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23日上午8时38分，一代古书画鉴定大家徐邦达先生走完了他长达一个世纪的人生历程，享年一百零一岁。作为活跃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的五位“掌眼人”之一，徐邦达与谢稚柳、启功、杨仁恺、刘九庵合称为“全国古书画鉴定五人小组”，与谢稚柳合称“南谢北徐”。随着各位鉴定家的一一作古，徐邦达的离世堪谓一个时代的终结，留给业内的是永远的怀念和传说。
　　徐邦达，浙江海宁人，1911年农历七月七日出生于上海，字孚尹，号李庵，晚号蠖叟，当代著名的书画鉴定家、书画家、诗人、词人。曾任故宫博物馆研究员、中央文物鉴定委员会常务理事、西泠印社社员兼顾问、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业内赠予其“徐半尺”（意指其鉴画，于画轴展开半尺已知真伪）和“华夏辨画第一人”之称。
　　历来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重大，徐邦达生于上海的一个富贵之家，他的父亲徐尧臣是一位成功的商人，也是一位颇好风雅的书画收藏家，在这一的环境熏陶下，幼年的他就对书画表现出独特爱好和天赋。他的父亲在发现儿子的天赋后欣喜不已，立即将颇有名气的“娄东派”书画家李醉石聘到家里。此后数年，徐邦达在李醉石的指导下，系统地临摹了历代各个书画流派的艺术精品，练就一身过硬基本功，从而为其后来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以致后来徐邦达经常告诫他的学生，学鉴定也要学习书画创作。这可以说是他经验之谈。更为幸运的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徐邦达先生又分别投师于在当时上海享誉盛名的文物鉴定、书画大家赵叔孺、吴湖帆先生的门下，正是在这样优越的学习环境中，他时时能与众多身处海上而才华横溢的青年俊杰一起论书品画，探讨切磋，以致二十多岁的徐邦达就已经是海上颇有名气的书画家和鉴定家，直至迁居北京，成为海内闻名的古书画鉴定大家。
　　说起徐邦达成为职业鉴定家，必须提及促成他立志学习鉴定的一次上当经历。早年的徐对清“四王”痴爱异常，他曾花六根金条的天价买了一件王原祁的画，当他得意地将这件作品拿给老师去欣赏而被告知是赝品的时候，唯有叫苦不迭，也就是这一次深刻的教训，让徐邦达清醒地意识到，书画鉴定不是一门简单的学科，从而立志一定要好好研究书画鉴定，并从此走向书画鉴定的专业研究之路。
　　提起早年的鉴定事迹，徐邦达最得意的是他曾经和乾隆皇帝唱了一次“反调”。事情得追溯到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故宫重要文物南迁停放上海期间，徐邦达发现被乾隆皇帝御笔亲题、奉若珍宝的“元四家”之一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是赝品，在这幅赝品上，乾隆皇帝一次又一次的题跋，并盖上玉玺。而被乾隆皇帝认为是假的那一幅，徐邦达发现才是真的黄公望的手笔，正是靠着一双慧眼，徐邦达抢救了那幅被打入冷宫两百年的“假的”《富春山居图》，还了历史一个真实面目。
　　作为故宫博物院专业的鉴定家，徐邦达先生的一生可谓贯穿于新中国的文物和博物馆事业的发展。清廷覆灭，溥仪曾经悄悄将故宫一千二百余件珍贵书画运往伪满洲国“都城”长春。1945年春夏之交，苏联红军攻入东北，溥仪仓皇出逃，“宫中”一片混乱，众多文物字画散失。除此以外，紫禁城藏品中的九成以上，被国民党在解放前夕运到台湾。因此，新中国成立后故宫博物院的书画不到昔日紫禁城藏品所藏数量的十分之一。为了使故宫博物院绘画馆的藏品尽快丰富起来，徐邦达跋山涉水奔波于各地去征集。曾经有一次，徐邦达听说曾任国民党吉林省政府主席的郑洞国在进驻东北后，收购了不少书画珍品，而这些珍品就是溥仪当年从紫禁城带出去的书画珍品的一部分，其中包括唐代人临摹的《王方庆万岁通天进帖》、五代后唐画家胡环的《卓歇图》、五代杰出书法家杨凝式的《夏热帖》、元代著名画家王蒙的《太白山图》卷等共五件。1948年10月，郑洞国率部起义时，将这些价值连城的书画珍品贮于一个小皮箱中。起义后，郑与解放军接洽时，才将皮箱交给负责接收的解放军部队代管。但事后这批代管的字画就一直无人过问。徐邦达立即通过有关人士查访当年负责接收的部队，终于在部队存放文件的保险柜中找到了那只皮箱，从而将这批书画征集回来。如今，这五件珍品中的《王方庆万岁通天进帖》和《太白山图》卷藏于辽宁省博物馆，其他三件藏于故宫博物院。
　　除了为故宫征集书画外，徐邦达作为全国古书画鉴定小组成员之一奔赴全国各大小博物馆，为各地博物馆馆藏书画的鉴定做出卓著的贡献。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各大博物馆藏字画的一级品及故宫博物院所藏字画的一、二、三级品及参考品几乎全部经过先生的鉴定，数目之大，难以统计。
　　作为一名爱画如命的鉴定家，徐邦达一直认为最好的书画应该由国家收藏。上世纪九十年代，徐邦达在得知“清代四僧”之一石涛的《高呼与可》要上市拍卖后，坐立不安，迫切希望国家能出资购买。而此时又因为住房问题，夫人滕芳要见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李瑞环，徐邦达连连要求夫人见到李瑞环后“莫提住房，只提希望政府想办法收购《高呼与可》的建议”。见到李瑞环，徐邦达夫人径直谈到《高呼与可》，并认为新中国初期，国家经济那么困难，仍能拨出巨款将“三希堂”珍藏的三部稀世字帖中的两部买了回来，抢救《高呼与可》自是责无旁贷。在李瑞环肯定地表示应该由国家购进后，徐邦达兴奋地拉着夫人到昆仑饭店去吃饺子，房子的事情早已被抛到九霄云外了。
　　在徐邦达等专家的“主持”下，故宫斥巨资两千多万买下千古法宝《出师颂》，也正是因此，引发一场强烈的争论，一时间议论纷纷，真真假假、值与不值的辩论可谓是无休无止。而此件作品是在徐邦达和其他几位专家一致过目认可的情况下买进的，对此种种争论，徐邦达坦然处之，他的的态度是：“鉴定是一门科学，要用科学说话。”徐邦达的发言一锤定音。时至今日，再也没有人怀疑《出师颂》的真假问题了。
　　关于徐邦达在古书画鉴定上的权威，有人甚至这样说：“基于徐邦达的鉴定地位，一件古书画，只要徐邦达说是真就是真的，假的也变成真的了。”言下之意很明显。只要是他题跋过的作品，拍卖价格会翻几倍甚至几十倍。正因此，很多人曾试图用重金收买他，也有人托很多关系找他，目的都是一样，希望他把假的题成真的。面对丰厚的诱惑和各种压力，徐邦达不为所惑而断然拒绝，他说：“假的就是假的，就是我父亲的东西，假的我也说是假的，绝不含糊。”说起先生实事求是的态度，他的夫人滕芳女士曾提起，她曾经开玩笑地要求徐邦达将自己家里收藏的一幅无款宋画《万马图》题为李公麟所作，如果这样，其市场价格将是天壤之别。可一直对夫人“顺从”的徐邦达，这一次还是违背了夫人的意志，照常按照自己的鉴定意见题为宋人无款画。于此，亦可见其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原则了。
　　在这个大师、大师之名到处横飞的时代，真正可以称得上大师、大家的可以说是寥寥无几，而徐邦达堪谓是名副其实的一代鉴定大家。也正是鉴定之名盛，掩盖了他其他方面的诸多成果。真正了解的人都知道，他同时还是一位优秀的书法家、画家、诗人、词人乃至学者。他的书法撷取苏轼、米芾之精华而自成一家，同时多书以自己的诗词，这和当代好多号称“书法大师”而不谙平仄不会文章的书匠可以说是天壤之别，以致他的老友著名学者、书法家启功先生称他：“法眼燃犀鉴定家，兴来挥笔现龙蛇。渔阳体式眉山骨，填得维摩丈室花。”推崇若此，个中真意，当由此得见一二。他的画继承“四王”清新典雅一路风格，给人以隽永无穷的享受，就是二十多岁的临古作品已是得古人三昧，在拍场几可与古书画相颉颃。他的诗词清新典雅、情真意切，从中我们可以更多的看到他学者身份之外的文人情怀。
　　作为中国艺术史界“鉴定学派”的一代宗师，徐邦达将传统鉴定方法与现代考古学手段相结合，为书画鉴定建立了可传授的研究方法和学术理论，他将中国古书画鉴定学问“科学化”，从而成就了《古书画鉴定概论》、《古书画伪讹考辨》等一本本书现代古书画鉴定学科的扛鼎之作。另外，汇集他一生的鉴定以及鉴定学成果——《徐邦达集》陆续由紫禁城出版社出版，总数十六卷、超过六百万字的皇皇巨著不禁让后学者产生高山仰止的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