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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迅猛，影响面广，对我国医疗卫生条件、治理体系和应急管理能力提出了严峻考验。全国上下在党中央的统一指挥下，积极应对、层层落实，取得了疫情防控的阶段性胜利。城商行积极借鉴疫情防控的有益经验，科学部署、层层压实，做好信用风险特别是大额资产业务信用风险的有效管控，补齐发展短板，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好成绩。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 信用风险 启示
2020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而后蔓延至全国，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人民众志成城、齐心协力，当前，疫情在国内趋于稳定，但国际上仍旧处于大流行阶段，呈现常态化的发展趋势，国内经济社会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运行逐步趋于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在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形势之际，我们总结疫情防控经验，结合城商行经营实际，提出大额资产业务风险防控建议，为实现防疫抗疫和经营管理齐头并进，助力城商行高质量发展稳定前行。
一、新冠疫情防控取得可喜成绩的经验
一是反应迅速，顶层部署指挥。疫情自暴发后，根据2006年颁布的《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中央政府的反应可谓神速，1月25日成立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1月27 日，总理亲自前往武汉考察指导疫情防控工作，截至1月29日，内地31个省区市均已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
二是方向明确，上下左右齐动。疫情防控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统筹合力，科学施救。党中央坚持全国一盘棋，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以最短的时间先后建起了雷神山医院、火神山医院和多处方舱医院，大大缓解了确诊病人和危重病人治疗等病床的压力。对湖北和武汉实行关键物资和医疗资源的大幅倾斜，死守红线，强力保障一线医护人员的物资储备，协全国、全民、全军之力，走出一条全新的“政、商、军、警、民”联动的国家应急救援体制。
三是措施具体，及时宣传纠偏。政府部门不断改进宣传和报道的方法，针对不同年龄、阶层、群体，灵活采用多种多样宣传策略，以目标受众喜闻乐见或容易接受的方式来推广正确的科学理念，使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大力支持、主动配合疫情防控要求，执行规定、遵守秩序。
四是压实责任，层层督导执行。在疫情防控紧张有序开展的同时，疫情防控工作纪律显得尤为重要，严明纪律、严肃问责则有力保障了各项防控工作落到实处。各级政府部门层层压实责任，党政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領导干部坚守岗位、靠前指挥，深入疫情防控第一线，及时发声指导，及时掌握疫情，及时采取行动。对包括缓报、瞒报、漏报、虚报，或者阻碍疫情防控工作人员执行职务等情况明确进行追责。通过问责机制，让那些关键性岗位发挥应有作用，保障疫情防控工作取得实效。
五是科技赋能，突出数据挖掘。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危机，也是一次大考。面对大考，包括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高科技随处可见，应用到方方面面，成为抗击疫情的关键力量。疫情期间我们看到许多领域都凸显科技的重要应用，如运用大数据技术分析疫情严重地区人员流动情况;利用“人工智能（AI）测体温”技术，对疑似发热人员智能筛查比对，为医患提供基于医疗影像分析的智能化系统，AI外呼系统完成人员排查回访，AI机器人无接触配送;利用无人机、自主移动机器人对公共区域进行消毒。同时，不少数字平台向各基因检测机构、防疫中心及全世界科学研究中心免费开放了算法和算力，加速本次新冠肺炎新药和疫苗研发，所有这些均彰显了技术赋能带来的良好效果。
二、城商行资产业务信用风险形势
近年来，伴随着经济增长速度持续放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以及监管政策收紧等多重因素影响，城市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压力较大。特别是自2018年以来，我国城市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和比例连续快速上升，不良贷款余额由2018年初的1823亿元上升至2019年末的4074亿元，增加2251亿元，不良贷款率亦由2018年初的1.52%上升至2019年末的2.32%，增加0.8个百分点。作为城商行领头羊的北京银行自2018年以来不良贷款率一直呈上升趋势，2019年末不良贷款率较2018年初增加0.16个百分点。而在其贷款结构里，可疑与损失类占比在近几年内上升明显。
图1 城商行不良贷款余额和比例
进入2020年后，受疫情冲击和经济下行双重因素叠加影响，金融风险有所集聚，城商行资产质量压力有增无减，不良贷款比例有所抬头。截至6月末，不良贷款余额4478亿元，较年初增加201亿元，增幅4.7%;不良贷款率2.34%，较年初下降0.1个百分点。后期随着实体经济困难向金融领域传导的滞后效应逐渐显现，今后一段时间不良会继续暴露，风险水平仍处于上升通道，城商行风险形势仍旧严峻。
三、城商行大额资产业务风险防控的启示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迅猛，影响面广，既是在新形势下对我国医疗卫生条件提出的一次考验，也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应急管理能力的一次大考。全国上下在党中央的统一指挥下，积极应对、层层落实，取得了疫情防控的阶段性胜利。当前，城商行资产管控压力较大，这同样是对城商行转型高质量发展需要应对的重要考验，需要统筹合力，上下协作，城商行可积极借鉴疫情防控的有益经验，科学部署、层层压实，做好信用风险特别是大额资产业务信用风险有效管控，切实补齐发展短板，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好成绩。
（一）自上而下，树立审慎稳健的风险偏好
借鉴疫情防控短期快速控制的有效经验，首要一点就是要决策及时、科学正确，这事关全局成败。当前，城商行资产质量管控压力较大，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更是雪上加霜。这就要求我们设定与战略目标、经营计划、资本规划、绩效考评和薪酬机制衔接的风险偏好，从董事会战略层面对风险偏好进行清晰明确的表述，进而逐级向高级管理层、风险管理部门、业务管理部门、业务经营机构分解传导并有效执行。通过风险偏好传导严格落实审慎稳健的原则和要求，形成一以贯之的风险文化。在偏好的传导下，借助集中度限额和组合限额工具，使偏好文化在实际业务中得到深刻理解和贯彻执行。一是强化对分支机构的宣贯力度，使得分支机构的偏好逐步统一到总行风险偏好下。使风险偏好自觉融入到包括大额业务日常开展中，同时逐步提高管控标准，丰富包括限额优化在内的风险管理工具。二是将风险偏好纳入到授信政策考试范围，加大信贷业务人员对风险偏好的统一理解和深刻认识，并形成业务自觉性。三是建立风险偏好执行情况的监测、报告机制。通过定期对包括大额业务在内的信贷业务摸排，监测分支机构风险偏好执行情况，并向上报告，为偏好调整提供支撑。 （二）严格执行，强化风险限额管控红线
在风险偏好框架体系下，结合城商行所处的经济金融环境、发展趋势、业务结构、区位等影响因素，制定明确的限额管理方案，明确集中度限额要求，量化单户、集团、区域、行业、产品等维度的限额指标，强化大额客户结构和资产组合管理，严格控制高风险区域、行业限额，降低单一客户违约风险冲击。关注大额客户融资规模与其生产经营规模匹配性，逐户排查，坚决遏制“垒大户”行为，对不符合限额管理要求的业务申请，调整授信方案或提交有权审批人审批;对异地业务严格准入管理，不熟悉的业务不做。一是严格落实集中度限额管理要求，从严管理包括大额业务在内的超限额申报业务，并将超集中度限额业务纳入机构及个人考核，彻底改变“垒大户”现象。二是针对分支机构落实偏好和政策要求设定政策执行奖励，将分支机构集中度限额管理突破、政策例外申请频次等指标纳入奖励测算范围，鼓励分支机构依照风险偏好、授信政策导向开展大额信贷业务。三是对标先进同业的管理模式，对城商行限额管理架构和模式进行补充和完善，逐步优化大额业务结构，缓释大额业务风险。
（三）部门联动，做实授信导向因城施策
一是由营销条线和风险条线相关部门组成联合调研小组，针对分行所在地区，或风险暴露较为突出的区域和行业进行专项调研，梳理大额资产业务清单，建立大额资产地图，根据客户经营表现、资产质量、信用状况等因素进行分层管理，逐户制定服务方案，及时调整或制定专项授信政策，明确准入退出标准、准入客户名单等并进行量化考核;二是坚持下沉本地、立足特色，通过区域、行业、客群、产品等维度层层递进的研究方式，深入客户经营活动的各个环节，精准把握客户需求，为企业提供综合服务方案，制定不同客户类型分层介入策略。三是深入推进一行一策进程，制定分行特色化行业导向，梳理行业内目标客户的分布和需求，配置差异化支持政策，为包括大额客户在内的储备客户提供营销支撑。
（四）过程管控，加快标准化审查审批进程
参照同业经验，对大客户实行集中管理，集中专业人才审查大额授信风险，建立大额授信管理工作的后评价机制，以制度规范行为，弱化主观因素的影响;将相关管理办法、授信业务审查审批要点、授信相关体系文件及法律法规的关键点，整理成文，形成《标准化审查审批手册》，内容包括特定行业、特定产品的审查审批要求、合规要件、贷前阶段调查要求、贷中阶段审查要求、贷后阶段管理等，便于经营机构执行统一。制定大额授信典型案例经验分析库。定期总结大户授信成功与否决案例，制作宣导课件，注重培训推广效用。对于成功案例，总结业务开展模式，在营销机构复制成功经验并推广;对于否决项目坚持回头看、再总结，并做好宣导工作，持续落实风险文化和管理要求的固化传导。
（五）前后贯通，建立授信衔接机制
打通“贷前、贷中、贷后”授信管理全流程，在授信审批环节，明确客户的贷后持续监测事项，以便贷后管理人员有针对性地开展调查监测工作，确保授信条件落实。同时将贷后管理报告、风险预警处置及授信管理策略意见等工作记录，纳入存量客户授信审批材料中，作为授信审批依据，提高授信审批的质量。定期联动开展大额风险客户会诊，对客户的生产经营、财务状况、融资情况、主要风险等充分发表意见，将客户的风险分析和现场检查人员检查掌握的情况相结合，结合企业的风险情况、融资总量和结构情况来确定压缩、维持或支持的政策。同时，建立先进同业定期学习机制，定期到先进同业驻场学习，对城商行授信管理的整体架构及模式进行补充和完善，形成一套体系化的授信管理机制。
（六）及时追责，夯实风险敬畏底线
疫情防控举措在层层落实过程中，严肃纪律和追责问责很好地起到了支撑和保障作用，同理，在信用风险管控中，追责问责同样不能松懈，要保持高压态势。一是对新增大额客户一年内出现逾期、欠息、不良等问题，要加大对授信审查审批流程中相关人员的处罚力度，及时问责，提高信贷人员的责任意识、风险意识。二是定期开展风险文化专题活动，完善合规风险管理制度，强化员工违纪、违法活动监督半径，灌输“坚守底线、强化责任、重在执行”的风险理念，提高员工的风险敬畏感，树立风险底线思维。三是加大安防案件的通报和学习反思，必要时通过当事人现身说法等方式，提高全员风险合规意识，筑牢合规根基，守住风险底线。四是聘请外部第三方机构开展内部控制评估，借助“第三只眼睛”，以第三方的专业视角，寻找内部管控缺陷、定位制度流程缺陷、优化内控制度配置，提升风险管控水平。
（七）科技投入，打造数字化风控体系
新冠疫情加速了银行数字化转型的进程，在新的形势新的变化面前，城商行需要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力度，采取切实的行动和举措，加快城商行数字化转型进程，为大额资产业务风险控制提供科技支撑。
一是依托外部信息，利用统计模型、机器学习模型等先进的数据挖掘算法，深度挖掘内部数据，针对大额授信客户的工商、司法、涉税和舆情四大维度进行分项评分，并叠加财务分析等，形成企业当期风险评分，为授信决策提供辅助支撑。二是依托大数据与知识图谱技术，完善、优化“企业关联关系识别及管理”模型，重点推进模型在系统中的顺利上线及广泛运用，为大额授信用户提供以穿透识别企业之间复杂隐蔽的关联关系为核心的企业全风险视图，提升大额资产业务风控水平，筑牢风控安全栏。三是整合内部业务数据、客户数据及外部数据，运用人工智能技术，精准勾勒大额授信客户风险特征画像，真实反映客户信用程度，并将风控前置到营销端，提升获客精准度和客户质量，有效降低信用风险和获客成本。四是有效整合和深入挖掘内外部数据信息，分析大额融资客户风险变化规律，研发信用风险监控预警模型，构建覆盖信贷投放、资产质量、日常运营等多维度的信用风险日常监测指标体系，有效监测大额授信客户业务运行情况，及时揭示和管控业务风险。
参考文献：
[1]疫情“黑天鹅”对银行业风险的影响以及相关建议[J].胡浩.当代金融家.2020（Z1）.
[2]新冠肺炎疫情对银行业经营管理的影响及应对策略——基于H市银行机构[J].刘睿，高尚.现代金融.2020（04）.
[3]新冠疫情对银行业风险管理的影响及应对[J]. 陶桢.银行家.2020（05）.
[4]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中小银行的影响与对策[J].清华，童思清.财政监督.2020（10）.
孙海刚、桑艳玲、冯仕达、刘军任職于郑州银行授信审批部;刘军为本文通讯作者。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 信用风险 启示
2020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而后蔓延至全国，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人民众志成城、齐心协力，当前，疫情在国内趋于稳定，但国际上仍旧处于大流行阶段，呈现常态化的发展趋势，国内经济社会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运行逐步趋于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在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形势之际，我们总结疫情防控经验，结合城商行经营实际，提出大额资产业务风险防控建议，为实现防疫抗疫和经营管理齐头并进，助力城商行高质量发展稳定前行。
一、新冠疫情防控取得可喜成绩的经验
一是反应迅速，顶层部署指挥。疫情自暴发后，根据2006年颁布的《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中央政府的反应可谓神速，1月25日成立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1月27 日，总理亲自前往武汉考察指导疫情防控工作，截至1月29日，内地31个省区市均已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
二是方向明确，上下左右齐动。疫情防控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统筹合力，科学施救。党中央坚持全国一盘棋，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以最短的时间先后建起了雷神山医院、火神山医院和多处方舱医院，大大缓解了确诊病人和危重病人治疗等病床的压力。对湖北和武汉实行关键物资和医疗资源的大幅倾斜，死守红线，强力保障一线医护人员的物资储备，协全国、全民、全军之力，走出一条全新的“政、商、军、警、民”联动的国家应急救援体制。
三是措施具体，及时宣传纠偏。政府部门不断改进宣传和报道的方法，针对不同年龄、阶层、群体，灵活采用多种多样宣传策略，以目标受众喜闻乐见或容易接受的方式来推广正确的科学理念，使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大力支持、主动配合疫情防控要求，执行规定、遵守秩序。
四是压实责任，层层督导执行。在疫情防控紧张有序开展的同时，疫情防控工作纪律显得尤为重要，严明纪律、严肃问责则有力保障了各项防控工作落到实处。各级政府部门层层压实责任，党政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領导干部坚守岗位、靠前指挥，深入疫情防控第一线，及时发声指导，及时掌握疫情，及时采取行动。对包括缓报、瞒报、漏报、虚报，或者阻碍疫情防控工作人员执行职务等情况明确进行追责。通过问责机制，让那些关键性岗位发挥应有作用，保障疫情防控工作取得实效。
五是科技赋能，突出数据挖掘。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危机，也是一次大考。面对大考，包括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高科技随处可见，应用到方方面面，成为抗击疫情的关键力量。疫情期间我们看到许多领域都凸显科技的重要应用，如运用大数据技术分析疫情严重地区人员流动情况;利用“人工智能（AI）测体温”技术，对疑似发热人员智能筛查比对，为医患提供基于医疗影像分析的智能化系统，AI外呼系统完成人员排查回访，AI机器人无接触配送;利用无人机、自主移动机器人对公共区域进行消毒。同时，不少数字平台向各基因检测机构、防疫中心及全世界科学研究中心免费开放了算法和算力，加速本次新冠肺炎新药和疫苗研发，所有这些均彰显了技术赋能带来的良好效果。
二、城商行资产业务信用风险形势
近年来，伴随着经济增长速度持续放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以及监管政策收紧等多重因素影响，城市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压力较大。特别是自2018年以来，我国城市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和比例连续快速上升，不良贷款余额由2018年初的1823亿元上升至2019年末的4074亿元，增加2251亿元，不良贷款率亦由2018年初的1.52%上升至2019年末的2.32%，增加0.8个百分点。作为城商行领头羊的北京银行自2018年以来不良贷款率一直呈上升趋势，2019年末不良贷款率较2018年初增加0.16个百分点。而在其贷款结构里，可疑与损失类占比在近几年内上升明显。
图1 城商行不良贷款余额和比例
进入2020年后，受疫情冲击和经济下行双重因素叠加影响，金融风险有所集聚，城商行资产质量压力有增无减，不良贷款比例有所抬头。截至6月末，不良贷款余额4478亿元，较年初增加201亿元，增幅4.7%;不良贷款率2.34%，较年初下降0.1个百分点。后期随着实体经济困难向金融领域传导的滞后效应逐渐显现，今后一段时间不良会继续暴露，风险水平仍处于上升通道，城商行风险形势仍旧严峻。
三、城商行大额资产业务风险防控的启示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迅猛，影响面广，既是在新形势下对我国医疗卫生条件提出的一次考验，也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应急管理能力的一次大考。全国上下在党中央的统一指挥下，积极应对、层层落实，取得了疫情防控的阶段性胜利。当前，城商行资产管控压力较大，这同样是对城商行转型高质量发展需要应对的重要考验，需要统筹合力，上下协作，城商行可积极借鉴疫情防控的有益经验，科学部署、层层压实，做好信用风险特别是大额资产业务信用风险有效管控，切实补齐发展短板，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好成绩。
（一）自上而下，树立审慎稳健的风险偏好
借鉴疫情防控短期快速控制的有效经验，首要一点就是要决策及时、科学正确，这事关全局成败。当前，城商行资产质量管控压力较大，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更是雪上加霜。这就要求我们设定与战略目标、经营计划、资本规划、绩效考评和薪酬机制衔接的风险偏好，从董事会战略层面对风险偏好进行清晰明确的表述，进而逐级向高级管理层、风险管理部门、业务管理部门、业务经营机构分解传导并有效执行。通过风险偏好传导严格落实审慎稳健的原则和要求，形成一以贯之的风险文化。在偏好的传导下，借助集中度限额和组合限额工具，使偏好文化在实际业务中得到深刻理解和贯彻执行。一是强化对分支机构的宣贯力度，使得分支机构的偏好逐步统一到总行风险偏好下。使风险偏好自觉融入到包括大额业务日常开展中，同时逐步提高管控标准，丰富包括限额优化在内的风险管理工具。二是将风险偏好纳入到授信政策考试范围，加大信贷业务人员对风险偏好的统一理解和深刻认识，并形成业务自觉性。三是建立风险偏好执行情况的监测、报告机制。通过定期对包括大额业务在内的信贷业务摸排，监测分支机构风险偏好执行情况，并向上报告，为偏好调整提供支撑。 （二）严格执行，强化风险限额管控红线
在风险偏好框架体系下，结合城商行所处的经济金融环境、发展趋势、业务结构、区位等影响因素，制定明确的限额管理方案，明确集中度限额要求，量化单户、集团、区域、行业、产品等维度的限额指标，强化大额客户结构和资产组合管理，严格控制高风险区域、行业限额，降低单一客户违约风险冲击。关注大额客户融资规模与其生产经营规模匹配性，逐户排查，坚决遏制“垒大户”行为，对不符合限额管理要求的业务申请，调整授信方案或提交有权审批人审批;对异地业务严格准入管理，不熟悉的业务不做。一是严格落实集中度限额管理要求，从严管理包括大额业务在内的超限额申报业务，并将超集中度限额业务纳入机构及个人考核，彻底改变“垒大户”现象。二是针对分支机构落实偏好和政策要求设定政策执行奖励，将分支机构集中度限额管理突破、政策例外申请频次等指标纳入奖励测算范围，鼓励分支机构依照风险偏好、授信政策导向开展大额信贷业务。三是对标先进同业的管理模式，对城商行限额管理架构和模式进行补充和完善，逐步优化大额业务结构，缓释大额业务风险。
（三）部门联动，做实授信导向因城施策
一是由营销条线和风险条线相关部门组成联合调研小组，针对分行所在地区，或风险暴露较为突出的区域和行业进行专项调研，梳理大额资产业务清单，建立大额资产地图，根据客户经营表现、资产质量、信用状况等因素进行分层管理，逐户制定服务方案，及时调整或制定专项授信政策，明确准入退出标准、准入客户名单等并进行量化考核;二是坚持下沉本地、立足特色，通过区域、行业、客群、产品等维度层层递进的研究方式，深入客户经营活动的各个环节，精准把握客户需求，为企业提供综合服务方案，制定不同客户类型分层介入策略。三是深入推进一行一策进程，制定分行特色化行业导向，梳理行业内目标客户的分布和需求，配置差异化支持政策，为包括大额客户在内的储备客户提供营销支撑。
（四）过程管控，加快标准化审查审批进程
参照同业经验，对大客户实行集中管理，集中专业人才审查大额授信风险，建立大额授信管理工作的后评价机制，以制度规范行为，弱化主观因素的影响;将相关管理办法、授信业务审查审批要点、授信相关体系文件及法律法规的关键点，整理成文，形成《标准化审查审批手册》，内容包括特定行业、特定产品的审查审批要求、合规要件、贷前阶段调查要求、贷中阶段审查要求、贷后阶段管理等，便于经营机构执行统一。制定大额授信典型案例经验分析库。定期总结大户授信成功与否决案例，制作宣导课件，注重培训推广效用。对于成功案例，总结业务开展模式，在营销机构复制成功经验并推广;对于否决项目坚持回头看、再总结，并做好宣导工作，持续落实风险文化和管理要求的固化传导。
（五）前后贯通，建立授信衔接机制
打通“贷前、贷中、贷后”授信管理全流程，在授信审批环节，明确客户的贷后持续监测事项，以便贷后管理人员有针对性地开展调查监测工作，确保授信条件落实。同时将贷后管理报告、风险预警处置及授信管理策略意见等工作记录，纳入存量客户授信审批材料中，作为授信审批依据，提高授信审批的质量。定期联动开展大额风险客户会诊，对客户的生产经营、财务状况、融资情况、主要风险等充分发表意见，将客户的风险分析和现场检查人员检查掌握的情况相结合，结合企业的风险情况、融资总量和结构情况来确定压缩、维持或支持的政策。同时，建立先进同业定期学习机制，定期到先进同业驻场学习，对城商行授信管理的整体架构及模式进行补充和完善，形成一套体系化的授信管理机制。
（六）及时追责，夯实风险敬畏底线
疫情防控举措在层层落实过程中，严肃纪律和追责问责很好地起到了支撑和保障作用，同理，在信用风险管控中，追责问责同样不能松懈，要保持高压态势。一是对新增大额客户一年内出现逾期、欠息、不良等问题，要加大对授信审查审批流程中相关人员的处罚力度，及时问责，提高信贷人员的责任意识、风险意识。二是定期开展风险文化专题活动，完善合规风险管理制度，强化员工违纪、违法活动监督半径，灌输“坚守底线、强化责任、重在执行”的风险理念，提高员工的风险敬畏感，树立风险底线思维。三是加大安防案件的通报和学习反思，必要时通过当事人现身说法等方式，提高全员风险合规意识，筑牢合规根基，守住风险底线。四是聘请外部第三方机构开展内部控制评估，借助“第三只眼睛”，以第三方的专业视角，寻找内部管控缺陷、定位制度流程缺陷、优化内控制度配置，提升风险管控水平。
（七）科技投入，打造数字化风控体系
新冠疫情加速了银行数字化转型的进程，在新的形势新的变化面前，城商行需要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力度，采取切实的行动和举措，加快城商行数字化转型进程，为大额资产业务风险控制提供科技支撑。
一是依托外部信息，利用统计模型、机器学习模型等先进的数据挖掘算法，深度挖掘内部数据，针对大额授信客户的工商、司法、涉税和舆情四大维度进行分项评分，并叠加财务分析等，形成企业当期风险评分，为授信决策提供辅助支撑。二是依托大数据与知识图谱技术，完善、优化“企业关联关系识别及管理”模型，重点推进模型在系统中的顺利上线及广泛运用，为大额授信用户提供以穿透识别企业之间复杂隐蔽的关联关系为核心的企业全风险视图，提升大额资产业务风控水平，筑牢风控安全栏。三是整合内部业务数据、客户数据及外部数据，运用人工智能技术，精准勾勒大额授信客户风险特征画像，真实反映客户信用程度，并将风控前置到营销端，提升获客精准度和客户质量，有效降低信用风险和获客成本。四是有效整合和深入挖掘内外部数据信息，分析大额融资客户风险变化规律，研发信用风险监控预警模型，构建覆盖信贷投放、资产质量、日常运营等多维度的信用风险日常监测指标体系，有效监测大额授信客户业务运行情况，及时揭示和管控业务风险。
参考文献：
[1]疫情“黑天鹅”对银行业风险的影响以及相关建议[J].胡浩.当代金融家.2020（Z1）.
[2]新冠肺炎疫情对银行业经营管理的影响及应对策略——基于H市银行机构[J].刘睿，高尚.现代金融.2020（04）.
[3]新冠疫情对银行业风险管理的影响及应对[J]. 陶桢.银行家.2020（05）.
[4]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中小银行的影响与对策[J].清华，童思清.财政监督.2020（10）.
孙海刚、桑艳玲、冯仕达、刘军任職于郑州银行授信审批部;刘军为本文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