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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梦不仅仅是当代意识形态的题辞，其书写和实践主体也不限于中国人。
一九二八年，二十三岁的埃德加·斯诺以实习记者的身份来到上海时，并未打算成为“China hand”（中国通）。据历史学家詹姆斯·汤姆森回忆，一九三七年之前，美国记者通常是作为通讯社社员、自由撰稿人或者学生旅游者去往中国，没有任何人学过汉语。这个来自密苏里州的中产阶级青年也是如此。他重实际甚于学历，“十八岁出门旅行”，仅仅怀揣着一张半调子的新闻文凭、股市投机而得的少量旅费和对哈克贝利·费恩的满腔热爱。他是典型的美式“自由主义浪漫派”，迷恋冒险的刺激和兴奋，特别是其赌注是一个好故事的时候。一九二六年他伪装成东京大使馆的成员，偷偷潜入一艘开往日本的船，据此经历写了篇《头等舱的偷渡者》――他继承了马克·吐温的看法：人性中有一种古怪的成分，对于诈骗公共机构的行为总是乐不可支。这正是他所服务的《先驱论坛报》所喜欢的调调。这些经历使年轻的冒险家在驻外记者中小有名声。他的传记作者评价他具有生动而细致地描述事物的天赋才能，非常适合旅行写作。出发去中国前，他写信向父母保证，他已经注射了预防针，可以抵御东方所有的疾病，文明程度也足以避免任何性本能的诱惑。他只打算在“远东”待三个月。从他早期的报道（后结集成《远东前线》）那些即景式的描述可见，他一点儿也不喜欢中国。
然而，某种东西拴住了他，使他直到“珍珠港事件”之后才离开。尽管后来成了“世界性的记者”，但毋庸置疑，他生命中的精彩戏码都发生在中国。他跟第一任妻子海伦在此结合也在此缘尽。一九四九年之后，他们以各自的管道持续访华。每一次，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位置，都提示了历史的微妙讯息。他在一九七二年二月离世，与尼克松访华失之交臂—后者的团队仍然需要背诵他所留下的资料来拉近与红色中国的距离。他的骨灰分成了两半，一半在美国哈德逊河畔，一半在北京大学的未名湖畔—正是在那里，三十年代一群中国“先锋”艺术青年（他们中的一些人拍出了《马路天使》和《风云儿女》）看到了斯诺所拍摄的关于中国红军的影像，他们中的大多数后来都奔赴延安。
像斯诺这样突然迷恋上中国，“将三个月变成十四年”的美国记者不在少数。《上天训令与迪斯科、民主—改革阵痛中的中国》一书的作者奥维尔·谢尔说，一九四九年之前的三十年，是美国新闻史上一个无与伦比的“中国时代”：整整一代人被吸引到亚洲，从初学乍到者变为“走进中国革命”。起初，他们像所有的欧洲人一样，或真诚或虚伪地打着传教的招牌，而到了三十年代，“对这块陌生的、神秘的、不易忘怀的大陆的资本主义的伦理道德的关注，加上罗曼蒂克的追求，变得更加强烈了”（转引自白修德、贾安娜：《中国的惊雷》）。
“资本主义的伦理道德”真是切中要害。无论十九世纪以前的“东方的魅力”是什么，在二十世纪前半叶，正是“亚非拉”的苦难和混乱留住了记者们的匆匆脚步。斯诺和海伦最初的任务都包含着为大洋彼岸的新闻总部提供“闪闪发光的东方特写”，以支持美国在远东的旅游项目，然而返还的消息总是这样：从云南到缅甸的一路的确是人类学上的奇境，却只有人是卑微的。
在西方人未来的“旅游路线”上，斯诺有生以来第一次目睹成千上万的人因旱灾和无人救援而活活饿死。一九二八年的绥远之灾在中国比在西方更加鲜为人知：苦难在这个国家像森林里的树叶一样俯拾皆是。
外国记者们很快发现，尽管与初衷不同，台风和尸体的照片同样受到同胞的欢迎。苏珊·桑塔格曾愤怒地谴责这种“以他人之苦”为乐的视觉原罪，然而不幸的是，发现不幸正是现代新闻的本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美国新闻业和电影工业大发展的时代，以大萧条为主题的新闻纪录片和好莱坞的战争电影一样层出不穷。人们为贫穷和绝望谱写诗歌，影像里处处是“精心打造的粗糙感”。“他人的痛苦”横亘阶级和国家。在东方的记者与影院里的灾难片观众一样，想要离开却难以自拔。同样，美国对东方的关注跟好莱坞工业在同一时间增长，并非巧合。“因为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的年轻人就想‘走遍全球’，我们当时就是这么说，要去伸延我们的地平线，证实我们是由什么特殊材料做成的。”（海伦·斯诺：《重返中国》，19页）
荧屏式的世界图景也呼唤着新的新闻叙事：除了传统的“什么人做了什么事”，“为什么”也变得重要起来。这呼唤着记者的社会分析能力、报道的生动性和思想的深度。于是，斯诺这样“文笔与思想”兼备的长篇报道员便在罗斯福新政之后应运而生。
在亚洲的不幸国家里，中国最具备观察和书写苦难的历史条件。穷日子和乱日子织构了这个国家的“现代”进程，到了三十年代，苦难的指数到达了某种临界点，那些连缀成“历史”的故事集锦，每一个片段的激烈程度和其戏剧性的后果都值得亲临现场，不可测定的未来则强化了新闻报道中分析、推理和悬疑成分。与那时相比，今日二十四小时滚动新闻中的“中国问题”反而显得微不足道了—现在的记者只能讨论中央政府的能力如何，而一九二七年的记者们争论的是：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究竟有没有政府存在？
选择中国的另一个因素更加浅显明了：考察苦难需要相对舒适和宽松的环境。许多记者为了中国而耽误了去莫斯科的计划，原因就在于此。广阔的苏联由于一国社会主义而趋于封闭，而中国则是一个沸腾的地方，既有禁区又有乐土。在国民党的“连场大戏”之外，关于红军长征的流言不时出没，引发种种猜想和预言。上海是这些消息的集散地，也是记者的天堂。彼得·安德强调，如果你像“那个史沫特莱”一样，也是个在他人的痛苦中寻找创造和满足的人，那么，在三十年代不会找到比上海更合适的地方。的确，在那里，最具煽动性的社会活动家也有种种方法获得特权保护；在那里，普通的外国人创办一份报纸要比在国内容易得多。很多统计表明，一九二七至一九四五年，上海老字号的报纸（如最初提携了斯诺的J.B.鲍威尔的《密勒氏评论报》）和昙花一现的期刊（如伊罗生等人在宋庆龄支持下创办的《中国论坛》）都活跃异常，由驻外记者撰写的“中国畅销书”一本接一本问世。 与思想的自由相伴的，还有生活的舒适。一九二六年来到中国的《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哈雷特·阿班嘲讽地写道：斯诺夫妇在上海的生活与他们笔下讴歌的延安式的实用主义和艰苦朴素可谓大相径庭。二十年代美国大萧条之际，国民的日子都不好过，居留中国却可以因有利的兑换率而生活得像国王一样。海伦·斯诺写道，她一踏上世界上第五个最繁忙的港口，生活水平便骤然提高多倍。在上海华联公寓，她被苦役、阿妈们像公主一样侍奉着。尽管亚洲有着种种危险（因为惧怕疫病，几乎所有的驻外记者都只吃煮熟的水果），这仍然是吸引记者们的有利因素。—外国记者的中国梦，正是在如上前提下铺展开的。在经历了各种充满偶然与反讽的历险、达成许多心照不宣的协议后，一九三六年，斯诺先于史沫特莱赶赴延安，向世界披露了“神秘的”中共，并赋予它朴素动人的形象。《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以下简称《红星》）一炮而红。它更新了美国人的“中国参考书”清单，并为这一题材带来了一场“纪实革命”。在此之前，构成“中国想象”之依据的主要是赛珍珠的《大地》这样的长篇小说：尽管渴求“远东的真相”，却鲜有外国人能突破重重阻隔，进入它神秘的核心。斯诺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却是第一个让人们相信红军不仅存在，而且能够影响中国乃至世界的现实与未来的人。
精神作用的程度很难被量化。但“红色中国”之能够进入国际政治的棋局中，显然在于它清晰易懂的图文故事。有人评论说，斯诺和他的著作在“中国革命和抗日的关键时刻”所起到的作用，比任何一个外国非官方人士都大。许多记者和爱国青年因《红星》而奔赴延安，并因此改变了个人的命运（据说，这与安德烈·纪德的《访苏日记》效果恰好相反）。拜斯诺对文学和散文笔法的爱好所赐，人们再一次认识到文学的政治伟力。“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四渡赤水”，这些后来的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场景，其氛围和腔调的原型都来自《红星》。除了文字报道，斯诺们的到来也使延安人有了“图像”。毛泽东著名的“八角帽照片”让世界首次领略到中共青年领袖深不可测的气质，而帽子的主人却是拍摄者斯诺。以毛泽东为首，中共那一代领导人的形象第一次被全面地视觉化，也象征着被盖章“准入”到国际大历史进程中。罗斯福时代的美国在远东形成了一种新的认同。仿佛只有在彼时，这个经历了十几年风雨的政党的时间才真的“开始了”。
《红星》的成功让人们忘记了它产生的前提，仿佛斯诺天生是一个亲共的美国左派一般。然而斯诺的成功恰恰在于他的“非党派视角”（这也正是为什么史沫特莱“落选”的缘故）和所谓的“客观叙述体”。《红星》是一个复杂的对话空间，由大量的排比和设问句组成。除了要得到延安人的认证之外，它试图说服的群体至少还包括英美的军政高层、驻外新闻记者群、传教士、共产国际、国民党和青年学生，而说服任务也极其艰难：你得证明一支装备拙劣、性质可疑甚至也许并不存在的队伍能够改变历史的进程。
不论历史勘验出什么，《红星》的魅力在于这一简洁有力的定位：万里长征是极度匮乏的环境下诞生的奇迹，红军的故事是由苦难到艰难的飞跃，他们全体遭遇过生活的悲剧，却没有一个感伤主义者。同中国的“那部充满折中妥协的历史”比较，斯诺认为这支队伍的政策实用且简单明了。他们下意识地知道，讲好一个故事要比军事上的胜利更为重要。他们的秘诀就在此：将失败转为胜利，让坏事成为好事。
这正是《红星》的语法，构建出一种绝望—希望的二元张力，一种呼之欲出的情感：在死水般的中国，只有这个群体是“行动着的”。
若不去重温历史的因情果境，我们很难领会到这种表达中苦心孤诣的成分。从习惯了不幸景观的“外国眼睛”来看，转向延安几乎是一种顺势疗法。与斯诺同样年轻而才华横溢的记者伊罗生恰如其分地将此称为“中国冲动”：由大惊小怪到习以为常，驻外记者一拨一拨地“适应”了东方的苦难，然而旁观者的位置始终包含着奇妙的不适感。一边喝茶一边看着中国人拾掇同胞尸体的外国记者的心理调适，与鲁迅们面对祥林嫂时的尴尬暧昧不完全一致。这也就是为什么“行动”会成为他们的关键词。
以报道了毛泽东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而著称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写道：“心理学家把我们这类人叫作动型人。理性不是指导行动，而是后设的、对行动的解释。”（《中国人征服中国》）这位早年困惑于上帝和真理，后来将理想设定为“全球社会主义”的女记者说：“我走的路正是千千万万人要走的路。”史沫特莱深深满意于自己是一个“史沫特莱分子”。她自认是一个美国劳动妇女，乱七八糟的商业文明的产儿，和一个民族主义—世界主义者。她在中国的各种事情中穿针引线，包括抢救丁玲，报道“西安事变”，和斯诺夫妇与斯特朗争抢红色新闻。总而言之，她从颠沛流离、混乱不堪、苦海无边的日子里汲取的快乐，是其他人无法了解的。
正如格拉斯所说，在苦难的花园里看了太久，“你不可能永远作壁上观”。在世界范围内，“左转”总是伴随着采访和旅行：像安德烈·纪德的非洲之行和斯诺的绥远之行一样，伊罗生也因为旅行而成为一个党派人士，他沿着长江旅行之际正值“剿匪”，这意味着不断地遭遇疲惫而可笑的各路军队，并见识中国内陆可怕的肮脏污秽。他与未婚妻书信往来时的争论，像极了斯诺在同一时间段所做的事。后者引用了一九三三年给父亲的信，对中国那压抑的氛围感到沮丧。而伊罗生则深情地争辩：维奥拉，在你亲眼看见阶级斗争之前……
直到几十年后，赤潮于全球退却，失意的斯诺的回顾却仍然清晰：他对中国的判断不是以美国的背景为标准，而是以在东亚所见所闻的贫穷、污秽、粗野、压迫和普遍失望为背景的。在中国的十年，驻外记者见闻觉知的，总是潮湿燠闷的绝望气味，而共产党干燥的“延安乐观主义精神”却令人精神一振。在斯诺之后，不止一个到过延安的记者用自然气候来比拟两个政党（或者两种未来）的差异：“那里的空气和重庆不同，夏天干燥而焕发，冬天严寒而愉快。”（《中国的惊雷》，245页）
这种描述为延安镀上了形而上的、智慧的光泽。在此意义上，《红星》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部为中共的“革命性质”进行辩护的作品。它真正的论敌并非资产阶级和“右翼人士”，而是共产国际和整个西方世界。我们总是需要不断想起：“革命”不仅具有欧洲血统，而且也标识着一种以进化论为基础的“现代智慧”，而斯诺却试图证明，中共的行动不是一场原始、无序而混乱的农民起义。红军是一支真正的现代军队。这种对“本质”的攫取让斯诺成为“三S”（斯诺、斯特朗、史沫特莱）中最受欢迎的一位。在他的影响下，冈瑟斯坦、白修德、贾安娜、卡尔克劳等人使“红色中国”的故事日趋丰满，在他们眼里，毛泽东是一位东方的智者、狡黠的农民和寓言家，与蒋介石的“西化儒家”的形象是那样不同，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甚至写道，坐在毛泽东身边，就好像坐在历史身边。 正是这批外国人塑造了红色中国梦。仅从回忆录、传记的字里行间就可感受到，二十到四十年代，美国驻外记者在中国历史中的“贡献”要远超中国“正史”的记载。投身政治，投身新闻，投身写作，对他们来说，是个人也是历史的事业。仍然像电影一样：历史是可见、可听、可触摸的，观众一边观看，一边创造着历史。这种“历史感”在今天似曾相识。
《红星》远不是斯诺夫妇的唯一成就。在海伦·斯诺的回忆中，甚至称他们“发动”了“一二·九”运动也未尝不可。或者可以这样说：没有斯诺夫妇的推动，也就没有这场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而逃亡至西安的学生们也可能不会深刻地影响张学良的决策，扭转政治格局的“西安事变”也就不会发生—从后设历史的角度，一切都会改变。
这场中国梦当然是美国梦的亚洲版本：“一战”后的美国在世界的创伤中接替欧洲，执掌了拨转地球仪的权力。一九三九年，斯诺夫妇在宋庆龄的支持下所主导的另一项运动—中国工业合作社（简称“工合”）轰轰烈烈地开幕，其分社遍布国共两党。这项运动在“中国正史”中杳无烟迹，在他们的回忆里却是浓墨重彩的一笔。据说它得到了两党高层的全力支持，文化界人士如林语堂，也曾以海外分社社员身份向美国人募款。这一运动的原理是清教式的，其理想是剔除了政治成分的、纯经济的“社会主义”，认为只要有资本、劳力和适当的组织方式，中国就会成为经济大国。斯诺夫妇，特别是海伦始终坚持，这场运动原本一定可以改变中国，让它失败的是国民党的官僚主义和派系斗争。
不管历史学家如何看待这种表达，我们可以肯定，清教式的行动主义，而不是“亲共”的党派意识，才是“三S”的共通之处。在延安，斯诺们看到的仍然是生活在“后上帝”时代的美国清教徒：高效，埋头苦干，开拓精神，乐观主义和自我牺牲。
这些驻外记者普遍晚年孤寂。他们从未能融入那些国家，不管从主观还是客观而言。长年的外国生活也让他们被本国人抛弃。广岛、长崎和铁幕宣言之后，一小撮美国人的红色中国梦也宣告破产。斯诺被剥夺了历史预言家的权利。那些费尽心血炮制的爆炸性新闻、文字优美的黄金报道变成了“沉默之声”。史沫特莱因病早逝；受到苏联和麦卡锡主义双重迫害的斯特朗隐居中国，六十年代，她定期给斯诺寄去她编写的《中国通讯》，里面充满了大生产运动中的夸张数字和对美国中产阶级的愤愤不平。拜所掌握的外国知识所赐，自由主义和右翼的“中国通”也并不见得好过些：哈雷特·阿班在结束了与蒋宋两家长期的关系后退休回乡，他的邻居们对中国的认知仍然是，“女人把孩子背在背上养育的国家”。
经历了麦卡锡时期的无数场官司之后，几乎已无生活来源的斯诺仍然在不断写作。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每次走访都受到热情的接待，尽管许多细节并不令他舒服。晚年，他为自己无法自由而持久地考察新中国的情况而感到遗憾—他一向以报道的精细和谨慎著称。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他为亩产棉花的数字而向远在中国的朋友辗转求证。这些努力的成果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被束之高阁。冷遇使他意识到，美国人的中国热只是一场泡沫，冷漠才是他们的“真正传统”，或许正是这一点导致了世界的核变。
“晚期斯诺”是一个长期被忽略的题材。无论在文笔还是在反思的深度上，《大河彼岸》和《复始之旅》都是他一生最好的作品：它们不仅仅是回忆录，正如《红星》也不仅仅是旅游日记那样。这些作品怀旧却并不感伤，充满了斯诺式的纯朴而细致的感染力。他写道，亚洲的苦难景观曾让他和大部分的西方人倾向于实用主义，他们说服人们在权力斗争中要“两害相权取其轻”，而对“维持着虚幻的纯粹性”的甘地主义并不赞赏。然而在六十年代的反思中，甘地之路似乎暗示了一份未能充分生长的因缘：或许只要稍微有一点自信，纯粹的精神性、非暴力理念与国家权力的耦合，就并非天方夜谭。
与斯诺分道多年的海伦却持续地在梦想和伤口之间徘徊。她早年的梦想是当一名超越斯诺的大作家，后来，她疯狂的写作更像是对她“为丈夫、为中国”所做的个人牺牲的过度而无效的补偿。三十年代的她被驻外记者们描述为“希腊女神”，而她的自我期许却是费雯丽饰演的郝思嘉：美丽，聪明，热情，狡黠，充满野心，在经济萧条中昂首挺胸走出家门工作，带着欲望和倔强走向世界。新婚之初，她和丈夫在日本海的星空下阅读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和威尔斯的世界史，“未来是我们的，不是英国人或日本人的”。多年以后，她不断地引用富兰克林的话：久经沧桑，饱受磨难，但大多数苦难事情并不曾发生，其余则是别人所经受的。二零零八年，上海作家小白在他的后现代风格的谍战小说《租界》中“拼贴”了她在华联公寓的经历：老旧的蚊帐和摇曳的窗帘，打开抽屉，檀香的气息扑面而来。华谊兄弟公司购买了这部作品的电影改编权：“园丁”逝去了，银幕和花园却留存了下来。
一九二八年，二十三岁的埃德加·斯诺以实习记者的身份来到上海时，并未打算成为“China hand”（中国通）。据历史学家詹姆斯·汤姆森回忆，一九三七年之前，美国记者通常是作为通讯社社员、自由撰稿人或者学生旅游者去往中国，没有任何人学过汉语。这个来自密苏里州的中产阶级青年也是如此。他重实际甚于学历，“十八岁出门旅行”，仅仅怀揣着一张半调子的新闻文凭、股市投机而得的少量旅费和对哈克贝利·费恩的满腔热爱。他是典型的美式“自由主义浪漫派”，迷恋冒险的刺激和兴奋，特别是其赌注是一个好故事的时候。一九二六年他伪装成东京大使馆的成员，偷偷潜入一艘开往日本的船，据此经历写了篇《头等舱的偷渡者》――他继承了马克·吐温的看法：人性中有一种古怪的成分，对于诈骗公共机构的行为总是乐不可支。这正是他所服务的《先驱论坛报》所喜欢的调调。这些经历使年轻的冒险家在驻外记者中小有名声。他的传记作者评价他具有生动而细致地描述事物的天赋才能，非常适合旅行写作。出发去中国前，他写信向父母保证，他已经注射了预防针，可以抵御东方所有的疾病，文明程度也足以避免任何性本能的诱惑。他只打算在“远东”待三个月。从他早期的报道（后结集成《远东前线》）那些即景式的描述可见，他一点儿也不喜欢中国。
然而，某种东西拴住了他，使他直到“珍珠港事件”之后才离开。尽管后来成了“世界性的记者”，但毋庸置疑，他生命中的精彩戏码都发生在中国。他跟第一任妻子海伦在此结合也在此缘尽。一九四九年之后，他们以各自的管道持续访华。每一次，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位置，都提示了历史的微妙讯息。他在一九七二年二月离世，与尼克松访华失之交臂—后者的团队仍然需要背诵他所留下的资料来拉近与红色中国的距离。他的骨灰分成了两半，一半在美国哈德逊河畔，一半在北京大学的未名湖畔—正是在那里，三十年代一群中国“先锋”艺术青年（他们中的一些人拍出了《马路天使》和《风云儿女》）看到了斯诺所拍摄的关于中国红军的影像，他们中的大多数后来都奔赴延安。
像斯诺这样突然迷恋上中国，“将三个月变成十四年”的美国记者不在少数。《上天训令与迪斯科、民主—改革阵痛中的中国》一书的作者奥维尔·谢尔说，一九四九年之前的三十年，是美国新闻史上一个无与伦比的“中国时代”：整整一代人被吸引到亚洲，从初学乍到者变为“走进中国革命”。起初，他们像所有的欧洲人一样，或真诚或虚伪地打着传教的招牌，而到了三十年代，“对这块陌生的、神秘的、不易忘怀的大陆的资本主义的伦理道德的关注，加上罗曼蒂克的追求，变得更加强烈了”（转引自白修德、贾安娜：《中国的惊雷》）。
“资本主义的伦理道德”真是切中要害。无论十九世纪以前的“东方的魅力”是什么，在二十世纪前半叶，正是“亚非拉”的苦难和混乱留住了记者们的匆匆脚步。斯诺和海伦最初的任务都包含着为大洋彼岸的新闻总部提供“闪闪发光的东方特写”，以支持美国在远东的旅游项目，然而返还的消息总是这样：从云南到缅甸的一路的确是人类学上的奇境，却只有人是卑微的。
在西方人未来的“旅游路线”上，斯诺有生以来第一次目睹成千上万的人因旱灾和无人救援而活活饿死。一九二八年的绥远之灾在中国比在西方更加鲜为人知：苦难在这个国家像森林里的树叶一样俯拾皆是。
外国记者们很快发现，尽管与初衷不同，台风和尸体的照片同样受到同胞的欢迎。苏珊·桑塔格曾愤怒地谴责这种“以他人之苦”为乐的视觉原罪，然而不幸的是，发现不幸正是现代新闻的本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美国新闻业和电影工业大发展的时代，以大萧条为主题的新闻纪录片和好莱坞的战争电影一样层出不穷。人们为贫穷和绝望谱写诗歌，影像里处处是“精心打造的粗糙感”。“他人的痛苦”横亘阶级和国家。在东方的记者与影院里的灾难片观众一样，想要离开却难以自拔。同样，美国对东方的关注跟好莱坞工业在同一时间增长，并非巧合。“因为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的年轻人就想‘走遍全球’，我们当时就是这么说，要去伸延我们的地平线，证实我们是由什么特殊材料做成的。”（海伦·斯诺：《重返中国》，19页）
荧屏式的世界图景也呼唤着新的新闻叙事：除了传统的“什么人做了什么事”，“为什么”也变得重要起来。这呼唤着记者的社会分析能力、报道的生动性和思想的深度。于是，斯诺这样“文笔与思想”兼备的长篇报道员便在罗斯福新政之后应运而生。
在亚洲的不幸国家里，中国最具备观察和书写苦难的历史条件。穷日子和乱日子织构了这个国家的“现代”进程，到了三十年代，苦难的指数到达了某种临界点，那些连缀成“历史”的故事集锦，每一个片段的激烈程度和其戏剧性的后果都值得亲临现场，不可测定的未来则强化了新闻报道中分析、推理和悬疑成分。与那时相比，今日二十四小时滚动新闻中的“中国问题”反而显得微不足道了—现在的记者只能讨论中央政府的能力如何，而一九二七年的记者们争论的是：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究竟有没有政府存在？
选择中国的另一个因素更加浅显明了：考察苦难需要相对舒适和宽松的环境。许多记者为了中国而耽误了去莫斯科的计划，原因就在于此。广阔的苏联由于一国社会主义而趋于封闭，而中国则是一个沸腾的地方，既有禁区又有乐土。在国民党的“连场大戏”之外，关于红军长征的流言不时出没，引发种种猜想和预言。上海是这些消息的集散地，也是记者的天堂。彼得·安德强调，如果你像“那个史沫特莱”一样，也是个在他人的痛苦中寻找创造和满足的人，那么，在三十年代不会找到比上海更合适的地方。的确，在那里，最具煽动性的社会活动家也有种种方法获得特权保护；在那里，普通的外国人创办一份报纸要比在国内容易得多。很多统计表明，一九二七至一九四五年，上海老字号的报纸（如最初提携了斯诺的J.B.鲍威尔的《密勒氏评论报》）和昙花一现的期刊（如伊罗生等人在宋庆龄支持下创办的《中国论坛》）都活跃异常，由驻外记者撰写的“中国畅销书”一本接一本问世。 与思想的自由相伴的，还有生活的舒适。一九二六年来到中国的《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哈雷特·阿班嘲讽地写道：斯诺夫妇在上海的生活与他们笔下讴歌的延安式的实用主义和艰苦朴素可谓大相径庭。二十年代美国大萧条之际，国民的日子都不好过，居留中国却可以因有利的兑换率而生活得像国王一样。海伦·斯诺写道，她一踏上世界上第五个最繁忙的港口，生活水平便骤然提高多倍。在上海华联公寓，她被苦役、阿妈们像公主一样侍奉着。尽管亚洲有着种种危险（因为惧怕疫病，几乎所有的驻外记者都只吃煮熟的水果），这仍然是吸引记者们的有利因素。—外国记者的中国梦，正是在如上前提下铺展开的。在经历了各种充满偶然与反讽的历险、达成许多心照不宣的协议后，一九三六年，斯诺先于史沫特莱赶赴延安，向世界披露了“神秘的”中共，并赋予它朴素动人的形象。《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以下简称《红星》）一炮而红。它更新了美国人的“中国参考书”清单，并为这一题材带来了一场“纪实革命”。在此之前，构成“中国想象”之依据的主要是赛珍珠的《大地》这样的长篇小说：尽管渴求“远东的真相”，却鲜有外国人能突破重重阻隔，进入它神秘的核心。斯诺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却是第一个让人们相信红军不仅存在，而且能够影响中国乃至世界的现实与未来的人。
精神作用的程度很难被量化。但“红色中国”之能够进入国际政治的棋局中，显然在于它清晰易懂的图文故事。有人评论说，斯诺和他的著作在“中国革命和抗日的关键时刻”所起到的作用，比任何一个外国非官方人士都大。许多记者和爱国青年因《红星》而奔赴延安，并因此改变了个人的命运（据说，这与安德烈·纪德的《访苏日记》效果恰好相反）。拜斯诺对文学和散文笔法的爱好所赐，人们再一次认识到文学的政治伟力。“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四渡赤水”，这些后来的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场景，其氛围和腔调的原型都来自《红星》。除了文字报道，斯诺们的到来也使延安人有了“图像”。毛泽东著名的“八角帽照片”让世界首次领略到中共青年领袖深不可测的气质，而帽子的主人却是拍摄者斯诺。以毛泽东为首，中共那一代领导人的形象第一次被全面地视觉化，也象征着被盖章“准入”到国际大历史进程中。罗斯福时代的美国在远东形成了一种新的认同。仿佛只有在彼时，这个经历了十几年风雨的政党的时间才真的“开始了”。
《红星》的成功让人们忘记了它产生的前提，仿佛斯诺天生是一个亲共的美国左派一般。然而斯诺的成功恰恰在于他的“非党派视角”（这也正是为什么史沫特莱“落选”的缘故）和所谓的“客观叙述体”。《红星》是一个复杂的对话空间，由大量的排比和设问句组成。除了要得到延安人的认证之外，它试图说服的群体至少还包括英美的军政高层、驻外新闻记者群、传教士、共产国际、国民党和青年学生，而说服任务也极其艰难：你得证明一支装备拙劣、性质可疑甚至也许并不存在的队伍能够改变历史的进程。
不论历史勘验出什么，《红星》的魅力在于这一简洁有力的定位：万里长征是极度匮乏的环境下诞生的奇迹，红军的故事是由苦难到艰难的飞跃，他们全体遭遇过生活的悲剧，却没有一个感伤主义者。同中国的“那部充满折中妥协的历史”比较，斯诺认为这支队伍的政策实用且简单明了。他们下意识地知道，讲好一个故事要比军事上的胜利更为重要。他们的秘诀就在此：将失败转为胜利，让坏事成为好事。
这正是《红星》的语法，构建出一种绝望—希望的二元张力，一种呼之欲出的情感：在死水般的中国，只有这个群体是“行动着的”。
若不去重温历史的因情果境，我们很难领会到这种表达中苦心孤诣的成分。从习惯了不幸景观的“外国眼睛”来看，转向延安几乎是一种顺势疗法。与斯诺同样年轻而才华横溢的记者伊罗生恰如其分地将此称为“中国冲动”：由大惊小怪到习以为常，驻外记者一拨一拨地“适应”了东方的苦难，然而旁观者的位置始终包含着奇妙的不适感。一边喝茶一边看着中国人拾掇同胞尸体的外国记者的心理调适，与鲁迅们面对祥林嫂时的尴尬暧昧不完全一致。这也就是为什么“行动”会成为他们的关键词。
以报道了毛泽东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而著称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写道：“心理学家把我们这类人叫作动型人。理性不是指导行动，而是后设的、对行动的解释。”（《中国人征服中国》）这位早年困惑于上帝和真理，后来将理想设定为“全球社会主义”的女记者说：“我走的路正是千千万万人要走的路。”史沫特莱深深满意于自己是一个“史沫特莱分子”。她自认是一个美国劳动妇女，乱七八糟的商业文明的产儿，和一个民族主义—世界主义者。她在中国的各种事情中穿针引线，包括抢救丁玲，报道“西安事变”，和斯诺夫妇与斯特朗争抢红色新闻。总而言之，她从颠沛流离、混乱不堪、苦海无边的日子里汲取的快乐，是其他人无法了解的。
正如格拉斯所说，在苦难的花园里看了太久，“你不可能永远作壁上观”。在世界范围内，“左转”总是伴随着采访和旅行：像安德烈·纪德的非洲之行和斯诺的绥远之行一样，伊罗生也因为旅行而成为一个党派人士，他沿着长江旅行之际正值“剿匪”，这意味着不断地遭遇疲惫而可笑的各路军队，并见识中国内陆可怕的肮脏污秽。他与未婚妻书信往来时的争论，像极了斯诺在同一时间段所做的事。后者引用了一九三三年给父亲的信，对中国那压抑的氛围感到沮丧。而伊罗生则深情地争辩：维奥拉，在你亲眼看见阶级斗争之前……
直到几十年后，赤潮于全球退却，失意的斯诺的回顾却仍然清晰：他对中国的判断不是以美国的背景为标准，而是以在东亚所见所闻的贫穷、污秽、粗野、压迫和普遍失望为背景的。在中国的十年，驻外记者见闻觉知的，总是潮湿燠闷的绝望气味，而共产党干燥的“延安乐观主义精神”却令人精神一振。在斯诺之后，不止一个到过延安的记者用自然气候来比拟两个政党（或者两种未来）的差异：“那里的空气和重庆不同，夏天干燥而焕发，冬天严寒而愉快。”（《中国的惊雷》，245页）
这种描述为延安镀上了形而上的、智慧的光泽。在此意义上，《红星》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部为中共的“革命性质”进行辩护的作品。它真正的论敌并非资产阶级和“右翼人士”，而是共产国际和整个西方世界。我们总是需要不断想起：“革命”不仅具有欧洲血统，而且也标识着一种以进化论为基础的“现代智慧”，而斯诺却试图证明，中共的行动不是一场原始、无序而混乱的农民起义。红军是一支真正的现代军队。这种对“本质”的攫取让斯诺成为“三S”（斯诺、斯特朗、史沫特莱）中最受欢迎的一位。在他的影响下，冈瑟斯坦、白修德、贾安娜、卡尔克劳等人使“红色中国”的故事日趋丰满，在他们眼里，毛泽东是一位东方的智者、狡黠的农民和寓言家，与蒋介石的“西化儒家”的形象是那样不同，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甚至写道，坐在毛泽东身边，就好像坐在历史身边。 正是这批外国人塑造了红色中国梦。仅从回忆录、传记的字里行间就可感受到，二十到四十年代，美国驻外记者在中国历史中的“贡献”要远超中国“正史”的记载。投身政治，投身新闻，投身写作，对他们来说，是个人也是历史的事业。仍然像电影一样：历史是可见、可听、可触摸的，观众一边观看，一边创造着历史。这种“历史感”在今天似曾相识。
《红星》远不是斯诺夫妇的唯一成就。在海伦·斯诺的回忆中，甚至称他们“发动”了“一二·九”运动也未尝不可。或者可以这样说：没有斯诺夫妇的推动，也就没有这场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而逃亡至西安的学生们也可能不会深刻地影响张学良的决策，扭转政治格局的“西安事变”也就不会发生—从后设历史的角度，一切都会改变。
这场中国梦当然是美国梦的亚洲版本：“一战”后的美国在世界的创伤中接替欧洲，执掌了拨转地球仪的权力。一九三九年，斯诺夫妇在宋庆龄的支持下所主导的另一项运动—中国工业合作社（简称“工合”）轰轰烈烈地开幕，其分社遍布国共两党。这项运动在“中国正史”中杳无烟迹，在他们的回忆里却是浓墨重彩的一笔。据说它得到了两党高层的全力支持，文化界人士如林语堂，也曾以海外分社社员身份向美国人募款。这一运动的原理是清教式的，其理想是剔除了政治成分的、纯经济的“社会主义”，认为只要有资本、劳力和适当的组织方式，中国就会成为经济大国。斯诺夫妇，特别是海伦始终坚持，这场运动原本一定可以改变中国，让它失败的是国民党的官僚主义和派系斗争。
不管历史学家如何看待这种表达，我们可以肯定，清教式的行动主义，而不是“亲共”的党派意识，才是“三S”的共通之处。在延安，斯诺们看到的仍然是生活在“后上帝”时代的美国清教徒：高效，埋头苦干，开拓精神，乐观主义和自我牺牲。
这些驻外记者普遍晚年孤寂。他们从未能融入那些国家，不管从主观还是客观而言。长年的外国生活也让他们被本国人抛弃。广岛、长崎和铁幕宣言之后，一小撮美国人的红色中国梦也宣告破产。斯诺被剥夺了历史预言家的权利。那些费尽心血炮制的爆炸性新闻、文字优美的黄金报道变成了“沉默之声”。史沫特莱因病早逝；受到苏联和麦卡锡主义双重迫害的斯特朗隐居中国，六十年代，她定期给斯诺寄去她编写的《中国通讯》，里面充满了大生产运动中的夸张数字和对美国中产阶级的愤愤不平。拜所掌握的外国知识所赐，自由主义和右翼的“中国通”也并不见得好过些：哈雷特·阿班在结束了与蒋宋两家长期的关系后退休回乡，他的邻居们对中国的认知仍然是，“女人把孩子背在背上养育的国家”。
经历了麦卡锡时期的无数场官司之后，几乎已无生活来源的斯诺仍然在不断写作。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每次走访都受到热情的接待，尽管许多细节并不令他舒服。晚年，他为自己无法自由而持久地考察新中国的情况而感到遗憾—他一向以报道的精细和谨慎著称。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他为亩产棉花的数字而向远在中国的朋友辗转求证。这些努力的成果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被束之高阁。冷遇使他意识到，美国人的中国热只是一场泡沫，冷漠才是他们的“真正传统”，或许正是这一点导致了世界的核变。
“晚期斯诺”是一个长期被忽略的题材。无论在文笔还是在反思的深度上，《大河彼岸》和《复始之旅》都是他一生最好的作品：它们不仅仅是回忆录，正如《红星》也不仅仅是旅游日记那样。这些作品怀旧却并不感伤，充满了斯诺式的纯朴而细致的感染力。他写道，亚洲的苦难景观曾让他和大部分的西方人倾向于实用主义，他们说服人们在权力斗争中要“两害相权取其轻”，而对“维持着虚幻的纯粹性”的甘地主义并不赞赏。然而在六十年代的反思中，甘地之路似乎暗示了一份未能充分生长的因缘：或许只要稍微有一点自信，纯粹的精神性、非暴力理念与国家权力的耦合，就并非天方夜谭。
与斯诺分道多年的海伦却持续地在梦想和伤口之间徘徊。她早年的梦想是当一名超越斯诺的大作家，后来，她疯狂的写作更像是对她“为丈夫、为中国”所做的个人牺牲的过度而无效的补偿。三十年代的她被驻外记者们描述为“希腊女神”，而她的自我期许却是费雯丽饰演的郝思嘉：美丽，聪明，热情，狡黠，充满野心，在经济萧条中昂首挺胸走出家门工作，带着欲望和倔强走向世界。新婚之初，她和丈夫在日本海的星空下阅读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和威尔斯的世界史，“未来是我们的，不是英国人或日本人的”。多年以后，她不断地引用富兰克林的话：久经沧桑，饱受磨难，但大多数苦难事情并不曾发生，其余则是别人所经受的。二零零八年，上海作家小白在他的后现代风格的谍战小说《租界》中“拼贴”了她在华联公寓的经历：老旧的蚊帐和摇曳的窗帘，打开抽屉，檀香的气息扑面而来。华谊兄弟公司购买了这部作品的电影改编权：“园丁”逝去了，银幕和花园却留存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