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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亚洲最大的航空博物馆——北京“中国航空博物馆”，一架身背“大蘑菇”的中国“空警一号”预警机便映入游人的眼帘预警机说明牌的的内容非常简单，主要是讲该机是由苏联图-4重型轰炸机改制的参观者都是带着对“空警一号”的无限好奇和迷茫而离去
岁末年初，记者在古都西安拜访了与图-4重型轰炸机“休戚与共”三十年的原空军第11军军长张国祥，从老将军的讲述中，蒙在图4——中国“空警一号”上的神秘面纱被一层层揭去张老虽然年逾七旬，但仍是红光满面，声音洪亮，可谓英雄不减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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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河北石家庄人，14岁参加八路军，打了几年仗。1949年下半年中央军委决定成立空军，从各野战军抽调“根正苗红”的尖子，进入空军航校学习飞行。我有幸被选上了，学校设在吉林省长春市，主要是培养轰炸机飞行员。航校的所有部门都有苏联专家和教官，一对一地教我们。从理论到飞行一共只有一年的时间，在图-2轰炸机上我飞了64小时就毕业了。图-2是苏联空军在i943年以后使用的轻型轰炸机，当时性能还是不错的，但我们飞的都是苏军用过的旧货，他们只是修理一下，重新喷了漆。
我们毕业时，朝鲜战争已经爆发了，我作为28团1大队的飞行员参加了作战。1951年11月29日，在中朝联合空军司令部的指挥下，我们团出动10架图-2，对美军盘踞的大和岛展开了夜间轰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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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初，苏联提供的10架图-4重型轰炸机，飞到石家庄机场(后来又有2架图-4教练领航机和1架图-4无人机投放机)。关于这些飞机是买的还是送的，说法很多。我个人认为可能一开始是斯大林答应送给我们的，后来他去世了，赫鲁晓夫又向我们要钱，他这人是干得出这种事的。
图-4轰炸机是苏联仿制美国的B-29重型轰炸机生产的，当然他们也做了一些改动：发动机马力加大了，将炮塔的机枪换成了机关炮，机组乘员也从美国的9人增加到12个人。
1953年3月15日，空军远程重型轰炸机部队独立4团在石家庄正式成立，这个团的骨干就是我们28团。
当时我们这个团是非常保密的，石家庄机场专属我们这些飞机。每天学习完，都得把教材交给保密员单独存放，不允许有一点失误。这个团直接归中央军委领导。独4团的组建也引起了台湾国民党的高度关注，1962年，地空导弹部队首次击落的U-2飞机，就是前来侦察图-4从南京大校场机场转到江西樟树机场的。在这之前，U-2怕被击落，一直不敢出动，图-4一飞，蒋介石就沉不住气了，当然这是以后的事了。
当时的意图是以独4团为“种子”部队，组建我军的远程战略轰炸机部队，由于各种原因限制，以后空军再也没有组建类似部队。建团之初，条件非常艰苦，我们驻在石家庄郊区的一个部队农场里，一间屋四张床上下铺睡八位飞行员，地勤人员都睡大通铺，我们吃饭都在席棚里，一刮风，菜汤里就一层土。虽然条件很艰苦，但我们都为自己能成为这样一支“尖子”部队的成员而自豪，学习非常努力，当时苏联也派了顾问组来教我们。按照苏军的规定，飞行超过1000小时的驾驶员才能担任图-4的机长，而我们的飞行员多的不过几百小时。但后来事实证明，我们自己飞图-4也是蛮好的。
在航校我第一个放单飞，飞机刚落地，我还没下飞机，苏联机械师就向我伸手要烟，接着又有几个“老毛子”围上来要我请客。因为按照苏军的传统，第一个放单飞是要请客的，而当时我们在航校每月才发几毛钱，哪来钱请客?苏联人特别爱喝酒，图-4顾问组的军官挣得多，他们就买酒喝，而普通的苏军机械兵没有钱买酒，就偷着把图-4上用于防止螺旋桨结冰的酒精，放到小瓶子里带回去兑上点凉水喝。那种酒精都是工业酒精，根本就不能喝，但他们不管，只要有酒味就行。1957年底我驾驶07号图-4飞机，飞往苏联远东城市——伊尔库斯克大修，受到苏联朋友的热情招待。伏特加酒随便喝，但下酒菜只有几根酸黄瓜，一根黑乎乎的香肠，还有就是加了点盐的熟猪油，这就是招待我们这些贵客的佳肴了。
石家庄机场原来是供战斗机使用的机场，跑道承受不了图-4，它满载起飞重量达60多吨，所以没用多久，石家庄机场的跑道就被图-4给压坏了。后来我们转到北京的南苑机场，那里的跑道也不行，一直到陕西武功机场修完之后，图-4才正式在那里“安了家”。
1954年10架图-4参加了国庆节受阅，我们编队的两边还有米格15护航，这是图-4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公开亮相。空中受阅结束以后，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还亲自到南苑机场看望我们，我们感动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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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4团成军之后，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参加战斗任务最多的就是西藏平叛。通常讲西藏叛乱是在1959年。实际上从1956年起，甘肃、四川、青海、西藏、云南等地的反动农奴主和仇视我们国家的上层人士，就不断策动不明真相的原藏军和农牧民叛乱。那些地方地广人稀又都是高原，陆军平叛部队的侦察轰炸补给任务都是由我们的图-4完成的。说句实在话，叛匪和普通的藏族农牧民从衣着打扮上看没什么分别，尤其是藏族牧民也都骑马背枪。我们轰炸一般都是根据陆军部队的情报，有时就是在飞机上看见下面的武装人员躲着我们乱跑，或向我们开枪就轰炸。有一次，我那架飞机就中了十几枪，把铝制的氧气管都打断了，还有两枪打在油箱上，幸亏图-4的油箱是用伸缩力很强的橡胶制成，有个小眼儿，胶皮一收缩就没事了。还有一次特别有意思，在甘肃南部有一处叫阿木去乎的喇嘛庙。四周高墙修得很坚固，1000多名叛匪被我一个营(300多人)的兵力包围，敌我力量相差悬殊，敌人随时都可能突围，而我援军最早也要第二天拂晓才能赶到。为了稳住敌人，争取时间，上级利用叛匪迷信的弱点，让我们机组带上20多枚照明弹起飞。从半夜开始，在喇嘛庙上空每盘旋一周扔下一颗照明弹，叛匪认为是神放的天灯，一个个都望空叩头，根本不敢乱动。一直到天光大亮我增援部队赶到，聚歼了残匪。
[关于图-4在中国的经历，从张军长生动的讲述中，一幕幕地展现在记者面前。将近中午时分，张老的航校同班同学、106团老团长孙勇也如约来到。孙老比张老大几岁，近两年身体欠佳，他是刚从中医院赶来，闻着老人身上那浓浓的草药味道，看着老人的病容，记者心中涌起一阵热流……]
我们的图-4在平叛中可以说什么都干。有一次陆军部队的一个首长在荒无人烟的山上得了急病，急需氧气。我们接到命令，装上氧气袋就直飞目的地，准确地把氧气袋投了下去。
刚开始平叛时，图-4都是从武功机场起飞的，到达战区上空需要很长时间，后来上级决定利用青海省格尔木的盐湖 修建机场。格尔木附近的盐湖面积很大，盐层厚达七八米，非常结实。为了整平盐跑道，施工部队就近打几个井，抽取卤水放到跑道上填平凹凸，盐卤很快固化了，再用汽碾一压非常结实，六十多吨的图-4起飞降落一点问题都没有。但后勤补给很困难，当时格尔木还不通铁路，所有弹药航材都要从六百多千米以外的西宁运来：当时公路路况又不好，青菜运到那儿都烂了，鸡蛋都颠碎了，淡水也得到离机场几十千米外的地方去拉。飞行人员根本不能洗澡，加上盐湖上空气中含盐分很大，所以人们感觉非常难受，甚至睡觉都很困难。好在时间不太长，平叛胜利结束，修建在盐湖上的机场也拆除了。平叛期间在盐湖机场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当时坚决支持中央政策的十世班禅，从北京回西藏拉萨，他所乘坐的伊尔-12专机因为航程短，所以得在盐湖机场降落加油，而当时机场停着几架图-4重型轰炸机，为了不过分刺激班禅(因为他毕竟是藏族)，我们奉命紧急飞往南疆的和田机场，在那儿落地后马上又往回飞，前后共用了6个多小时，这段时间里班禅的专机也加完油飞离了盐湖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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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4月22日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当天在布达拉宫前召开庆祝大会，上级命令我机前去撒传单。规定是10点钟飞临广场上空，我们经过精确计算，准时飞到低空进入，一气儿撇了300多千克传单。从飞机上可以看到藏族群众欢天喜地地捡拾传单，我们心里也非常高兴。
六十年代中期，我们机组还执行了一项特殊的试验任务——投掷3000千克重型炸弹，地点是在吉林白城兵器试验基地，那个地方很大，方圆几百千米，我们图-4一次装一枚大炸弹。开始投的是全尺寸的模拟弹(用钢筋混凝土做的)，3000千克的炸弹—离飞机，图-4猛地上升了几百米，我赶紧关掉自动驾驶仪改用手动操作才稳住飞机，以后我们又投了多枚实弹，试验了各种项目，每次投掷，下面都有高速摄影机拍照各种资料。
[张老如数家珍地回忆着往事。]
五十年代末，为了给我国登山队寻找一条从北坡攀登珠穆朗玛峰的路线(以前外国人攀登珠峰都是从尼泊尔境内的南坡登顶的)，我们机组奉上级命令，开始在珠峰我国一侧进行飞行照相(因为没有在外交上和尼泊尔达成有关协议，所以我们不能越过珠峰飞行)。为了保证安全，必须高飞，虽然图-4的理论升限可达12 000米，但我们从来没有飞过。我们尽可能减轻飞机重量，把炮塔拆掉，去掉了许多作战装置，甚至连机组乘员座椅后的防弹钢板都拆了。我们在珠峰一带飞了好几次，后舱中有专人用手持相机向下方和侧面拍了很多照片。1960年5月25日，登山队员王富洲、屈银华、贡布就是从北坡登顶成功的。
[记者上小学时，曾经学过一篇中国登山队勇攀珠峰的课文，当时激动得热泪盈眶。想不到几十年后从孙勇老人的口中，又听到了那次令全国人民群情振奋的壮举背后的“内幕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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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3年我进入独4团和图-4打交道，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作为空36师师长亲自办完13架图-4的除役手续，有近30年的时间。这13架“大家伙”“全须全尾”地善始善终了，对于这点我感到很欣慰。图-4在中国的飞机中，无论是军机还是民机，无论是自己生产的，还是从外国购买的飞机中创造了奇迹。你不相信，尽可以去调查，其它在中国境内的飞机没有没出过机毁人亡事故的，这一点是很难得的。苏联产的武器笨重，但很耐用，在图-4身上得到很好的体现。再有就是我们维护得好，那时无论是空勤还是地勤人员都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呵护着国家花重金买来的“大宝贝”。
在图-4服役的30年中，我们感触最深的，但也留有深深遗憾的，还是用图-4改装“空警一号”预警机的事。
六十年代末，根据当时国防部长林彪的指示，军地十几个部门开始了预警机的研制工作。经过研究决定采用我们独4团的图-4做载机。在当时的客观情况下，只有图-4才有可能驮得动那么大的雷达天线及相关设备。
任务下达到我们师(独4团归36师，张将军时任36师副师长)，说句良心话，虽然当时极左思潮影响很大，但我们师有关人员对预警机还是非常重视的。首先讲我们都是多年从事国家战略飞行任务的中坚力量，深知我国地面雷达布防的漏洞很大，盲区多，尤其是18000千米的海岸线的海域上空，更是我们的“软肋”。听说预警机能同时发现很远距离的多批目标，并能指挥引导几百架我机升空作战，拦击敌人，我们都感到非常新奇，甚至认为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当时的客观环境，我们对军事领域的高科技知道的太少了。既然有了这样一个“美好”目标，我们就要拿出“战争期间那么一股劲儿”拼命去干。具体工作由梁平副师长主抓，他为此付出了很多努力，可后来他不幸牺牲了(不是在预警机的试飞中)。
要改装预警机，首先要更换飞机上的发动机，因为图-4原装发动机大都寿命已到，而且因苏联的封锁禁运，零配件库存也很少。一开始换了马力比较小的发动机，一试不行，后来又换了阿依-20涡桨发动机，功率从原来的每台2400马力，提高到4000马力。这种发动机是我们向苏联购买伊尔-18客机时的备份发动机，改装是在武功机场附近的飞机大修厂完成的。由于发动机马力大，所以外形尺寸也加大了，尤其是螺旋桨比原来的大好多，离机体已经很近了。这样一来，螺旋桨旋转产生的气流对飞机本身是有影响的。
我们面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赶制那个直径达7米、厚(罩体高)1.6米、全重达3500千克的蘑菇形雷达天线罩。那个罩子下部是用铝合金拼接铆成的，这还好办。就是那个155°的扇面角必须用玻璃钢(玻璃纤维用树脂胶粘合)整体加工。而且在粘合的过程中还必须保证一定温度以利于固化，为此我们专门盖了一间屋子。加工好以后，我们就把房子拆去屋顶，用大吊车把这个“大蘑菇”“摘”出来。为了保证天线罩旋转平衡还在罩内加了75千克的配重物。另外为了高空飞行，还加了热水式防冰系统。这么个“大家伙”气动外形究竟怎么样，必须还要风洞吹风，试验是在陕西耀县进行的。为了运这个大块头，我们还事先到铁路部门做了调研，看一下沿途有什么碍事的没有。试验是杨立忠去的，小杨是个很热情，而且很有高科技头脑的年轻人，在改装预警机中出了很大力，可惜英年早逝。
罩子做好以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图-4背上能不能承受得这几千斤重的大物件。图-4飞机是没有机身大梁的，为了能固定住罩子和里面的雷达天线，我们在机身内部采取了各种加固措施，从而保证了天线罩每分钟转动2.8转时能够稳定。为了改善加装天线罩后飞机的气动性能，又增加了17％的水平尾翼面积，两端加设高1米的端板，机身下增加了一片长7.5米、平均高0.48米的腹鳍。取 消了尾炮塔，机头加配重1200千克。
1971年5月将天线罩吊装在飞机上，罩子高出机身2.8米，圆盘中心点距飞机头16米。雷达控制站在图-4的后舱。
整机改装完毕以后，飞机空重38吨，正常起飞重量47.8吨，最大起飞重量53吨。机上人员除了空勤组7人之外，增加了雷达站长、电子技术员等7人。总的讲，“空警一号”的飞行性能与图-4差不多。最小表速270千米／小时，最大速度410千米／小时，升限10200米，最大航程(起飞重量53吨)4000千米，留空时间7.5小时(余油3吨)，起飞滑跑为1100米，着陆滑跑900米，着陆速度160千米／小时，飞机允许使用过载2.7g，侧滑角不大于20°。
1971年6月13日上午首飞，历时30分钟，由106团团长孙勇机组试飞，在这之前还进行了几次非正式试飞，都是孙团长主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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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我们进行了地面滑行试验，就是飞机在跑道上滑跑一段距离，说白了就是试试飞机在平地上能不能开得动。第二次又进行了假起飞试验，就是当飞机滑跑一段距离，前轮和主轮都离地、飞机即将起飞的瞬间，赶紧收油门，让飞机再落下来。通过这几次试验，我感觉飞机能飞得起来，操纵也不费力。
再以后就是6月13日上午的首飞了，当时感觉还挺好，似乎一切正常。但后来的试飞发现由于天线罩尾流的扰动引起垂尾振动，测试时发现频率变化不算大。但振幅从原来的0.3毫米增大到3.3毫米，局部过载从±0.22g加大到±1.8g。我们从飞机脚蹬上就可以感觉到垂尾有类似敲打的震动，这个问题很长时间没有解决，后来有关技术人员在垂尾内加装了同步减震活动配重机构才解决了问题。听说那个机构是可以自由滚动的两个大铁球，当垂尾一侧振动大时，铁球就移向那边，从而有效地抑制了振幅的加大。还有就是雷达天线罩所产生的涡流，对飞机的升降舵影响也很大，特别是在飞机的俯仰角发生变化时更加明显，换句话说在飞机起降时操纵很困难，经过摸索，我发现在飞机尤其是下降时操纵动作，不能像飞图-4轰炸机那样，一定要柔和有度才能克服这种缺陷。
飞机的麻烦解决了，但雷达的问题始终是个困扰。由于我国当时的科技工业水平所限，不可能制造出专供预警机使用的重量轻、体积小、效果好的雷达，只能把一种五十年代从苏联进口的一型地面雷达稍加改动搬上飞机，这种雷达又大又笨，耗电也多，而且对地面杂波(由于地形复好。向上看时效果还可以，在2000米高度能在200千米的距离处发现安-24那样大的飞机。在复杂地形上空对地观察由于杂波干扰，荧光屏上一片雪花，什么也分辨不出来。我们在青海湖上试验时，当湖面波浪不大时，能发现320千米处的船只，后来我们又在渤海湾试验时，情况也差不多。雷达虽经多次改进，但对低于预警机高度的飞机还是发现不了。
现在把“空警一号”试验失败完全归罪于雷达也是不对的，当初的既定目标是要把该机搞成既能发现敌机、又能引导我机作战、全方位的空中指挥所。要实现作战引导指挥，就需要高性能的电子计算机，对广大作战空域瞬息万变的目标信息在极短的时间里进行高速计算，从而得出最优方案发出正确指令，这样的计算机在当时的我国是不可能制造出来的。向外国买吧，人家根本不卖。
“空警一号”之所以“下马”，除了雷达和计算机技术限制之外，图-4飞机本身的寿命也是很重要的方面。从1953年到1971年差不多20年了，虽然经过六十年代初成功地“延寿”，但到了这时，终究是“风烛残年”了，实在不能再担重任，而当时又没有别的飞行平台可用，所以只好停了。而在苏联同类型的飞机，早就进了化铁炉。
[在采访即将结束时，记者想请二位老人提供几幅自己与图-4的合影。以供编辑文章所用。“实在对不起，因为自从图-4来到中国，执行各种特殊任务，一直是处于高度保密状态，部队有严格规定，不许与图-4照相，我们都是领导干部，更要以身作则。”记者讶然过后是发自内心的敬重……
在本文的采写过程中得到原空军科研部长朱宝鎏和36师副参谋长嵇建生两位老先生的大力支持，在此谨致感谢!]
岁末年初，记者在古都西安拜访了与图-4重型轰炸机“休戚与共”三十年的原空军第11军军长张国祥，从老将军的讲述中，蒙在图4——中国“空警一号”上的神秘面纱被一层层揭去张老虽然年逾七旬，但仍是红光满面，声音洪亮，可谓英雄不减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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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河北石家庄人，14岁参加八路军，打了几年仗。1949年下半年中央军委决定成立空军，从各野战军抽调“根正苗红”的尖子，进入空军航校学习飞行。我有幸被选上了，学校设在吉林省长春市，主要是培养轰炸机飞行员。航校的所有部门都有苏联专家和教官，一对一地教我们。从理论到飞行一共只有一年的时间，在图-2轰炸机上我飞了64小时就毕业了。图-2是苏联空军在i943年以后使用的轻型轰炸机，当时性能还是不错的，但我们飞的都是苏军用过的旧货，他们只是修理一下，重新喷了漆。
我们毕业时，朝鲜战争已经爆发了，我作为28团1大队的飞行员参加了作战。1951年11月29日，在中朝联合空军司令部的指挥下，我们团出动10架图-2，对美军盘踞的大和岛展开了夜间轰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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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初，苏联提供的10架图-4重型轰炸机，飞到石家庄机场(后来又有2架图-4教练领航机和1架图-4无人机投放机)。关于这些飞机是买的还是送的，说法很多。我个人认为可能一开始是斯大林答应送给我们的，后来他去世了，赫鲁晓夫又向我们要钱，他这人是干得出这种事的。
图-4轰炸机是苏联仿制美国的B-29重型轰炸机生产的，当然他们也做了一些改动：发动机马力加大了，将炮塔的机枪换成了机关炮，机组乘员也从美国的9人增加到12个人。
1953年3月15日，空军远程重型轰炸机部队独立4团在石家庄正式成立，这个团的骨干就是我们28团。
当时我们这个团是非常保密的，石家庄机场专属我们这些飞机。每天学习完，都得把教材交给保密员单独存放，不允许有一点失误。这个团直接归中央军委领导。独4团的组建也引起了台湾国民党的高度关注，1962年，地空导弹部队首次击落的U-2飞机，就是前来侦察图-4从南京大校场机场转到江西樟树机场的。在这之前，U-2怕被击落，一直不敢出动，图-4一飞，蒋介石就沉不住气了，当然这是以后的事了。
当时的意图是以独4团为“种子”部队，组建我军的远程战略轰炸机部队，由于各种原因限制，以后空军再也没有组建类似部队。建团之初，条件非常艰苦，我们驻在石家庄郊区的一个部队农场里，一间屋四张床上下铺睡八位飞行员，地勤人员都睡大通铺，我们吃饭都在席棚里，一刮风，菜汤里就一层土。虽然条件很艰苦，但我们都为自己能成为这样一支“尖子”部队的成员而自豪，学习非常努力，当时苏联也派了顾问组来教我们。按照苏军的规定，飞行超过1000小时的驾驶员才能担任图-4的机长，而我们的飞行员多的不过几百小时。但后来事实证明，我们自己飞图-4也是蛮好的。
在航校我第一个放单飞，飞机刚落地，我还没下飞机，苏联机械师就向我伸手要烟，接着又有几个“老毛子”围上来要我请客。因为按照苏军的传统，第一个放单飞是要请客的，而当时我们在航校每月才发几毛钱，哪来钱请客?苏联人特别爱喝酒，图-4顾问组的军官挣得多，他们就买酒喝，而普通的苏军机械兵没有钱买酒，就偷着把图-4上用于防止螺旋桨结冰的酒精，放到小瓶子里带回去兑上点凉水喝。那种酒精都是工业酒精，根本就不能喝，但他们不管，只要有酒味就行。1957年底我驾驶07号图-4飞机，飞往苏联远东城市——伊尔库斯克大修，受到苏联朋友的热情招待。伏特加酒随便喝，但下酒菜只有几根酸黄瓜，一根黑乎乎的香肠，还有就是加了点盐的熟猪油，这就是招待我们这些贵客的佳肴了。
石家庄机场原来是供战斗机使用的机场，跑道承受不了图-4，它满载起飞重量达60多吨，所以没用多久，石家庄机场的跑道就被图-4给压坏了。后来我们转到北京的南苑机场，那里的跑道也不行，一直到陕西武功机场修完之后，图-4才正式在那里“安了家”。
1954年10架图-4参加了国庆节受阅，我们编队的两边还有米格15护航，这是图-4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公开亮相。空中受阅结束以后，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还亲自到南苑机场看望我们，我们感动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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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4团成军之后，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参加战斗任务最多的就是西藏平叛。通常讲西藏叛乱是在1959年。实际上从1956年起，甘肃、四川、青海、西藏、云南等地的反动农奴主和仇视我们国家的上层人士，就不断策动不明真相的原藏军和农牧民叛乱。那些地方地广人稀又都是高原，陆军平叛部队的侦察轰炸补给任务都是由我们的图-4完成的。说句实在话，叛匪和普通的藏族农牧民从衣着打扮上看没什么分别，尤其是藏族牧民也都骑马背枪。我们轰炸一般都是根据陆军部队的情报，有时就是在飞机上看见下面的武装人员躲着我们乱跑，或向我们开枪就轰炸。有一次，我那架飞机就中了十几枪，把铝制的氧气管都打断了，还有两枪打在油箱上，幸亏图-4的油箱是用伸缩力很强的橡胶制成，有个小眼儿，胶皮一收缩就没事了。还有一次特别有意思，在甘肃南部有一处叫阿木去乎的喇嘛庙。四周高墙修得很坚固，1000多名叛匪被我一个营(300多人)的兵力包围，敌我力量相差悬殊，敌人随时都可能突围，而我援军最早也要第二天拂晓才能赶到。为了稳住敌人，争取时间，上级利用叛匪迷信的弱点，让我们机组带上20多枚照明弹起飞。从半夜开始，在喇嘛庙上空每盘旋一周扔下一颗照明弹，叛匪认为是神放的天灯，一个个都望空叩头，根本不敢乱动。一直到天光大亮我增援部队赶到，聚歼了残匪。
[关于图-4在中国的经历，从张军长生动的讲述中，一幕幕地展现在记者面前。将近中午时分，张老的航校同班同学、106团老团长孙勇也如约来到。孙老比张老大几岁，近两年身体欠佳，他是刚从中医院赶来，闻着老人身上那浓浓的草药味道，看着老人的病容，记者心中涌起一阵热流……]
我们的图-4在平叛中可以说什么都干。有一次陆军部队的一个首长在荒无人烟的山上得了急病，急需氧气。我们接到命令，装上氧气袋就直飞目的地，准确地把氧气袋投了下去。
刚开始平叛时，图-4都是从武功机场起飞的，到达战区上空需要很长时间，后来上级决定利用青海省格尔木的盐湖 修建机场。格尔木附近的盐湖面积很大，盐层厚达七八米，非常结实。为了整平盐跑道，施工部队就近打几个井，抽取卤水放到跑道上填平凹凸，盐卤很快固化了，再用汽碾一压非常结实，六十多吨的图-4起飞降落一点问题都没有。但后勤补给很困难，当时格尔木还不通铁路，所有弹药航材都要从六百多千米以外的西宁运来：当时公路路况又不好，青菜运到那儿都烂了，鸡蛋都颠碎了，淡水也得到离机场几十千米外的地方去拉。飞行人员根本不能洗澡，加上盐湖上空气中含盐分很大，所以人们感觉非常难受，甚至睡觉都很困难。好在时间不太长，平叛胜利结束，修建在盐湖上的机场也拆除了。平叛期间在盐湖机场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当时坚决支持中央政策的十世班禅，从北京回西藏拉萨，他所乘坐的伊尔-12专机因为航程短，所以得在盐湖机场降落加油，而当时机场停着几架图-4重型轰炸机，为了不过分刺激班禅(因为他毕竟是藏族)，我们奉命紧急飞往南疆的和田机场，在那儿落地后马上又往回飞，前后共用了6个多小时，这段时间里班禅的专机也加完油飞离了盐湖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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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4月22日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当天在布达拉宫前召开庆祝大会，上级命令我机前去撒传单。规定是10点钟飞临广场上空，我们经过精确计算，准时飞到低空进入，一气儿撇了300多千克传单。从飞机上可以看到藏族群众欢天喜地地捡拾传单，我们心里也非常高兴。
六十年代中期，我们机组还执行了一项特殊的试验任务——投掷3000千克重型炸弹，地点是在吉林白城兵器试验基地，那个地方很大，方圆几百千米，我们图-4一次装一枚大炸弹。开始投的是全尺寸的模拟弹(用钢筋混凝土做的)，3000千克的炸弹—离飞机，图-4猛地上升了几百米，我赶紧关掉自动驾驶仪改用手动操作才稳住飞机，以后我们又投了多枚实弹，试验了各种项目，每次投掷，下面都有高速摄影机拍照各种资料。
[张老如数家珍地回忆着往事。]
五十年代末，为了给我国登山队寻找一条从北坡攀登珠穆朗玛峰的路线(以前外国人攀登珠峰都是从尼泊尔境内的南坡登顶的)，我们机组奉上级命令，开始在珠峰我国一侧进行飞行照相(因为没有在外交上和尼泊尔达成有关协议，所以我们不能越过珠峰飞行)。为了保证安全，必须高飞，虽然图-4的理论升限可达12 000米，但我们从来没有飞过。我们尽可能减轻飞机重量，把炮塔拆掉，去掉了许多作战装置，甚至连机组乘员座椅后的防弹钢板都拆了。我们在珠峰一带飞了好几次，后舱中有专人用手持相机向下方和侧面拍了很多照片。1960年5月25日，登山队员王富洲、屈银华、贡布就是从北坡登顶成功的。
[记者上小学时，曾经学过一篇中国登山队勇攀珠峰的课文，当时激动得热泪盈眶。想不到几十年后从孙勇老人的口中，又听到了那次令全国人民群情振奋的壮举背后的“内幕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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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3年我进入独4团和图-4打交道，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作为空36师师长亲自办完13架图-4的除役手续，有近30年的时间。这13架“大家伙”“全须全尾”地善始善终了，对于这点我感到很欣慰。图-4在中国的飞机中，无论是军机还是民机，无论是自己生产的，还是从外国购买的飞机中创造了奇迹。你不相信，尽可以去调查，其它在中国境内的飞机没有没出过机毁人亡事故的，这一点是很难得的。苏联产的武器笨重，但很耐用，在图-4身上得到很好的体现。再有就是我们维护得好，那时无论是空勤还是地勤人员都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呵护着国家花重金买来的“大宝贝”。
在图-4服役的30年中，我们感触最深的，但也留有深深遗憾的，还是用图-4改装“空警一号”预警机的事。
六十年代末，根据当时国防部长林彪的指示，军地十几个部门开始了预警机的研制工作。经过研究决定采用我们独4团的图-4做载机。在当时的客观情况下，只有图-4才有可能驮得动那么大的雷达天线及相关设备。
任务下达到我们师(独4团归36师，张将军时任36师副师长)，说句良心话，虽然当时极左思潮影响很大，但我们师有关人员对预警机还是非常重视的。首先讲我们都是多年从事国家战略飞行任务的中坚力量，深知我国地面雷达布防的漏洞很大，盲区多，尤其是18000千米的海岸线的海域上空，更是我们的“软肋”。听说预警机能同时发现很远距离的多批目标，并能指挥引导几百架我机升空作战，拦击敌人，我们都感到非常新奇，甚至认为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当时的客观环境，我们对军事领域的高科技知道的太少了。既然有了这样一个“美好”目标，我们就要拿出“战争期间那么一股劲儿”拼命去干。具体工作由梁平副师长主抓，他为此付出了很多努力，可后来他不幸牺牲了(不是在预警机的试飞中)。
要改装预警机，首先要更换飞机上的发动机，因为图-4原装发动机大都寿命已到，而且因苏联的封锁禁运，零配件库存也很少。一开始换了马力比较小的发动机，一试不行，后来又换了阿依-20涡桨发动机，功率从原来的每台2400马力，提高到4000马力。这种发动机是我们向苏联购买伊尔-18客机时的备份发动机，改装是在武功机场附近的飞机大修厂完成的。由于发动机马力大，所以外形尺寸也加大了，尤其是螺旋桨比原来的大好多，离机体已经很近了。这样一来，螺旋桨旋转产生的气流对飞机本身是有影响的。
我们面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赶制那个直径达7米、厚(罩体高)1.6米、全重达3500千克的蘑菇形雷达天线罩。那个罩子下部是用铝合金拼接铆成的，这还好办。就是那个155°的扇面角必须用玻璃钢(玻璃纤维用树脂胶粘合)整体加工。而且在粘合的过程中还必须保证一定温度以利于固化，为此我们专门盖了一间屋子。加工好以后，我们就把房子拆去屋顶，用大吊车把这个“大蘑菇”“摘”出来。为了保证天线罩旋转平衡还在罩内加了75千克的配重物。另外为了高空飞行，还加了热水式防冰系统。这么个“大家伙”气动外形究竟怎么样，必须还要风洞吹风，试验是在陕西耀县进行的。为了运这个大块头，我们还事先到铁路部门做了调研，看一下沿途有什么碍事的没有。试验是杨立忠去的，小杨是个很热情，而且很有高科技头脑的年轻人，在改装预警机中出了很大力，可惜英年早逝。
罩子做好以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图-4背上能不能承受得这几千斤重的大物件。图-4飞机是没有机身大梁的，为了能固定住罩子和里面的雷达天线，我们在机身内部采取了各种加固措施，从而保证了天线罩每分钟转动2.8转时能够稳定。为了改善加装天线罩后飞机的气动性能，又增加了17％的水平尾翼面积，两端加设高1米的端板，机身下增加了一片长7.5米、平均高0.48米的腹鳍。取 消了尾炮塔，机头加配重1200千克。
1971年5月将天线罩吊装在飞机上，罩子高出机身2.8米，圆盘中心点距飞机头16米。雷达控制站在图-4的后舱。
整机改装完毕以后，飞机空重38吨，正常起飞重量47.8吨，最大起飞重量53吨。机上人员除了空勤组7人之外，增加了雷达站长、电子技术员等7人。总的讲，“空警一号”的飞行性能与图-4差不多。最小表速270千米／小时，最大速度410千米／小时，升限10200米，最大航程(起飞重量53吨)4000千米，留空时间7.5小时(余油3吨)，起飞滑跑为1100米，着陆滑跑900米，着陆速度160千米／小时，飞机允许使用过载2.7g，侧滑角不大于20°。
1971年6月13日上午首飞，历时30分钟，由106团团长孙勇机组试飞，在这之前还进行了几次非正式试飞，都是孙团长主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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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我们进行了地面滑行试验，就是飞机在跑道上滑跑一段距离，说白了就是试试飞机在平地上能不能开得动。第二次又进行了假起飞试验，就是当飞机滑跑一段距离，前轮和主轮都离地、飞机即将起飞的瞬间，赶紧收油门，让飞机再落下来。通过这几次试验，我感觉飞机能飞得起来，操纵也不费力。
再以后就是6月13日上午的首飞了，当时感觉还挺好，似乎一切正常。但后来的试飞发现由于天线罩尾流的扰动引起垂尾振动，测试时发现频率变化不算大。但振幅从原来的0.3毫米增大到3.3毫米，局部过载从±0.22g加大到±1.8g。我们从飞机脚蹬上就可以感觉到垂尾有类似敲打的震动，这个问题很长时间没有解决，后来有关技术人员在垂尾内加装了同步减震活动配重机构才解决了问题。听说那个机构是可以自由滚动的两个大铁球，当垂尾一侧振动大时，铁球就移向那边，从而有效地抑制了振幅的加大。还有就是雷达天线罩所产生的涡流，对飞机的升降舵影响也很大，特别是在飞机的俯仰角发生变化时更加明显，换句话说在飞机起降时操纵很困难，经过摸索，我发现在飞机尤其是下降时操纵动作，不能像飞图-4轰炸机那样，一定要柔和有度才能克服这种缺陷。
飞机的麻烦解决了，但雷达的问题始终是个困扰。由于我国当时的科技工业水平所限，不可能制造出专供预警机使用的重量轻、体积小、效果好的雷达，只能把一种五十年代从苏联进口的一型地面雷达稍加改动搬上飞机，这种雷达又大又笨，耗电也多，而且对地面杂波(由于地形复好。向上看时效果还可以，在2000米高度能在200千米的距离处发现安-24那样大的飞机。在复杂地形上空对地观察由于杂波干扰，荧光屏上一片雪花，什么也分辨不出来。我们在青海湖上试验时，当湖面波浪不大时，能发现320千米处的船只，后来我们又在渤海湾试验时，情况也差不多。雷达虽经多次改进，但对低于预警机高度的飞机还是发现不了。
现在把“空警一号”试验失败完全归罪于雷达也是不对的，当初的既定目标是要把该机搞成既能发现敌机、又能引导我机作战、全方位的空中指挥所。要实现作战引导指挥，就需要高性能的电子计算机，对广大作战空域瞬息万变的目标信息在极短的时间里进行高速计算，从而得出最优方案发出正确指令，这样的计算机在当时的我国是不可能制造出来的。向外国买吧，人家根本不卖。
“空警一号”之所以“下马”，除了雷达和计算机技术限制之外，图-4飞机本身的寿命也是很重要的方面。从1953年到1971年差不多20年了，虽然经过六十年代初成功地“延寿”，但到了这时，终究是“风烛残年”了，实在不能再担重任，而当时又没有别的飞行平台可用，所以只好停了。而在苏联同类型的飞机，早就进了化铁炉。
[在采访即将结束时，记者想请二位老人提供几幅自己与图-4的合影。以供编辑文章所用。“实在对不起，因为自从图-4来到中国，执行各种特殊任务，一直是处于高度保密状态，部队有严格规定，不许与图-4照相，我们都是领导干部，更要以身作则。”记者讶然过后是发自内心的敬重……
在本文的采写过程中得到原空军科研部长朱宝鎏和36师副参谋长嵇建生两位老先生的大力支持，在此谨致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