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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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史上可说是最受重视的一部文学巨著,由此还生成“红学”这么一个副产品。从脂砚斋评《石头记》——这可以说是最早的“红学”,迄今已有二百余年的历史。这是一门中国学术界向来认为是非常正宗的学问,延续到今天,依然是个“显学”。自从胡适在一九二一年发表了《红楼梦考证》一文,标志着“新红学”的开端,迄今也有六十余年。“新红学”在当时确实是挣脱了“旧红学”的藩篱,在“红学”的内容上提出了崭新的问题,将《红楼梦》研究拓展推进了一步。六十余年的“新红学”发展至今,特别是建国以来的“红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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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史上可说是最受重视的一部文学巨著,由此还生成“红学”这么一个副产品。从脂砚斋评《石头记》——这可以说是最早的“红学”,迄今已有二百余年的历史。这是一门中国学术界向来认为是非常正宗的学问,延续到今天,依然是个“显学”。自从胡适在一九二一年发表了《红楼梦考证》一文,标志着“新红学”的开端,迄今也有六十余年。“新红学”在当时确实是挣脱了“旧红学”的藩篱,在“红学”的内容上提出了崭新的问题,将《红楼梦》研究拓展推进了一步。六十余年的“新红学”发展至今,特别是建国以来的“红学”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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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一、被切割的“自我”何为“文心”?《文心雕龙·序志》开章便云:“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刘勰“文心”之说实本于陆机《文赋》:“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所谓“为文之用心”,似包括作家的创作意图、审美倾向、情感特质、人格魅力、艺术匠心等等,这些因素合为一体,便成为作家在其作品中的形象。“人心”,与“文心”相对而言,描述的是作家在日常生活中的形象,是作家作为“人”(社会关系之总和)所具有的思想、意志、品格,情感,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种种行为。瑞士心理学大师荣格
<正> 词兴于唐、盛于两宋,历经元、明、清,乃至民国初期,似乎已经走完了自己的路程;在现代文学史上,词这一特殊诗体,似乎也已销声匿迹。据查,解放后出版的若干部现代文学史,都不曾提及词。然而,词这一特殊诗体,实际上并未被历史所淘汰。近百年来的事实证明:无论社会发生过多大变化,文学领域出现过什么热潮,词这一特殊诗体总是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的一种文学样式;在每一个历史转折关头,或者当国家、民族处于危难时刻,人们总喜欢运用词这一特殊诗体为时代发叫号,或自抒心曲。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变革,词作者从现实生活中
<正> “神化”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一个重要的审美范畴,它被历代美学家、文论家、艺术家、诗人大量地运用于诗论、词论、画论、曲论、书论、文论、小说理论之中。它不仅覆盖面广泛,而且源远流长,值得我们重视。但由于古代的有关文字多属评点式或经验性描述,又比较分散、零碎,缺乏整体的、明确的阐释,“神化”的涵义并非一望即知的。因此,认真清理这笔美学思想遗产,考察其具体的、科学的涵义是十分必要的。应该指出的是,“神化”实际上是一个复合性的审美范畴(如同《文心雕龙》的“风骨”一样),是由“神”与“化”两个审美范畴
<正> 一周大新的小说创作,正在渐入佳境,《豫西南有个小盆地》系列作品的迅即推出,表现出他相当的创作实力,也集中凸现了他面对现实生活的文学思考。作为一个秉承现实主义精神、执拗地关注社会生活变迁的作家,他笔下的人物和情节都是在时代变革的大背景下进行的,时代的脉博跳动,不能不牵涉这块古老的“圆型盆地”即地处豫西南的南阳盆地,但是,我不愿意由此就把周大新的作品简单地划入“写改革”一类,那样做,未免失之皮相。变革,是今天社会生活和精神文化的总主题,是引起人们的生活和命运、灵魂和情感动荡的震源,反过来,
<正> 在魏连殳、吕纬甫以及“狂人”、子君、涓生等现代知识者身上,我们看到在一开始时他们都敢于按照自己的理想与追求去改造现实、塑造现实,而不是被动地适应窒息而凝滞着的社会,他们所具备的带有独立性的精神与勇气,在人格完善的过程中还寻求着将理想变为现实的体验激情,努力地发展自己爱的能力(子君、涓生)与抵制能力(吕纬甫、狂人……),可以说,此时他们的人格是独立与完整的,并且已达到了非空想型的“生产性人格”(弗洛姆语)或“自我实现”(趋向)层次(马斯洛语)。可另一方面,他们作为自我实现者,在其人格系统
<正> 在初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李大钊等人的思想中,我们已发现了比较浓厚的民粹主义倾向。民粹主义思想在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中间,有着非常独特的、极为鲜明的发展轨迹。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部分中国现代作家思想中,这种民粹主义的思想倾向仍旧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中国现代知识者的民粹主义思想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随着马克思主义的输入,俄罗斯民粹主义思想也被中国知识分子吸收过来。李大钊呼喊“走向农村去吧”,号召“在都市里漂泊的青年朋友们呵!你们要晓得:都市上有许多罪恶,乡村里有许多幸福;都市的生活,黑暗
对“红学”历史命运的描绘与议论或许值得商榷,但在“红学”已经陷入困窘的繁荣里放进了一点生气,拨上了一点异彩,弹出了一点不同的声音——这只会增加“红学”的生色和魅力而无损于它的庄严。
<正> 七月的武汉,头顶上全是火,锅在下,倒煮着人。幸亏有汗,肉没糊。然而,灵却被汽化了:有序的“智慧晶体”,此时当下蒸腾为混沌的“信息雾”。一座把长江大桥包容在里面的土耳其蒸汽浴室。我在浴室里编我的散文集《普陀山的幽默》,嗬,幽默也“幽”的一声化成青烟挥发了! 夜,用黑捂住了太阳,可屋里还是土耳其浴室。无奈,通过修理用的通顶的“天窗”爬上了房顶。谢天谢地,从“浴室里”出来了。(口欧),审美的前干扰效应,审美前有恶性刺激干扰,但又没有延伸到审美同步干扰,就会使审美感知反差性放大。真清凉!清亮
面对当今纷纭繁杂的诗坛,有识之士纷纷投之以关注,发挥着各自不同的观点和见解。本刊1988年第四期发表了诗人公刘纵论当今诗坛的长文——《从四种角度谈诗与诗人》,引起了反响。之后我们听到了一些不同的意见和声音。为了将问题的探讨引向深入,我们特辟这个栏目。本期先发表两篇文章,欢迎有识之士参加讨论。
<正> 尽管“红学”已有二百年的历史,尽管它的研究成果蔚然可观,那也只能说明“红学”的过去。当今时代的“红学”应该向何处发展,应该怎样在前人的基础上把“红学”推向新的阶段,这才是我们所应致力的重点。必须承认,今天的“红学”在整体面貌上,仍然停留在“文革”前十七年的研究水平上。其文学观念的陈旧,批评方法的单调,给“红学”抹上了一层暗淡的色彩。如果说历史上的“旧红学”、“新红学”、“十七年红学”有其各自不同的学术特点,那么,今天的“红学”应该以什么特点作为自己鲜明的标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