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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统编普通高中历史教科书《中外历史纲要（上）》（以下简称“高中本”）在全国投入使用。笔者将“高中本”第20课《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与现行部编本初中历史教科书（以下简称“初中本”）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比较，在初高中教学衔接上做了一些尝试，现汇报如下，并介绍最新学术研究成果，作为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的议题和素材，以就教于方家。
一、统编初高中教材中相关内容表述的差异
（一）关于“二十一条”与袁世凯复辟帝制问题
高中本第20课《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表述如下：日本看到袁世凯大权在握，1915年1月，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列强无暇东顾的时机，向袁世凯提出把中国的部分领土以及政治、军事、财政等置于日本控制之下的“二十一条”要求。经过谈判，袁世凯最终于1915年5月被迫签订不平等的“中日民四条约”。
初中本第11课《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表述如下：为实现皇帝梦，袁世凯甚至不惜牺牲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接受日本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的大部分内容，以换取日本的支持。“二十一条”的主要内容有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进一步扩大日本在南满和蒙古的权益，规定中国沿海港湾、岛屿不得租借或割让他国，聘用日本人为顾问等。
两相比较，高中本的表述有如下几点值得肯定：
第一，初中本只介绍了“二十一条”的主要内容，根本就没有提“中日民四条约”。高中本则明确袁世凯签订的是“中日民四条约”，并简要介绍了“中日民四条约”的组成部分。
其实“中日民四条约”与“二十一条”根本不是一回事。一般人常将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与交涉之后签订的“中日民四条”混淆，以为“二十一条”就是条约名称。严格来讲，“二十一条”指的是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中华民国政府提出的日方要求。双方以此为基础，展开激烈交涉，最后中日于5月25日在北京签署《关于山东省之条约》、《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及13件换文，使用之正式名称为《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中日两国政府所订之条约及换文》，有学者总称之为《中日北京条约》或《中日民四条约》[1]。由“二十一条”原案与《中日民四条约》约文比较，可知中国损失相较于原案已尽可能减至最低程度[2]。
第二，高中本明确指出袁世凯是被迫签订，而初中本说是袁世凯主动接受。
中日双方自1915年2月2日开始谈判，经二十余次会议讨论，中国始终坚持以尊重中外成约、不损及中国领土主权完整、不违反门户开放与机会均等为原则进行谈判，对日本所提各款要求再三辩驳。日本以军力威逼，并以支持革命党相要挟，欲以秘密谈判方式速战速决，迫袁全盘接受条件。袁氏则运用拖延战术，指示外交总长陆征祥与日本逐条交涉，并将日本要求内容泄露给相关之英美各国，希望引起列强干涉。并派亲信赴日，扩大日本外务大臣加藤高明与元老间之嫌隙。最后，日本不耐袁氏之拖延，提出最后通牒，将第五号留待日后协商。袁氏以内外环境不利，且日本也有让步，决定避免战争，接受日本通牒。袁世凯努力与日本周旋，其外交实已达到当时中国国力所能取得的最好结果[3]。唐德刚先生也认为，历史学家如秉笔直书之，袁政府应付这次危机，还算得体[4]。袁世凯后来更是宣布5月9日为“国耻日”。由此可见，高中本说袁世凯是“被迫签订”基本符合历史事实。
第三，高中本没有提及“二十一条”与袁世凯复辟帝制之间的关系，而初中本则明确指出袁世凯为了换取日本支持他复辟帝制而主动接受“二十一条”的大部分内容。这一说法值得商榷，因为签订“中日民四条约”和“复辟帝制”是一前一后两个事件，目前没有证据表明两者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唐启华教授认为，“二十一条”交涉时，中国外交在袁世凯指挥下表现优异，攻守有序。其后，日本朝野多认定袁氏是“大陆政策”一大障碍，必欲除之而后快。洪宪帝制正给日本干涉以最好口实，各方在反袁一事上空前团结，最后形成军方主导之反袁政策，阻止其登基，并支持中国各方反袁势力，露骨干涉中国内政。所以，袁世凯为了称帝对日本出卖国权之说，与史实相去甚远[5]。实际上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一个重要的原因恰恰是日本的反对，因为袁世凯的對日政策，特别是在“二十一条”交涉期间的表现让对手十分头疼。因此初中本“袁世凯为了换取日本支持他复辟帝制而主动接受二十一条的大部分内容”的说法缺乏史实依据。
（二）关于北洋政府时期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
高中本第20课“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表述如下：中华民国建立，扫除了政治上的一些束缚和障碍，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定条件。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鼓励民间兴办实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列强忙于欧战，中国民族工业得到迅速发展，速度和规模甚至超过以往半个世纪所取得的成绩。与此同时，群众性的反帝爱国斗争此起彼伏，特别是1915年因反对“二十一条”掀起的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运动，有力推动了纺织、面粉等轻工业系统的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初中本第25课“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变化”表述如下：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颁布了一系列奖励发展实业的法令，各种实业团体纷纷涌现，人们竞相投资设厂，海外华侨也归国创业，掀起了发展实业的热潮。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列强忙于欧战战事，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中国民族工业获得了迅速发展的良机，出现了“短暂的春天”。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经济势力卷土重来，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再度受挫。
两相比较，高中本变动的地方主要有两处：
第一，高中本没有采用“短暂的春天”这个说法，估计是为了避免争议。早有论者认为，1920—1936年间并非如有些学者所说是“不断陷入危机和萧条”，而是可以称之为中国民族工业继“黄金时代”之后的“白银时代”。王玉茹在《中国近代的经济增长和中长周期波动》一文中，以中国近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周期运动作为分期的依据，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850—1887年，第二阶段为1887—1914年，第三阶段为1914—1936年，第四阶段为1936—1949年。统计分析的结果表明，在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四个阶段中，第三阶段，亦1914—1936年的22年是中国近代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6]。因此所谓一战期间“短暂的春天”中的“短暂”是不准确的。 第二，高中本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经济势力卷土重来，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再度受挫”的表述。这个变动应该是跟回避“短暂的春天”说法相呼应，况且所谓一战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再度受挫的论断并不一定能够成立。1914—1918年这5年中，新设企业539家，创设资本11934万元，而一战后的1919—1922年这4年中，新设企业673家，创设资本21235.3万元，远远超过了前5年的数字。1923—1927年这5年，新设企业共608家，创办资本额共约10322.7万元。这5年新设企业的家数超过了一次大战5年间的数字，创办资本额也接近那5年的水平。看来，一次大战后帝国主义经济势力在中国重新加强，中国的产业资本还是有所发展，正如一次大战前，列强在华经济势力没有减弱时，中国产业资本有所发展一样[7]。
此外，初高中教材都没有明确提到北洋政府在经济上的作为。南京临时政府只存在了两个多月，尽管很努力但毕竟执政时间太短。其实袁世凯主政时期，因致力于经济法规建设，社会经济呈现良性发展状况。在其大力督促下，各种经济法规在清末修订新律的基础上得以继续修订或完善，民初经济立法也因此呈现出一段难得的“黄金时期”[8]。中学历史课堂不能无视这些事实，否则历史解释就显得蒼白无力。
二、教学建议
一次模拟考试中，有一道选择题，学生答错率高达42%。试题如下：
1912年11月，政府邀集工商各界代表来京举行全国临时工商会议，会议涉及制定经济法规;改变垄断政策，许民自由经营;裁免厘税，改良税则;提倡国货，仿制洋货，振兴本国制造业等内容。此次会议的召开
A.反映了北洋政府振兴实业的意识
B.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
C.表明南京国民政府鼓励发展实业
D.促使近代“实业救国”思潮兴起
事后统计，学生错误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对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变迁分不清楚;二是受课本和传统观点影响，学生很难相信所谓的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下竟然有振兴实业发展经济的意识和举措。
不仅经济，北洋政府的外交亦是如此。我国的近代外交史研究，过去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列强侵略及国人奋勇抗争的“革命史”。近年来，部分学者开始实事求是地肯定北洋外交的成绩，如王建朗先生指出：“北洋政府曾经被作为卖国政府的代名词，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对于北京政府的外交不能一概否认。”[9]唐启华教授的力作《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全面梳理了北洋政府的外交历程与成果，给笔者以极大的启发。这些最新学术成果应该引入高中历史课堂，以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在指出初高中教材这些不同的基础上，可以提供相关材料，让学生形成思维碰撞，引导学生讨论“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是为了做皇帝吗”、“北洋政府在一战期间民族工业的迅速发展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一战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有没有再度受挫”等问题，相信这将会极大地提高学生的史料实证和历史解释核心素养。
教育部制定的《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要求“学生通过高中历史课程的学习，进一步拓宽历史视野，发展历史思维，提高历史学科核心素养”。批判性思维的引入，将对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培育产生强大的推动力。这对历史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坚持专业阅读，关注史学研究新动态，深入研究初高中教材，积极拓展和整合教学资源。对此我们责无旁贷。
【注释】
[1][2]唐启华：《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58、156页。
[3][8]王建朗、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社，2016年，第90、69页。
[4]唐德刚：《袁氏当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43页。
[5]唐启华：《洪宪帝制外交》，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353—355页。
[6]王玉茹：《中国近代的经济增长和中长期波动》，《经济学季刊》2005年第1期，第488页。
[7]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1800—1949》，上海：学林出版社，2006年，第286—287页。
[9]王建朗、郦永庆：《50年来的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5期，第142页。
一、统编初高中教材中相关内容表述的差异
（一）关于“二十一条”与袁世凯复辟帝制问题
高中本第20课《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表述如下：日本看到袁世凯大权在握，1915年1月，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列强无暇东顾的时机，向袁世凯提出把中国的部分领土以及政治、军事、财政等置于日本控制之下的“二十一条”要求。经过谈判，袁世凯最终于1915年5月被迫签订不平等的“中日民四条约”。
初中本第11课《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表述如下：为实现皇帝梦，袁世凯甚至不惜牺牲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接受日本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的大部分内容，以换取日本的支持。“二十一条”的主要内容有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进一步扩大日本在南满和蒙古的权益，规定中国沿海港湾、岛屿不得租借或割让他国，聘用日本人为顾问等。
两相比较，高中本的表述有如下几点值得肯定：
第一，初中本只介绍了“二十一条”的主要内容，根本就没有提“中日民四条约”。高中本则明确袁世凯签订的是“中日民四条约”，并简要介绍了“中日民四条约”的组成部分。
其实“中日民四条约”与“二十一条”根本不是一回事。一般人常将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与交涉之后签订的“中日民四条”混淆，以为“二十一条”就是条约名称。严格来讲，“二十一条”指的是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中华民国政府提出的日方要求。双方以此为基础，展开激烈交涉，最后中日于5月25日在北京签署《关于山东省之条约》、《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及13件换文，使用之正式名称为《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中日两国政府所订之条约及换文》，有学者总称之为《中日北京条约》或《中日民四条约》[1]。由“二十一条”原案与《中日民四条约》约文比较，可知中国损失相较于原案已尽可能减至最低程度[2]。
第二，高中本明确指出袁世凯是被迫签订，而初中本说是袁世凯主动接受。
中日双方自1915年2月2日开始谈判，经二十余次会议讨论，中国始终坚持以尊重中外成约、不损及中国领土主权完整、不违反门户开放与机会均等为原则进行谈判，对日本所提各款要求再三辩驳。日本以军力威逼，并以支持革命党相要挟，欲以秘密谈判方式速战速决，迫袁全盘接受条件。袁氏则运用拖延战术，指示外交总长陆征祥与日本逐条交涉，并将日本要求内容泄露给相关之英美各国，希望引起列强干涉。并派亲信赴日，扩大日本外务大臣加藤高明与元老间之嫌隙。最后，日本不耐袁氏之拖延，提出最后通牒，将第五号留待日后协商。袁氏以内外环境不利，且日本也有让步，决定避免战争，接受日本通牒。袁世凯努力与日本周旋，其外交实已达到当时中国国力所能取得的最好结果[3]。唐德刚先生也认为，历史学家如秉笔直书之，袁政府应付这次危机，还算得体[4]。袁世凯后来更是宣布5月9日为“国耻日”。由此可见，高中本说袁世凯是“被迫签订”基本符合历史事实。
第三，高中本没有提及“二十一条”与袁世凯复辟帝制之间的关系，而初中本则明确指出袁世凯为了换取日本支持他复辟帝制而主动接受“二十一条”的大部分内容。这一说法值得商榷，因为签订“中日民四条约”和“复辟帝制”是一前一后两个事件，目前没有证据表明两者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唐启华教授认为，“二十一条”交涉时，中国外交在袁世凯指挥下表现优异，攻守有序。其后，日本朝野多认定袁氏是“大陆政策”一大障碍，必欲除之而后快。洪宪帝制正给日本干涉以最好口实，各方在反袁一事上空前团结，最后形成军方主导之反袁政策，阻止其登基，并支持中国各方反袁势力，露骨干涉中国内政。所以，袁世凯为了称帝对日本出卖国权之说，与史实相去甚远[5]。实际上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一个重要的原因恰恰是日本的反对，因为袁世凯的對日政策，特别是在“二十一条”交涉期间的表现让对手十分头疼。因此初中本“袁世凯为了换取日本支持他复辟帝制而主动接受二十一条的大部分内容”的说法缺乏史实依据。
（二）关于北洋政府时期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
高中本第20课“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表述如下：中华民国建立，扫除了政治上的一些束缚和障碍，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定条件。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鼓励民间兴办实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列强忙于欧战，中国民族工业得到迅速发展，速度和规模甚至超过以往半个世纪所取得的成绩。与此同时，群众性的反帝爱国斗争此起彼伏，特别是1915年因反对“二十一条”掀起的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运动，有力推动了纺织、面粉等轻工业系统的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初中本第25课“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变化”表述如下：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颁布了一系列奖励发展实业的法令，各种实业团体纷纷涌现，人们竞相投资设厂，海外华侨也归国创业，掀起了发展实业的热潮。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列强忙于欧战战事，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中国民族工业获得了迅速发展的良机，出现了“短暂的春天”。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经济势力卷土重来，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再度受挫。
两相比较，高中本变动的地方主要有两处：
第一，高中本没有采用“短暂的春天”这个说法，估计是为了避免争议。早有论者认为，1920—1936年间并非如有些学者所说是“不断陷入危机和萧条”，而是可以称之为中国民族工业继“黄金时代”之后的“白银时代”。王玉茹在《中国近代的经济增长和中长周期波动》一文中，以中国近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周期运动作为分期的依据，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850—1887年，第二阶段为1887—1914年，第三阶段为1914—1936年，第四阶段为1936—1949年。统计分析的结果表明，在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四个阶段中，第三阶段，亦1914—1936年的22年是中国近代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6]。因此所谓一战期间“短暂的春天”中的“短暂”是不准确的。 第二，高中本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经济势力卷土重来，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再度受挫”的表述。这个变动应该是跟回避“短暂的春天”说法相呼应，况且所谓一战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再度受挫的论断并不一定能够成立。1914—1918年这5年中，新设企业539家，创设资本11934万元，而一战后的1919—1922年这4年中，新设企业673家，创设资本21235.3万元，远远超过了前5年的数字。1923—1927年这5年，新设企业共608家，创办资本额共约10322.7万元。这5年新设企业的家数超过了一次大战5年间的数字，创办资本额也接近那5年的水平。看来，一次大战后帝国主义经济势力在中国重新加强，中国的产业资本还是有所发展，正如一次大战前，列强在华经济势力没有减弱时，中国产业资本有所发展一样[7]。
此外，初高中教材都没有明确提到北洋政府在经济上的作为。南京临时政府只存在了两个多月，尽管很努力但毕竟执政时间太短。其实袁世凯主政时期，因致力于经济法规建设，社会经济呈现良性发展状况。在其大力督促下，各种经济法规在清末修订新律的基础上得以继续修订或完善，民初经济立法也因此呈现出一段难得的“黄金时期”[8]。中学历史课堂不能无视这些事实，否则历史解释就显得蒼白无力。
二、教学建议
一次模拟考试中，有一道选择题，学生答错率高达42%。试题如下：
1912年11月，政府邀集工商各界代表来京举行全国临时工商会议，会议涉及制定经济法规;改变垄断政策，许民自由经营;裁免厘税，改良税则;提倡国货，仿制洋货，振兴本国制造业等内容。此次会议的召开
A.反映了北洋政府振兴实业的意识
B.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
C.表明南京国民政府鼓励发展实业
D.促使近代“实业救国”思潮兴起
事后统计，学生错误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对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变迁分不清楚;二是受课本和传统观点影响，学生很难相信所谓的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下竟然有振兴实业发展经济的意识和举措。
不仅经济，北洋政府的外交亦是如此。我国的近代外交史研究，过去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列强侵略及国人奋勇抗争的“革命史”。近年来，部分学者开始实事求是地肯定北洋外交的成绩，如王建朗先生指出：“北洋政府曾经被作为卖国政府的代名词，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对于北京政府的外交不能一概否认。”[9]唐启华教授的力作《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全面梳理了北洋政府的外交历程与成果，给笔者以极大的启发。这些最新学术成果应该引入高中历史课堂，以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在指出初高中教材这些不同的基础上，可以提供相关材料，让学生形成思维碰撞，引导学生讨论“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是为了做皇帝吗”、“北洋政府在一战期间民族工业的迅速发展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一战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有没有再度受挫”等问题，相信这将会极大地提高学生的史料实证和历史解释核心素养。
教育部制定的《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要求“学生通过高中历史课程的学习，进一步拓宽历史视野，发展历史思维，提高历史学科核心素养”。批判性思维的引入，将对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培育产生强大的推动力。这对历史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坚持专业阅读，关注史学研究新动态，深入研究初高中教材，积极拓展和整合教学资源。对此我们责无旁贷。
【注释】
[1][2]唐启华：《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58、156页。
[3][8]王建朗、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社，2016年，第90、69页。
[4]唐德刚：《袁氏当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43页。
[5]唐启华：《洪宪帝制外交》，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353—355页。
[6]王玉茹：《中国近代的经济增长和中长期波动》，《经济学季刊》2005年第1期，第488页。
[7]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1800—1949》，上海：学林出版社，2006年，第286—287页。
[9]王建朗、郦永庆：《50年来的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5期，第1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