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本世纪50年代DNA双螺旋发现人之一克瑞科(Crick)提出了从DNA到蛋白质的分子生物学中心法则之后，分子生物学就宣告诞生了。在此基础上，70年代又发展起一门新型技术——基因工程，人们利用这一技术可扩增DNA、探测某些基因、制造生物新品种和生产蛋白质等。这一技术的兴起，给医学发展带来了突飞猛进的进步，为世人瞩目。但是，由于基因工程技术关系到生物遗传性质的改变，特别是关系到人类的健康、生存和遗传性质等重大问题，因而基因工程技术若使用不当则会对人类造成巨大的潜在威胁。
　　一、基因工程技术给医学发展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从80年代起，一些科技发达国家已能利用基因工程技术在工厂里大量生产某些蛋白质产品，如多种疫苗、胰岛素、凝血因子、干扰素和表皮生长因子等，免去了许多复杂费时和代价昂贵的生化分离，为医学科研、临床治疗提供了方便。如制药行业，人们可将几种细菌的不同基因插入同一质粒，引入某种细菌以建立新的菌种，使抗生素的大规模生产得以简化，从而大大地降低了药物成本。
　　基因诊断是这一技术应用于临床的一个重要方向。目前，人们除了用于诊断遗传性疾病和传染性疾病外，还可用于区别良性细胞和恶性细胞以及法医学上的破案，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果，同时也更新了一些概念，如对细菌感染的诊断，哪怕只有2个细菌的特异性基因片段，也可很快、很容易地扩增到上百万个，不需要再进行费时费力的细菌培养；而对于病毒感染的特殊价值则在于它能直接检出病毒存在，而无需检测其抗体，这就为早期病因学诊断提供了强有力的手段。另外，由于采用了这一技术使人们对肿瘤的起因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即人类肿瘤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基因异常所致，因而人类肿瘤也可看作是一种遗传性疾病。
　　基因工程技术的发展还将促进人们对所有未知疾病的探测，不久之后，医生们将能告知：哪些人可能出现什么样的疾病。同时也可利用胎儿性别探针来检测胎儿性别，以防止一些与性别有关的遗传性疾病的传播。在法医学上，利用“遗传指纹法”来进行DNA图谱分析，区别开不同个体的染色体，从而有助于法医学上的破案。在美国，医学家们利用遗传工程的方法阻滞一些癌基因的作用，并采用基因转移试验方法治疗癌症并初获成功，这不仅为治疗恶性肿瘤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方法，更主要的是向人们展示了基因治疗的广阔前景。
　　二、基因工程技术使用不当对人类的潜在威胁。基因工程技术的研究成果，使人们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创造出符合人类需要的生物新品种，这就为人工制成各种不同的生命类型开辟了坦途。然而，依据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这一新技术同任何其它事物一样存在着两面性，它既能为人类带来巨大的利益，但若使用不当，也可给人类造成难以想象的灾祸。假如具有某种特殊性质的杂交生物从实验室泄逸到自然界，这种危害就变得咄咄逼人了。它可引起生物公害，破坏生态平衡。若具有抗药性的新型耐药菌株逃逸、扩散并感染人群，则很可能使作为主要医疗手段的抗生素治疗变得逊色或完全失效而出现不堪设想的恶果。利用基因工程技术，对生物体(包括人类)进行DNA重组，可表现出设计者希望得到的遗传新特性。设想，若将人类与某种动物的遗传物质进行重组，培育出具有人和动物特性的遗传个体，那么，这样的生物个体究竟属于人还是属于其它动物?显然带来了重大的医学伦理问题。
　　基因诊断的主要伦理学问题是遗传性疾病。先天性疾病和胎儿性别的产前诊断，这直接关系到对胎儿的留弃，这里既存在着医学问题，又存在着颇为棘手的感情和社会问题。
　　从70年代起，西方科技发达国家围绕着上述问题一直争论不休，特别是在美国，这种争论此起彼伏，从而使得一系列相应的物理防范和生物防范原则应运而生，并将基因工程的研究置于各级伦理委员会、福利健康委员会等的制衡之中。
　　总之，医学基因工程是一门崭新的高科技，它的问世使人类的医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为让医学基因工程最终造福人类，就必须在研究和利用的过程中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扬长避短，不断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