取得了胜利，在西线似乎也差一点成功。英、法在资源方面比德国占有优势，但为了应付持久战争的需要，也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对资源和劳动力进行重组，实行计划分配。当然，这种总体战在管理上所造成的变革要求，是否会及时受到重视并在实践中获得成功，与各国政治的性质、效率以及现代化的程度密切相关。比如在俄罗斯，尽管资源十分丰富，劳动力也不成问题，但在经济上，它比其他参战的主要国家糟糕得多。不管怎么样，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管理上引起的变革，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其实质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强化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自觉不自觉地进行了某种平均主义的分配和按计划生产的运作。一些西方研究者认为，人们从德国战时经济模式中得到启发，将国家干预经济的方法运用到经济危机处理过程中。美国总统罗斯福和他的僚属们在三十年代实行“新政”时，就不断地参考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各参战国在经济上实行的种种措施。即使是列宁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计划经济，其灵感也是来自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至于妇女大规模地进入生产第一线，对妇女解放和各国劳动力的结构所带来的冲击，对妇女问题和社会学研究者来说，肯定是不能忽视的。
各交战国的媒体都不遗余力地来煽动对敌作战的民族主义情绪，其效果令人望而生畏。在倡导民主、天赋人权、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中，近代舆论曾经发挥过巨大的作用。和平时期，媒体在反映民意、监督政府、揭露社会的弊端方面，也基本上能得到人民的肯定。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过程中，它们却很少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进行宣传和报道。正如美国哲学家杜威恰当指出的，各交战国都利用它们来激发本国民众的情感反应，以便保持战斗员甚至是非战斗人员的士气。
媒体首先是唤起潜伏在本国人民心理深处的部落性本能，将敌人描绘成十恶不赦的魔鬼，将自己打扮为天使，认定本国所进行的战争是在替天行道，从而使每个人都相信，从事战争是一项崇高的事业，每个人都有义务和责任投入其中。任何企图规避这种义务的行为，都是对自己国家的背叛，向敌人的妥协和投降。这样的宣传会造成一种气氛，使全国上下都处于一种歇斯底里的喧嚣之中。任何对战争表示异议或不同意的声音，都会被这种歇斯底里的喧嚣所淹没。人的本质大概都会具有这样的特性，当他的思想和行为已经具有某种倾向性时，都会将对自己合适的宣传当作真理，而把对自己不合适的行为当作背叛或十恶不赦，战时的宣传恰好利用了这种心理并使其火上加油。这种宣传，也常常会激起本国士兵在战场上奋不顾身、英勇杀敌的精神，但这种英勇杀敌的精神很容易转变为不遵守战争法规、虐杀无辜的疯狂行为。
用夸大或捏造事实的伎俩来贬损敌人的形象，是赢得中立国舆论和民心的有效手段。战争期间，英国的媒体对美国民众所做的宣传非常成功。英国报纸报道说，“德国士兵曾砍断了比利时儿童的手指，将战俘钉在十字架上”。这使得在新英格兰举行声援英国作战的人群愤怒不已，纷纷表示，一定要抓住德皇下滚油锅。历史学家莫里森和康马杰对这种歪曲性宣传所产生的魔力惊叹不已，指出整个战争中一个最惊人的事情，就是一个政府很容易用近代的技术和群众的建议使人民相信谎话，尽管这个民族是有理智的，是有自由主义和民主化的背景的。
战争期间，各国媒体都大打出手，企图在敌国境内制造混乱，破坏其人民和军队的忠诚，解除他们精神上的武装。在过去的战争中，战争的目标往往只是迫使对手改变其政策。现在却很有些不同了。舆论的宣传针对的不仅是对方的政策，而且目标直指对方政府本身，甚至是对方的基本社会政治结构。德国的鲁登道夫明确感受到了这一点。他说，到了1918年，英、美的宣传机器更加注重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内容。德国所进行的战争被描述为以牺牲广大劳动者的生命和利益为代价，来换取德国一万人上层阶级的幸福。因此，德国的胜利，也就是劳动者的不幸。鲁登道夫认为，这明显地是在挑拨德国人民同政府之间的关系，目的在于鼓励德国人民进行一种推翻政府的政治革命。当然，他更没有忘记对俄国十月革命的诅咒和谴责，确信其影响直接导致了德国的部分兵变和国内政治战线的瓦解。但鲁登道夫不应忘了，德国的媒体一点也不会表现得比其他国家的媒体高尚和诚实，使用的同样是卑劣的手段。不断鼓励俄国少数民族的分离运动，或利用俄国移民中的激进分子到俄国的工厂和军队去制造混乱，是战时德国媒体的一项持续不断的工作。
丘吉尔似乎对包括英国在内的媒体有一种反感。在停战实行之后的关于对德国处置的讨论中，英国媒体一点也不宽容。审判威廉二世、让德国赔偿所有的战争损失，差不多是英国媒体普遍一致的呼声。但丘吉尔知道，要德国赔偿所有的战争损失以及只对威廉二世进行审判既难以做到，又有欠公正。把战争的责任全部推在德国的身上，将德国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让其永世不得翻身，这对战后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的和解并无帮助。但在举国上下一片严惩德国的呼喊声中，他也不得不调整自己的立场，随波逐流。不过就他的内心深处而言，对媒体鼓动复仇的行为他是厌恶的，他的一句“新闻界人士在和平时期比在战争时期干出大量更坏的事情”的评论，代表了他对媒体和舆论的所有见解和批判的立场。
这个世界上真正让人迷惘、困惑的不是自然界的神秘，也不是人与自然的微妙关系，而是人本身。战争本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暴力行为，说白了，就是公开的杀人勾当，但文明本身又对这种暴力行为施加了种种的限制和规范。首先是道德层面上的，其次是法律层面上的。不故意伤害丧失了战斗能力或放弃了战斗企图的战斗人员，不故意伤害、攻击非战斗平民，不故意摧毁与战斗无关的财产和城市，被认为是一种普遍的道德和法律义务。中国古代“不鼓不成列”的规则，中世纪英、法军队在丰努特交战请对方首先出手的风度，反映出一种侠士的品格。但进入近代社会，民主了，开化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往增多了，相互依赖性加强了，但战场上的这种骑士风度倒是不见了。原因是被鼓动起来的民族主义狂热、对敌人妖魔化的宣传、工业效率主义的原则，再加上战争总体化的趋势，使战争不再是少数士兵从事的事情，而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卷入其中，要严格约束战争中的行为已变得更加困难。
美国内战是西方近代战争伦理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当北方陆军总司令格兰特将军对在西线作战的谢尔曼将军下令“我计划由你前去攻打约翰斯顿的部队，把他打得四分五裂，同时，尽你所能深入敌境内部，对于他们的战争资源进行你所能够进行的一切破坏”之时，这种转折便开始了。谢尔曼不仅真实地贯彻了格兰特的命令，在同对手作战时，尽量将支撑对方作战的资源予以摧毁，而且还发展了针对南方普通老百姓的恐怖战略。在他看来，南北双方所进行的战争，已经超越了两个政府之间的界限，变成了两种制度下的人民战争。在这样一种战争中，敌方人民的抵抗意志是战争的首要因素，如果敌方人民的意志被摧毁，随之而来的是敌方军队的崩溃。因此，“我们必须使他们不分男女老幼、穷人富人，都感觉到战争以及有组织的军队的无情力量”。针对别人对他在率军横穿佐治亚和南北卡罗来纳所造成的恐怖破坏的批评，他理直气壮地回答：“战争就是残酷，你不可能使它变得文雅。”他还进一步地为他的行为辩解，指出，恐怖行动将促使南方早日放下武器，缩短战争的进程，因为“恐怖是理智的开始”。总之，美国内战打破了十八、十九世纪欧洲的战争常规，使战争回到了野蛮主义的时代。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比美国内战更大规模的基础上，发动了针对平民和城市的攻击。尽管这种攻击是1899年和1907年国际社会所签订的海牙国际公约明令禁止的，但纸上的规定限制不了双方的行动。因为参战双方都有无比巨大的人力物力资源和令人生畏的毁灭性武器，战争以极端残酷的方式进行。它“集所有时代恐怖之大成，不但是军队而是整个人口全被投入恐怖之中”。比利时非交战人员被有意屠杀及和平城市被有意摧毁，首先引起国际社会的愤怒和谴责。夹在两个敌对强国之间的小国比利时，以选择中立的方式来企图避免卷入战争。但地缘上的相关性质，使德国作战计划以侵犯比利时的中立来发起对法国的全面打击。德国原以为小小的比利时在强大的德军面前不会做什么抵抗的。但比利时国王与人民抵抗侵略的意志大大地迟滞了德军的行动。德军便以比利时市民做人质，要挟国王和军队投降。遭到拒绝后，市民被当做人质大量屠杀，城市遭到齐柏林L-Z飞船轰炸。1914年8月23日，德军拿下昂当镇，其将领冯·比洛将军贴出告示宣称，经他同意，统帅该部的将领已将全城化为灰烬，并枪决了一百一十人。这只是一个小镇陷落后的残酷情形，其实际被屠杀的人数被认为要高于德军公布的数字。巴巴拉·Ｗ．塔奇曼的《八月炮火》对此有详细述说。1915年，德国又不顾海牙公约的规定，在战场上首先使用毒气，对协约国军队进行攻击，使没有防备的协约国军队遭到意外的伤亡。“德国开启了地狱之门”，充当了战争中“恐怖活动的先锋”。但协约国也不是吃素的，德国“每次违反人道或国际法的暴行，受到常常是更大规模和更长时间的报复”。其结果，战争伦理荡然无存，野蛮和恐怖充斥了整个战场。商船、中立国船只和医疗救护船被击沉于海上，所有的人只得听天由命坐以待毙。双方想方设法用饥饿迫使敌国百姓投降，而不考虑年龄、性别的不同。城市和历史遗址毁于炮轰，炸弹从天而降，不问炸中的是战斗人员还是非战斗人员。多种形式的毒气使士兵窒息或烧伤，纵是生还者也当痛苦终身。
各交战国为了尽快赢得战争，都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拿出来，投放到战场上，同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改进旧的武器装备，或研制新的杀伤力更大的武器。潜水艇和飞机虽然都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才出现的，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才大规模地投入使用。西线战场上大规模的阵地战，打得双方血流成河，死亡枕籍。以铁丝网、战壕和机关枪所构成的阵地，是一道坚固的防御线，很不容易被突破。为了争夺几平方公里的阵地，双方往往投入数以十万计的兵力，但一场拉锯战之后，往往又被迫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这样，战场上的机动灵活没有了，战略和战术没有了，战场成了纯粹的绞肉机。为了克服这种防御阵地的障碍，打破僵局，恢复机动，一种新的作战武器——坦克便产生了。它的设计理念，是集进攻、防御和机动三种功能于一身。航空母舰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出现的又一种新型的武器装备，虽然还很不完善，但它的出现，已经预示着一种新的海上作战样式的到来。一艘航空母舰就是一个作战平台，它所依靠的打击力量，以后主要不再是舰载大炮，而是舰载航空兵。舰载航空兵的实质是舰载大炮功能的延伸，但它可以伸展到更远的距离，去主动寻找敌人的目标以发动攻击。
战争是一项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人类活动。新的战争武器的出现，往往会引起战争理论和作战样式的变化。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尽管大量使用了飞机、潜水艇，同时出现了坦克、航空母舰，但因为这些武器装备在战场上使用的时间还比较短暂，质量也还有待完善，因此，对于各种武器装备如何组合、人与武器如何配备才能发挥其最大的效能，人类还来不及对其经验进行抽象、归纳和总结，更谈不上有计划的战前训练了。战后二三十年代，注定了是军事理论创新的黄金时期。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争实践，理论家们创立了新的作战理论。以富勒和利德尔－哈特为代表的机械化作战理论、以杜黑为代表的空军制胜论、德国的闪击战理论都日臻完善。各相关国家的军队建制、兵种结构和武器装备配置都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经验和新的理论指导而进行了调整和重新组合，并具体运用到了二三十年代的战争训练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这些新的作战理论及根据新的理论训练出来的军队，在新的实践中得到考验。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十九世纪的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以沉重的打击。新的战争似乎已经证明，商业和交通的革命，没有打破各民族相互生疏和敌对的藩篱；科学发展所引起的知识增进和传播，并不能缓解人类非理智的情感冲动；教育和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演进，没有让人们变得更加通情达理和富于同情心；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社会财富的积累，不能消除贫困的差别。相反，战争却在更大规模的基础上，以更加残忍、更加具有破坏力的形式在进行。这一切都显示，文明进步的标准和方式、现代性的利弊，需要进行新的思考和界定。人类进入了一个新的不确定的时代。
但人类的生活要继续，更加麻烦和具体的问题需要去解决。怎样处置以德国为首的战败的国家？怎样构建新的国际政治体系来防止新的战争的出现？这需要政治家的智慧，也需要全人类的正义、宽容以及符合实际而又能发挥效率的国际组织。历史已经证明，无论是对战败国的处置还是建立新的国际政治体系来防止战争，两方面都是不成功的。胜利者制定了严厉惩罚德国以防止其再次发动战争的措施，但其落实和执行又大打折扣。它的唯一立竿见影的效果，是引起德国人民的普遍愤恨，而这种愤恨的情绪又很快被军国主义和纳粹分子所利用。建立国际联盟、推行集体安全体系、维护和平，本是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主意，但令人不解甚至遗憾的是，美国又固执地站在这个体系之外。革命后的俄国和虽然战败但仍将是大国和强国的德国，也长期被战后的国际社会拒绝。在这样的形势下，国际社会要维持和平，就是很不正常的了。战争结束后逃到荷兰做了寓公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以调侃的口吻评价巴黎和会和凡尔赛和约：“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结果是结束和平的和平。”
但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对当时的政治家们以及其他的人们进行谴责、批评和嘲笑吗？说他们自私、偏见、缺乏智慧？说他们没有从历史的经验中吸取足够的教训？那就请想一想我们今天的现实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九十年之后，我们解决了战争与和平的关系问题没有？
和平仍然“犹如天上的星辰，因远在高空而光芒暗淡”。
（《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英］温斯顿·丘吉尔著，吴良健译，贝昱、吴衡康校，南方出版社2002年7月版，188.00元）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说得对，若不认识战争，就无法了解二十世纪这短暂历史的本质。战争是这个时代的印记。但真要认识二十世纪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不能绕过去的。理由很简单，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当时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也是自人类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之后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它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因俄国十月革命胜利而开辟的人类生活的新方向，促进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而且，从一般的社会变迁和文化意义上说，其意义也十分深远。不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无法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无法理解二十世纪的历史。
我们需要有这方面的读本。
在目前国内为数不多的读物中，温斯顿·丘吉尔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的中译本值得我们关注。丘吉尔的名字当然很响亮。他是二十世纪英国最有名气和最有分量的政治家。自1900年进入英国议会开始其政治生涯，他先后担任过多个内阁大臣的职务，并两次出任内阁首相。无疑，他政治家生活的经历为他的作品增添了光彩，但从根本上说，他的作品受到重视和欢迎，关键还在于作品本身的内容和品位。他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英语国家史略》，再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使他加入到西方国家著名作家的行列，并因此而获得1953年诺贝尔文学奖。丘吉尔自己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的质量也满怀信心，确信在实质性问题上“不会被将来的历史学家所推翻”。而《纽约客》杂志的评论，更是不惜赞美之词，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隐藏在语言背后的想象力充溢着英雄主义，叙述气势磅礴、波澜壮阔的世界大事显得游刃有余，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作品中尚属罕见”。
在我们对历史的宏大叙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再自然不过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从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进一步加剧。后起的德意志帝国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企图重新瓜分世界势力范围，并组成德、奥、意军事同盟。想维护并扩大其利益范围的英、法、俄三国，则组成三国协约与之对抗。这样，战争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战争是来得比较突然的，人们在心理上并没有应付一场大规模的、持久战争的思想准备。
当二十世纪的钟声敲响的时候，人类满怀着信心和希望。因为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后，在欧洲大国之间，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持久战争。无论是克里米亚战争、美国内战或普法战争，在规模、持久性和影响方面，都不可能与拿破仑战争相比。大国之间的关系，在维也纳体系的框架之内，由大英帝国操纵着欧洲大国之间的均势。整个十九世纪，人类各方面都在稳步前进。产业革命相继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完成，社会劳动生产力大大提高。七十年代，第二次产业革命又开始启动，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更是如虎添翼。工人的工资增加了，社会福利开始得到关注，生活得到明显改善。劳资关系得到缓和，国际工人运动丧失了十九世纪上半期的那种革命精神，改良主义、修正主义开始泛滥。中小学教育开始普及，公民的文化和受教育的水平得到提升。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内政治生活进一步开放，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被授予越来越多的人。行政机构和警察部门受到社会舆论越来越多的监督和关注，酷刑已遭到普遍的反对。婴儿的死亡率在不断降低，人均寿命在延长。各国之间的交往在不断扩大，旅游、各种体育运动开始热闹起来，相互之间的依存关系得到加强。所有的这一切成就，使人类摆脱了在神秘的大自然面前的那种谦恭态度，变得更加自信。相信进步、和平和繁荣的趋势，将伸展到无限发展的未来，没有理由对前途抱悲观和怀疑的立场。各帝国宫廷里正在策划的战争阴谋、两大军事侵略集团之间的军备竞赛、摩洛哥危机和巴尔干纠纷，丝毫没有影响人们安宁生活的情绪。“四周充满和平、舒泰、心境平静的英国人的忙碌生活。街道上群集着男男女女，他们根本没有感觉到任何来自国外的威胁”。在丘吉尔的眼里，就是英国政府和议会也不相信“大战已经逼近，因此必须下决心防止它”。1913年1月，英国财政大臣在接见《每日记事报》记者时，“对军备费用支出的愚蠢深表遗憾”，并且认为，“世界的现状与前景从来没有像目前那么和平”。
但战争走来了，并且场面是那么的残酷，规模是那样的巨大，延续的时间又是那么的漫长。人们为此惊愕不已。
在一场现代战争中，民族国家在动员和组织本国资源、应付战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能力，实在令人惊讶。战争爆发之前和战争的初始阶段，大多数的人包括政治家和军事领袖都认为，战争将是短暂的。很少有人相信，一次大战能持续一年而国家的政治和财政却不崩溃。所以，战争爆发后，英国流行的口号是：照常工作。在德国，士兵向亲人告别说：当树木落叶的时候，我们就回来了。大家以为“轻轻松松一上午的战斗”就可以摆平对方。只有两个人似乎是一个例外。一是俾斯麦时期德军的参谋总长老毛奇，一是波兰的银行家、犹太人布洛克。他们在十九世纪末期对下一场战争做了预言式的推测，认为一场规模巨大的欧洲战争，将会是一场持久的消耗战。事实证明，他们两人的推测比其他人的想象更加接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实际。
战争拖延下来了，对各参战国的政府都是一个重大的考验。资源是令人头痛的问题，德国尤其如此。它本土资源缺乏，海上又受到英、法的严密封锁。德国不得不对资源进行重组，尽量节省不必要的花费。这就需要政府制定严格的资源使用计划，实行一定程度的定量配给制。首先是食品，不论贫富，先得保证吃饭问题，否则，人民就无法支持战争了。劳动力的发动和使用也很麻烦。青壮年都上了前线，年老的男性公民和妇女不得不发动起来，充当生产第一线的主力军。在紧缺的资源方面，民用的生产统统让路，以优先保证军工生产的需要。德国人以他们的精明、效率和守纪律的特性，在一场不断加剧的资源短缺的战争中，竟拖了四年多的时间，大大超出人们的想象。而1918年他们在东线取得了胜利，在西线似乎也差一点成功。英、法在资源方面比德国占有优势，但为了应付持久战争的需要，也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对资源和劳动力进行重组，实行计划分配。当然，这种总体战在管理上所造成的变革要求，是否会及时受到重视并在实践中获得成功，与各国政治的性质、效率以及现代化的程度密切相关。比如在俄罗斯，尽管资源十分丰富，劳动力也不成问题，但在经济上，它比其他参战的主要国家糟糕得多。不管怎么样，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管理上引起的变革，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其实质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强化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自觉不自觉地进行了某种平均主义的分配和按计划生产的运作。一些西方研究者认为，人们从德国战时经济模式中得到启发，将国家干预经济的方法运用到经济危机处理过程中。美国总统罗斯福和他的僚属们在三十年代实行“新政”时，就不断地参考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各参战国在经济上实行的种种措施。即使是列宁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计划经济，其灵感也是来自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至于妇女大规模地进入生产第一线，对妇女解放和各国劳动力的结构所带来的冲击，对妇女问题和社会学研究者来说，肯定是不能忽视的。
各交战国的媒体都不遗余力地来煽动对敌作战的民族主义情绪，其效果令人望而生畏。在倡导民主、天赋人权、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中，近代舆论曾经发挥过巨大的作用。和平时期，媒体在反映民意、监督政府、揭露社会的弊端方面，也基本上能得到人民的肯定。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过程中，它们却很少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进行宣传和报道。正如美国哲学家杜威恰当指出的，各交战国都利用它们来激发本国民众的情感反应，以便保持战斗员甚至是非战斗人员的士气。
媒体首先是唤起潜伏在本国人民心理深处的部落性本能，将敌人描绘成十恶不赦的魔鬼，将自己打扮为天使，认定本国所进行的战争是在替天行道，从而使每个人都相信，从事战争是一项崇高的事业，每个人都有义务和责任投入其中。任何企图规避这种义务的行为，都是对自己国家的背叛，向敌人的妥协和投降。这样的宣传会造成一种气氛，使全国上下都处于一种歇斯底里的喧嚣之中。任何对战争表示异议或不同意的声音，都会被这种歇斯底里的喧嚣所淹没。人的本质大概都会具有这样的特性，当他的思想和行为已经具有某种倾向性时，都会将对自己合适的宣传当作真理，而把对自己不合适的行为当作背叛或十恶不赦，战时的宣传恰好利用了这种心理并使其火上加油。这种宣传，也常常会激起本国士兵在战场上奋不顾身、英勇杀敌的精神，但这种英勇杀敌的精神很容易转变为不遵守战争法规、虐杀无辜的疯狂行为。
用夸大或捏造事实的伎俩来贬损敌人的形象，是赢得中立国舆论和民心的有效手段。战争期间，英国的媒体对美国民众所做的宣传非常成功。英国报纸报道说，“德国士兵曾砍断了比利时儿童的手指，将战俘钉在十字架上”。这使得在新英格兰举行声援英国作战的人群愤怒不已，纷纷表示，一定要抓住德皇下滚油锅。历史学家莫里森和康马杰对这种歪曲性宣传所产生的魔力惊叹不已，指出整个战争中一个最惊人的事情，就是一个政府很容易用近代的技术和群众的建议使人民相信谎话，尽管这个民族是有理智的，是有自由主义和民主化的背景的。
战争期间，各国媒体都大打出手，企图在敌国境内制造混乱，破坏其人民和军队的忠诚，解除他们精神上的武装。在过去的战争中，战争的目标往往只是迫使对手改变其政策。现在却很有些不同了。舆论的宣传针对的不仅是对方的政策，而且目标直指对方政府本身，甚至是对方的基本社会政治结构。德国的鲁登道夫明确感受到了这一点。他说，到了1918年，英、美的宣传机器更加注重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内容。德国所进行的战争被描述为以牺牲广大劳动者的生命和利益为代价，来换取德国一万人上层阶级的幸福。因此，德国的胜利，也就是劳动者的不幸。鲁登道夫认为，这明显地是在挑拨德国人民同政府之间的关系，目的在于鼓励德国人民进行一种推翻政府的政治革命。当然，他更没有忘记对俄国十月革命的诅咒和谴责，确信其影响直接导致了德国的部分兵变和国内政治战线的瓦解。但鲁登道夫不应忘了，德国的媒体一点也不会表现得比其他国家的媒体高尚和诚实，使用的同样是卑劣的手段。不断鼓励俄国少数民族的分离运动，或利用俄国移民中的激进分子到俄国的工厂和军队去制造混乱，是战时德国媒体的一项持续不断的工作。
丘吉尔似乎对包括英国在内的媒体有一种反感。在停战实行之后的关于对德国处置的讨论中，英国媒体一点也不宽容。审判威廉二世、让德国赔偿所有的战争损失，差不多是英国媒体普遍一致的呼声。但丘吉尔知道，要德国赔偿所有的战争损失以及只对威廉二世进行审判既难以做到，又有欠公正。把战争的责任全部推在德国的身上，将德国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让其永世不得翻身，这对战后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的和解并无帮助。但在举国上下一片严惩德国的呼喊声中，他也不得不调整自己的立场，随波逐流。不过就他的内心深处而言，对媒体鼓动复仇的行为他是厌恶的，他的一句“新闻界人士在和平时期比在战争时期干出大量更坏的事情”的评论，代表了他对媒体和舆论的所有见解和批判的立场。
这个世界上真正让人迷惘、困惑的不是自然界的神秘，也不是人与自然的微妙关系，而是人本身。战争本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暴力行为，说白了，就是公开的杀人勾当，但文明本身又对这种暴力行为施加了种种的限制和规范。首先是道德层面上的，其次是法律层面上的。不故意伤害丧失了战斗能力或放弃了战斗企图的战斗人员，不故意伤害、攻击非战斗平民，不故意摧毁与战斗无关的财产和城市，被认为是一种普遍的道德和法律义务。中国古代“不鼓不成列”的规则，中世纪英、法军队在丰努特交战请对方首先出手的风度，反映出一种侠士的品格。但进入近代社会，民主了，开化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往增多了，相互依赖性加强了，但战场上的这种骑士风度倒是不见了。原因是被鼓动起来的民族主义狂热、对敌人妖魔化的宣传、工业效率主义的原则，再加上战争总体化的趋势，使战争不再是少数士兵从事的事情，而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卷入其中，要严格约束战争中的行为已变得更加困难。
美国内战是西方近代战争伦理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当北方陆军总司令格兰特将军对在西线作战的谢尔曼将军下令“我计划由你前去攻打约翰斯顿的部队，把他打得四分五裂，同时，尽你所能深入敌境内部，对于他们的战争资源进行你所能够进行的一切破坏”之时，这种转折便开始了。谢尔曼不仅真实地贯彻了格兰特的命令，在同对手作战时，尽量将支撑对方作战的资源予以摧毁，而且还发展了针对南方普通老百姓的恐怖战略。在他看来，南北双方所进行的战争，已经超越了两个政府之间的界限，变成了两种制度下的人民战争。在这样一种战争中，敌方人民的抵抗意志是战争的首要因素，如果敌方人民的意志被摧毁，随之而来的是敌方军队的崩溃。因此，“我们必须使他们不分男女老幼、穷人富人，都感觉到战争以及有组织的军队的无情力量”。针对别人对他在率军横穿佐治亚和南北卡罗来纳所造成的恐怖破坏的批评，他理直气壮地回答：“战争就是残酷，你不可能使它变得文雅。”他还进一步地为他的行为辩解，指出，恐怖行动将促使南方早日放下武器，缩短战争的进程，因为“恐怖是理智的开始”。总之，美国内战打破了十八、十九世纪欧洲的战争常规，使战争回到了野蛮主义的时代。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比美国内战更大规模的基础上，发动了针对平民和城市的攻击。尽管这种攻击是1899年和1907年国际社会所签订的海牙国际公约明令禁止的，但纸上的规定限制不了双方的行动。因为参战双方都有无比巨大的人力物力资源和令人生畏的毁灭性武器，战争以极端残酷的方式进行。它“集所有时代恐怖之大成，不但是军队而是整个人口全被投入恐怖之中”。比利时非交战人员被有意屠杀及和平城市被有意摧毁，首先引起国际社会的愤怒和谴责。夹在两个敌对强国之间的小国比利时，以选择中立的方式来企图避免卷入战争。但地缘上的相关性质，使德国作战计划以侵犯比利时的中立来发起对法国的全面打击。德国原以为小小的比利时在强大的德军面前不会做什么抵抗的。但比利时国王与人民抵抗侵略的意志大大地迟滞了德军的行动。德军便以比利时市民做人质，要挟国王和军队投降。遭到拒绝后，市民被当做人质大量屠杀，城市遭到齐柏林L-Z飞船轰炸。1914年8月23日，德军拿下昂当镇，其将领冯·比洛将军贴出告示宣称，经他同意，统帅该部的将领已将全城化为灰烬，并枪决了一百一十人。这只是一个小镇陷落后的残酷情形，其实际被屠杀的人数被认为要高于德军公布的数字。巴巴拉·Ｗ．塔奇曼的《八月炮火》对此有详细述说。1915年，德国又不顾海牙公约的规定，在战场上首先使用毒气，对协约国军队进行攻击，使没有防备的协约国军队遭到意外的伤亡。“德国开启了地狱之门”，充当了战争中“恐怖活动的先锋”。但协约国也不是吃素的，德国“每次违反人道或国际法的暴行，受到常常是更大规模和更长时间的报复”。其结果，战争伦理荡然无存，野蛮和恐怖充斥了整个战场。商船、中立国船只和医疗救护船被击沉于海上，所有的人只得听天由命坐以待毙。双方想方设法用饥饿迫使敌国百姓投降，而不考虑年龄、性别的不同。城市和历史遗址毁于炮轰，炸弹从天而降，不问炸中的是战斗人员还是非战斗人员。多种形式的毒气使士兵窒息或烧伤，纵是生还者也当痛苦终身。
各交战国为了尽快赢得战争，都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拿出来，投放到战场上，同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改进旧的武器装备，或研制新的杀伤力更大的武器。潜水艇和飞机虽然都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才出现的，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才大规模地投入使用。西线战场上大规模的阵地战，打得双方血流成河，死亡枕籍。以铁丝网、战壕和机关枪所构成的阵地，是一道坚固的防御线，很不容易被突破。为了争夺几平方公里的阵地，双方往往投入数以十万计的兵力，但一场拉锯战之后，往往又被迫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这样，战场上的机动灵活没有了，战略和战术没有了，战场成了纯粹的绞肉机。为了克服这种防御阵地的障碍，打破僵局，恢复机动，一种新的作战武器——坦克便产生了。它的设计理念，是集进攻、防御和机动三种功能于一身。航空母舰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出现的又一种新型的武器装备，虽然还很不完善，但它的出现，已经预示着一种新的海上作战样式的到来。一艘航空母舰就是一个作战平台，它所依靠的打击力量，以后主要不再是舰载大炮，而是舰载航空兵。舰载航空兵的实质是舰载大炮功能的延伸，但它可以伸展到更远的距离，去主动寻找敌人的目标以发动攻击。
战争是一项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人类活动。新的战争武器的出现，往往会引起战争理论和作战样式的变化。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尽管大量使用了飞机、潜水艇，同时出现了坦克、航空母舰，但因为这些武器装备在战场上使用的时间还比较短暂，质量也还有待完善，因此，对于各种武器装备如何组合、人与武器如何配备才能发挥其最大的效能，人类还来不及对其经验进行抽象、归纳和总结，更谈不上有计划的战前训练了。战后二三十年代，注定了是军事理论创新的黄金时期。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争实践，理论家们创立了新的作战理论。以富勒和利德尔－哈特为代表的机械化作战理论、以杜黑为代表的空军制胜论、德国的闪击战理论都日臻完善。各相关国家的军队建制、兵种结构和武器装备配置都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经验和新的理论指导而进行了调整和重新组合，并具体运用到了二三十年代的战争训练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这些新的作战理论及根据新的理论训练出来的军队，在新的实践中得到考验。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十九世纪的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以沉重的打击。新的战争似乎已经证明，商业和交通的革命，没有打破各民族相互生疏和敌对的藩篱；科学发展所引起的知识增进和传播，并不能缓解人类非理智的情感冲动；教育和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演进，没有让人们变得更加通情达理和富于同情心；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社会财富的积累，不能消除贫困的差别。相反，战争却在更大规模的基础上，以更加残忍、更加具有破坏力的形式在进行。这一切都显示，文明进步的标准和方式、现代性的利弊，需要进行新的思考和界定。人类进入了一个新的不确定的时代。
但人类的生活要继续，更加麻烦和具体的问题需要去解决。怎样处置以德国为首的战败的国家？怎样构建新的国际政治体系来防止新的战争的出现？这需要政治家的智慧，也需要全人类的正义、宽容以及符合实际而又能发挥效率的国际组织。历史已经证明，无论是对战败国的处置还是建立新的国际政治体系来防止战争，两方面都是不成功的。胜利者制定了严厉惩罚德国以防止其再次发动战争的措施，但其落实和执行又大打折扣。它的唯一立竿见影的效果，是引起德国人民的普遍愤恨，而这种愤恨的情绪又很快被军国主义和纳粹分子所利用。建立国际联盟、推行集体安全体系、维护和平，本是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主意，但令人不解甚至遗憾的是，美国又固执地站在这个体系之外。革命后的俄国和虽然战败但仍将是大国和强国的德国，也长期被战后的国际社会拒绝。在这样的形势下，国际社会要维持和平，就是很不正常的了。战争结束后逃到荷兰做了寓公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以调侃的口吻评价巴黎和会和凡尔赛和约：“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结果是结束和平的和平。”
但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对当时的政治家们以及其他的人们进行谴责、批评和嘲笑吗？说他们自私、偏见、缺乏智慧？说他们没有从历史的经验中吸取足够的教训？那就请想一想我们今天的现实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九十年之后，我们解决了战争与和平的关系问题没有？
和平仍然“犹如天上的星辰，因远在高空而光芒暗淡”。
（《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英］温斯顿·丘吉尔著，吴良健译，贝昱、吴衡康校，南方出版社2002年7月版，18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