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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作为一位个人色彩极其鲜明的作家，在他的作品之中有强烈的个人意识。本文从作者的角度来解析帕慕克如何在《我的名字叫红》中通过其独特的结构和极具极色的写作风格来完成个人意识在作品中的呈现
关键词：《我的名字叫红》 个人意识 第一人称
一
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的代表作《我的名字叫红》具有独特的艺术形式与深刻的思想内核，以一场谋杀为大背景下的故事通过不同人物的“我”的第一视角有着不同的展现。整个故事巧妙地糅合了真实的历史与作者丰富的想象，在本应紧张的谋杀之中，帕慕克穿插了对于艺术的困境、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个体生命的思考，以及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并以一种冷静客观的风格呈现出来。这种矛盾凸显出了帕慕克创作中强烈的个人主观的价值认知。2006年帕慕克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的演讲《父亲的手提箱》中曾说道：“我写作是因为我有一个孩子般的执着：要有一个不朽的图书室，书架上还要有自己的书……我写作是因为我从来没让自己快乐过，写作能让我快乐。a
帕慕克作为当代土耳其作家，处在土耳其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与现代的交汇点上，受到了社会与现实极大的影响。但是这并不代表着帕慕克的创作是基于现实与社会的模仿呈现，其创作在许多层面上都突显出一种个人意识。本文在此就要论述帕慕克独特叙述人称的选择和个人意识的呈现，讨论如何通过独特的第一人称视角与冷静客观的立场呈现出《我的名字叫红》中作者的个人意识。
二
《我的名字叫红》中最具特色的一点就是其独特的叙事形式，整本小说被分为了五十九篇章，每一篇章的主人都不同，作者通过每一个篇章的主人的“我”的第一人称视角来带领读者走进这个故事。
作者通过“黑”“艾斯特”“谢库瑞”“姨夫”“奥尔罕”“橄榄”“蝴蝶”“鹳鸟”“奥斯曼大师”“撒旦”“一枚金币”“一匹马”等人物自己的视角来推进整个故事的发展。在结构上，作者并没有通过一个宏观的视角推动整个故事，反而是将整个视角多样化、零散化、自我化，通过不同人物对于同一个事件的不同态度来展示不同的个人意识。而这种人物的个人意识正是作者个人意识的一种隐性表达。每一个人因为立场的不同都会有不同的态度，作者在叙述中设计的每一个叙述人物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自己某一方面的立场和态度，这种分散在每一章节的第一人称叙述相对于一以贯之的第一人称叙述来说，叙述者在叙述中表达的主体立场相对更加客观和冷静，更有说服力和感染力。在《我的名字叫红》中黑多次通过艾斯特与谢库瑞传递信件交流，而在“我的名字叫黑”“我的名字叫艾斯特”“我，谢库瑞”中都有对于这段感情不同态度的描写。一边是追求青梅竹马的黑，一边是不知丈夫生死，守着活寡的谢库瑞，还有作为第三方视角的艾斯特。作者着重描写了三个人的心理活动，并且每次书信交流，作为传输媒介的艾斯特都会打开信件，将其呈现在读者的眼前。
在第一次书信的交流中，黑的心理活动是“我心中又燃起熊熊的爱恋，就如同他们在我们珍爱的书本中描绘的一样”b。 而在写谢库瑞的心理活动前，作者先从艾斯特的视角展示了谢库瑞的回信，并且推测了谢库瑞虽然信上冷漠，但是实际上对着黑有着强烈回应的心理，最后在谢库瑞的单元中得到了印证：“听着，谢库瑞，我的心这么告诉我，他不但外表英俊，看进他的眼里，会发现他拥有一颗孩童的心，纯真孤独：嫁给他。然而我却给了他一封意思完全相反的信。”c在此之后，虽然黑和谢库瑞产生了爱恋，但是两人却不是当初青梅竹马般纯真的感情。黑在爱情上并没有迟疑，但是他对谢库瑞的爱带有了强大的占有欲和征服感。而谢库瑞对此则多了很多现实的考量，在进与退之间反复地犹豫。作者通过对于不同人物的“我”的视角描写，刻画了他们在这之中的纠结与各种复杂心理，并通过黑与谢库瑞在爱情之中的矛盾来影射了作者对于正在被现代因子影响着的传统社会的挣扎与纠结。
“谋杀、爱情和文化是小说的三个主题”d。这种个人意识的描写不仅仅出现在爱情的主题当中，也出现在了另外两个主题之中。在“谋杀”主题之中有着与“爱情”主题一样的不同人物的视角，但是与“爱情”主题不同的是，在“谋杀”主题中有“死去受害者”的视角。在现实的生活之中，人死了就无法发声，但是在《我的名字叫红》中却有很多以死人为主体第一人称视角的单元，比如第一章“我是一个死人”的第一人称视角就是死去的高雅先生的视角，第三十七章的“我是你们的姨夫”的视角也是死去的姨夫的视角。这种通过人物生命的延伸既從情节上推动了故事的发展，又通过再次的跳脱故事框架，故事的参与者变成了旁观者，强化了人物个人的意识，突显了人物背后作者的意图。
在第一章中，死去的高雅先生有一段自白：“我过得很快乐，人们都说我过得很快乐；此时我才明白：在苏丹的装饰画坊里，最精致华丽的书页插画是我画的，谁都不能跟我相比。我在外面干的活每月能赚九百块银币。”e高雅先生自恋而又贪财的个人形象呼之欲出。而死去的姨夫到了一个神奇的天堂，而对于这个天堂的描写与思考则更直接地突显了作者的个人意识，“红色朝我逼近——那无所不在的红，包罗着宇宙万象；如此壮丽璀璨的红，想到自己即将成为它的一部分，想到自己能够如此接近‘他’，我不禁泪如泉涌”，“东方和西方皆属于我”f。而这恰恰表达了作者对在东西方文化交汇点的土耳其文化未来的思考，并以文化关怀的角度对其进行书写。
总之，无论是在“爱情”主题还是在“谋杀”主题之中，作者通过不同人物的“我”的视角，不仅丰富了对于同一事件站在不同立场上的理解，更突显出了作品中人物的个人意识，进而反映了作者的个人意识。作者通过这样的方法避免人物之间的激烈冲突，将这个故事的重心从故事的戏剧性转移到处于故事剧烈矛盾之中的每一个参与者的复杂心理，从而展现出作者对于东西方文化的融合、艺术与个体生命、传统与现代性的思考。
三
《我的名字叫红》这种多点聚焦的第一人称叙述，在人物结构上打破了一般叙事作品中人物结构的主次之分，作品经常以看起来是边缘化的人物作为第一人称叙述的视点，整个作品的叙述视角也随之扩大化了。读者对故事的切入不只是保持在某一个人物层面，而是不断变换，全面掌控故事的发展。而作者也试图通过这些不同的包括人、物在内的叙事视角表达自己主观意识，并以此增强主观意识的说服力。在《我的名字叫红》中，除了“黑”“艾斯特”“谢库瑞”“姨夫”“奥斯曼大师”这些推动整个故事前进的主线，而还有很多其他的人物，是作者意图在文中更为明显直白的出现。 而这些人物大部分是在现实中没有思考能力的或者是被想象出的“物”。如“狗”“树”“金币”“死亡”“马”“撒旦”，作者将这些“物”赋予了生命和思考，以“我”的视角来观察事件，来审视自我，通过这样避免人物之间矛盾冲突，保持了一种冷静的写作风格，缓慢地推动故事的发展。
这种事件中他者的存在不仅可以丰富整个故事，更使得作者可以更加自如地表达自我的个人意识，在第十章“我是一棵树”中，树曾说道：“我不想成为一棵树本身，而想成为它的意义。”g这不仅表达了作者对于土耳其传统艺术的理解，更表达了作者对于语言与符号、世界与生命的理解与参悟，并通过树来直接地揭露教长伪善的面孔：“锡瓦斯的斗鸡眼奈德莱特教长坚持咖啡是魔鬼的产物”，“因此，那些相信咖啡带来不良影响的人，相信的不是我们正统宗教的戒律，而是撒旦本人”h。
除此之外，撒旦形象的出现颇有意味。在西方文化中，撒旦是一个经典的形象，在《圣经》中的撒旦是魔鬼的形象，但是撒旦形象并不是只有恶的存在。在《圣经·约伯记》中，撒旦去折磨约伯其实也是在上帝的默许之下进行的，撒旦的形象具有复杂性。而在弥尔顿的《失乐园》中，撒旦则成为一个挑战权威的悲剧人物，安德森在其著作中曾评论：“弥尔顿将剧情娓娓道来， 上帝的忠告是为人类幸运的堕落；撒旦的谋划看着有多么不堪， 实际上这也是上帝的谋划， 只不过借由撒旦之手而已。”i 而《我的名字叫红》中的撒旦形象也是这样一个叛逆者的形象，他的出现本身就传达了作者强烈的个人意识。作者通过撒旦指出人的堕落是自己的堕落，是在不断成长中被自负蒙蔽了双眼，以自己为中心，企图去征服世界。但是到了章节末尾，作者再次回到平淡，用一种平缓的语气再次呈现出自己的个人意识：“别笑。重要的不是思想的内容，而是思想的形式。重要的不是一位细密画家画了什么，而是他的风格。” j
四
帕慕克通过了不同人物的第一人称“我”的视角来展开叙事，在每个人的不同视角下，激烈的矛盾被淡化，形成了一种平淡的写作风格。作者通过不同人物的多元视角来表达自己的多重思考，并将其展现在了作品之中。无论是“爱情”中黑、谢库瑞和哈桑之间的矛盾，还是“谋杀”中细密画师之间风格与流派之争，最后都变成了人物的自白，以这种形式来回答作者面对这些矛盾时的自我思考与个人意识。
在《我的名字叫红》中，多元的人物与其背后的个人意识表达了作者本人在这样的文化与社会背景下的深邃思考。这种个人意识是在作者特殊的文化背景与时代背景中的，但是这并不是作品产生与立足的根本。正如帕慕克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所说，他的创作是基于作者本身的创作欲望与思考之上的，在他的作品中无处不暗藏著作者的个人色彩。帕慕克通过巧妙的叙述技巧和独特的写作风格，将自己的生命体验写入作品之中。
a 〔土〕奥尔罕·帕慕克. 父亲的手提箱【DB/OL】. 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78213374/
bcefghj 〔土〕奥尔罕·帕慕克：《我的名字叫红》，沈志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4页，第50页，第1—2页，第311—312页，第66页，第65页，第395页。
d 詹青花：《论《我的名字叫红》叙事中的文化主题》，《当代外国文学》2007年第3期，第1—2页。
i Empson.William.Milton’s God【M】.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1981.
作 者： 何治涛，西南大学文学院2018级博雅班在读本科生，研究方向：外国文学。
编 辑：赵红玉 E-mail： zhaohongyu69@126.com
关键词：《我的名字叫红》 个人意识 第一人称
一
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的代表作《我的名字叫红》具有独特的艺术形式与深刻的思想内核，以一场谋杀为大背景下的故事通过不同人物的“我”的第一视角有着不同的展现。整个故事巧妙地糅合了真实的历史与作者丰富的想象，在本应紧张的谋杀之中，帕慕克穿插了对于艺术的困境、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个体生命的思考，以及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并以一种冷静客观的风格呈现出来。这种矛盾凸显出了帕慕克创作中强烈的个人主观的价值认知。2006年帕慕克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的演讲《父亲的手提箱》中曾说道：“我写作是因为我有一个孩子般的执着：要有一个不朽的图书室，书架上还要有自己的书……我写作是因为我从来没让自己快乐过，写作能让我快乐。a
帕慕克作为当代土耳其作家，处在土耳其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与现代的交汇点上，受到了社会与现实极大的影响。但是这并不代表着帕慕克的创作是基于现实与社会的模仿呈现，其创作在许多层面上都突显出一种个人意识。本文在此就要论述帕慕克独特叙述人称的选择和个人意识的呈现，讨论如何通过独特的第一人称视角与冷静客观的立场呈现出《我的名字叫红》中作者的个人意识。
二
《我的名字叫红》中最具特色的一点就是其独特的叙事形式，整本小说被分为了五十九篇章，每一篇章的主人都不同，作者通过每一个篇章的主人的“我”的第一人称视角来带领读者走进这个故事。
作者通过“黑”“艾斯特”“谢库瑞”“姨夫”“奥尔罕”“橄榄”“蝴蝶”“鹳鸟”“奥斯曼大师”“撒旦”“一枚金币”“一匹马”等人物自己的视角来推进整个故事的发展。在结构上，作者并没有通过一个宏观的视角推动整个故事，反而是将整个视角多样化、零散化、自我化，通过不同人物对于同一个事件的不同态度来展示不同的个人意识。而这种人物的个人意识正是作者个人意识的一种隐性表达。每一个人因为立场的不同都会有不同的态度，作者在叙述中设计的每一个叙述人物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自己某一方面的立场和态度，这种分散在每一章节的第一人称叙述相对于一以贯之的第一人称叙述来说，叙述者在叙述中表达的主体立场相对更加客观和冷静，更有说服力和感染力。在《我的名字叫红》中黑多次通过艾斯特与谢库瑞传递信件交流，而在“我的名字叫黑”“我的名字叫艾斯特”“我，谢库瑞”中都有对于这段感情不同态度的描写。一边是追求青梅竹马的黑，一边是不知丈夫生死，守着活寡的谢库瑞，还有作为第三方视角的艾斯特。作者着重描写了三个人的心理活动，并且每次书信交流，作为传输媒介的艾斯特都会打开信件，将其呈现在读者的眼前。
在第一次书信的交流中，黑的心理活动是“我心中又燃起熊熊的爱恋，就如同他们在我们珍爱的书本中描绘的一样”b。 而在写谢库瑞的心理活动前，作者先从艾斯特的视角展示了谢库瑞的回信，并且推测了谢库瑞虽然信上冷漠，但是实际上对着黑有着强烈回应的心理，最后在谢库瑞的单元中得到了印证：“听着，谢库瑞，我的心这么告诉我，他不但外表英俊，看进他的眼里，会发现他拥有一颗孩童的心，纯真孤独：嫁给他。然而我却给了他一封意思完全相反的信。”c在此之后，虽然黑和谢库瑞产生了爱恋，但是两人却不是当初青梅竹马般纯真的感情。黑在爱情上并没有迟疑，但是他对谢库瑞的爱带有了强大的占有欲和征服感。而谢库瑞对此则多了很多现实的考量，在进与退之间反复地犹豫。作者通过对于不同人物的“我”的视角描写，刻画了他们在这之中的纠结与各种复杂心理，并通过黑与谢库瑞在爱情之中的矛盾来影射了作者对于正在被现代因子影响着的传统社会的挣扎与纠结。
“谋杀、爱情和文化是小说的三个主题”d。这种个人意识的描写不仅仅出现在爱情的主题当中，也出现在了另外两个主题之中。在“谋杀”主题之中有着与“爱情”主题一样的不同人物的视角，但是与“爱情”主题不同的是，在“谋杀”主题中有“死去受害者”的视角。在现实的生活之中，人死了就无法发声，但是在《我的名字叫红》中却有很多以死人为主体第一人称视角的单元，比如第一章“我是一个死人”的第一人称视角就是死去的高雅先生的视角，第三十七章的“我是你们的姨夫”的视角也是死去的姨夫的视角。这种通过人物生命的延伸既從情节上推动了故事的发展，又通过再次的跳脱故事框架，故事的参与者变成了旁观者，强化了人物个人的意识，突显了人物背后作者的意图。
在第一章中，死去的高雅先生有一段自白：“我过得很快乐，人们都说我过得很快乐；此时我才明白：在苏丹的装饰画坊里，最精致华丽的书页插画是我画的，谁都不能跟我相比。我在外面干的活每月能赚九百块银币。”e高雅先生自恋而又贪财的个人形象呼之欲出。而死去的姨夫到了一个神奇的天堂，而对于这个天堂的描写与思考则更直接地突显了作者的个人意识，“红色朝我逼近——那无所不在的红，包罗着宇宙万象；如此壮丽璀璨的红，想到自己即将成为它的一部分，想到自己能够如此接近‘他’，我不禁泪如泉涌”，“东方和西方皆属于我”f。而这恰恰表达了作者对在东西方文化交汇点的土耳其文化未来的思考，并以文化关怀的角度对其进行书写。
总之，无论是在“爱情”主题还是在“谋杀”主题之中，作者通过不同人物的“我”的视角，不仅丰富了对于同一事件站在不同立场上的理解，更突显出了作品中人物的个人意识，进而反映了作者的个人意识。作者通过这样的方法避免人物之间的激烈冲突，将这个故事的重心从故事的戏剧性转移到处于故事剧烈矛盾之中的每一个参与者的复杂心理，从而展现出作者对于东西方文化的融合、艺术与个体生命、传统与现代性的思考。
三
《我的名字叫红》这种多点聚焦的第一人称叙述，在人物结构上打破了一般叙事作品中人物结构的主次之分，作品经常以看起来是边缘化的人物作为第一人称叙述的视点，整个作品的叙述视角也随之扩大化了。读者对故事的切入不只是保持在某一个人物层面，而是不断变换，全面掌控故事的发展。而作者也试图通过这些不同的包括人、物在内的叙事视角表达自己主观意识，并以此增强主观意识的说服力。在《我的名字叫红》中，除了“黑”“艾斯特”“谢库瑞”“姨夫”“奥斯曼大师”这些推动整个故事前进的主线，而还有很多其他的人物，是作者意图在文中更为明显直白的出现。 而这些人物大部分是在现实中没有思考能力的或者是被想象出的“物”。如“狗”“树”“金币”“死亡”“马”“撒旦”，作者将这些“物”赋予了生命和思考，以“我”的视角来观察事件，来审视自我，通过这样避免人物之间矛盾冲突，保持了一种冷静的写作风格，缓慢地推动故事的发展。
这种事件中他者的存在不仅可以丰富整个故事，更使得作者可以更加自如地表达自我的个人意识，在第十章“我是一棵树”中，树曾说道：“我不想成为一棵树本身，而想成为它的意义。”g这不仅表达了作者对于土耳其传统艺术的理解，更表达了作者对于语言与符号、世界与生命的理解与参悟，并通过树来直接地揭露教长伪善的面孔：“锡瓦斯的斗鸡眼奈德莱特教长坚持咖啡是魔鬼的产物”，“因此，那些相信咖啡带来不良影响的人，相信的不是我们正统宗教的戒律，而是撒旦本人”h。
除此之外，撒旦形象的出现颇有意味。在西方文化中，撒旦是一个经典的形象，在《圣经》中的撒旦是魔鬼的形象，但是撒旦形象并不是只有恶的存在。在《圣经·约伯记》中，撒旦去折磨约伯其实也是在上帝的默许之下进行的，撒旦的形象具有复杂性。而在弥尔顿的《失乐园》中，撒旦则成为一个挑战权威的悲剧人物，安德森在其著作中曾评论：“弥尔顿将剧情娓娓道来， 上帝的忠告是为人类幸运的堕落；撒旦的谋划看着有多么不堪， 实际上这也是上帝的谋划， 只不过借由撒旦之手而已。”i 而《我的名字叫红》中的撒旦形象也是这样一个叛逆者的形象，他的出现本身就传达了作者强烈的个人意识。作者通过撒旦指出人的堕落是自己的堕落，是在不断成长中被自负蒙蔽了双眼，以自己为中心，企图去征服世界。但是到了章节末尾，作者再次回到平淡，用一种平缓的语气再次呈现出自己的个人意识：“别笑。重要的不是思想的内容，而是思想的形式。重要的不是一位细密画家画了什么，而是他的风格。” j
四
帕慕克通过了不同人物的第一人称“我”的视角来展开叙事，在每个人的不同视角下，激烈的矛盾被淡化，形成了一种平淡的写作风格。作者通过不同人物的多元视角来表达自己的多重思考，并将其展现在了作品之中。无论是“爱情”中黑、谢库瑞和哈桑之间的矛盾，还是“谋杀”中细密画师之间风格与流派之争，最后都变成了人物的自白，以这种形式来回答作者面对这些矛盾时的自我思考与个人意识。
在《我的名字叫红》中，多元的人物与其背后的个人意识表达了作者本人在这样的文化与社会背景下的深邃思考。这种个人意识是在作者特殊的文化背景与时代背景中的，但是这并不是作品产生与立足的根本。正如帕慕克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所说，他的创作是基于作者本身的创作欲望与思考之上的，在他的作品中无处不暗藏著作者的个人色彩。帕慕克通过巧妙的叙述技巧和独特的写作风格，将自己的生命体验写入作品之中。
a 〔土〕奥尔罕·帕慕克. 父亲的手提箱【DB/OL】. 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78213374/
bcefghj 〔土〕奥尔罕·帕慕克：《我的名字叫红》，沈志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4页，第50页，第1—2页，第311—312页，第66页，第65页，第395页。
d 詹青花：《论《我的名字叫红》叙事中的文化主题》，《当代外国文学》2007年第3期，第1—2页。
i Empson.William.Milton’s God【M】.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1981.
作 者： 何治涛，西南大学文学院2018级博雅班在读本科生，研究方向：外国文学。
编 辑：赵红玉 E-mail： zhaohongyu6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