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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映真先生的远行，让人时常想起高尔基笔下的丹柯。那个高举着自己的燃烧的心照亮前方、带领族人走出黑暗森林的丹柯，不仅要在恶劣的环境中披荆斩棘冲出一条生命的血路，还要面对族人的恐惧、妥协、抱怨、责难、诋毁甚至遗忘，这样的英雄，该拥有怎样的大爱、大无畏、大担当、大牺牲？！让人高山仰止的陈映真，他萦绕着“中国结”和“台湾良心”的赤子情怀，他奋力抵抗“文学台独”的战斗姿态，还有那充满忧患意识和悲悯情怀的文学追求，特别是他高举理想和信仰旗帜矢志不移孤独前行的身影，在纷乱的台湾世事和价值观多元化的当今社会中，越发如同丹柯一样的勇士，用理想、热血、先行者的前瞻境界和真知灼见，带给这个世界大的精神冲撞和时代警醒。
我所崇敬的陈映真，不仅仅是从书本中读来，还有相识有年、多次聆听的在场经历，它让有关陈映真的点点滴滴，变成了鲜活的生命花朵，一路绽放开来。
初识陈映真，是1997年11月8日至10日在北京举办的第九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上，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大陆的华文文学会议，同时出席的台湾作家还有罗兰、赵淑敏、沈谦。终于见到了写《将军族》、办《人间》杂志、曾经身陷绿岛囹圄的陈映真，我内心充满敬意，在会议空隙简短的交流中，感受着他深沉与温蔼的人格魅力。陈映真的会议发言特别谈到80年代以来台湾分离主义有所发展的严峻现实，表现在文学上，则有与中国文学相对的“台湾文学”论及“台湾本土文学”论出现。他针锋相对地提议：“在修订大陆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时，考虑将台湾文学史适当地编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是一个急迫而重要的课题。此外，有计划、有设想、有系统地把中国现当代文学介绍到台湾——一个等待回归的中国行省，也是一个急迫而重要的课题。”作为最先发现并批判“文学台独”思潮的时代旗手，陈映真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敏锐地意识到“文学台独”的苗头，旗帜鲜明地反对“文学台独”，不怕被台湾社会边缘化，不怕孤独地走在台湾后街，甘愿做“死不悔改的统一派”。陈映真自认是“生于台湾的中国人”，“他的中国是长江黄河的几千年，以及20世纪的鲁迅和五四运动，那是他的认同。”正因如此，陈映真始终以作为一名中国作家而自豪，他说：“我决心不论今后的生活多么艰难，我要把这支笔献给我所热爱的中国和她的人民。”从陈映真身上感受到的那种由文学悲悯情怀的忧郁到现实关怀的巨大忧患，是如此强烈地触动了当时对“文学台独”还知之甚少的我，以及周圍的一些人。就在会议报到的11月8日当天，陈映真还专程赶到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参加由北京市台湾同胞联谊会、台湾人间出版社、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联合主办的“台湾同胞抗日斗争图片展”开幕式。以不忘国耻、铭记历史的强烈责任感，陈映真多方搜集整理，为这次展览提供了150多幅图片，真实地再现了台湾人民在日据时代遭受的屈辱压迫和反抗历史。
走近陈映真，是有幸参加了接踵而来的几场学术活动。1998年10月29日至31日，中国作协等多家单位在京联合举办了台湾作家黄春明作品研讨会；11月2日，陈映真被聘为中国人民大学客座教授，围绕物质消费时代的人文关怀与社会忧患，当晚6点半在中国人民大学做学术报告；11月3日至4日，举办《陈映真文集》首发式暨作品座谈会；2001年3月11日至14日，召开《黄春明作品集》出版座谈会。陈映真和黄春明作为当代台湾乡土文学的代表作家，无论是在乡土文学论战时期，还是在《人间》创刊的起步阶段，作为同一战壕的战友，他们一同经历了戒严时代的社会风雨和文学变迁。围绕他们的创作，来自海峡两岸的作家、学者共聚一堂讨论，会场氛围感人至深。
在《陈映真文集》首发式暨作品座谈会上，陈映真的创作谈发自肺腑，情深意切。他感谢大家对他创作的厚爱，也有感于老友黄春明晚年写作的启示和激励，他想到了文学的再出发，他说有很多内容想写，包括他与黄春明、尉天骢所经历的长达几十年的风雨人生和文学时光，还有那相濡以沫的友情酿就的“三家和”故事。事实上，这也是参加那次会议的朋友乃至两岸文学界的共同期盼。果不其然，战斗在台湾思想文化第一线、奔波于海峡两岸文学界的陈映真，在文学停笔12年之后，一发而不可收地创作了《归乡》（1999年5月）、《夜雾》（2000年3月）、《忠孝公园》（2001年6月）三部令人振聋发聩的中篇小说。这种创作首先是基于一种强烈的现实忧患意识和历史反思精神。在台湾解严多年之后，当今社会如此严重的“历史遗忘”和“反省缺失”现象，深深地刺痛了陈映真。令他痛心的是，“我们为什么容许一个黑暗时代的存在；为什么我们会成为告密者；而我们究竟做过些什么。这些发自灵魂深处的集体探索、清洗以及严厉的自我批评的手续，在台湾不仅看不到，甚至大家还装作事不干己，便马上进入自由化的时代大谈各种理论，这是很可忧虑的现象”。不能再沉默下去的陈映真，在撰写了《戒严体制和戒严体质》、《台湾的殖民地体质》、《“马先生来了”？》、《精神的荒废》等一系列政论文章之后，决心继续用自己的文学之笔，来书写一幕幕被遗忘的台湾历史，以一颗反省的心，烛照政治乱象和人心迷失中的台湾现实社会。由此，从昨天开满“铃铛花”的“山路”走来，陈映真接续以往检视历史的路线，更拓展了今天清理与批判、反省与救赎的写作视野。他在从未有人触及的题材领域，以沉痛的记忆走进历史岁月，拨开了当下台湾的社会浮云与现实遮蔽，还原出那些巨大而沉重的历史真相。于是，我们读到了《归乡》、《夜雾》、《忠孝公园》。正是有感于此，我在《文艺报》上，撰写《陈映真的再出发》，组织郑州大学现当代文学研究生讨论《夜雾》；后来又在《郑州大学学报》上策划“陈映真的世界”笔谈，吕正惠、施淑、朱双一、刘红林以及我，皆撰写有文章。这一切，都来自于陈映真文学再出发的启迪。
深度聆听陈映真，是在“台湾新文学思潮研讨会”和“杨逵作品研讨会”上。2000年8月，中国作协在苏州大学举办“台湾新文学思潮（1947-1949）研讨会”，应邀出席会议的60多位代表分别来自海峡两岸以及日本、美国，台湾代表团由陈映真、吕正惠带队，原本也邀请了叶石涛，可他托辞未来参会。这次会议对我的强烈震撼，是陈映真带领《人间》团队艰难发掘与还原的巨大文坛真相，是8位幸存的历史当事人带给会场的岁月烟尘，是一幅幅发黄的老照片、一篇篇珍贵的报刊史料把你引入的历史语境。过去人们谈到1945-1949年战后初期的台湾文坛，往往会有“文化沙漠”的评价，而1947年11月至1949年3月的台湾《新生报》副刊《桥》发生的那场台湾新文学重建的重要讨论，却鲜有人提及。它或被威权政治所挫杀，或被本土阐释所歪曲，成了一段被遗忘的历史。直到50年后的1999年，这场论争才终于在《人间》杂志社“年轻人的辛勤追寻中，从阴暗的书库、从腐损的报纸、从糊暗的微卷、从逐字手抄中复活”；在陈映真、曾健民编辑出版的《1947-1949台湾文学问题论议集》中亮相，人们由此获得了还原台湾新文学历史真相的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台湾《新生报》副刊《桥》创办于1947年8月1日，由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的文学青年歌雷（史习枚）任主编。1947年11月，在台湾“二二八”事件后，《桥》副刊不顾当时7家报纸被国民党当局查封、多位报人和知识分子被捕入狱的危险，勇敢地发起了关于重建台湾新文学的热烈讨论，从大陆作家歌雷、骆驼英（罗铁鹰）、扬风、雷石榆、钱歌川、孙达人、何无感（张光直）、陈大禹、萧荻，到台湾作家杨逵、欧阳明（赖明弘）、濑南人（林曙光）、黄得时、叶石涛、朱实、吴浊流、吴瀛涛、陈百感（邱永汉）、吴阿文（周青）等，有27位作家发表了40多篇文章参与论争。这次讨论触及到台湾新文学发展的重大问题，在五四文学传统与中国文学格局的认同、文艺界的统一战线、新写实主义与文学大众化等一系列问题的探讨上，与祖国大陆的五四新文学运动和30年代的左翼文艺思想有着同构性。
陈映真以“石家驹”的笔名撰写了《一场被遮断的文学论争——关于台湾新文学诸问题的论争（1947-1949）》的长篇序言。他认为“这一场论争的动力，是探索在光复后台湾的政治、社会脉络下‘建设台湾新文学’的理论”，“争论表现了一种令人惊叹的、对强权的蔑视；对台湾新文学发展前途之热情关怀；表现了省内外作家、评论家——特别在一九四七年二月事件之后——拒绝被分化的坚强、温暖的团结，更表现了对于理论和真理认真的、水平颇高的、严肃的探索，在台湾文学思潮史上，这是一次继台湾从中国五四新文艺运动中汲取并承继其理论和创作、而开展台湾现代新文艺以来，另一次汲取和承继中国三〇年代文艺思想、理论和作品的重要历史事件”。在苏州大学的研讨会上，陈映真发表《范泉和“建设台湾新文学论争”》一文，通过追根溯源的细致考证，让大陆最早研究战后台湾新文学的知识分子范泉从历史的烟尘中浮现出来。陈映真还在时任中国作协外联部主任金坚范的陪同下，冒着酷暑到上海郊区松江县寻访范泉的墓地。这次会议上每一位与会者的观点，从知名学者到在读博士生，陈映真都非常认真地倾听，不时参与讨论，他的即席发言往往高屋建瓴，一语中的。诸如，在第一场讨论中，陈映真说：“我感到这场论争最大特点是，台湾特殊性与大陆同一性的辩证关系”；“在台湾文学史上，一是白话文论争，二是《桥》副刊关于台湾新文学重建的论争，三是乡土文学论争，构成影响重大的三次论争。”在陈映真主持的第四场讨论中，围绕“当年论争参加者的回顾与感想”，田野、朱实、孙达人、周青、方生、萧荻、王业玮、谢旭等当事人的回忆激活了尘封多年的历史，令人感慨万端。陈映真从四个方面总结说：“第一，40年代后期台湾新文学论争是在当时全中国民主革命洪流中产生的，各位前辈是带着工作、任务、使命到台湾去的；第二，台湾从日据时代到光复摆脱殖民，它是回到中国怀抱，是恢复重建，台湾新文学的讨论是其重建的一部分；第三，我深切地感到杨逵在战后文学中的重要作用，我们过去只是从创作中去了解，而对1945年后的杨逵了解不够，应该给杨逵新的評价，新的尊荣；第四，在中国新文学史中，应该借助《桥》副刊的资料，把台湾新文学内容编入。” 陈映真对台湾新文学重建的拳拳之心，他基于民族胸怀的真知灼见，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事实上，陈映真从《桥》副刊讨论引起的有关杨逵的再度思考，它所涉及的台湾作家研究，不仅承继了台湾文坛的左翼文学传统和历史，也触及了日据时代、戒严年代乃至当下台湾的诸多重要思想文化问题的评价，可谓衡量时代精神的抽样和标杆。
2004年2月2日至3日，中国作协等单位在广西南宁召开杨逵作品研讨会，参加研讨会的两岸作家、学者有65人，杨逵的亲属杨建、萧淑梅也应邀出席。寒意料峭的早春二月，讨论杨逵精神的热烈却暖人心扉。这次会议围绕杨逵的人生与文学活动、杨逵的创作成就、文艺思想、文学影响以及“文学台独”势力公然歪曲篡改杨逵民族形象的事实，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台盟中央主席张克辉发表书面讲话，其中谈及杨逵对他人生道路的影响。陈映真也回忆了他认识与学习杨逵精神的心路历程：“1973年，我在狱中读到畏友尉天骢兄寄到狱中的、由他主编的《文季》季刊上，初次拜读了杨逵先生的力作《模范村》，震动很大。”1975年，从绿岛出狱的陈映真，第一次到东海花园拜访杨逵，听他讲起日本学者从殖民地文学研究的立场，对杨逵作品解读的情形，陈映真拜访杨逵的那张老照片，见证的就是这个难忘的历史性会面场景。之后，陈映真的文章里开始不断出现杨逵的名字。这次研讨会上，他以《学习杨逵精神》为题，从“人民文学论”、“新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的文学”、“民族主义文学”、“民族团结的文学”等角度切入，多方面阐释杨逵的文艺思想及创作成就，深刻地探讨了杨逵的政治思想、历史定位及当下意义；表示“我应以余生更好地学习杨逵精神，做好杨逵先生的学生自勉。”
回想2002年9月初，中国作协台港澳文学委员会在鲁迅文学院会议室召开编撰会，准备策划一套11卷的《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由赵遐秋、金坚范担任主编，金炳华、陈映真出任顾问。年初刚在台湾做了一次心脏大手术从生死线上回转过来的陈映真，撑着病弱的身体，殷殷嘱托与会者，希望大陆学者能够站在反“文学台独”的前线，以紧迫的使命感，写出史实翔实、具有鲜明学术立场和批判精神的学术著作，传达出台湾文学研究的真实声音，以纠正被“文学台独”论者扭曲的文学阐释。
陈映真谈到：“文化台独是文化霸权。台独派赶着营造台湾文学史，作为台独意识形态和体系。许多论文就台湾文学的本质、历史分期、作家评论、文学定论等方面，都在做着歪曲的诠释。”“我个人生活在台湾，我每天看见那些反民族的舆论那么嚣张，我的感觉就像生活在‘沦陷区’，处于被割断被分裂的环境之中。”“我们应该赶快在台湾文学研究上走在前面，希望有科学、严肃而中肯的研究著作出现在台湾。”陈映真那天讲得很动情，他的肺腑之言感动了我们所有的在座者，不少人流下了眼泪。《文艺报》那个大眼睛的年轻女记者刘颋说：“陈先生，我虽然没参加这套丛书的写作，但我想表达对您的敬意。我给您鞠个躬好吗？”然后她走到陈映真面前，深深地鞠了一躬。为了策划和推动《台湾作家研究丛书》在海峡两岸问世，陈映真竭尽全力；我在承担并撰写《冰山底下绽放的玫瑰——杨逵和他的文学世界》一书的过程中，有幸亲耳聆听了陈映真对这套丛书的写作期待，也更多了解到陈映真对杨逵的景仰之情，并得到了来自《人间》杂志社的资料帮助。其实，早在1999年秋，《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就以“噤哑的论争”为题，集中发掘了6篇历史文献，重现1934年杨逵有关“狗屎现实主义”的论争真相。2007年夏，《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又以“学习杨逵精神”为题，集中发表了“最新出土楊逵佚文”3篇、“历史背景文献”7篇以及“杨逵的文艺战线”6篇，拙作《杨逵与大陆文坛——“鲁迅情结”“胡风缘”》有幸忝列其中，让我深受鼓舞。事实上，一生以杨逵为学习楷模的陈映真，正是从杨逵身上看到了理想和信仰的力量，看到了心向往之的中国精神，看到了坚持无悔的台湾良心；不同世代的台湾左翼知识分子的精神相通与薪火传承，让陈映真找到了人生求索与追寻的重要支撑点。
更多地感受陈映真，是在参与两岸学者联手撰写《台湾新文学思潮史纲》的日子里。1999年至2000年的世纪之交，正是陈映真和陈芳明在《联合文学》展开新一轮的“统”、“独”论战之际；而“长期以来，台独派的文学史论著在台湾甚嚣尘上，几乎垄断了台湾的学术界。在这种情况下，台湾的学生经过耳濡目染，完全无法了解台湾文学发展的真相，成为潜在的文学台独论的支持者。”台湾的统派对此虽早有警醒，但苦于势单力孤，陈映真更是忧心忡忡。2000年7月的苏州会议结束后，中国作协的金坚范、向前以及赵遐秋、曾庆瑞等教授陪同台湾朋友游览黄山，旅途中商定，由吕正惠、赵遐秋任主编，两岸学者共同撰写一部《台湾新文学思潮史纲》，客观、真实、正确地论述台湾文学思潮的发展脉络及面貌，以起到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作用。2000年11月18日至19日，主要撰稿人员在中国作协会议室讨论编写提纲，明确了“提纯”（按思潮说话，以区别于文学史）、“撮要”（提取最主要的思潮内容、文学现象）、“纳新”（注重被遗忘文学内容的再发掘）、“疏浚”（融入两岸沟通、祖国大陆影响的文学观）、“出击”（坚持维护中国文学的整体形象、坚持反“文学台独”的鲜明立场）的撰稿思路与原则，并具体讨论了台湾新文学思潮的诸种问题，之后进入了紧张的写作过程。2001年5月，《台湾新文学思潮史纲》在台北举行初稿讨论会；7月，吕正惠到北京与赵遐秋交换意见后，开始第一轮统稿，赵遐秋接续第二轮统稿，由北京的昆仑出版社和台湾的人间出版社先后于2002年1月与2002年6月推出问世。这是两岸学者首次合作完成的台湾文学史著，中国作协等单位专门召开《台湾新文学思潮史纲》首发式暨座谈会，《文艺报》发表整版的座谈会纪要。陈映真为该著撰写序言，认为《台湾新文学思潮史纲》在两岸出版，“回应了我们民族文学史提出的召唤。”吕正惠则感慨本书如果没有陈映真的“主催”，“始终关心，以及积极参与讨论，是不可能完成的，他应该是本书名符其实的‘主编’。” 2001年5月20日至22日，在随中国作协代表团的赴台交流活动结束之后，《台湾新文学思潮史纲》撰稿人员留下讨论著作初稿，我们与陈映真等台湾学者度过了三天难忘的切磋时光。第一天的统稿会是在人间出版社，后两天在台北一间临时借用的仓库进行，陈映真、吕正惠、曾健民、藍博洲，还有因工作繁重不得不放弃原定撰稿任务的施淑教授，加之大陆来的赵遐秋、曾庆瑞、古继堂、樊洛平，以及金坚范、向前、刘红林，两岸学者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发现问题，积极建言；严格把关，不留情面，讨论气氛真诚而热烈。陈映真夫人陈丽娜、曾健民夫人尤丽英，两位女士担任“后勤部长”，为大家订盒饭，忙茶水，提供会议服务，让我们感受到两岸一家亲的深情厚谊。在台北统稿的日子里，我有机会近距离地聆听了陈映真的教诲，多方面了解到1978年乡土文学论战的历史，更警醒于近年来台湾本土派对乡土文学论战的歪曲论述。陈映真也不无忧思地谈到，80年代以来，一些原本坚持民族立场中国论述的文人，在毫无宣言、毫不负责的情况下突然转向本土派，虚构自身历史，也篡改乡土文学的论述。陈映真的一席话深深地触动了我，引发我撰写《历史岂容虚构——台湾乡土文学论战的历史真相》在《文艺报》上发表，让大陆学界更多地了解台湾乡土文学论战的今昔。
这次赴台，有许多难忘的情景让人记忆犹新。5月20日这天早晨，我们去人间出版社开统稿会，没想到出版社竟设在陈映真弟弟住家四层楼上加盖的“违章建筑”房屋里；而就在这简陋、狭窄的空间，诞生了倡导“相信、希望、爱和感动”、关怀台湾底层民众和社会思想文化走向的《人间》，吸引了台湾左翼知识分子和有为青年的读书活动与思想聚集，使《人间》成为闪烁着理想之光和矢志真理追寻的精神高地。这一天，时逢陈水扁上台一周年，台独分子气焰嚣张，庆贺活动接连不断，我们亲眼目睹了三辆大卡车呼啸而过，车厢两旁赫然悬挂着“台湾独立”的大标语，高音喇叭尽是台独宣传的叫嚣。而这一天，也是台湾统派走上街头，举行和平统一游行示威的日子。下午一时，陈映真夫妇、曾健民夫妇，还有带着一双小儿女从苗栗赶来的蓝博洲夫妇，一同走上街头，参加游行，可谓夫妻同行，全家出征。三点多钟，天空下起大雨，他们被淋得浑身湿透，回来后换下湿衣服，又继续投入到《台湾新文学思潮史纲》的讨论中。这豪情和正气让我们深为感动，也对战斗在反“台独”斗争前线的台湾统派境遇有了真切的感知。
统稿会结束后，受黄春明邀请，我们一行人前往其家乡宜兰观光。5月23日，在开往宜兰的旅行车上，是谁提议，让我们唱歌吧。尉天骢夫人孙桂芝女士歌喉一展，音质纯美，举座惊羡。一曲《夜来香》，让“那夜莺啼声细唱/月下的花儿都入梦”。一路上，从台湾小调，到大陆老歌，歌声不绝如缕。这时，一直沉思的陈映真先生轻轻地唱起《绿岛小夜曲》，满车人立时安静下来。“这绿岛像一条船/在月夜里摇呀摇……”充满磁性的男低音，蕴含淡淡忧伤的歌声，带着陈映真绿岛七年牢狱生活的人生感怀，带着走过戒严时期的台湾民众的特殊记忆，一下子穿越了绿岛月夜那椰子树下的绵绵情意，激荡在五月的台湾大地上。我无数次地听过《绿岛小夜曲》，但从来没有像那天那样思绪涌动，浮想联翩……
最后一次见到陈映真，是在2006年7月河南举办的“情系中原——两岸文化联谊行”的文化交流活动中。7月3日至12日，来自台湾地区、港澳地区和大陆四地的文化、艺术、教育等领域近200位嘉宾，汇集在黄河之畔的郑州，参观了富有中原文化特色的20多个自然和人文景观，还参加了中原文化推介会、中原文化理论研讨会、精品艺术观摩等系列活动。受到邀请的台湾作家有季季、李昂、应凤凰、桑品载等人，陈映真是大型代表团的荣誉团长之一，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参加大型的远足的公开活动。郑州之行结束后，陈映真再接到邀请函时很激动，他说，自己的祖籍就在河南，自己还从没有来过河南，这次寻根活动一定要参加。年近古稀，加上几年前的一场大病，陈映真身体已经明显不如从前。主办单位特别准备了轮椅，一路上有医生、工作人员随行，时任中国作协外联处的梁飞副处长专程陪同。情系中原的陈映真，在夫人陈丽娜的陪伴搀扶下坚持走完全程，中原之行也见证了他们相濡以沫、感人至深的爱情之旅。
在陈映真看来，以前是从书本上了解中原，真正来到这里才会有很深的感动！祭拜黄帝故里，参观龙门石窟，感受开封古都，饱览太行风光，攀登山路崎岖的红旗渠，中原大地的古老文明和现代进程，让他和嘉宾们一路兴致勃勃；而安阳殷墟的青铜器和甲骨文，最令陈映真感动：“这就是我从年轻时代起就倾注了那么多感情的祖国！这就是祖先所创造的伟大文明！”在接受记者专访时，他说：“中华民族绵长的历史在这里起源并生息繁衍，甲骨文、青铜器……处处都能让人体会到中国文化的芬芳。”他感慨以汉字为基础的中华文明，是如此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用甲骨文的方式记录下来的语言，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石破天惊的变化。看到种类繁多、造型之美叹为观止的青铜器特别是国宝司母戊鼎，陈映真非常震撼，他说，“台湾也有很多青铜器，每次看到都觉得不可思议，那些图像、纹络，体现了对宇宙、天、人、生活的想象，非常了不起。”
参观黄河小浪底，嘉宾们乘坐的大巴车直接开到位于大坝底下100米深处的地下水电站，开创了参观者首次进入地下水电站的记录。面对雄伟的揽河大坝，美丽的河底公园，一朝变澄清的黄河水；了解到小浪底地质条件复杂，修建时曾集中了56个国家的专家，建成后发挥巨大水利作用的工程设施；感慨于小浪底人“在外国人面前我们是中国人，在中国人面前我们是小浪底人”的豪言壮语，陈映真激动地说，“多少古代帝王将相想把黄河根治，但他们都没有实现，今天中国人凭着自己的能力迈出了根治黄河最坚实的一步，这是千古伟业，也将恩泽万代。”
陈映真一路乘坐的5号车上，嘉宾们欢声笑语，心潮难平，为中原文化的深厚底蕴所感动。同车的澳门书法家陈志威即席赋诗，陈映真兴之所至，从中挑出一首便于朗诵的《殷墟博物馆留题》让车友们以各种方言来朗诵。一时间，普通话、客家话、潮州话、闽南话、广东话、河南方言、山西方言、四川方言各种语音荟萃，诗歌朗诵此起彼伏：“心慕神驰甲骨乡，中华瑰宝地珍藏。吾今拜读思前辈，绝世才情为国邦”。 在河南的日子里，陈映真与我说起，看能否联系上耿谆老先生，他很想去看望这位抗日老英雄。耿谆，河南省襄城县人，1944年5月，时任中国抗日军队上尉连长的耿谆率部参加惨烈的洛阳保卫战，受伤后被日军强掳至日本秋田县花冈町当劳工。1945年6月30日，耿谆率领700多名劳工发动震惊世界的“花冈暴动”，失败后有418名劳工被迫害致死，被判决死刑的耿谆后被解救回国。自1987年起，耿谆率领“花冈暴动”幸存者及遗属，7次远赴日本提出诉讼，要求鹿岛公司谢罪、赔偿，开了中国战后民间索赔的先河。1995年12月20日，“花岡事件”诉讼案第一次由东京法院受理开庭时，陈映真专程赴日声援。早在1986年第6期《人间》杂志上，陈映真就策划了《怒吼吧，花冈》特辑，登载有耿谆回忆及其他文章，为“花冈事件”作41年祭，发出了“为什么有心的日本人和无心的中国人都忘却了花冈？”的质疑。当日本和平主义剧作家石飞仁的报告剧《怒吼吧，花冈》在台湾演出时，陈映真为此亲拟海报：“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中国人可以宽恕，却不可遗忘！”基于共同的民族情感和上述背景，陈映真迫切想见耿谆的心情可以理解。我通过河南省党史办的同志，设法打听到耿谆的联系方式，考虑到正值盛夏酷暑，建议陈映真以电话方式与耿谆沟通交流，但他不顾身体多病虚弱，执意要亲自前往。7月11日那天，我因为有函授教学任务无法同行，得知办会方派了专车专人陪同陈映真前往许昌市襄城县。当时耿谆已经91岁，平时生活简朴，喜欢在家写字，是河南省远近闻名的书法家。很少外出活动的耿谆，让家人搀扶他到村口迎候陈映真，两人见面时抱头痛哭，在场的工作人员无不潸然泪下，两岸同胞的民族认同和难舍难分的骨肉情谊感人至深。
河南之行结束后，陈映真定居北京。作为中国人民大学的客座教授，他计划开设台湾文学课程，在进一步了解大陆社会与文学界的同时，也让更多的大陆年轻人认识台湾的社会历史和文学演变。但没有料到，由于积劳成疾，陈映真于2006年9月26日病倒，卧病多年；直到2016年11月22日离开我们，开始在这个世界上永远的远行。
陈映真虽然创作不再，但他以无言的沉默，注视着台湾纷纭万状的世事，而那些思想文化动向与社会世相变化，在他富有前瞻性的文章里早已有所预言；他以那些不朽的文字，以那些浸润着民族情怀和生命心血的篇章，所构筑的文学花园和“理想国”，仍然飘扬着引领时代人文关怀与理想追寻的思想旗帜；他留下的宝贵的文学资源和精神财富，将以不可或缺的巨大存在，无与伦比地镌刻在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时代，如同丹柯始终擎着那颗燃烧的心走在前面，身后不断撒下无数天蓝色的火星。历史会铭记这一切。
（作者单位：黄河科技学院台湾文化研究中心、郑州大学）
我所崇敬的陈映真，不仅仅是从书本中读来，还有相识有年、多次聆听的在场经历，它让有关陈映真的点点滴滴，变成了鲜活的生命花朵，一路绽放开来。
初识陈映真
初识陈映真，是1997年11月8日至10日在北京举办的第九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上，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大陆的华文文学会议，同时出席的台湾作家还有罗兰、赵淑敏、沈谦。终于见到了写《将军族》、办《人间》杂志、曾经身陷绿岛囹圄的陈映真，我内心充满敬意，在会议空隙简短的交流中，感受着他深沉与温蔼的人格魅力。陈映真的会议发言特别谈到80年代以来台湾分离主义有所发展的严峻现实，表现在文学上，则有与中国文学相对的“台湾文学”论及“台湾本土文学”论出现。他针锋相对地提议：“在修订大陆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时，考虑将台湾文学史适当地编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是一个急迫而重要的课题。此外，有计划、有设想、有系统地把中国现当代文学介绍到台湾——一个等待回归的中国行省，也是一个急迫而重要的课题。”作为最先发现并批判“文学台独”思潮的时代旗手，陈映真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敏锐地意识到“文学台独”的苗头，旗帜鲜明地反对“文学台独”，不怕被台湾社会边缘化，不怕孤独地走在台湾后街，甘愿做“死不悔改的统一派”。陈映真自认是“生于台湾的中国人”，“他的中国是长江黄河的几千年，以及20世纪的鲁迅和五四运动，那是他的认同。”正因如此，陈映真始终以作为一名中国作家而自豪，他说：“我决心不论今后的生活多么艰难，我要把这支笔献给我所热爱的中国和她的人民。”从陈映真身上感受到的那种由文学悲悯情怀的忧郁到现实关怀的巨大忧患，是如此强烈地触动了当时对“文学台独”还知之甚少的我，以及周圍的一些人。就在会议报到的11月8日当天，陈映真还专程赶到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参加由北京市台湾同胞联谊会、台湾人间出版社、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联合主办的“台湾同胞抗日斗争图片展”开幕式。以不忘国耻、铭记历史的强烈责任感，陈映真多方搜集整理，为这次展览提供了150多幅图片，真实地再现了台湾人民在日据时代遭受的屈辱压迫和反抗历史。
走近陈映真
走近陈映真，是有幸参加了接踵而来的几场学术活动。1998年10月29日至31日，中国作协等多家单位在京联合举办了台湾作家黄春明作品研讨会；11月2日，陈映真被聘为中国人民大学客座教授，围绕物质消费时代的人文关怀与社会忧患，当晚6点半在中国人民大学做学术报告；11月3日至4日，举办《陈映真文集》首发式暨作品座谈会；2001年3月11日至14日，召开《黄春明作品集》出版座谈会。陈映真和黄春明作为当代台湾乡土文学的代表作家，无论是在乡土文学论战时期，还是在《人间》创刊的起步阶段，作为同一战壕的战友，他们一同经历了戒严时代的社会风雨和文学变迁。围绕他们的创作，来自海峡两岸的作家、学者共聚一堂讨论，会场氛围感人至深。
在《陈映真文集》首发式暨作品座谈会上，陈映真的创作谈发自肺腑，情深意切。他感谢大家对他创作的厚爱，也有感于老友黄春明晚年写作的启示和激励，他想到了文学的再出发，他说有很多内容想写，包括他与黄春明、尉天骢所经历的长达几十年的风雨人生和文学时光，还有那相濡以沫的友情酿就的“三家和”故事。事实上，这也是参加那次会议的朋友乃至两岸文学界的共同期盼。果不其然，战斗在台湾思想文化第一线、奔波于海峡两岸文学界的陈映真，在文学停笔12年之后，一发而不可收地创作了《归乡》（1999年5月）、《夜雾》（2000年3月）、《忠孝公园》（2001年6月）三部令人振聋发聩的中篇小说。这种创作首先是基于一种强烈的现实忧患意识和历史反思精神。在台湾解严多年之后，当今社会如此严重的“历史遗忘”和“反省缺失”现象，深深地刺痛了陈映真。令他痛心的是，“我们为什么容许一个黑暗时代的存在；为什么我们会成为告密者；而我们究竟做过些什么。这些发自灵魂深处的集体探索、清洗以及严厉的自我批评的手续，在台湾不仅看不到，甚至大家还装作事不干己，便马上进入自由化的时代大谈各种理论，这是很可忧虑的现象”。不能再沉默下去的陈映真，在撰写了《戒严体制和戒严体质》、《台湾的殖民地体质》、《“马先生来了”？》、《精神的荒废》等一系列政论文章之后，决心继续用自己的文学之笔，来书写一幕幕被遗忘的台湾历史，以一颗反省的心，烛照政治乱象和人心迷失中的台湾现实社会。由此，从昨天开满“铃铛花”的“山路”走来，陈映真接续以往检视历史的路线，更拓展了今天清理与批判、反省与救赎的写作视野。他在从未有人触及的题材领域，以沉痛的记忆走进历史岁月，拨开了当下台湾的社会浮云与现实遮蔽，还原出那些巨大而沉重的历史真相。于是，我们读到了《归乡》、《夜雾》、《忠孝公园》。正是有感于此，我在《文艺报》上，撰写《陈映真的再出发》，组织郑州大学现当代文学研究生讨论《夜雾》；后来又在《郑州大学学报》上策划“陈映真的世界”笔谈，吕正惠、施淑、朱双一、刘红林以及我，皆撰写有文章。这一切，都来自于陈映真文学再出发的启迪。
聆听陈映真
深度聆听陈映真，是在“台湾新文学思潮研讨会”和“杨逵作品研讨会”上。2000年8月，中国作协在苏州大学举办“台湾新文学思潮（1947-1949）研讨会”，应邀出席会议的60多位代表分别来自海峡两岸以及日本、美国，台湾代表团由陈映真、吕正惠带队，原本也邀请了叶石涛，可他托辞未来参会。这次会议对我的强烈震撼，是陈映真带领《人间》团队艰难发掘与还原的巨大文坛真相，是8位幸存的历史当事人带给会场的岁月烟尘，是一幅幅发黄的老照片、一篇篇珍贵的报刊史料把你引入的历史语境。过去人们谈到1945-1949年战后初期的台湾文坛，往往会有“文化沙漠”的评价，而1947年11月至1949年3月的台湾《新生报》副刊《桥》发生的那场台湾新文学重建的重要讨论，却鲜有人提及。它或被威权政治所挫杀，或被本土阐释所歪曲，成了一段被遗忘的历史。直到50年后的1999年，这场论争才终于在《人间》杂志社“年轻人的辛勤追寻中，从阴暗的书库、从腐损的报纸、从糊暗的微卷、从逐字手抄中复活”；在陈映真、曾健民编辑出版的《1947-1949台湾文学问题论议集》中亮相，人们由此获得了还原台湾新文学历史真相的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台湾《新生报》副刊《桥》创办于1947年8月1日，由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的文学青年歌雷（史习枚）任主编。1947年11月，在台湾“二二八”事件后，《桥》副刊不顾当时7家报纸被国民党当局查封、多位报人和知识分子被捕入狱的危险，勇敢地发起了关于重建台湾新文学的热烈讨论，从大陆作家歌雷、骆驼英（罗铁鹰）、扬风、雷石榆、钱歌川、孙达人、何无感（张光直）、陈大禹、萧荻，到台湾作家杨逵、欧阳明（赖明弘）、濑南人（林曙光）、黄得时、叶石涛、朱实、吴浊流、吴瀛涛、陈百感（邱永汉）、吴阿文（周青）等，有27位作家发表了40多篇文章参与论争。这次讨论触及到台湾新文学发展的重大问题，在五四文学传统与中国文学格局的认同、文艺界的统一战线、新写实主义与文学大众化等一系列问题的探讨上，与祖国大陆的五四新文学运动和30年代的左翼文艺思想有着同构性。
陈映真以“石家驹”的笔名撰写了《一场被遮断的文学论争——关于台湾新文学诸问题的论争（1947-1949）》的长篇序言。他认为“这一场论争的动力，是探索在光复后台湾的政治、社会脉络下‘建设台湾新文学’的理论”，“争论表现了一种令人惊叹的、对强权的蔑视；对台湾新文学发展前途之热情关怀；表现了省内外作家、评论家——特别在一九四七年二月事件之后——拒绝被分化的坚强、温暖的团结，更表现了对于理论和真理认真的、水平颇高的、严肃的探索，在台湾文学思潮史上，这是一次继台湾从中国五四新文艺运动中汲取并承继其理论和创作、而开展台湾现代新文艺以来，另一次汲取和承继中国三〇年代文艺思想、理论和作品的重要历史事件”。在苏州大学的研讨会上，陈映真发表《范泉和“建设台湾新文学论争”》一文，通过追根溯源的细致考证，让大陆最早研究战后台湾新文学的知识分子范泉从历史的烟尘中浮现出来。陈映真还在时任中国作协外联部主任金坚范的陪同下，冒着酷暑到上海郊区松江县寻访范泉的墓地。这次会议上每一位与会者的观点，从知名学者到在读博士生，陈映真都非常认真地倾听，不时参与讨论，他的即席发言往往高屋建瓴，一语中的。诸如，在第一场讨论中，陈映真说：“我感到这场论争最大特点是，台湾特殊性与大陆同一性的辩证关系”；“在台湾文学史上，一是白话文论争，二是《桥》副刊关于台湾新文学重建的论争，三是乡土文学论争，构成影响重大的三次论争。”在陈映真主持的第四场讨论中，围绕“当年论争参加者的回顾与感想”，田野、朱实、孙达人、周青、方生、萧荻、王业玮、谢旭等当事人的回忆激活了尘封多年的历史，令人感慨万端。陈映真从四个方面总结说：“第一，40年代后期台湾新文学论争是在当时全中国民主革命洪流中产生的，各位前辈是带着工作、任务、使命到台湾去的；第二，台湾从日据时代到光复摆脱殖民，它是回到中国怀抱，是恢复重建，台湾新文学的讨论是其重建的一部分；第三，我深切地感到杨逵在战后文学中的重要作用，我们过去只是从创作中去了解，而对1945年后的杨逵了解不够，应该给杨逵新的評价，新的尊荣；第四，在中国新文学史中，应该借助《桥》副刊的资料，把台湾新文学内容编入。” 陈映真对台湾新文学重建的拳拳之心，他基于民族胸怀的真知灼见，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事实上，陈映真从《桥》副刊讨论引起的有关杨逵的再度思考，它所涉及的台湾作家研究，不仅承继了台湾文坛的左翼文学传统和历史，也触及了日据时代、戒严年代乃至当下台湾的诸多重要思想文化问题的评价，可谓衡量时代精神的抽样和标杆。
2004年2月2日至3日，中国作协等单位在广西南宁召开杨逵作品研讨会，参加研讨会的两岸作家、学者有65人，杨逵的亲属杨建、萧淑梅也应邀出席。寒意料峭的早春二月，讨论杨逵精神的热烈却暖人心扉。这次会议围绕杨逵的人生与文学活动、杨逵的创作成就、文艺思想、文学影响以及“文学台独”势力公然歪曲篡改杨逵民族形象的事实，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台盟中央主席张克辉发表书面讲话，其中谈及杨逵对他人生道路的影响。陈映真也回忆了他认识与学习杨逵精神的心路历程：“1973年，我在狱中读到畏友尉天骢兄寄到狱中的、由他主编的《文季》季刊上，初次拜读了杨逵先生的力作《模范村》，震动很大。”1975年，从绿岛出狱的陈映真，第一次到东海花园拜访杨逵，听他讲起日本学者从殖民地文学研究的立场，对杨逵作品解读的情形，陈映真拜访杨逵的那张老照片，见证的就是这个难忘的历史性会面场景。之后，陈映真的文章里开始不断出现杨逵的名字。这次研讨会上，他以《学习杨逵精神》为题，从“人民文学论”、“新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的文学”、“民族主义文学”、“民族团结的文学”等角度切入，多方面阐释杨逵的文艺思想及创作成就，深刻地探讨了杨逵的政治思想、历史定位及当下意义；表示“我应以余生更好地学习杨逵精神，做好杨逵先生的学生自勉。”
回想2002年9月初，中国作协台港澳文学委员会在鲁迅文学院会议室召开编撰会，准备策划一套11卷的《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由赵遐秋、金坚范担任主编，金炳华、陈映真出任顾问。年初刚在台湾做了一次心脏大手术从生死线上回转过来的陈映真，撑着病弱的身体，殷殷嘱托与会者，希望大陆学者能够站在反“文学台独”的前线，以紧迫的使命感，写出史实翔实、具有鲜明学术立场和批判精神的学术著作，传达出台湾文学研究的真实声音，以纠正被“文学台独”论者扭曲的文学阐释。
陈映真谈到：“文化台独是文化霸权。台独派赶着营造台湾文学史，作为台独意识形态和体系。许多论文就台湾文学的本质、历史分期、作家评论、文学定论等方面，都在做着歪曲的诠释。”“我个人生活在台湾，我每天看见那些反民族的舆论那么嚣张，我的感觉就像生活在‘沦陷区’，处于被割断被分裂的环境之中。”“我们应该赶快在台湾文学研究上走在前面，希望有科学、严肃而中肯的研究著作出现在台湾。”陈映真那天讲得很动情，他的肺腑之言感动了我们所有的在座者，不少人流下了眼泪。《文艺报》那个大眼睛的年轻女记者刘颋说：“陈先生，我虽然没参加这套丛书的写作，但我想表达对您的敬意。我给您鞠个躬好吗？”然后她走到陈映真面前，深深地鞠了一躬。为了策划和推动《台湾作家研究丛书》在海峡两岸问世，陈映真竭尽全力；我在承担并撰写《冰山底下绽放的玫瑰——杨逵和他的文学世界》一书的过程中，有幸亲耳聆听了陈映真对这套丛书的写作期待，也更多了解到陈映真对杨逵的景仰之情，并得到了来自《人间》杂志社的资料帮助。其实，早在1999年秋，《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就以“噤哑的论争”为题，集中发掘了6篇历史文献，重现1934年杨逵有关“狗屎现实主义”的论争真相。2007年夏，《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又以“学习杨逵精神”为题，集中发表了“最新出土楊逵佚文”3篇、“历史背景文献”7篇以及“杨逵的文艺战线”6篇，拙作《杨逵与大陆文坛——“鲁迅情结”“胡风缘”》有幸忝列其中，让我深受鼓舞。事实上，一生以杨逵为学习楷模的陈映真，正是从杨逵身上看到了理想和信仰的力量，看到了心向往之的中国精神，看到了坚持无悔的台湾良心；不同世代的台湾左翼知识分子的精神相通与薪火传承，让陈映真找到了人生求索与追寻的重要支撑点。
感受陈映真
更多地感受陈映真，是在参与两岸学者联手撰写《台湾新文学思潮史纲》的日子里。1999年至2000年的世纪之交，正是陈映真和陈芳明在《联合文学》展开新一轮的“统”、“独”论战之际；而“长期以来，台独派的文学史论著在台湾甚嚣尘上，几乎垄断了台湾的学术界。在这种情况下，台湾的学生经过耳濡目染，完全无法了解台湾文学发展的真相，成为潜在的文学台独论的支持者。”台湾的统派对此虽早有警醒，但苦于势单力孤，陈映真更是忧心忡忡。2000年7月的苏州会议结束后，中国作协的金坚范、向前以及赵遐秋、曾庆瑞等教授陪同台湾朋友游览黄山，旅途中商定，由吕正惠、赵遐秋任主编，两岸学者共同撰写一部《台湾新文学思潮史纲》，客观、真实、正确地论述台湾文学思潮的发展脉络及面貌，以起到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作用。2000年11月18日至19日，主要撰稿人员在中国作协会议室讨论编写提纲，明确了“提纯”（按思潮说话，以区别于文学史）、“撮要”（提取最主要的思潮内容、文学现象）、“纳新”（注重被遗忘文学内容的再发掘）、“疏浚”（融入两岸沟通、祖国大陆影响的文学观）、“出击”（坚持维护中国文学的整体形象、坚持反“文学台独”的鲜明立场）的撰稿思路与原则，并具体讨论了台湾新文学思潮的诸种问题，之后进入了紧张的写作过程。2001年5月，《台湾新文学思潮史纲》在台北举行初稿讨论会；7月，吕正惠到北京与赵遐秋交换意见后，开始第一轮统稿，赵遐秋接续第二轮统稿，由北京的昆仑出版社和台湾的人间出版社先后于2002年1月与2002年6月推出问世。这是两岸学者首次合作完成的台湾文学史著，中国作协等单位专门召开《台湾新文学思潮史纲》首发式暨座谈会，《文艺报》发表整版的座谈会纪要。陈映真为该著撰写序言，认为《台湾新文学思潮史纲》在两岸出版，“回应了我们民族文学史提出的召唤。”吕正惠则感慨本书如果没有陈映真的“主催”，“始终关心，以及积极参与讨论，是不可能完成的，他应该是本书名符其实的‘主编’。” 2001年5月20日至22日，在随中国作协代表团的赴台交流活动结束之后，《台湾新文学思潮史纲》撰稿人员留下讨论著作初稿，我们与陈映真等台湾学者度过了三天难忘的切磋时光。第一天的统稿会是在人间出版社，后两天在台北一间临时借用的仓库进行，陈映真、吕正惠、曾健民、藍博洲，还有因工作繁重不得不放弃原定撰稿任务的施淑教授，加之大陆来的赵遐秋、曾庆瑞、古继堂、樊洛平，以及金坚范、向前、刘红林，两岸学者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发现问题，积极建言；严格把关，不留情面，讨论气氛真诚而热烈。陈映真夫人陈丽娜、曾健民夫人尤丽英，两位女士担任“后勤部长”，为大家订盒饭，忙茶水，提供会议服务，让我们感受到两岸一家亲的深情厚谊。在台北统稿的日子里，我有机会近距离地聆听了陈映真的教诲，多方面了解到1978年乡土文学论战的历史，更警醒于近年来台湾本土派对乡土文学论战的歪曲论述。陈映真也不无忧思地谈到，80年代以来，一些原本坚持民族立场中国论述的文人，在毫无宣言、毫不负责的情况下突然转向本土派，虚构自身历史，也篡改乡土文学的论述。陈映真的一席话深深地触动了我，引发我撰写《历史岂容虚构——台湾乡土文学论战的历史真相》在《文艺报》上发表，让大陆学界更多地了解台湾乡土文学论战的今昔。
这次赴台，有许多难忘的情景让人记忆犹新。5月20日这天早晨，我们去人间出版社开统稿会，没想到出版社竟设在陈映真弟弟住家四层楼上加盖的“违章建筑”房屋里；而就在这简陋、狭窄的空间，诞生了倡导“相信、希望、爱和感动”、关怀台湾底层民众和社会思想文化走向的《人间》，吸引了台湾左翼知识分子和有为青年的读书活动与思想聚集，使《人间》成为闪烁着理想之光和矢志真理追寻的精神高地。这一天，时逢陈水扁上台一周年，台独分子气焰嚣张，庆贺活动接连不断，我们亲眼目睹了三辆大卡车呼啸而过，车厢两旁赫然悬挂着“台湾独立”的大标语，高音喇叭尽是台独宣传的叫嚣。而这一天，也是台湾统派走上街头，举行和平统一游行示威的日子。下午一时，陈映真夫妇、曾健民夫妇，还有带着一双小儿女从苗栗赶来的蓝博洲夫妇，一同走上街头，参加游行，可谓夫妻同行，全家出征。三点多钟，天空下起大雨，他们被淋得浑身湿透，回来后换下湿衣服，又继续投入到《台湾新文学思潮史纲》的讨论中。这豪情和正气让我们深为感动，也对战斗在反“台独”斗争前线的台湾统派境遇有了真切的感知。
统稿会结束后，受黄春明邀请，我们一行人前往其家乡宜兰观光。5月23日，在开往宜兰的旅行车上，是谁提议，让我们唱歌吧。尉天骢夫人孙桂芝女士歌喉一展，音质纯美，举座惊羡。一曲《夜来香》，让“那夜莺啼声细唱/月下的花儿都入梦”。一路上，从台湾小调，到大陆老歌，歌声不绝如缕。这时，一直沉思的陈映真先生轻轻地唱起《绿岛小夜曲》，满车人立时安静下来。“这绿岛像一条船/在月夜里摇呀摇……”充满磁性的男低音，蕴含淡淡忧伤的歌声，带着陈映真绿岛七年牢狱生活的人生感怀，带着走过戒严时期的台湾民众的特殊记忆，一下子穿越了绿岛月夜那椰子树下的绵绵情意，激荡在五月的台湾大地上。我无数次地听过《绿岛小夜曲》，但从来没有像那天那样思绪涌动，浮想联翩……
再见陈映真
最后一次见到陈映真，是在2006年7月河南举办的“情系中原——两岸文化联谊行”的文化交流活动中。7月3日至12日，来自台湾地区、港澳地区和大陆四地的文化、艺术、教育等领域近200位嘉宾，汇集在黄河之畔的郑州，参观了富有中原文化特色的20多个自然和人文景观，还参加了中原文化推介会、中原文化理论研讨会、精品艺术观摩等系列活动。受到邀请的台湾作家有季季、李昂、应凤凰、桑品载等人，陈映真是大型代表团的荣誉团长之一，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参加大型的远足的公开活动。郑州之行结束后，陈映真再接到邀请函时很激动，他说，自己的祖籍就在河南，自己还从没有来过河南，这次寻根活动一定要参加。年近古稀，加上几年前的一场大病，陈映真身体已经明显不如从前。主办单位特别准备了轮椅，一路上有医生、工作人员随行，时任中国作协外联处的梁飞副处长专程陪同。情系中原的陈映真，在夫人陈丽娜的陪伴搀扶下坚持走完全程，中原之行也见证了他们相濡以沫、感人至深的爱情之旅。
在陈映真看来，以前是从书本上了解中原，真正来到这里才会有很深的感动！祭拜黄帝故里，参观龙门石窟，感受开封古都，饱览太行风光，攀登山路崎岖的红旗渠，中原大地的古老文明和现代进程，让他和嘉宾们一路兴致勃勃；而安阳殷墟的青铜器和甲骨文，最令陈映真感动：“这就是我从年轻时代起就倾注了那么多感情的祖国！这就是祖先所创造的伟大文明！”在接受记者专访时，他说：“中华民族绵长的历史在这里起源并生息繁衍，甲骨文、青铜器……处处都能让人体会到中国文化的芬芳。”他感慨以汉字为基础的中华文明，是如此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用甲骨文的方式记录下来的语言，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石破天惊的变化。看到种类繁多、造型之美叹为观止的青铜器特别是国宝司母戊鼎，陈映真非常震撼，他说，“台湾也有很多青铜器，每次看到都觉得不可思议，那些图像、纹络，体现了对宇宙、天、人、生活的想象，非常了不起。”
参观黄河小浪底，嘉宾们乘坐的大巴车直接开到位于大坝底下100米深处的地下水电站，开创了参观者首次进入地下水电站的记录。面对雄伟的揽河大坝，美丽的河底公园，一朝变澄清的黄河水；了解到小浪底地质条件复杂，修建时曾集中了56个国家的专家，建成后发挥巨大水利作用的工程设施；感慨于小浪底人“在外国人面前我们是中国人，在中国人面前我们是小浪底人”的豪言壮语，陈映真激动地说，“多少古代帝王将相想把黄河根治，但他们都没有实现，今天中国人凭着自己的能力迈出了根治黄河最坚实的一步，这是千古伟业，也将恩泽万代。”
陈映真一路乘坐的5号车上，嘉宾们欢声笑语，心潮难平，为中原文化的深厚底蕴所感动。同车的澳门书法家陈志威即席赋诗，陈映真兴之所至，从中挑出一首便于朗诵的《殷墟博物馆留题》让车友们以各种方言来朗诵。一时间，普通话、客家话、潮州话、闽南话、广东话、河南方言、山西方言、四川方言各种语音荟萃，诗歌朗诵此起彼伏：“心慕神驰甲骨乡，中华瑰宝地珍藏。吾今拜读思前辈，绝世才情为国邦”。 在河南的日子里，陈映真与我说起，看能否联系上耿谆老先生，他很想去看望这位抗日老英雄。耿谆，河南省襄城县人，1944年5月，时任中国抗日军队上尉连长的耿谆率部参加惨烈的洛阳保卫战，受伤后被日军强掳至日本秋田县花冈町当劳工。1945年6月30日，耿谆率领700多名劳工发动震惊世界的“花冈暴动”，失败后有418名劳工被迫害致死，被判决死刑的耿谆后被解救回国。自1987年起，耿谆率领“花冈暴动”幸存者及遗属，7次远赴日本提出诉讼，要求鹿岛公司谢罪、赔偿，开了中国战后民间索赔的先河。1995年12月20日，“花岡事件”诉讼案第一次由东京法院受理开庭时，陈映真专程赴日声援。早在1986年第6期《人间》杂志上，陈映真就策划了《怒吼吧，花冈》特辑，登载有耿谆回忆及其他文章，为“花冈事件”作41年祭，发出了“为什么有心的日本人和无心的中国人都忘却了花冈？”的质疑。当日本和平主义剧作家石飞仁的报告剧《怒吼吧，花冈》在台湾演出时，陈映真为此亲拟海报：“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中国人可以宽恕，却不可遗忘！”基于共同的民族情感和上述背景，陈映真迫切想见耿谆的心情可以理解。我通过河南省党史办的同志，设法打听到耿谆的联系方式，考虑到正值盛夏酷暑，建议陈映真以电话方式与耿谆沟通交流，但他不顾身体多病虚弱，执意要亲自前往。7月11日那天，我因为有函授教学任务无法同行，得知办会方派了专车专人陪同陈映真前往许昌市襄城县。当时耿谆已经91岁，平时生活简朴，喜欢在家写字，是河南省远近闻名的书法家。很少外出活动的耿谆，让家人搀扶他到村口迎候陈映真，两人见面时抱头痛哭，在场的工作人员无不潸然泪下，两岸同胞的民族认同和难舍难分的骨肉情谊感人至深。
河南之行结束后，陈映真定居北京。作为中国人民大学的客座教授，他计划开设台湾文学课程，在进一步了解大陆社会与文学界的同时，也让更多的大陆年轻人认识台湾的社会历史和文学演变。但没有料到，由于积劳成疾，陈映真于2006年9月26日病倒，卧病多年；直到2016年11月22日离开我们，开始在这个世界上永远的远行。
陈映真虽然创作不再，但他以无言的沉默，注视着台湾纷纭万状的世事，而那些思想文化动向与社会世相变化，在他富有前瞻性的文章里早已有所预言；他以那些不朽的文字，以那些浸润着民族情怀和生命心血的篇章，所构筑的文学花园和“理想国”，仍然飘扬着引领时代人文关怀与理想追寻的思想旗帜；他留下的宝贵的文学资源和精神财富，将以不可或缺的巨大存在，无与伦比地镌刻在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时代，如同丹柯始终擎着那颗燃烧的心走在前面，身后不断撒下无数天蓝色的火星。历史会铭记这一切。
（作者单位：黄河科技学院台湾文化研究中心、郑州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