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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面对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弊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将社会主义实践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创立了全新的经济体制。这是将后进国家社会变革与国际条件相结合，吸收一切人类文明成果的伟大创举。这一创举本质上是一系列“善”的制度的建构过程。这一过程连同社会经济本质结构的变迁决定了中国改革的进程，也促发了改革理论的创新。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改革理论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470(2009)04-0045-11
马克思晚年创立了社会主义跨越发展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该理论转换了历史观的思维视角，阐释了后进民族和国家在“社会变革”具体情况与发展的国际条件相结合条件下，以开放的模式，在唯物史观所揭示的历史发展规律的背景下，自觉的开创社会跨越发展的道路，从而解决世界“历史之谜”的问题。
一百多年来，社会主义制度在东方民族和国家落地生根。从列宁的“战时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的“一国建成理论”及其实践，到毛泽东在东方古老的中国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实践，这些无不是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实践探索与理论创造。但直到中国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跨越“卡夫丁峡谷”才真正成为历史可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在马克思社会主义实践逻辑指导下，在体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尤其是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本质结构的基础上，所进行的创新型的改革之路，而这一实践反过来又丰富了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认识，促进了中国特色的改革理论创新。
一、社会主义实践的逻辑及其历史要求
社会主义实践逻辑是包括价值、内容、方法论在内的完整的、自洽的逻辑体系。
价值逻辑。社会主义之所以为社会主义，不仅在于较之于资本主义具有更为发达的生产力，更在于社会主义的内在价值逻辑。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社会主义进行了界定：“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宣言》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来界定社会主义，深刻地表明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阐明了社会主义的终极价值和最高目标。在这个未来社会的终极价值和最高目标统领下，消灭私有制和对物的占有都是实现人类真正解放的手段。人类走向解放的过程就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矛盾的真正的解决的过程。“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
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来界定社会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更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它揭示了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主体是人民群众；而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终极目的就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它是社会主义的全部发展历程必须遵循的价值逻辑。这个逻辑要求社会主义的发展追寻“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矛盾的解决，以此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终极价值——“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
内容逻辑。“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界定了社会主义的价值归宿，但社会主义价值本身不可能自我实现。这就有赖于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内容逻辑决定了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在具体的历史时序中的历史任务。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以及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马克思还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了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与此同时，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又构成另一对矛盾。“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的发生变革”。“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力量在于生产力的发展。但与此相适应，生产关系的调整。上层建筑的变革也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因此，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内容逻辑就在于：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主义实践的核心任务；生产关系的调整、上层建筑的变革是适应生产力要求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基本内容。
实现逻辑。社会主义理想的实现是一个长期的、历史的、动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对社会结构的把握以及相应的实践是实现社会主义具体历史形态的两个环节。这里涉及两个问题，一是认识论问题：一个是实践本身的问题。前者表现为辩证唯物主义的真理观，后者表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从本质上讲，两者都归宿于实践。坚持马克思主义本质上就是坚持实践在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的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的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但这种改变世界的实践，必须由对客观规律所形成的正确的“意识”——真理的指导。辩证唯物主义的真理观坚持“实践是真理的唯一标准”。这里的“实践”既摒弃了“教条主义”又与只适用某一特定领域、时段的“实用主义”的实践意识相区别。它是人类总体实践与个别实践的统一。人类总体实践是指人类的感性活动或生活世界的总体，它不是可以直观到的事物，它超越了我们的直观能力，但正是这种总体实践能为我们的认识或思维提供现实性前提。这种总体实践或实践总体作为认识的现实性之根据，并不是事后对于某些认识提供验证，也不是事后对某些思维形式或逻辑范畴的有效性加以确认，而是内化为对于具体认识而言是先验的思维形式或认识活动的规律。但是，这种“先验形式”只是提供了知识的客观有效性之可能性而非现实性。这是因为，这种“先验形式”是人类实践总体或人类直接生存总体所决定的，而具体的认识则是由个别人所执行的。这里就涉及到个别实践的问题。个别实践的意义不仅在于在先验的思维指导下，对改造世界的现实实现，更在于通过个别实践， 提供更为丰富的感性资料，从而使个体认识活动合于人类总体思维形式，进而指导具体的个体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反映了人类生存本身的规律，是人类总体实践认识的结晶，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而言，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国情(实践探索所得到的丰富感性资料)相结合，积极的改造我们的世界，就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具体历史形态的实现逻辑。
社会主义实践具有完整的、自洽的逻辑，成功的社会主义实践必须以其为指导，具体表现在：
1、现实与超越的统一。追寻“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矛盾的最终解决，最终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这是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价值逻辑。它是社会主义的终极指向。但具体而言，社会主义是一个发展过程中的社会主义，它的现实形态是基于历史进程的具体形态，因此，在不同的历史进程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以及其具体内容——“人与自然”关系、“人与社会”关系、“人与人”关系都呈现具体的状态标准。超越这个历史进程，只会走向“唯意志论”的唯心主义，就是通常所说的“左”的问题。但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又不能囿于现实，因为社会主义本身是发展的，这个发展不能离开应有的方向。离开了正确的价值方向，也无所谓社会主义的发展了。其结果就是陷入短见的“实用主义”泥潭。因此，在把握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价值取向问题，我们既要用“历史的”、“现实的”的观点来看待问题，又不能丢掉我们的价值理想。这就是现实与超越的统一。
2、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统一。“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社会主义的终极价值，在实现这个价值过程中。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主义实践的核心任务，生产关系的调整、上层建筑的变革是适应生产力要求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基本内容。对于社会主义的终极价值而言，生产力、生产关系乃至上层建筑都是工具，都是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的具体内容，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最终解放的工具和手段。这个工具和手段，在时序所展开的历史中，又展现为社会主义发展的进程。就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而言，价值与工具，价值与进程两者都是不可分的。离开价值判断，也就离开了社会主义的基本范畴，而离开了发展社会主义的工具和手段。离开了具体的历史进程，社会主义也只能是空中楼阁。因此，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在价值目标的现实与超越结合的基础上，还要实现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统一。在这个统一的具体过程中，价值内容自身的统一，工具内容的自身的统一是前提，其涵义就在于完整地理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人”三者在构成社会主义终极价值内容中的关系，完整地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在具体的社会主义形态的实践中，就要求我们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三个价值内容的平衡与统一；要求我们在发展生产力、改革生产关系、变革上层建筑的历史进程中，不可偏废。这就是实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统一的完整内涵。
3、逻辑与历史的统一。马克思以实践创造了新哲学。马克思的“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不同于黑格尔为维护普鲁士的现实统治所做的逻辑对现实历史的调和与解释。在马克思的语境中，逻辑与历史现实地统一于实践。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为指导，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就要在实践中实现“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在实践中实现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就要将社会主义的价值逻辑和内容逻辑现实地贯穿于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全部过程，并在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上的具体形态实践的基础上，丰富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具体实现的逻辑。这个过程就是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所内涵的关于社会主义的价值逻辑、内容逻辑与实现逻辑三者结合起来的过程，就是三者历史地统一于现实实践的过程。
二、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战略、体制与结构的演绎与启示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经济运行表现为“发展战略(发展模式)——结构——体制”的三元逻辑体系。
1、从赶超战略到计划体制。中国的赶超战略诞生于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世界进行意识形态竞争的年代，但其具体的产生和建国伊始百废待兴、从国家领袖到普通民众对迅速改变国家落后面貌的良好愿望不无关系。而斯大林时期，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所贯彻的以重工业化为主的赶超战略的成功实施，也起到了示范作用。中国早期的赶超战略和苏联走的是相似的模式，即以重工业化为核心，通过重工业化来建立整个工业化的基础。但中国贯彻赶超战略的物质基础极其薄弱，在以农业自然经济为主的国民经济条件下，以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化贯彻赶超战略，唯一的可能就是集中全国之力，进行重点建设，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必然要求以计划为特征的体制加以保障。计划经济体制是实现以重工业为主的赶超战略的自然的逻辑选择。(见图：箭头A)
2、从赶超战略到结构失衡。中国实行以重工业化为核心的工业化赶超战略，其本质上是超越发达国家“农业——轻工业——重化工业”的产业演进的一般进程，而直接进入重化产业阶段。这种战略发展模式是在农业和轻工业没有充分发展的前提下实现的。其基本特征就是重工业与农业、轻工业的产业关联的人为割裂；农业和轻工业发展的薄弱与滞后。由于重工业的发展不是自然演进的结果，其巨大的资本投入只能以人为方式来解决：一是削弱消费以加强积累，计划经济体制中，以供给色彩出现的平均主义并非是出于价值判断的考虑，而恰恰是以一种平衡的手段来维持最低的消费，以此来维持高积累；二是以农补工政策，通过统购统销形式下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来实现从农业、农村到工业、城市的利益输送。城市和农村生产生活的不平衡，产生了巨大的人口流动压力，但另一方面，以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产业类型也排斥了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以户籍制度、人民公社制度将农业人口强制在农村就成为必要的手段，将农村和城市人为的割裂，其后果就是中国深层次的二元经济结构的开始。由此可见，以重工业化为核心的赶超战略隐喻的是中国深层次的结构矛盾——产业畸形、消费与积累失衡、城乡分割。
赶超战略导致结构的失衡还表现在所有制结构的失衡上。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人们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认识并不清晰。在“生产关系”决定社会本质的观念下，一味地追求所有制上的“一大二公”就自然成为赶超战略下的逻辑选择。另一方面，从产业与所有制的耦合特点来看，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在建国初期最佳的所有制形式也必然是公有制，因此，以发展重工业为内容的赶超战略从产业发展的角度也要求以公有制为绝对主体的所有制结构与之相配合。显然，这是一个超越现实的失衡的所有制结构，在这个所有制结构中，建立在非比较优势的国有企业的自生能力问题自然成为逻辑进一步演绎的结果。(见图：箭头B)
3、从结构失衡到计划体制。赶超战略隐喻了中 国经济深层次的结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对计划体制提出了要求，也提供了前提和基础。首先，与农业、轻工业割裂，依靠自我循环的重工业的发展必须由计划为其提供持久发展的动力；消费与积累失衡、城乡分割在经济自然演进中是不可持续的，显然，维持这个状态的可持续性也需要计划体制的保障：国有企业的自生问题也需要计划体制以牺牲市场信号——价格信号体系来实现补贴支持。另一方面，所有制不断地走向单一化也为实行以指令性计划为主的计划体制提供了可能性。(见图：箭头C)
4、从计划体制到权力结构配置。无论是从赶超战略本身，还是从结构失衡来推演，计划体制都是逻辑的必然结果。而就计划体制本身，其正常的运行则有赖于一整套组织体系以及其所内隐的权力配置结构。这套体系就是遍布社会生活每个角落的组织体系以及高度集中的权力配置结构，其逻辑结果就是行政权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威权成为驱动整个社会运行的原动力。另一方面，威权在成为社会运行的动力的同时，又超越了整个社会结构对其的约束，表现为一种个体化、人化的威权，而非制度结构的威权。(见图：箭头D)
5、从权力配置、计划体制到赶超战略。高度集中的权力配置结构与计划体制相结合，其演绎结果反过来又进一步催生赶超战略，并具体催生赶超战略在不同的历史时段以不同的形态加以演进。在我们的体系中，权力成为了社会的主宰，成为社会追求的唯一的价值。与此同时，在这个高度集中的权力运行体系中，权力依次来源于上层的权力——这样的运行机制与计划相结合。其结果就是计划执行中的层层加码，赶超战略在现实形态上，指标一涨再涨。(见图：箭头E)
以上是中国改革开放前经济运行的三元逻辑体系的历史演绎过程。这个系统的运行具有如下特征：
1、系统以外在威权为驱动力，缺乏内在动力。上述三元逻辑系统，是以外在的威权为初始动力，但外在威权在行使的过程并不能转化为经济发展内在的动力，其原因就在于由公有制经济的双重代理机制所带来的目标激励不相容问题以及个体激励丧失问题。前者是指公有制的实现中，政府与人民，政府与企业管理者所存在的代理问题：由于政府和人民追求的目标未必相符，企业管理者也存在背离政府要求的激励，因此，在公有制的实现中存在明显的双重代理所带来的激励不相容问题。另一方面，供给制色彩下的平均主义，对企业、个人物质利益的否定也摒弃了个体的激励。由此，整个逻辑系统缺乏内在的动力机制。
2、投资饥渴，预算软约束与短缺经济。系统一方面缺乏内在的发展动力，但另一方面，整个系统还始终处在威权的压力下。当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与计划体制相结合。这种压力就转化为赶超战略在现实形态上的跃进。在具体的经济运行上，就表现为投资的不断膨胀，并由此带来社会总需求的过剩，其结果就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的典型特征——短缺经济。
3、多重割裂，发展不可持续。其一，是重工业与农业、轻工业的割裂。产业间缺乏协调和促进，其结果只能是重工业的自我循环以及农业、轻工业的低水平徘徊。其二，消费与积累长期失衡，使本已是封闭的经济只能靠投资来维系发展。其三，城乡关系分割，人为的割裂了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城市化发展的不足又影响农民消费能力的提升、第三产业的发展等等。总之，在多重割裂的状态下，在威权驱使下，在高度集中的权力体系激励下。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的发展呈现出重工业投资自我循环的基本特征。而这个循环排斥了农业、轻工业的发展，不以消费为目的。与城市化进程的自然演进相背离。
4、集权决策，经济波动巨大。在这个逻辑系统中，决策权高度集中于中央，地方、企业、个人的选择和决策被忽视。整个经济体系的运行有赖于中央决策者的理性，显然这样的体系是存在巨大风险的，这种风险就体现为现实经济的巨大波动上。
5、权力价值化，经济政治化，人际关系异化。在上述逻辑系统中，权力是整个体系的驱动机制，渗透到社会肌体的每个细胞，与此同时，整个社会贯彻平均主义和否认个体经济利益。在此情况下，权力就成为社会唯一的追求，权力由工具转化为社会的价值本身。而作为权力运行的体系和机制的政治自然随着权力的价值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结果就是经济的政治化。在经济生活中无休止的政治恶斗带来的自然是人际关系的异化，道德的丧失。文化大革命有领袖“左”的思想的原因，但更有其体制根源。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改革前的经济体制既背离了“每个人自由发展”的社会主义实践的“价值逻辑”，也背离了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内容逻辑”，而成功的“实现逻辑”亦无从谈起。因此，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就在于彻底地变革经济体制。彻底地变革经济体制其本质就在于对社会主义实践的逻辑的遵循与践行，具体而言就是重构以发展生产力为核心，以实现“每一个人自由发展”为价值归宿的全新体制，并在体制建构的过程中遵循社会主义实践的“实现逻辑”，即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相比较，以发展生产力为核心，以实现“每一个人自由发展”为价值归宿的全新体制必须从根本上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社会主义价值与伦理的重建问题；二是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社会主义价值、伦理体系其核心基础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体制所体现的经济伦理。经济体制所体现的价值取向是整个社会价值、伦理最本质的基础。就这个意义上说，彻底地变革经济体制，从精神实质上讲，是重树社会主义经济伦理的问题。探讨经济体制的经济伦理是就体制的性质而言，而就体制的功能而言，彻底地变革经济体制则表现为重构经济发展的激励机制。
另一方面，经济体制改革必须系统地与发展模式转变、结构改善相结合。我们的经济体制内在地嵌套在“发展战略(发展模式)——结构——体制”的三元逻辑体系中，因此就体制谈体制其结果必然是体制为结构和发展模式所扭曲。就结构而言，产业结构、消费与积累结构、城乡结构的改善本质上从属于发展范畴，而权力结构的改变则从属于改革本身。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耦合的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这个过程隐喻着在消费与积累形成合理比例基础上，以新型产业的建立、产业的升级与演进为内容的工业化、产业化过程，以及以消除城乡二元经济分割为指向的城市化过程。在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间，中国经济发展是以重工业化为核心的粗放的工业化发展模式。而在新的改革期，不仅工业化的内容和形式要发生根本的改变，经济发展的引擎也将由工业化的单一引擎转变为工业化、城市化并举的双引擎模式。而就经济发展的动力而言。新的发展模式的动力则由改革开放前的重工业的资本投资转向技术创新、由农村现代化生产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背景下的充分就业三个方面。而从新发展模式的价值归宿来看，回归社会主义的价值逻辑，实现“人与自 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和谐关系，并指向“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应有之义。
三、我国改革的道路
社会主义逻辑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催生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个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历史创举。这个历史创举就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机制的结合。
社会主义本质上是通过生产力的发展，以及改革不适应生产力要求的生产关系、变革相应的上层建筑来追寻“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矛盾的解决，以此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终极价值——“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
市场机制则是以自我利益的追求和满足为轴心，以自由决策为核心，通过竞争的方式形成市场主体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以此来形成整个社会持久的创新与发展。市场机制从功能上是一种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其内在本质是激励、约束与创新。在伦理上，市场机制体现自由、平等、公正原则。在市场机制下，市场主体在法律的框架和既定的市场结构中，可以自主决策，可以自由选择，自由地参与竞争，与此同时，市场主体具有平等参与的权力，在市场面前人人平等，生产者的生产效益、劳动者的劳动收益、商品的市场价格都是由市场来决定、分配和调节，由于市场行为的非人格化特性和普遍客观化，致使市场分配或市场调节具有原始的正义性。当然，市场机制本身也存在诸多消极的意义：一方面市场会显示出高度的效率，另一方面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分离又会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尽管具有一定的公正性，但这种公正性却是原初的、有限的，弱肉强食和贫富差距往往是市场经济的普遍现象：另外对利润目标的单一追求也内涵着社会风险和道德风险。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在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上是一致的，市场机制所体现的自由、平等、公正也与一定的历史阶段中的社会主义的价值相一致。但是，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内在本质则进一步修正和完善了市场机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市场经济的价值追求直接表现为对利润的追求，但这个利润追求从属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矛盾的解决，并最终指向“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在这个新的价值体系中，进一步完善了社会主义正义，消除市场机制单一目标所造成的社会失范与道德风险。整合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多维伦理关系。而在具体的运行模式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强调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从而通过集体理性来消弭个体理性的局限。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实质在于：以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在发展生产力问题上的统一性为基础。通过社会主义的价值逻辑整合并发展、完善市场机制的价值伦理，进而形成一套全新的价值体系。
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现来看，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因此，社会主义逻辑与市场机制现实地统一于制度的“善”，即善的制度建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的路径。对于社会主义的制度而言，所谓制度的善，其内容表现为以促进生产力发展为核心，以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矛盾，并最终指向“每一个人自由发展”为价值归宿；在形式上，“善”表现为制度的完备、自洽，没有潜规则。值得关注的是，市场经济作为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其意味着制度建构的过程性。而过程性所带来的路径依赖不仅直接影响制度善的建构的可能性，还为制度的运行提供了环境，因此制度的善不仅表现为制度本身的善，还表现为制度建构过程的善。
社会主义逻辑与市场机制统一于制度的善的建构，内蕴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善的两个内在规定性的统一，即生产力核心与“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矛盾，以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价值方向的统一。正确认识两者的统一性并在实践中加以践行，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败，离开两者的统一其结果必然是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么滑向传统的社会主义，要么是演变成西方的资本主义。由于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还“无法完全摆脱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因此，在现阶段，两者的统一表现为公平与效率的统一。这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败。
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一是人类本身随着文明的发展逐步走向理性的自觉：一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经济下的人类社会日益成为一个统一的系统。按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求是有层次的，并随着低层次需求的满足，需求会从低层次需求向高层次需求过渡，如在基本的生理需求满足后。人的需求会向安全需求、交往需求、尊重需求以及最高层次的自我实现需求转变。这些需求反映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显然，这些关系的现实状态对人的不同需求的满足决定着激励的效果，而这些关系中，既隐喻着物质的力量，同样也隐喻着道德的力量。公平作为道德的基本范畴，其体现的是人与自然(当世人与未来人)、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的某种善的状态，其作为一种道德上的合理性必然通过促进人的发展以及激发人的积极性而从社会产品供给的角度，促进效率的提升。与此同时，随着人类社会从自然经济发展到商品经济，经济社会日益成为一个整合的系统。在市场经济下，供给不仅取决于劳动者的积极性，更取决于社会需求对供给实现的保障。在这种情况下，公平所隐喻的财富的均衡性恰恰是实现供给，进而实现整个社会效率的保障。由此，效率与公平历史地统一于人类逐步走向理性的进程中，现实地统一于商品经济的系统运行中。
需要强调，我们这里所说的效率，是一个整体的时序范畴，那种局部的、在具体时点上的效率，并非是我们所讨论的效率。这就存在一个真效率与伪效率的区别问题，那种一时的效率，但却是不可持续的效率，就是伪的效率；那种在部门、集团、阶层所体现的效率，而不是整个社会的效率，同样也是伪效率。同样，对于公平也有其具体的涵义，其作为伦理范畴，体现的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善的关系，就现实来看，就体现为是能否以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导向，而不是以某些部门、某些既得利益集团、某些阶层的利益为导向。公平以人民群众利益导向为内在规定性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现实中，公平的缺失往往是以部门、阶层、集团以自身效率为借口所形成的对广大群众利益的侵害为表现。而这种侵害在效率上表现为部分的效率而非整个社会的效率，在时序上表现为暂时的效率。因此，我们这里的公平与效率，是以人民群众利益导向的公平与整体、可持续的效率。当前，学理上的公平多是对起点公平、过程公平乃至结果公平的探讨，但这种探讨容易掩盖事实的真相，远离现实的问题。作为阶级社会下的道德范畴，公平的内涵应该首先是价值层面的界定，然后才是技术层面的涵义。因此，将人民群众利益导向作为公平的首要内在规定性不仅具有现实意义，更具有学理上的科学性。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知道，以广大群众利益为导向的公平与整体、可持续的效率是统一的。但在现实中，效率往往作为公平的对立面。其根源就 在于人们没有明确地区分整体效率与部分效率、暂时效率与可持续效率，并在实践中以部门、阶层、集团的伪效率为借口，侵害群众的根本利益。
综上所述，社会主义制度善的两个内在规定性的统一是可能的，但另一方面，这种统一并非是必然，其需要我们一种主动的修为——即我们在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以及建成的制度本身要保证效率与公平的现实统一。
四、我国改革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
中国改革丰富了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促进了关于社会主义具体实现的理论创新。我们通过“本质任务一决策模式一力量机制”模型来考察理论创新的实践背景，并以此来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过程。
(一)改革探索、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与邓小平理论(1978年－1992年)
中国改革开放前，经济发展与体制弊端表现为“发展战略－结构－体制”的三元逻辑体系。在这样的一个体系下，突出表现为经济发展活力的不足，经济发展缺乏内生的动力；与此同时，在外在的动力机制下，结构失衡下的经济发展又呈现增长的不可持续与经济的巨幅波动；在社会正义角度，人民群众被纳入到高度的权力体系中，丧失了基本的自由与平等的权力。因此，无论从社会主义的价值判断上，还是从社会主义发展的核心内容上，旧有的体制都背离了社会主义的逻辑。此阶段改革的本质任务就是从“战略－结构－体制”的三元逻辑人手，恢复社会主义的价值逻辑与效率逻辑，其关键环节在于体制与战略的改变。中国的改革从放弃重工业优先的赶超战略开始，逐步探索新的体制，直到将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改革的目标模式。
这一时期改革的动力源于外部的意识形态竞争和地缘政治压力，是自上而下的动力机制。这样的动力机制。使中国改革的决策存在超越既得利益者与人民群众的中央决策者，其决策模式表现为以既得利益者与人民群众利益都得到改进的帕累托改进为标准。在这样的决策模式下，原有计划权力拥有者经过价格双轨制所实现的对权力的赎买而向新的利益集团演化；与此同时，增量改革也带来新富阶层的崛起。但整个社会结构尚处于演化之中，因此，从社会利益结构的角度，并不存在明显的阻力机制的存在。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改革，重在探索一个全新的体制，以及探求探索本身所要遵循的原则与方法。
邓小平理论系统地回答了上述两个问题。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论上，邓小平理论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根本的思想方法，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基本的思维前提，以“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为社会主义建设探索实践的归宿，并以“三个有利于”作为实践的判断标准，提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式，并阐述了社会主义发展的领导力量、依靠力量、政治保证、外部条件等，由此构成完整的方法论体系。邓小平理论系统第二个部分是对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目标，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设定。
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开创部分，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框架。首先，“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是贯穿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主线；其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立论基础：其三，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践主线。同时邓小平理论也是一个开放的体系，随着社会主义在历史时序所实现的具体形态的不同，对社会主义所要实现的具体的本质内容必然要进一步深化发展，即逐步趋于社会主义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本质目标，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所在。
(二)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过渡调整期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1992年－2003年)
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改革的目标。自此，改革进入新的时期，即1993年－2003年时段。在这一时段，以1998年左右为界，前者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时期，后者是改革进入新阶段所经历的一个过渡调整期。
经过农村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改革和城市的价格改革，这一时期的改革主要是对80年代以来的、以“放权让利”为主要内容的、激进的国有企业控制权改革的继续以及渐进的所有权改革的开始与进行。激进的国有企业控制权改革造成了国家对企业的失控，其结果是企业权力逐步向企业内部人转移。当90年代税制改革，国有企业不再上缴利润后，企业内部人实际获取了企业的剩余索取权，这其实已经涉及到所有权问题。尽管此时仍然是控制权改革。当90年代中期，国企经营普遍出现困难时，国有企业开始了面向内部人的所有权改革。以上过程实际上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双轨制。与价格双轨制一样，国有企业改革的双轨制也造就了体制新富群体的出现。以“抓大放小”为主要内容的国企改革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核心的一环。评价其需要从两个角度：一方面，在“全民－政府－企业管理者”的双重委托代理问题无法根本解决情况下，就竞争领域中的国企而言，所谓所有权其实是对企业经营负的绩效的责任，而剩余索取权则归属企业内部人，这本质上违背了以人民群众利益为导向的公平原则，因此，抓大放小在价值上具有道德上的合理性，自然会带来社会整体效率的提升。但另一方面，在这个过程中，尤其是在企业内部人逐步侵占企业剩余索取权的情况下，抓大放小又存在对社会正义的侵害，尤其是那些在操作上存在的种种问题。可见这一时期的改革具有价值判断的两重性。
这一时期改革存在的分配上不公以及解除旧的“社会契约”社会补偿的不足，加之养老、住房、教育等货币化改革、社会保障的滞后等造成了整个社会的消费疲软，进而迫使中央政府的工作重点指向集中处理前期改革所产生的未处理费用问题，从而产生了1998年－2003年期间的体制改革的过渡调整期。
这一时期的前半部，改革的动力来自于决策者应对国企经营困难所带来的整个社会的效率问题以及企业内部人在获取企业实际控制权并逐步侵占剩余索取权从而对法律意义的所有权的要求。可见，改革的动力正从外生机制转变为内生机制。在这种动力机制下，改革的决策模式以企业内部人与体制外新富群体利益增进的卡尔多改进为标准。由于改革的路径演进，这一时期的后半部，改革的动力机制进一步演变，承受改革相对成本的大部分群体的要求成为改革的新的动力。由计划权力赎买所形成的既得利益者、企业内部人、体制外新富群体在这个时候开始向新的阶层、利益集团发展，但尚未成型，因此进一步改革的阻力机制尚未形成。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来界定改革的领导力量——党。这反映了这一时段改革对构建新的体制模式以 及体制文化的迫切需要；另一方面，也从理论上回应了这一时段。改革对社会正义的诉求，那就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思想是通过组织理论来阐发的，这反映了党在这一段改革中所面临的错综复杂的局面：一方面，党是改革的领导者，掌握着价值判断的尺度；另一方面，其中所谓的内部人也涉及到一些党员，这些问题不仅涉及到改革的成败，更涉及到党自身的建设与发展。总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是我国改革中一个特殊攻坚时期的理论创新。同时也是体制转轨实现转变的过渡时期的理论创新。前者为处理国有企业所有权改革以及前期未处理费用提供了理论指导，即以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为根本归宿，以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为核心，把三者作为处理上述一切事物的指南，并提出在这个背景下党自身的建设问题，以此作为改革的组织保证；后者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期，随着新型生产关系的确立，上层建筑自身的调整提上历史日程。从这个意义上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延承了邓小平理论所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框架，更深化了特殊时期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新领域。
(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发展转型与科学发展观(2004－)
2003年以后，中国的改革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这一时期改革面临的突出问题是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问题。这一问题从性质上讲，根源于制度建构过程的非善以及建构结果——制度本身的非善。从内容上看，其源于宏观历史与微观现实两个方面。就微观现实而言，增长的不可持续来源于一些具体的市场制度的非善；而就宏观历史而言，其源于体制渐进改革下的次优路径选择以及体制所嵌套的“战略－体制－结构”的历史演进。
具体市场制度的非善，主要表现为制度内容上的劫贫济富以及制度形式上的不完善所带来的潜规则与暗箱操作的盛行。而对于中国的渐进改革之路，无论是对部分地区的先行支持，还是价格的双轨制、国企改革的隐性双轨制，其都具有价值判断的两重性，即总体方向的善与具体实现形式的非善。这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模式所带来的次优选择也必将在长期的效率发展上体现出来。
而就“发展战略－结构－体制”的历史演进而言，改革开放初期中央政府改变了改革前的赶超战略，在新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构过程中，原有的畸形产业结构逐步得到了纠正。但随着地方政府官员考核以GDP为核心的规则逐步确证。以地方政府GDP竞争为主要形式的新的赶超战略逐步形成。这个战略隐喻的是政府直接充当经济发展的主体，其在体制上就衍生了过度市场化(医疗、教育等政府社会责任的市场化)、市场不足(要素市场的管制与扭曲)、市场失效(行业垄断)、市场低效(法律环境、制度环境不健全，潜规则多)，这些现象体现了政府职能的扭曲。新的“战略－体制”的耦合不仅没有消除改革前消费与积累、城乡等结构问题，反而进一步深化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的结构问题。
其一，地方政府对GDP的高度追求，其隐喻的是重城市、轻农村，重工业、轻农业的发展倾向，其结果是城乡的失衡。其二，市场失效(行业垄断)、市场低效(法律环境、制度环境不健全、潜规则多)、地区失衡、城乡失衡相结合进一步造成国民收入分配的失衡。其三，国民收入分配失衡以及政府社会职责的市场化则进一步抑制了消费，致使经济发展中的消费不足。其四，市场的管制与扭曲使经济发展高度依赖政府，同时也为政府充当经济发展主体提供了可能。在此情况下，中国的经济发展形成了投资与消费失衡进而内外结构失衡，经济发展高度依赖投资支撑的局面。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改革不仅具有高度的路径依赖特征，更要面对新的战略、体制耦合所衍生的新的问题。就改革的性质而言，此阶段改革的本质任务是解决由于偏离公平价值所带来的效率不可持续问题；就具体的改革方向而言，此阶段改革的本质任务表现为纠正新的赶超战略以及过度市场化、市场不足、市场失效、市场低效的根源——行政体制的非善，即以转变政府职能为导向的行政体制改革。
这一时期改革的动力机制，承继上一个阶段的模式，表现为承担改革相对成本的人民群众对改变现状、实现利益补偿的要求。在这个动力机制促发下，改革的决策模式是以人民群众利益增进的卡尔多改进为标准。但存在的问题是，在新的社会结构的形成过程中，适应改革动力机制的动力传导机制并没有有效形成，即基层群众的利益诉求无法有效地影响决策。在这一时期，计划权力变现者、国企改革内部人、体制外新富阶层基本成长为新的阶层。在新的社会结构下，既得利益集团、部门、阶层三者对保持自身利益所产生的对改革的抗拒成为改革发展的阻力。由于这些利益群体掌握了影响决策的话语权，因此这一时期，解决改革自身的力量机制问题就成为改革推进的关键。就行政体制改革而言，不建立有效的影响决策的动力传导机制，恐怕难有进展，原因在于行政体制改革是改革者对自己的革命。由此，在政治上统一原则下，以地方官员职业命运由属地民众民主决定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前提和先导。
在此背景下，科学发展观主要回答了四个问题：一是发展的可持续性，即由投资推动的增长转变为由创新与科技推动的发展，由结构扭曲下实现的增长转变为结构优化升级下的发展，总体而言。是由量的增长转变为质的发展；二是发展的归宿问题，即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三是发展的内容问题，发展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还是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和谐的诸多方面的发展，包括经济的、社会的、个人的诸多方面的发展；四是解决发展问题的实质，即解决发展问题的实质就在于统筹地解决经济社会深层次的结构问题。
如果说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重点是解决彻底重建一个新的体制问题的话，那么这个时期的理论创新则又回到改革之初我们所面对的“战略(发展模式)－结构－体制”的三元逻辑摩擦体系中，其重在系统的解决发展转型，体制转轨的三元系统摩擦问题。理论上。科学发展观在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上，以时代为背景，更接近了马克思主义的“每一个人自由发展”的本质论述，更加完整地阐述了时代背景下的社会主义本质，即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但其最终必须指向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矛盾的解决，以此来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当然，作为时代性，这个现实的社会主义本质尚无法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矛盾的最终解决，而是实现其现实形态——和谐；而“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也现实地表现为“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以时代的背景进一步深化、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涵。另一方面，科学发展观作为改革攻坚期间的理论创新，其具有极为丰富的现实内涵：首先，科学发展观是由体制转轨到发展转型的理论。发展模式转换是核心，体制完善、结构改善是保障，技术创新是动力，城市化、工业化、全球化是 内容；其二，科学发展观是由生产关系改革到上层建筑改革的理论。政治体制改革与行政体制改革提到改革的现实日程；其三，科学发展观是高度关乎价值判断的理论。与双轨制下的价值判断的两重性相比，此阶段的改革决策，公平与效率高度的统一，追求以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为导向的公平就是追求整体的、可持续的效率；其四，科学发展观是关乎改革自身推进的理论。改革需要为自己开辟道路，不仅要改善改革动力的传导机制更要改变既有的思想方法，即摒弃容易丧失改革机遇，容易反复的“摸着石头过河”思想，用战略主义代替实用主义。结束语
已经历的中国的改革是后进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具体历史实践，其成功的道路在于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逻辑与后进国家的基本国情相结合，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创造地开展实践。与此同时，通过创造性的实践，丰富、拓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具体实现理论，并以其指导我们的实践。简言之，过去成功的历史在于实现了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同样，未来的成功历史仍然有赖于对过去成功逻辑的遵循。
注释：
[1]冯景源.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关系解读——走出单一文本解读的怪圈[J].东南学术，2008(6)：20-29.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294。
[3]叶汝贤.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宣言>关于未来社会的核心命题[J].中国社会科学，2006(3)：4.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2)：120.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704-705.
[6][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33.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732.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57.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3)：48.
[11]王南湜.真理标准问题的再思考[J].哲学研究，2008(9)：13-14
[12]刘国光.建国53年来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的若干特点[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4)：21.
[13]张亚斌.中国所有制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耦合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9-10.
[14]林毅夫.自生能力与改革的深层次问题[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2)：34，
[15]钱颖一.激励与约束[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9(5)：8-12.
[16]万俊人.论市场经济的道德维度[J].中国社会科学，2000(2)：9-13.
[17]高兆明.制度伦理与制度善口].中国社会科学，2007(6)：41-52.
[18]刘兴赛.中国经济转型的内在逻辑[J].经济体制改革，2008(6)：5-9.
[191张文魁.国企改革30年的中国范式及其挑战[J].改革，2008(10)：5-18.
[20]吕炜.转轨过程的最终费用结算与绩效评价[J].中国社会科学，2005(1)：48.
作者系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博士
责任编辑：耿超锋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改革理论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470(2009)04-0045-11
马克思晚年创立了社会主义跨越发展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该理论转换了历史观的思维视角，阐释了后进民族和国家在“社会变革”具体情况与发展的国际条件相结合条件下，以开放的模式，在唯物史观所揭示的历史发展规律的背景下，自觉的开创社会跨越发展的道路，从而解决世界“历史之谜”的问题。
一百多年来，社会主义制度在东方民族和国家落地生根。从列宁的“战时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的“一国建成理论”及其实践，到毛泽东在东方古老的中国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实践，这些无不是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实践探索与理论创造。但直到中国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跨越“卡夫丁峡谷”才真正成为历史可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在马克思社会主义实践逻辑指导下，在体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尤其是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本质结构的基础上，所进行的创新型的改革之路，而这一实践反过来又丰富了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认识，促进了中国特色的改革理论创新。
一、社会主义实践的逻辑及其历史要求
社会主义实践逻辑是包括价值、内容、方法论在内的完整的、自洽的逻辑体系。
价值逻辑。社会主义之所以为社会主义，不仅在于较之于资本主义具有更为发达的生产力，更在于社会主义的内在价值逻辑。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社会主义进行了界定：“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宣言》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来界定社会主义，深刻地表明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阐明了社会主义的终极价值和最高目标。在这个未来社会的终极价值和最高目标统领下，消灭私有制和对物的占有都是实现人类真正解放的手段。人类走向解放的过程就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矛盾的真正的解决的过程。“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
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来界定社会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更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它揭示了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主体是人民群众；而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终极目的就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它是社会主义的全部发展历程必须遵循的价值逻辑。这个逻辑要求社会主义的发展追寻“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矛盾的解决，以此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终极价值——“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
内容逻辑。“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界定了社会主义的价值归宿，但社会主义价值本身不可能自我实现。这就有赖于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内容逻辑决定了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在具体的历史时序中的历史任务。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以及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马克思还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了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与此同时，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又构成另一对矛盾。“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的发生变革”。“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力量在于生产力的发展。但与此相适应，生产关系的调整。上层建筑的变革也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因此，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内容逻辑就在于：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主义实践的核心任务；生产关系的调整、上层建筑的变革是适应生产力要求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基本内容。
实现逻辑。社会主义理想的实现是一个长期的、历史的、动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对社会结构的把握以及相应的实践是实现社会主义具体历史形态的两个环节。这里涉及两个问题，一是认识论问题：一个是实践本身的问题。前者表现为辩证唯物主义的真理观，后者表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从本质上讲，两者都归宿于实践。坚持马克思主义本质上就是坚持实践在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的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的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但这种改变世界的实践，必须由对客观规律所形成的正确的“意识”——真理的指导。辩证唯物主义的真理观坚持“实践是真理的唯一标准”。这里的“实践”既摒弃了“教条主义”又与只适用某一特定领域、时段的“实用主义”的实践意识相区别。它是人类总体实践与个别实践的统一。人类总体实践是指人类的感性活动或生活世界的总体，它不是可以直观到的事物，它超越了我们的直观能力，但正是这种总体实践能为我们的认识或思维提供现实性前提。这种总体实践或实践总体作为认识的现实性之根据，并不是事后对于某些认识提供验证，也不是事后对某些思维形式或逻辑范畴的有效性加以确认，而是内化为对于具体认识而言是先验的思维形式或认识活动的规律。但是，这种“先验形式”只是提供了知识的客观有效性之可能性而非现实性。这是因为，这种“先验形式”是人类实践总体或人类直接生存总体所决定的，而具体的认识则是由个别人所执行的。这里就涉及到个别实践的问题。个别实践的意义不仅在于在先验的思维指导下，对改造世界的现实实现，更在于通过个别实践， 提供更为丰富的感性资料，从而使个体认识活动合于人类总体思维形式，进而指导具体的个体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反映了人类生存本身的规律，是人类总体实践认识的结晶，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而言，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国情(实践探索所得到的丰富感性资料)相结合，积极的改造我们的世界，就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具体历史形态的实现逻辑。
社会主义实践具有完整的、自洽的逻辑，成功的社会主义实践必须以其为指导，具体表现在：
1、现实与超越的统一。追寻“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矛盾的最终解决，最终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这是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价值逻辑。它是社会主义的终极指向。但具体而言，社会主义是一个发展过程中的社会主义，它的现实形态是基于历史进程的具体形态，因此，在不同的历史进程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以及其具体内容——“人与自然”关系、“人与社会”关系、“人与人”关系都呈现具体的状态标准。超越这个历史进程，只会走向“唯意志论”的唯心主义，就是通常所说的“左”的问题。但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又不能囿于现实，因为社会主义本身是发展的，这个发展不能离开应有的方向。离开了正确的价值方向，也无所谓社会主义的发展了。其结果就是陷入短见的“实用主义”泥潭。因此，在把握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价值取向问题，我们既要用“历史的”、“现实的”的观点来看待问题，又不能丢掉我们的价值理想。这就是现实与超越的统一。
2、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统一。“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社会主义的终极价值，在实现这个价值过程中。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主义实践的核心任务，生产关系的调整、上层建筑的变革是适应生产力要求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基本内容。对于社会主义的终极价值而言，生产力、生产关系乃至上层建筑都是工具，都是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的具体内容，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最终解放的工具和手段。这个工具和手段，在时序所展开的历史中，又展现为社会主义发展的进程。就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而言，价值与工具，价值与进程两者都是不可分的。离开价值判断，也就离开了社会主义的基本范畴，而离开了发展社会主义的工具和手段。离开了具体的历史进程，社会主义也只能是空中楼阁。因此，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在价值目标的现实与超越结合的基础上，还要实现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统一。在这个统一的具体过程中，价值内容自身的统一，工具内容的自身的统一是前提，其涵义就在于完整地理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人”三者在构成社会主义终极价值内容中的关系，完整地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在具体的社会主义形态的实践中，就要求我们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三个价值内容的平衡与统一；要求我们在发展生产力、改革生产关系、变革上层建筑的历史进程中，不可偏废。这就是实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统一的完整内涵。
3、逻辑与历史的统一。马克思以实践创造了新哲学。马克思的“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不同于黑格尔为维护普鲁士的现实统治所做的逻辑对现实历史的调和与解释。在马克思的语境中，逻辑与历史现实地统一于实践。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为指导，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就要在实践中实现“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在实践中实现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就要将社会主义的价值逻辑和内容逻辑现实地贯穿于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全部过程，并在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上的具体形态实践的基础上，丰富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具体实现的逻辑。这个过程就是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所内涵的关于社会主义的价值逻辑、内容逻辑与实现逻辑三者结合起来的过程，就是三者历史地统一于现实实践的过程。
二、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战略、体制与结构的演绎与启示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经济运行表现为“发展战略(发展模式)——结构——体制”的三元逻辑体系。
1、从赶超战略到计划体制。中国的赶超战略诞生于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世界进行意识形态竞争的年代，但其具体的产生和建国伊始百废待兴、从国家领袖到普通民众对迅速改变国家落后面貌的良好愿望不无关系。而斯大林时期，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所贯彻的以重工业化为主的赶超战略的成功实施，也起到了示范作用。中国早期的赶超战略和苏联走的是相似的模式，即以重工业化为核心，通过重工业化来建立整个工业化的基础。但中国贯彻赶超战略的物质基础极其薄弱，在以农业自然经济为主的国民经济条件下，以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化贯彻赶超战略，唯一的可能就是集中全国之力，进行重点建设，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必然要求以计划为特征的体制加以保障。计划经济体制是实现以重工业为主的赶超战略的自然的逻辑选择。(见图：箭头A)
2、从赶超战略到结构失衡。中国实行以重工业化为核心的工业化赶超战略，其本质上是超越发达国家“农业——轻工业——重化工业”的产业演进的一般进程，而直接进入重化产业阶段。这种战略发展模式是在农业和轻工业没有充分发展的前提下实现的。其基本特征就是重工业与农业、轻工业的产业关联的人为割裂；农业和轻工业发展的薄弱与滞后。由于重工业的发展不是自然演进的结果，其巨大的资本投入只能以人为方式来解决：一是削弱消费以加强积累，计划经济体制中，以供给色彩出现的平均主义并非是出于价值判断的考虑，而恰恰是以一种平衡的手段来维持最低的消费，以此来维持高积累；二是以农补工政策，通过统购统销形式下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来实现从农业、农村到工业、城市的利益输送。城市和农村生产生活的不平衡，产生了巨大的人口流动压力，但另一方面，以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产业类型也排斥了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以户籍制度、人民公社制度将农业人口强制在农村就成为必要的手段，将农村和城市人为的割裂，其后果就是中国深层次的二元经济结构的开始。由此可见，以重工业化为核心的赶超战略隐喻的是中国深层次的结构矛盾——产业畸形、消费与积累失衡、城乡分割。
赶超战略导致结构的失衡还表现在所有制结构的失衡上。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人们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认识并不清晰。在“生产关系”决定社会本质的观念下，一味地追求所有制上的“一大二公”就自然成为赶超战略下的逻辑选择。另一方面，从产业与所有制的耦合特点来看，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在建国初期最佳的所有制形式也必然是公有制，因此，以发展重工业为内容的赶超战略从产业发展的角度也要求以公有制为绝对主体的所有制结构与之相配合。显然，这是一个超越现实的失衡的所有制结构，在这个所有制结构中，建立在非比较优势的国有企业的自生能力问题自然成为逻辑进一步演绎的结果。(见图：箭头B)
3、从结构失衡到计划体制。赶超战略隐喻了中 国经济深层次的结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对计划体制提出了要求，也提供了前提和基础。首先，与农业、轻工业割裂，依靠自我循环的重工业的发展必须由计划为其提供持久发展的动力；消费与积累失衡、城乡分割在经济自然演进中是不可持续的，显然，维持这个状态的可持续性也需要计划体制的保障：国有企业的自生问题也需要计划体制以牺牲市场信号——价格信号体系来实现补贴支持。另一方面，所有制不断地走向单一化也为实行以指令性计划为主的计划体制提供了可能性。(见图：箭头C)
4、从计划体制到权力结构配置。无论是从赶超战略本身，还是从结构失衡来推演，计划体制都是逻辑的必然结果。而就计划体制本身，其正常的运行则有赖于一整套组织体系以及其所内隐的权力配置结构。这套体系就是遍布社会生活每个角落的组织体系以及高度集中的权力配置结构，其逻辑结果就是行政权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威权成为驱动整个社会运行的原动力。另一方面，威权在成为社会运行的动力的同时，又超越了整个社会结构对其的约束，表现为一种个体化、人化的威权，而非制度结构的威权。(见图：箭头D)
5、从权力配置、计划体制到赶超战略。高度集中的权力配置结构与计划体制相结合，其演绎结果反过来又进一步催生赶超战略，并具体催生赶超战略在不同的历史时段以不同的形态加以演进。在我们的体系中，权力成为了社会的主宰，成为社会追求的唯一的价值。与此同时，在这个高度集中的权力运行体系中，权力依次来源于上层的权力——这样的运行机制与计划相结合。其结果就是计划执行中的层层加码，赶超战略在现实形态上，指标一涨再涨。(见图：箭头E)
以上是中国改革开放前经济运行的三元逻辑体系的历史演绎过程。这个系统的运行具有如下特征：
1、系统以外在威权为驱动力，缺乏内在动力。上述三元逻辑系统，是以外在的威权为初始动力，但外在威权在行使的过程并不能转化为经济发展内在的动力，其原因就在于由公有制经济的双重代理机制所带来的目标激励不相容问题以及个体激励丧失问题。前者是指公有制的实现中，政府与人民，政府与企业管理者所存在的代理问题：由于政府和人民追求的目标未必相符，企业管理者也存在背离政府要求的激励，因此，在公有制的实现中存在明显的双重代理所带来的激励不相容问题。另一方面，供给制色彩下的平均主义，对企业、个人物质利益的否定也摒弃了个体的激励。由此，整个逻辑系统缺乏内在的动力机制。
2、投资饥渴，预算软约束与短缺经济。系统一方面缺乏内在的发展动力，但另一方面，整个系统还始终处在威权的压力下。当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与计划体制相结合。这种压力就转化为赶超战略在现实形态上的跃进。在具体的经济运行上，就表现为投资的不断膨胀，并由此带来社会总需求的过剩，其结果就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的典型特征——短缺经济。
3、多重割裂，发展不可持续。其一，是重工业与农业、轻工业的割裂。产业间缺乏协调和促进，其结果只能是重工业的自我循环以及农业、轻工业的低水平徘徊。其二，消费与积累长期失衡，使本已是封闭的经济只能靠投资来维系发展。其三，城乡关系分割，人为的割裂了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城市化发展的不足又影响农民消费能力的提升、第三产业的发展等等。总之，在多重割裂的状态下，在威权驱使下，在高度集中的权力体系激励下。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的发展呈现出重工业投资自我循环的基本特征。而这个循环排斥了农业、轻工业的发展，不以消费为目的。与城市化进程的自然演进相背离。
4、集权决策，经济波动巨大。在这个逻辑系统中，决策权高度集中于中央，地方、企业、个人的选择和决策被忽视。整个经济体系的运行有赖于中央决策者的理性，显然这样的体系是存在巨大风险的，这种风险就体现为现实经济的巨大波动上。
5、权力价值化，经济政治化，人际关系异化。在上述逻辑系统中，权力是整个体系的驱动机制，渗透到社会肌体的每个细胞，与此同时，整个社会贯彻平均主义和否认个体经济利益。在此情况下，权力就成为社会唯一的追求，权力由工具转化为社会的价值本身。而作为权力运行的体系和机制的政治自然随着权力的价值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结果就是经济的政治化。在经济生活中无休止的政治恶斗带来的自然是人际关系的异化，道德的丧失。文化大革命有领袖“左”的思想的原因，但更有其体制根源。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改革前的经济体制既背离了“每个人自由发展”的社会主义实践的“价值逻辑”，也背离了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内容逻辑”，而成功的“实现逻辑”亦无从谈起。因此，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就在于彻底地变革经济体制。彻底地变革经济体制其本质就在于对社会主义实践的逻辑的遵循与践行，具体而言就是重构以发展生产力为核心，以实现“每一个人自由发展”为价值归宿的全新体制，并在体制建构的过程中遵循社会主义实践的“实现逻辑”，即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相比较，以发展生产力为核心，以实现“每一个人自由发展”为价值归宿的全新体制必须从根本上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社会主义价值与伦理的重建问题；二是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社会主义价值、伦理体系其核心基础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体制所体现的经济伦理。经济体制所体现的价值取向是整个社会价值、伦理最本质的基础。就这个意义上说，彻底地变革经济体制，从精神实质上讲，是重树社会主义经济伦理的问题。探讨经济体制的经济伦理是就体制的性质而言，而就体制的功能而言，彻底地变革经济体制则表现为重构经济发展的激励机制。
另一方面，经济体制改革必须系统地与发展模式转变、结构改善相结合。我们的经济体制内在地嵌套在“发展战略(发展模式)——结构——体制”的三元逻辑体系中，因此就体制谈体制其结果必然是体制为结构和发展模式所扭曲。就结构而言，产业结构、消费与积累结构、城乡结构的改善本质上从属于发展范畴，而权力结构的改变则从属于改革本身。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耦合的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这个过程隐喻着在消费与积累形成合理比例基础上，以新型产业的建立、产业的升级与演进为内容的工业化、产业化过程，以及以消除城乡二元经济分割为指向的城市化过程。在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间，中国经济发展是以重工业化为核心的粗放的工业化发展模式。而在新的改革期，不仅工业化的内容和形式要发生根本的改变，经济发展的引擎也将由工业化的单一引擎转变为工业化、城市化并举的双引擎模式。而就经济发展的动力而言。新的发展模式的动力则由改革开放前的重工业的资本投资转向技术创新、由农村现代化生产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背景下的充分就业三个方面。而从新发展模式的价值归宿来看，回归社会主义的价值逻辑，实现“人与自 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和谐关系，并指向“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应有之义。
三、我国改革的道路
社会主义逻辑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催生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个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历史创举。这个历史创举就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机制的结合。
社会主义本质上是通过生产力的发展，以及改革不适应生产力要求的生产关系、变革相应的上层建筑来追寻“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矛盾的解决，以此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终极价值——“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
市场机制则是以自我利益的追求和满足为轴心，以自由决策为核心，通过竞争的方式形成市场主体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以此来形成整个社会持久的创新与发展。市场机制从功能上是一种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其内在本质是激励、约束与创新。在伦理上，市场机制体现自由、平等、公正原则。在市场机制下，市场主体在法律的框架和既定的市场结构中，可以自主决策，可以自由选择，自由地参与竞争，与此同时，市场主体具有平等参与的权力，在市场面前人人平等，生产者的生产效益、劳动者的劳动收益、商品的市场价格都是由市场来决定、分配和调节，由于市场行为的非人格化特性和普遍客观化，致使市场分配或市场调节具有原始的正义性。当然，市场机制本身也存在诸多消极的意义：一方面市场会显示出高度的效率，另一方面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分离又会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尽管具有一定的公正性，但这种公正性却是原初的、有限的，弱肉强食和贫富差距往往是市场经济的普遍现象：另外对利润目标的单一追求也内涵着社会风险和道德风险。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在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上是一致的，市场机制所体现的自由、平等、公正也与一定的历史阶段中的社会主义的价值相一致。但是，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内在本质则进一步修正和完善了市场机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市场经济的价值追求直接表现为对利润的追求，但这个利润追求从属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矛盾的解决，并最终指向“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在这个新的价值体系中，进一步完善了社会主义正义，消除市场机制单一目标所造成的社会失范与道德风险。整合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多维伦理关系。而在具体的运行模式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强调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从而通过集体理性来消弭个体理性的局限。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实质在于：以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在发展生产力问题上的统一性为基础。通过社会主义的价值逻辑整合并发展、完善市场机制的价值伦理，进而形成一套全新的价值体系。
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现来看，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因此，社会主义逻辑与市场机制现实地统一于制度的“善”，即善的制度建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的路径。对于社会主义的制度而言，所谓制度的善，其内容表现为以促进生产力发展为核心，以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矛盾，并最终指向“每一个人自由发展”为价值归宿；在形式上，“善”表现为制度的完备、自洽，没有潜规则。值得关注的是，市场经济作为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其意味着制度建构的过程性。而过程性所带来的路径依赖不仅直接影响制度善的建构的可能性，还为制度的运行提供了环境，因此制度的善不仅表现为制度本身的善，还表现为制度建构过程的善。
社会主义逻辑与市场机制统一于制度的善的建构，内蕴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善的两个内在规定性的统一，即生产力核心与“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矛盾，以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价值方向的统一。正确认识两者的统一性并在实践中加以践行，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败，离开两者的统一其结果必然是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么滑向传统的社会主义，要么是演变成西方的资本主义。由于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还“无法完全摆脱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因此，在现阶段，两者的统一表现为公平与效率的统一。这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败。
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一是人类本身随着文明的发展逐步走向理性的自觉：一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经济下的人类社会日益成为一个统一的系统。按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求是有层次的，并随着低层次需求的满足，需求会从低层次需求向高层次需求过渡，如在基本的生理需求满足后。人的需求会向安全需求、交往需求、尊重需求以及最高层次的自我实现需求转变。这些需求反映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显然，这些关系的现实状态对人的不同需求的满足决定着激励的效果，而这些关系中，既隐喻着物质的力量，同样也隐喻着道德的力量。公平作为道德的基本范畴，其体现的是人与自然(当世人与未来人)、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的某种善的状态，其作为一种道德上的合理性必然通过促进人的发展以及激发人的积极性而从社会产品供给的角度，促进效率的提升。与此同时，随着人类社会从自然经济发展到商品经济，经济社会日益成为一个整合的系统。在市场经济下，供给不仅取决于劳动者的积极性，更取决于社会需求对供给实现的保障。在这种情况下，公平所隐喻的财富的均衡性恰恰是实现供给，进而实现整个社会效率的保障。由此，效率与公平历史地统一于人类逐步走向理性的进程中，现实地统一于商品经济的系统运行中。
需要强调，我们这里所说的效率，是一个整体的时序范畴，那种局部的、在具体时点上的效率，并非是我们所讨论的效率。这就存在一个真效率与伪效率的区别问题，那种一时的效率，但却是不可持续的效率，就是伪的效率；那种在部门、集团、阶层所体现的效率，而不是整个社会的效率，同样也是伪效率。同样，对于公平也有其具体的涵义，其作为伦理范畴，体现的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善的关系，就现实来看，就体现为是能否以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导向，而不是以某些部门、某些既得利益集团、某些阶层的利益为导向。公平以人民群众利益导向为内在规定性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现实中，公平的缺失往往是以部门、阶层、集团以自身效率为借口所形成的对广大群众利益的侵害为表现。而这种侵害在效率上表现为部分的效率而非整个社会的效率，在时序上表现为暂时的效率。因此，我们这里的公平与效率，是以人民群众利益导向的公平与整体、可持续的效率。当前，学理上的公平多是对起点公平、过程公平乃至结果公平的探讨，但这种探讨容易掩盖事实的真相，远离现实的问题。作为阶级社会下的道德范畴，公平的内涵应该首先是价值层面的界定，然后才是技术层面的涵义。因此，将人民群众利益导向作为公平的首要内在规定性不仅具有现实意义，更具有学理上的科学性。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知道，以广大群众利益为导向的公平与整体、可持续的效率是统一的。但在现实中，效率往往作为公平的对立面。其根源就 在于人们没有明确地区分整体效率与部分效率、暂时效率与可持续效率，并在实践中以部门、阶层、集团的伪效率为借口，侵害群众的根本利益。
综上所述，社会主义制度善的两个内在规定性的统一是可能的，但另一方面，这种统一并非是必然，其需要我们一种主动的修为——即我们在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以及建成的制度本身要保证效率与公平的现实统一。
四、我国改革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
中国改革丰富了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促进了关于社会主义具体实现的理论创新。我们通过“本质任务一决策模式一力量机制”模型来考察理论创新的实践背景，并以此来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过程。
(一)改革探索、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与邓小平理论(1978年－1992年)
中国改革开放前，经济发展与体制弊端表现为“发展战略－结构－体制”的三元逻辑体系。在这样的一个体系下，突出表现为经济发展活力的不足，经济发展缺乏内生的动力；与此同时，在外在的动力机制下，结构失衡下的经济发展又呈现增长的不可持续与经济的巨幅波动；在社会正义角度，人民群众被纳入到高度的权力体系中，丧失了基本的自由与平等的权力。因此，无论从社会主义的价值判断上，还是从社会主义发展的核心内容上，旧有的体制都背离了社会主义的逻辑。此阶段改革的本质任务就是从“战略－结构－体制”的三元逻辑人手，恢复社会主义的价值逻辑与效率逻辑，其关键环节在于体制与战略的改变。中国的改革从放弃重工业优先的赶超战略开始，逐步探索新的体制，直到将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改革的目标模式。
这一时期改革的动力源于外部的意识形态竞争和地缘政治压力，是自上而下的动力机制。这样的动力机制。使中国改革的决策存在超越既得利益者与人民群众的中央决策者，其决策模式表现为以既得利益者与人民群众利益都得到改进的帕累托改进为标准。在这样的决策模式下，原有计划权力拥有者经过价格双轨制所实现的对权力的赎买而向新的利益集团演化；与此同时，增量改革也带来新富阶层的崛起。但整个社会结构尚处于演化之中，因此，从社会利益结构的角度，并不存在明显的阻力机制的存在。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改革，重在探索一个全新的体制，以及探求探索本身所要遵循的原则与方法。
邓小平理论系统地回答了上述两个问题。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论上，邓小平理论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根本的思想方法，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基本的思维前提，以“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为社会主义建设探索实践的归宿，并以“三个有利于”作为实践的判断标准，提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式，并阐述了社会主义发展的领导力量、依靠力量、政治保证、外部条件等，由此构成完整的方法论体系。邓小平理论系统第二个部分是对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目标，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设定。
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开创部分，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框架。首先，“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是贯穿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主线；其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立论基础：其三，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践主线。同时邓小平理论也是一个开放的体系，随着社会主义在历史时序所实现的具体形态的不同，对社会主义所要实现的具体的本质内容必然要进一步深化发展，即逐步趋于社会主义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本质目标，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所在。
(二)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过渡调整期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1992年－2003年)
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改革的目标。自此，改革进入新的时期，即1993年－2003年时段。在这一时段，以1998年左右为界，前者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时期，后者是改革进入新阶段所经历的一个过渡调整期。
经过农村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改革和城市的价格改革，这一时期的改革主要是对80年代以来的、以“放权让利”为主要内容的、激进的国有企业控制权改革的继续以及渐进的所有权改革的开始与进行。激进的国有企业控制权改革造成了国家对企业的失控，其结果是企业权力逐步向企业内部人转移。当90年代税制改革，国有企业不再上缴利润后，企业内部人实际获取了企业的剩余索取权，这其实已经涉及到所有权问题。尽管此时仍然是控制权改革。当90年代中期，国企经营普遍出现困难时，国有企业开始了面向内部人的所有权改革。以上过程实际上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双轨制。与价格双轨制一样，国有企业改革的双轨制也造就了体制新富群体的出现。以“抓大放小”为主要内容的国企改革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核心的一环。评价其需要从两个角度：一方面，在“全民－政府－企业管理者”的双重委托代理问题无法根本解决情况下，就竞争领域中的国企而言，所谓所有权其实是对企业经营负的绩效的责任，而剩余索取权则归属企业内部人，这本质上违背了以人民群众利益为导向的公平原则，因此，抓大放小在价值上具有道德上的合理性，自然会带来社会整体效率的提升。但另一方面，在这个过程中，尤其是在企业内部人逐步侵占企业剩余索取权的情况下，抓大放小又存在对社会正义的侵害，尤其是那些在操作上存在的种种问题。可见这一时期的改革具有价值判断的两重性。
这一时期改革存在的分配上不公以及解除旧的“社会契约”社会补偿的不足，加之养老、住房、教育等货币化改革、社会保障的滞后等造成了整个社会的消费疲软，进而迫使中央政府的工作重点指向集中处理前期改革所产生的未处理费用问题，从而产生了1998年－2003年期间的体制改革的过渡调整期。
这一时期的前半部，改革的动力来自于决策者应对国企经营困难所带来的整个社会的效率问题以及企业内部人在获取企业实际控制权并逐步侵占剩余索取权从而对法律意义的所有权的要求。可见，改革的动力正从外生机制转变为内生机制。在这种动力机制下，改革的决策模式以企业内部人与体制外新富群体利益增进的卡尔多改进为标准。由于改革的路径演进，这一时期的后半部，改革的动力机制进一步演变，承受改革相对成本的大部分群体的要求成为改革的新的动力。由计划权力赎买所形成的既得利益者、企业内部人、体制外新富群体在这个时候开始向新的阶层、利益集团发展，但尚未成型，因此进一步改革的阻力机制尚未形成。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来界定改革的领导力量——党。这反映了这一时段改革对构建新的体制模式以 及体制文化的迫切需要；另一方面，也从理论上回应了这一时段。改革对社会正义的诉求，那就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思想是通过组织理论来阐发的，这反映了党在这一段改革中所面临的错综复杂的局面：一方面，党是改革的领导者，掌握着价值判断的尺度；另一方面，其中所谓的内部人也涉及到一些党员，这些问题不仅涉及到改革的成败，更涉及到党自身的建设与发展。总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是我国改革中一个特殊攻坚时期的理论创新。同时也是体制转轨实现转变的过渡时期的理论创新。前者为处理国有企业所有权改革以及前期未处理费用提供了理论指导，即以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为根本归宿，以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为核心，把三者作为处理上述一切事物的指南，并提出在这个背景下党自身的建设问题，以此作为改革的组织保证；后者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期，随着新型生产关系的确立，上层建筑自身的调整提上历史日程。从这个意义上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延承了邓小平理论所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框架，更深化了特殊时期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新领域。
(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发展转型与科学发展观(2004－)
2003年以后，中国的改革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这一时期改革面临的突出问题是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问题。这一问题从性质上讲，根源于制度建构过程的非善以及建构结果——制度本身的非善。从内容上看，其源于宏观历史与微观现实两个方面。就微观现实而言，增长的不可持续来源于一些具体的市场制度的非善；而就宏观历史而言，其源于体制渐进改革下的次优路径选择以及体制所嵌套的“战略－体制－结构”的历史演进。
具体市场制度的非善，主要表现为制度内容上的劫贫济富以及制度形式上的不完善所带来的潜规则与暗箱操作的盛行。而对于中国的渐进改革之路，无论是对部分地区的先行支持，还是价格的双轨制、国企改革的隐性双轨制，其都具有价值判断的两重性，即总体方向的善与具体实现形式的非善。这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模式所带来的次优选择也必将在长期的效率发展上体现出来。
而就“发展战略－结构－体制”的历史演进而言，改革开放初期中央政府改变了改革前的赶超战略，在新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构过程中，原有的畸形产业结构逐步得到了纠正。但随着地方政府官员考核以GDP为核心的规则逐步确证。以地方政府GDP竞争为主要形式的新的赶超战略逐步形成。这个战略隐喻的是政府直接充当经济发展的主体，其在体制上就衍生了过度市场化(医疗、教育等政府社会责任的市场化)、市场不足(要素市场的管制与扭曲)、市场失效(行业垄断)、市场低效(法律环境、制度环境不健全，潜规则多)，这些现象体现了政府职能的扭曲。新的“战略－体制”的耦合不仅没有消除改革前消费与积累、城乡等结构问题，反而进一步深化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的结构问题。
其一，地方政府对GDP的高度追求，其隐喻的是重城市、轻农村，重工业、轻农业的发展倾向，其结果是城乡的失衡。其二，市场失效(行业垄断)、市场低效(法律环境、制度环境不健全、潜规则多)、地区失衡、城乡失衡相结合进一步造成国民收入分配的失衡。其三，国民收入分配失衡以及政府社会职责的市场化则进一步抑制了消费，致使经济发展中的消费不足。其四，市场的管制与扭曲使经济发展高度依赖政府，同时也为政府充当经济发展主体提供了可能。在此情况下，中国的经济发展形成了投资与消费失衡进而内外结构失衡，经济发展高度依赖投资支撑的局面。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改革不仅具有高度的路径依赖特征，更要面对新的战略、体制耦合所衍生的新的问题。就改革的性质而言，此阶段改革的本质任务是解决由于偏离公平价值所带来的效率不可持续问题；就具体的改革方向而言，此阶段改革的本质任务表现为纠正新的赶超战略以及过度市场化、市场不足、市场失效、市场低效的根源——行政体制的非善，即以转变政府职能为导向的行政体制改革。
这一时期改革的动力机制，承继上一个阶段的模式，表现为承担改革相对成本的人民群众对改变现状、实现利益补偿的要求。在这个动力机制促发下，改革的决策模式是以人民群众利益增进的卡尔多改进为标准。但存在的问题是，在新的社会结构的形成过程中，适应改革动力机制的动力传导机制并没有有效形成，即基层群众的利益诉求无法有效地影响决策。在这一时期，计划权力变现者、国企改革内部人、体制外新富阶层基本成长为新的阶层。在新的社会结构下，既得利益集团、部门、阶层三者对保持自身利益所产生的对改革的抗拒成为改革发展的阻力。由于这些利益群体掌握了影响决策的话语权，因此这一时期，解决改革自身的力量机制问题就成为改革推进的关键。就行政体制改革而言，不建立有效的影响决策的动力传导机制，恐怕难有进展，原因在于行政体制改革是改革者对自己的革命。由此，在政治上统一原则下，以地方官员职业命运由属地民众民主决定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前提和先导。
在此背景下，科学发展观主要回答了四个问题：一是发展的可持续性，即由投资推动的增长转变为由创新与科技推动的发展，由结构扭曲下实现的增长转变为结构优化升级下的发展，总体而言。是由量的增长转变为质的发展；二是发展的归宿问题，即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三是发展的内容问题，发展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还是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和谐的诸多方面的发展，包括经济的、社会的、个人的诸多方面的发展；四是解决发展问题的实质，即解决发展问题的实质就在于统筹地解决经济社会深层次的结构问题。
如果说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重点是解决彻底重建一个新的体制问题的话，那么这个时期的理论创新则又回到改革之初我们所面对的“战略(发展模式)－结构－体制”的三元逻辑摩擦体系中，其重在系统的解决发展转型，体制转轨的三元系统摩擦问题。理论上。科学发展观在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上，以时代为背景，更接近了马克思主义的“每一个人自由发展”的本质论述，更加完整地阐述了时代背景下的社会主义本质，即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但其最终必须指向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矛盾的解决，以此来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当然，作为时代性，这个现实的社会主义本质尚无法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矛盾的最终解决，而是实现其现实形态——和谐；而“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也现实地表现为“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以时代的背景进一步深化、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涵。另一方面，科学发展观作为改革攻坚期间的理论创新，其具有极为丰富的现实内涵：首先，科学发展观是由体制转轨到发展转型的理论。发展模式转换是核心，体制完善、结构改善是保障，技术创新是动力，城市化、工业化、全球化是 内容；其二，科学发展观是由生产关系改革到上层建筑改革的理论。政治体制改革与行政体制改革提到改革的现实日程；其三，科学发展观是高度关乎价值判断的理论。与双轨制下的价值判断的两重性相比，此阶段的改革决策，公平与效率高度的统一，追求以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为导向的公平就是追求整体的、可持续的效率；其四，科学发展观是关乎改革自身推进的理论。改革需要为自己开辟道路，不仅要改善改革动力的传导机制更要改变既有的思想方法，即摒弃容易丧失改革机遇，容易反复的“摸着石头过河”思想，用战略主义代替实用主义。结束语
已经历的中国的改革是后进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具体历史实践，其成功的道路在于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逻辑与后进国家的基本国情相结合，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创造地开展实践。与此同时，通过创造性的实践，丰富、拓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具体实现理论，并以其指导我们的实践。简言之，过去成功的历史在于实现了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同样，未来的成功历史仍然有赖于对过去成功逻辑的遵循。
注释：
[1]冯景源.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关系解读——走出单一文本解读的怪圈[J].东南学术，2008(6)：20-29.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294。
[3]叶汝贤.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宣言>关于未来社会的核心命题[J].中国社会科学，2006(3)：4.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2)：120.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704-705.
[6][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33.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732.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57.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3)：48.
[11]王南湜.真理标准问题的再思考[J].哲学研究，2008(9)：13-14
[12]刘国光.建国53年来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的若干特点[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4)：21.
[13]张亚斌.中国所有制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耦合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9-10.
[14]林毅夫.自生能力与改革的深层次问题[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2)：34，
[15]钱颖一.激励与约束[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9(5)：8-12.
[16]万俊人.论市场经济的道德维度[J].中国社会科学，2000(2)：9-13.
[17]高兆明.制度伦理与制度善口].中国社会科学，2007(6)：41-52.
[18]刘兴赛.中国经济转型的内在逻辑[J].经济体制改革，2008(6)：5-9.
[191张文魁.国企改革30年的中国范式及其挑战[J].改革，2008(10)：5-18.
[20]吕炜.转轨过程的最终费用结算与绩效评价[J].中国社会科学，2005(1)：48.
作者系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博士
责任编辑：耿超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