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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知士元走了,永远地走了,可我每日晨昏在楼间散步时,常常不由自主地伫立在他曾经居住过的宿舍窗前,瞪大昏花的老眼,总想透过玻璃,看到他那高而瘦的身躯。尤其是己丑牛年顶着风寒到来之后,我如是者再,仿佛看到他仍在伏案笔耕。
唉,老糊涂了。不,老是老了,糊涂则不然。我是思念他啊!
我与士元相识半个多世纪。想来也真可谓有缘,我们竟然两次同在一个单位工作,三次同住一个宿舍大院,其中一次还是门对门的邻居。两家三代,长相往来,彼此关照,亲近和谐。
我俩在《山西日报》工作时的老总编辑吴象同志在《怀念王士元同志》的诗中,一开头就写到:“中条山麓一少年,以笔代枪抗敌顽。”是的,士元自抗战期间参加工作以来,除开头在他原籍垣曲县工作,最后任中共山西省顾问委员会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外,中间近40年一直投身于党的新闻事业,先后在《太岳日报》、新华社翼城支社、《山西农民报》、《山西日报》、《太原报》做记者、编辑和领导工作。长期的记者、编辑生涯,使他对新闻工作在实现党的事业中的重要性的认识日益深刻,对新闻工作一片痴情。1978年,他从《太原报》调到中共太原市委工作后,仍痴心不改,在他的要求下,年底重回《山西日报》任副总编辑。我前面说到的我们曾两次同在一个单位工作,就是指他头一次在《山西日报》和后来在《太原报》工作的20多年。
故人不可见,往事涌心头,稍加疏理后,凸显鲁迅先生诗一句:“俯首甘为孺子牛”。
他像老黄牛一样地默默耕耘、无怨无悔。用他自己在《我的新闻生涯》一文中的话说,就是“由于自己特别热爱新闻这一行,虽然夜以继日地忙碌,经历颇多艰辛,但我从未知难欲退,见异思迁。”宋·洪咨夔《漩口》诗:“扶犁荦确间,并驱从两犍。两犍力不齐,手胼后者鞭。日暮鞭更急,轭促肩领穿。归来茅屋下,抚牛涕泗涟。”这首反映农民对牛有着深厚感情的诗,也说明牛在拉犁耕地时,免不了被鞭打催促。而“从未知难欲退”的士元,却“不待挥鞭自奋蹄”,自觉加担子,奋力争上游。《山西日报》于太原解放的第三天,即1949年4月26日创刊后的头两三年,社论均由省委和报社领导人撰写。1952年,士元撰写了一篇关于克服游击习气、建立机关工作秩序的社论,送省委领导赖若愚、史纪言审阅后,认为论述很好,且得知出自一位普通编辑之手,是自己出题目、主动作文章,特予以表扬鼓励。这一先例,使普通编辑不再把社论神秘化,不但士元越级敢于大胆地承担任务、在写作评论方面更上一层楼,其他编辑也纷纷效法之、尝试之,有的甚至常写之。我在《山西日报》工作的十多年间,因与士元不在一个部,一起下乡、俩人合作写稿只有一次。此事,我在《智者——缅怀刘山同志》一文中曾提及过。那是1959年2月间,我跟时任副总编辑兼经济部主任的刘山同志随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同志到晋南下乡。我们由太原到了洪洞,随后刚到了临汾,中央就派飞机接陶书记参加第二次郑州会议去了。刘山同志便与时任晋南记者站站长的士元和我一路南下,采写报道。鉴于当时浮夸风很严重,到芮城县后,我们没有把视角盯在生产指标上,而是通过深入采访,商定就芮城县委总结推广群众创造的节省劳力、提高工效的十项做法,保证全县有85%的劳力投入春耕生产的经验写篇消息,以芮城县革新运输工具,提高劳动效率为内容写篇通讯。接着,士元和我用整整一个白天的时间写了篇长篇消息,晚上自然需要早点休息了。谁想,不知士元从哪里买来一包咖啡,冲了两杯,说:“开始吧。”我说:“干啥?”他说:“写通讯吧。”我说:“要连轴转呀?”他说:“转吧,写完就轻松了,就能踏踏实实地睡觉了。”我俩边喝边写,边写边喝。我这是第一次喝咖啡,不知道这种饮料具有祛除疲劳、兴奋精神的作用,不知不觉多喝了几杯。结果,2000多字的通讯很快就写成了。我却一夜无眠。过去,我们常常开玩笑说,文章不通,全凭烟熏。不曾想,士元不仅用烟熏,还用咖啡兴奋大脑。这次合作写稿,士元那种不顾疲劳、连续苦干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他像老黄牛一样地温和宽厚、注重团结。这一点,我是在一次考察学习中感悟到的。2002年盛夏,山西省老区建设促进会组织部分理事到庞泉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考察学习。一天上午,我们徒步从八道沟爬往林道将尽之处的卧牛坪时,不时听到“叮咚”声,显然丛林中有脖颈上带着铃铛的牛们在寻草觅食。我不禁为这些人类最亲密的朋友担心起来:它们分散在这深山密林中,有没有人看护,怕不怕野兽伤害?山上有无牛圈,晚上牛到哪里歇息?爬上卧牛坪后,我把我的这些担心向庞泉沟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一位同志说了,他说:“不必担心。住在庞泉沟自然保护区附近的农民,每年春耕播种一结束,就把牛赶上山了,没人看护,也不怕野兽伤害。牛很团结,白天分散吃草,傍晚自动来到卧牛坪,头向外屁股朝里卧成一圈,小牛犊卧在中间。牛们的尖锐的犄角齐刷刷地对着四面八方,哪种野兽敢来侵犯!”听了这位同志的一番话,我方知“牛很团结”,我为牛的团结精神感动莫名。我的思绪一下闪回到我曾经工作过10年的太原日报社(原为《太原报》),想到了士元。他作为山西日报社的一员,和大家在中办学习班整整“斗私批修”一年后,1970年被调到太原市,协助军代表创办《太原报》,后军代表撤出,由他主持报社工作。而无论是在协助军代表或自己主持工作期间,他都非常注重领导与群众、老同志与新同志、干部与工人之间的团结。办报初期,在“文革”那种环境下,难免受到派性的干扰。他率先垂范,以身作则,从不厚此薄彼,待人处事一碗水端平。对受派性影响比较严重的同志,他总是以温和宽厚的态度,反复劝说他们自觉消除派性,和大家一起为办好报纸出力。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智慧。由于全社职工的同心协力,《太原报》自创刊以来,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办得有声有色,发行量不断上升,连年被评为市和省的先进单位。而且,为后来报纸的改革、发展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他像老黄牛一样地克已守律、循规蹈矩。写到这里,我想起一件40多年前的至今回忆起来仍令我诚惶诚恐的事。“文革”骤起,“左”祸横流,作为中共山西省委机关报的《山西日报》自然首当其冲。报社内外的造反派互相勾结,“鸡蛋里挑骨头”,不管有理无理反正造反有理,不管你对与不对反正要批你斗你,搅得报社领导和各部主任无法认真审稿。在这种情况下,主持报社工作的刘山同志可能认为我编稿还算认真,遂规定各部有关学毛著的报道排印出小样后,让我再看一遍。那时,我只是一个普通编辑,当然不敢受命。刘山同志严肃地说:“让你看一遍,无非是增加一道审阅或校对的程序,防止出差错,免得造反派抓小辫子,影响报纸的正常出版。这还有什么敢不敢,难道你忘了前些时发生的事了吗?”原来此前不久,一个名为“抓小辫子战斗队”的造反派组织进驻报社,煽动职工造反。当晚,他们要印传单,报社要他们自己负责校对、监督印刷。他们忙了一夜,印出来后一看,傻了,毛主席三字中的“主”字错成了“王”字。这在当时无疑是严重的政治性错误。“抓小辫子战斗队”竟被别人抓住了大辫子。他们互相埋怨、争吵一顿后,偷偷地溜了。想到此事,我只好遵命。而最先给我送稿子小样的竟是时任编委、政治理论部主任的士元。我说:“你真要这么干呀?”他说:“规定就是规定,规定了就要执行。”我说:“仅此一次,下不为例。”他说:“你说的不算,我只按规定办。”士元严于律己是一贯的,始终的,正如老领导鲁兮同志在《哀挽王士元同志》一诗中所言:“澹泊平生严律己,谦诚处事广连群。”2007年11月间,听说他因肺心病住院治疗,我赶去探视时,他刚从重症监护室转入普通病房。没容我寒暄问病,他就着急地说:“按规定咱不能住这家医院,住一天就要260元,花公家的钱太多了。”他老伴郝枫接着说:“按规定能住的医院都没有床位,报社(省顾委撤销后,士元又回到山西日报社)离退休人员管理处两位处长亲自把他送来这里。”我说:“这家医院条件好,住院费自然多一些,治病要紧,还是安心治病吧。”过了一段时间,我打电话询问他的病情,郝枫说:“病稍好,他就闹着出院了,在家修养了13天,体温又高了,别的医院仍没空床,只好又住进那家医院。”我再去看他时,急不择言地说:“现在是保命要紧,你不能老是进进出出,这样,病会反复,不利治愈。”他笑着表示要安心治疗。实际上,据我后来所知,病稍有好转后,他又出院了,直到2008年4月初,他才住进了按规定能住的医院,但因拖延日久,病情加重,药石罔效,终至不治。
……
人常说“好人一生平安”,可生活中屡见背反。具有老黄牛精神和品格的士元,在十年浩劫中也在劫难逃。造反派夺权后,他和其他编委一起被划入“走资派”一类,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开始还能回家,后来竟被关进“牛棚”,白天劳动,晚上挨斗,受尽折磨,吃尽苦头,今日想起,仍不忍细述。
士元家里现在还掛着他自己写的一幅字:“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吾心”。正由于他“但求无愧吾心”,所以,他一生虽不怎么平安,但他一生心安。
士元走了的当天,我和老伴匆匆前去吊唁。在他的遗像前,我俩不禁哽咽而泫然。我用颤抖的手写了这样一句话:你当然相信,好人永远活在人们的心里。
无论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无论是不凡人还是平凡人,活在人心便永生。
2009年3月
(责编 丁杰)
唉,老糊涂了。不,老是老了,糊涂则不然。我是思念他啊!
我与士元相识半个多世纪。想来也真可谓有缘,我们竟然两次同在一个单位工作,三次同住一个宿舍大院,其中一次还是门对门的邻居。两家三代,长相往来,彼此关照,亲近和谐。
我俩在《山西日报》工作时的老总编辑吴象同志在《怀念王士元同志》的诗中,一开头就写到:“中条山麓一少年,以笔代枪抗敌顽。”是的,士元自抗战期间参加工作以来,除开头在他原籍垣曲县工作,最后任中共山西省顾问委员会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外,中间近40年一直投身于党的新闻事业,先后在《太岳日报》、新华社翼城支社、《山西农民报》、《山西日报》、《太原报》做记者、编辑和领导工作。长期的记者、编辑生涯,使他对新闻工作在实现党的事业中的重要性的认识日益深刻,对新闻工作一片痴情。1978年,他从《太原报》调到中共太原市委工作后,仍痴心不改,在他的要求下,年底重回《山西日报》任副总编辑。我前面说到的我们曾两次同在一个单位工作,就是指他头一次在《山西日报》和后来在《太原报》工作的20多年。
故人不可见,往事涌心头,稍加疏理后,凸显鲁迅先生诗一句:“俯首甘为孺子牛”。
他像老黄牛一样地默默耕耘、无怨无悔。用他自己在《我的新闻生涯》一文中的话说,就是“由于自己特别热爱新闻这一行,虽然夜以继日地忙碌,经历颇多艰辛,但我从未知难欲退,见异思迁。”宋·洪咨夔《漩口》诗:“扶犁荦确间,并驱从两犍。两犍力不齐,手胼后者鞭。日暮鞭更急,轭促肩领穿。归来茅屋下,抚牛涕泗涟。”这首反映农民对牛有着深厚感情的诗,也说明牛在拉犁耕地时,免不了被鞭打催促。而“从未知难欲退”的士元,却“不待挥鞭自奋蹄”,自觉加担子,奋力争上游。《山西日报》于太原解放的第三天,即1949年4月26日创刊后的头两三年,社论均由省委和报社领导人撰写。1952年,士元撰写了一篇关于克服游击习气、建立机关工作秩序的社论,送省委领导赖若愚、史纪言审阅后,认为论述很好,且得知出自一位普通编辑之手,是自己出题目、主动作文章,特予以表扬鼓励。这一先例,使普通编辑不再把社论神秘化,不但士元越级敢于大胆地承担任务、在写作评论方面更上一层楼,其他编辑也纷纷效法之、尝试之,有的甚至常写之。我在《山西日报》工作的十多年间,因与士元不在一个部,一起下乡、俩人合作写稿只有一次。此事,我在《智者——缅怀刘山同志》一文中曾提及过。那是1959年2月间,我跟时任副总编辑兼经济部主任的刘山同志随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同志到晋南下乡。我们由太原到了洪洞,随后刚到了临汾,中央就派飞机接陶书记参加第二次郑州会议去了。刘山同志便与时任晋南记者站站长的士元和我一路南下,采写报道。鉴于当时浮夸风很严重,到芮城县后,我们没有把视角盯在生产指标上,而是通过深入采访,商定就芮城县委总结推广群众创造的节省劳力、提高工效的十项做法,保证全县有85%的劳力投入春耕生产的经验写篇消息,以芮城县革新运输工具,提高劳动效率为内容写篇通讯。接着,士元和我用整整一个白天的时间写了篇长篇消息,晚上自然需要早点休息了。谁想,不知士元从哪里买来一包咖啡,冲了两杯,说:“开始吧。”我说:“干啥?”他说:“写通讯吧。”我说:“要连轴转呀?”他说:“转吧,写完就轻松了,就能踏踏实实地睡觉了。”我俩边喝边写,边写边喝。我这是第一次喝咖啡,不知道这种饮料具有祛除疲劳、兴奋精神的作用,不知不觉多喝了几杯。结果,2000多字的通讯很快就写成了。我却一夜无眠。过去,我们常常开玩笑说,文章不通,全凭烟熏。不曾想,士元不仅用烟熏,还用咖啡兴奋大脑。这次合作写稿,士元那种不顾疲劳、连续苦干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他像老黄牛一样地温和宽厚、注重团结。这一点,我是在一次考察学习中感悟到的。2002年盛夏,山西省老区建设促进会组织部分理事到庞泉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考察学习。一天上午,我们徒步从八道沟爬往林道将尽之处的卧牛坪时,不时听到“叮咚”声,显然丛林中有脖颈上带着铃铛的牛们在寻草觅食。我不禁为这些人类最亲密的朋友担心起来:它们分散在这深山密林中,有没有人看护,怕不怕野兽伤害?山上有无牛圈,晚上牛到哪里歇息?爬上卧牛坪后,我把我的这些担心向庞泉沟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一位同志说了,他说:“不必担心。住在庞泉沟自然保护区附近的农民,每年春耕播种一结束,就把牛赶上山了,没人看护,也不怕野兽伤害。牛很团结,白天分散吃草,傍晚自动来到卧牛坪,头向外屁股朝里卧成一圈,小牛犊卧在中间。牛们的尖锐的犄角齐刷刷地对着四面八方,哪种野兽敢来侵犯!”听了这位同志的一番话,我方知“牛很团结”,我为牛的团结精神感动莫名。我的思绪一下闪回到我曾经工作过10年的太原日报社(原为《太原报》),想到了士元。他作为山西日报社的一员,和大家在中办学习班整整“斗私批修”一年后,1970年被调到太原市,协助军代表创办《太原报》,后军代表撤出,由他主持报社工作。而无论是在协助军代表或自己主持工作期间,他都非常注重领导与群众、老同志与新同志、干部与工人之间的团结。办报初期,在“文革”那种环境下,难免受到派性的干扰。他率先垂范,以身作则,从不厚此薄彼,待人处事一碗水端平。对受派性影响比较严重的同志,他总是以温和宽厚的态度,反复劝说他们自觉消除派性,和大家一起为办好报纸出力。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智慧。由于全社职工的同心协力,《太原报》自创刊以来,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办得有声有色,发行量不断上升,连年被评为市和省的先进单位。而且,为后来报纸的改革、发展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他像老黄牛一样地克已守律、循规蹈矩。写到这里,我想起一件40多年前的至今回忆起来仍令我诚惶诚恐的事。“文革”骤起,“左”祸横流,作为中共山西省委机关报的《山西日报》自然首当其冲。报社内外的造反派互相勾结,“鸡蛋里挑骨头”,不管有理无理反正造反有理,不管你对与不对反正要批你斗你,搅得报社领导和各部主任无法认真审稿。在这种情况下,主持报社工作的刘山同志可能认为我编稿还算认真,遂规定各部有关学毛著的报道排印出小样后,让我再看一遍。那时,我只是一个普通编辑,当然不敢受命。刘山同志严肃地说:“让你看一遍,无非是增加一道审阅或校对的程序,防止出差错,免得造反派抓小辫子,影响报纸的正常出版。这还有什么敢不敢,难道你忘了前些时发生的事了吗?”原来此前不久,一个名为“抓小辫子战斗队”的造反派组织进驻报社,煽动职工造反。当晚,他们要印传单,报社要他们自己负责校对、监督印刷。他们忙了一夜,印出来后一看,傻了,毛主席三字中的“主”字错成了“王”字。这在当时无疑是严重的政治性错误。“抓小辫子战斗队”竟被别人抓住了大辫子。他们互相埋怨、争吵一顿后,偷偷地溜了。想到此事,我只好遵命。而最先给我送稿子小样的竟是时任编委、政治理论部主任的士元。我说:“你真要这么干呀?”他说:“规定就是规定,规定了就要执行。”我说:“仅此一次,下不为例。”他说:“你说的不算,我只按规定办。”士元严于律己是一贯的,始终的,正如老领导鲁兮同志在《哀挽王士元同志》一诗中所言:“澹泊平生严律己,谦诚处事广连群。”2007年11月间,听说他因肺心病住院治疗,我赶去探视时,他刚从重症监护室转入普通病房。没容我寒暄问病,他就着急地说:“按规定咱不能住这家医院,住一天就要260元,花公家的钱太多了。”他老伴郝枫接着说:“按规定能住的医院都没有床位,报社(省顾委撤销后,士元又回到山西日报社)离退休人员管理处两位处长亲自把他送来这里。”我说:“这家医院条件好,住院费自然多一些,治病要紧,还是安心治病吧。”过了一段时间,我打电话询问他的病情,郝枫说:“病稍好,他就闹着出院了,在家修养了13天,体温又高了,别的医院仍没空床,只好又住进那家医院。”我再去看他时,急不择言地说:“现在是保命要紧,你不能老是进进出出,这样,病会反复,不利治愈。”他笑着表示要安心治疗。实际上,据我后来所知,病稍有好转后,他又出院了,直到2008年4月初,他才住进了按规定能住的医院,但因拖延日久,病情加重,药石罔效,终至不治。
……
人常说“好人一生平安”,可生活中屡见背反。具有老黄牛精神和品格的士元,在十年浩劫中也在劫难逃。造反派夺权后,他和其他编委一起被划入“走资派”一类,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开始还能回家,后来竟被关进“牛棚”,白天劳动,晚上挨斗,受尽折磨,吃尽苦头,今日想起,仍不忍细述。
士元家里现在还掛着他自己写的一幅字:“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吾心”。正由于他“但求无愧吾心”,所以,他一生虽不怎么平安,但他一生心安。
士元走了的当天,我和老伴匆匆前去吊唁。在他的遗像前,我俩不禁哽咽而泫然。我用颤抖的手写了这样一句话:你当然相信,好人永远活在人们的心里。
无论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无论是不凡人还是平凡人,活在人心便永生。
2009年3月
(责编 丁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