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数字时代的到来，中国社会也正面临着数百年来未有的变局，中国当代艺术亦如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那样经历着一次次震荡和洗礼，而作为中国当代艺术重要推动力量的艺术批评而言，虽然不断发出自身的声音和影响，但相较上个世纪80年代而言，其式微显而易见，那种批评的激情与锋芒，冲动活跃与丰富及那种振聋发聩，令人耳目一新的情境显然已成为昨日黄花，那么是什么让我们的艺术批评在数字时代陷入如此的困境？
　　毋庸赘言，当今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遭遇的其实是一种“成长之痛”，这既是一种新旧冲突之痛，更是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本土文化与全球文化的冲突。一方面我们的国家正面临着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型，同时又从一个农业国家逐渐向现代工业国家在转型，期间，我们不断从前现代、现代化的道路中走出，去接受当代的文明；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深入人心使中国社会急速完成从乡土社会向城镇化的转型，特别是数字时代的突然降临对于从毛泽东模式中成长起来的、脑子深处仍不乏有计划经济模式阴影的、居于主流社会拥有诸多话语权的50、60后们。显然，数字时代使他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方面还显得准备不足，对于数字时代艺术发展态势的速度、激情与快捷方式还需有个适应过程，他们更倾向于一种深度性的社会批评与文化批评，而社会批评、文化批评更多依赖于传统纸媒，并逐渐渗透到公共空间产生效力，其传播方式、受众对象亦是此类人群，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数字时代有终止此类批评的迹象，这也是数字时代艺术批评之所以风光不再并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
　　首先，青年是一个国家的未来，巴金曾对青年人寄语：“不是我们领着你们前进，而是你们推着我们走向未来。”谁拥有青年，谁才真正拥有未来，但青年们的成长背景又不得不令我们深思，他们没有父辈的苦难经历，却尽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因而“三片文化”（美国大片、薯片、芯片）主导着他们的生活方式与文化认知方式，特别是手机、鼠标、键盘的普及，使他们不仅仅成为“手机的奴隶”，更重要的是对手机的依赖已渗透到他们的日常行为与文化方式中，这不是青年人的问题，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这必然导致艺米的发生、发展及艺术批评产生变化，即艺术批评的接受群体变化，而接受群体的生活方式、阅读方式、传达方式的变化，无疑也是导致艺术批评失效并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
　　其次，生活方式的改变亦导致阅读方式、传播传达方式的变化，不可避免地会影响艺术批评。数字时代带来的切肤变化就是图像阅读，读图胜于读文字，也导致快感阅读的产生，于是微博、微信、段子逐渐流行，以至出现全民娱乐。一方面，数字时代信息的泛滥，不仅分散了艺术批评的效力，也使艺术批评有出现碎片的危险，网络上的一句吐槽，借助微博微信的快速传播，往往就成为一个事件，其效果远远胜于深度的艺术批评，艺术批评的浅表化，逐渐取代以往深度的社会批评、文化批评，这不得不让我们反思“数字时代艺术批评何为”这样的批评命题。
　　第三，赞颂性批评仍是传统。苏珊·桑塔格曾言：“在真理与真相面前，我选择真相。”反观今天的艺术批评，尽管网络、网站、微信、微博能一显短期批评能量，但真正艺术批评使的正能量是来自心灵深处的，社会文化批评的深度与深刻，它能让你思索其背后的社会文化意义，而不是尽享百八十个字的痛快宣泄的淋漓，而艺术名利场的潜规则，也导致批评家逐渐沦为艺术市场营销学的高手，越来越擅长“忽悠”，而以批评家的敏锐去挑剔去批评，越来越鲜而有之，思想敏锐的缺失，不能不导致艺术批评活力的缺失。
　　第四，数字时代，当代艺术越来越成为一种制度。
　　数字时代，当代艺术越来越成为一种制度，这是不争的事实，当代艺术成为一个知识生产和知识传播系统，它又有着一套自身置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生长逻辑，它开始脱离人们的日常经验，越来越脱离公众，脱离普通人的经验，它越来越成为博物馆的艺术，并成为一个制度的市场，它开始和收藏家、批评家、画廊老板、媒体主编、美术馆、博物馆馆长、基金会，拍卖行共谋。因为一个当代艺术家的作品是不需要进入普通观众的视野就能够存在而且运转得很好，他的机会是由这个制度系统给的，是批评家、收藏家、画廊老板、美术馆、博物馆馆长共同给予的，这实际上存在着艺术批评家个体与这个庞大的艺术制度之间的关系这样一个问题，而艺术批评家个体在制度面前是无能为力的，他既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更无法进行有针对性的艺术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