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逝世以後,报章上的纪念文字颇有人把他划入“新儒家”的旗帜之下,但钱先生生前雅不顾接受此荣衔。这不仅因为他极力要避免建立任何“门户”,而且更因为“新儒家”的概念有特殊涵义。“新儒家”这一概念今天至少有三种不同的用法:第一种最廣宽,几乎任何二十世纪中国学人,凡是封儒学不存偏见,並认真加以研究者,都可以被看成“新儒家”;第二种比较具体,即以哲学为取捨的标准,只有在哲学上对儒学有新的阐释和发展的人,才有资格取得“新儒家”的称号;第三种是海外流行的本义,即熊十力学派中人才是真正的“新儒家”,以及私淑熊氏之学而又为熊门所认可者。无论按上述哪一种用法,都不能称钱穆先生为“新儒家”。虽然对钱先生来说,儒家不仅是他的客观研究对象,是中国人的基本价值系统,同时也是他终身尊奉的人生信仰;而且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与第二代“新儒家”交住甚密,与他们之间有最低限度的一致立場——为中国文化说话,但彼此的学术取向以及对儒学传统的认识,是格格不入的。所以当1958年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观等第二代新儒家的中坚人物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邀请钱穆先生聊署,遭到钱先生坚拒。本名从主人之义,我们今天自没有理由将“新儒家”之名强加在他的身上。“新儒家”具有强烈的道统意识,但他们与宋明以来的一般取径有所不同,而是以对“心性”的理解和体證来判断历史上的儒者是否见得“道体”,把證悟的经验作为重建道统的前提。这在西方人看来,颇近似於宗教体验,封“学不见道”的门外人势必构成理解上的困难,即在“门内”事实上也发生了严重分歧。“新儒家”的“開出”说,即上承“内聖外王”的旧统而提出的由道统開出政统和学统的说法,事实上是为了安顿“民主”与“科学”特别构想出来的,究竟怎样“開出”,从来未獲说明。如果说只有悟“道”和进入“道统”的人才能“開出”民主与科学,这一限断太严格了;如果指的是“新儒家”以“先觉觉後觉”的方式激发中国人的良知,然後通过“良知的自我坎陷”以“開出”民主与科学,更要遇到难解的困境。顯然这一理论建构必须预设“新儒家”在精神世界中居於最高指导地位,而一旦涉及实践便又要预设一种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结果居於金字塔最高一层的必然是“新儒家”。正因此,以“道”的继住開来自许的“新儒家”,所倡导的其实是“教”,而不是通常意义的“学”。“新儒家”对整个知识领域往往流露出一种睥睨古今中外的心态。我们不妨称这种心态为“良知的傲慢”。这种心理结构,一部分渊源於中国儒生、文士之流的“狂”的传统,另一方面起於对西方人所谓“知性的傲慢”的反应。也可以说是对科学主义的一种反模仿。但反模仿也是模仿的一种,其结果是发展了一套与科学主义貌異情同的意识形态——道德主义。總之“新儒家”的主要特色是用一種特製的語言來宣傳一種特殊的信仰,在這個信仰普遍衰微的時代,“新儒家”如果能發揮一點“起信”的功用,那怕僅僅限於三五徒众,仍然有益於社會秩序。但是从史學的角度看,由於“新儒家”採取了最極端的“六經注我”的方式,其中自不免留有許多值得商榷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