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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代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大卫·哈维认为，空间不再是一种可以置之不理的客观容器，已经成为理解资本主义危机形式和内在机制的关键，必须将其纳入对马克思危机理论的当代理解之中。在哈维看来，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主要根源是过度积累所导致的资本盈余缺乏赢利的机会，而危机的克服则是通过以危机操控和私有化为主要手段的剥夺性积累不断地为资本主义生产开辟新的空间。资本积累的空间扩张并未带来发展的均等化，反而加剧了区域的不平衡，导致了不平衡地理发展，使危机和阶级斗争扩散至全球。
〔关键词〕 资本主义危机，“空间”理论，资本积累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7）02-0093-06
在马克思看来，危机是由资本主义的根本特点所造成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根本矛盾的集中显现。可以说，危机理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在马克思的《资本论》各卷和其他经济著作中，很难找到不分析作为危机根源的种种矛盾、不探讨危机理论的各个方面的章节” 〔1 〕5。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往往通过将危机视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诸多缺陷之一的“无害化”处理以便“证伪”马克思的危机理论，而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者则避重就轻、敬而远之，严重“稀释”了马克思危机理论的解释力。当代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大卫·哈维则通过“空间”的引入，在当代境域中赋予了马克思危机理论以新的生命力。
一、“空间”理论的解释力
在对当代资本主义批判和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过程中，哈维始终将马克思的思想视为最为重要的学术滋养。自1971年参加《资本论》阅读小组以后，哈维几乎每年都要研究或讲授马克思这一经典文本，甚至一年之中不止一遍。因此，哈维在一次访谈中指出：“马克思是我借以依靠的核心。马克思的著作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我对应用这种批判乐此不疲。” 〔2 〕但是，在如何恰如其分地运用马克思的思想遗产问题上，哈维有着自己独到的看法。哈维首先激烈反对那种带着“排斥性立场”来阅读和研究马克思的著作并试图以既有的知识结构和学科立场来彻底驳倒马克思的观点和理论；其次也反对片面式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的思想，“马克思一定希望他的著作被人们作为一个整体来阅读” 〔3 〕3；最后也反对将马克思的理论观点视为一成不变的教条，“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既有的观点也需要随之变化或被重新整合。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理解和说明是简明易懂的。但当前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以我们必须不断提出新的问题” 〔3 〕15。因此，依赖马克思的思想不等于原封不动地照搬照抄，而应该在整体把握的基础上，根据现有历史和知识环境的具体情况，对其作出“必要的重构和重新解释”。
哈维的“空间”理论沿袭了列斐伏尔开启的马克思批判理论的空间转向。 “空间是个关键词”是哈维在赫特纳讲座期间演讲的一个主题，他在演讲中提出：对作为关键词“空间”运用方式的考察有助于界定介入批判对象的特定条件，而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却对这一议题缺少必要的关注，“在马克思主义传统里，除了列斐伏尔和地理学家是例外，缺少对于空间与时间问题意识的广泛认识” 〔4 〕136。地理专业出身的哈维自20世纪70年代便转向马克思主义，并致力于实现地理知识与马克思的思想融合，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列斐伏尔开启的马克思批判理论的空间转向。在列斐伏尔看来，当代由于“生产力自身的成长”和“知识在物质生产中的直接介入”，從根本上改变了空间的性质，空间已经不再是笛卡尔、康德等所认定的纯粹的、既定的、绝对的容器和僵死的盒子。列斐伏尔认为，“空间是社会性的；它牵涉到再生产的社会关系，亦即性别、年龄与特定家庭组织之间的生物-生理关系，也牵涉到生产关系，亦即劳动及其组织的分化” 〔5 〕48。可以说，空间已经不再仅仅是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发生的场地和容器，资本主义在生产剩余价值的同时也生产着空间，“空间中的生产”概念已经被“空间的生产”所取代。因此，面对空间在当代社会日益凸显的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不应该无动于衷，而应该通过对空间的正确认识以便重新焕发自身的活力，“马克思概念的更新最好通过将空间充分考虑在内来实现” 〔6 〕343。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新趋向很快便得到一些西方学者的响应，为当代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发展空间。正如苏贾后来所总结的那样：“人们越来越清楚地发现，在历史唯物主义以及更广泛的批判理论框架中引入空间，这并不仅仅是简单的增量变化，即将另外一种新颖的变项或模式并入那些古老且未受置疑的最重要的叙事。” 〔7 〕69
哈维推动了空间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深度融合。在哈维看来，之所以有必要将空间引入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首先是因为空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哈维认为，其实自1850年以后，“资本主义卷入了一个长期大量投资于征服空间的难以置信的阶段” 〔8 〕329，而且“资本主义是一个革命性的生产模式，总是不安分地寻找新的组织形式、新的技术、新的生活习惯和新的生产与剥削形态”，以至于“客观空间和时间的物质基础，已经变成人类事物中迅速移动而非固定的数据点” 〔9 〕。哈维得出的结论是：“空间关系和全球空间经济的建构与重构，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坚持存活到20世纪的主要手段。” 〔9 〕其次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对于空间缺乏必要的关注。哈维指出：“马克思在著作中经常承认空间和地方的重要性。……但是，这一切都没有真正整合到理论构想里，这个理论在时间方面很强大，空间方面却很薄弱。地理变异被排除，视为‘不必要的复杂’。” 〔10 〕476而在马克思之后，空间问题也未曾引起马克思主义追随者和研究者的兴趣，他们“奋力从马克思塑造的非空间铸模里抽取出他们的理论，并试图维护与他们的时代相关的政治经济分析” 〔10 〕452。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极大地摧毁了空间的客观基础，从根本上对其重新加以型塑，另一方面却是马克思主义者囿于经典，缺乏敏锐的洞察以及创造性的转化。其结果便可想而知，新马克思主义的许多理论无法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现实进行无缝对接，极大地减损了马克思主义的说服力。在哈维那里，马克思的著作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即便是到了当代，任何关于资本主义的替代性方案都只能源自于马克思，而“不会出自其他地方”，但这决不意味着当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者可以自我封闭，恰恰相反，他们应该在“立足之处”或“置身的地方”努力“寻找其他出路”。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的重要变化，空间便成了重新焕发马克思主义活力的关键，必须将空间与资本主义生产之间的关系这一重要议题纳入新的批判理论建构之中。 空间是理解当代资本主义危机形式和内在发生机制的关键，必须将空间引入对当代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深层次透视中。哈维认为，“资本主义在面临多次危机与重组，同时在左翼和右翼不断预言其即将终结的情况下，还能如此长久地生存下来简直就是一个谜，对此我们有必要进行深入研究” 〔11 〕72。列斐伏尔尽管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谜底，认为空间是资本主义得以持续存活的答案，不过，他却未能给出更为详尽的证明与阐释。哈维则是要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力图更为清晰地解释问题的症结。在他看来，空间之所以能够成为资本主义续命的灵丹妙药，从根本来说是由于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或延缓了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爆发，也即“空间关系的生产和重新配置即使没有为资本主义危机提供一种潜在的解决方法的话，至少也推迟了危机的产生” 〔11 〕73。马克思并非不重视资本生产的危机问题，但是由于缺少对空间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深入探讨，使得他仅仅“专注于危机形成的基本过程” 〔10 〕453。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由于空间的变化已经成为先前危机的升级版，原先简单的理论已经不能对复杂化的现实作出完整的描述和精确的阐释。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在问题面前决不应该裹足不前，而应该根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变化通过空间的引入相应地完成马克思危机理论的升级与重构。诚然，在当代堅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应该将空间因素纳入其中，给予一种恰如其分的解释和定位。但是，如哈维这样，视空间为理解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关键，将其上升为本体论层次，忽略了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社会特殊运动规律和资本主义生产本质的认识，结果只能是过犹不及。
二、资本主义危机的延缓是由于新“空间”的创造和开拓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蕴含着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这就是说：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反过来生产资料只是生产者社会的生活过程不断扩大的手段。以广大生产者群众的被剥夺和贫穷化为基础的资本价值的保存和增殖，只能在一定的限制以内运动，这些限制不断与资本为它自身的目的而必须使用的并旨在无限制地增加生产，为生产而生产，无条件地发展劳动社会生产力的生产方法相矛盾” 〔12 〕278。马克思认为，资本从其最本质规定性来看是以追逐剩余价值为唯一旨归，“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 〔13 〕871。因此，资本主义制度的生产便不是追求使用价值而是价值的增值，而外在的竞争更是迫使资本家不断地将更多的资本投入到生产之中，扩大再生产的规模，从而在激烈的竞争中能够生存和发展，并获得梦寐以求的利润。生产规模的持续扩大和使用价值的不断增加，则是以社会购买力的成比例增加为前提，从而保证社会流通过程不至于出现中断。问题在于，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无限制追求是建立在对工人无止境剥削的基础上。资本家越是成功地实现了资本的增值、聚集了更多的财富，便意味着工人相对工资的减少、贫困程度的增加，从而导致社会整体购买力的下降和商品价值实现的困难。当整个社会的生产和需求这种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便会造成生产相对过剩，进而引发经济危机。对此，马克思总结道：“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群众的贫穷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 〔12 〕548
哈维认可过度积累理论是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基于马克思的描述，罗莎·卢森堡认为资本主义危机的产生是由于工人的无力消费和资本家的无暇消费所带来的消费不足，也即普遍缺乏足够的有效需求来吸收资本主义生产的增长。而与此相对应的是，过度积累理论则从马克思分析的另一个方面寻找危机的根源，将其归结为资本无法找到营利性投资的机会。哈维更认可后一种解释：“20世纪历史地理学证据的分量完全验证了过度积累的观点。” 〔11 〕114在哈维看来，积累并未随着资本主义的建立而结束，“‘原始的’和‘初期的’积累已经发生，积累现在已经演变为‘和平、财产与平等’条件之下的扩大再生产” 〔11 〕116。当代资本主义危机最突出的表现是资本盈余（以商品、货币或生产能力的形式）和劳动盈余，也即“资本家所能提供的盈余无法找到出路的情形” 〔14 〕。换言之，资本主义积累已经达到这样一种临界点：所有能够带来资本家可以接受比例利润的领域都已被侵占完毕，而新产生的剩余价值已经不能在业已存在的生产领域内得以消化，资本家宁可让资本闲置也不会投入到利润过少或没有利润的地方。随之而来的便是生产能力的闲置，资本盈余的贬值甚至破坏，劳动盈余的严重损耗，社会经济的萧条。因此，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核心问题是缺乏盈利的机会，资本盈余和劳动盈余无法找到一种将它们在盈利基础上集合起来完成一些对社会有益工作的明显方式。哈维认为，继续维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必须创造恢复积累的合适条件，而这可以通过下述四个原素的复杂混合建构起来：（1）资本通过特定的方式——沿着资本主义路线组织既有的活动形式（例如农民的维持生计的农业转变成农业企业）或在生产系统里扩张交换点以及使得分工多样化——穿透到新的活动领域；（2）创造出新的社会需求和需要，发展出全新的产品线（20世纪的典型事例是汽车和电子产品）以及将消费组织成为“合理的”而能与积累过程相对应；（3）促进和鼓励人口以某种跟长期积累一致的速率扩张；（4）在地理上扩张至新的区域、增加对外贸易、出口资本，并且普遍的朝向创造马克思所谓的“世界市场”而扩展。前三个原素可以视为社会活动、市场和人口在特殊空间结构里的强化，而最后一个原素则直接是空间组织和地理的扩张。由此便不难得出如下结论：“资本主义唯有透过扩张，才能逃离自身的矛盾。扩张同时是（社会需求和需要，人口总量等等的）强化及地理延伸。资本主义要存活，就要存在和创造积累的新空间。” 〔10 〕374
资本主义为了在当代给自身争取和扩张更多的生存空间，积累的方式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的最后较为详尽地考察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及其方式。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表现为“广大人民群众被剥夺土地、生活资料、劳动工具 ” 〔13 〕873，而“血腥立法”、农业的资本主义经营、统一国内市场、“殖民制度、国债、重税、保护关税制度、商业战争”等则是原始积累实现的具体方法。哈维认为，马克思关于原始积累及其方式的描述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概括，还未形成完整的系统，仍然存在着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信贷体系和金融资本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原始积累开始逐渐让位于剥夺性积累，“剥夺性积累的全部新的机制已经开启” 〔11 〕120。剥夺性积累可以被解释为资本在国家权力的强力支持下为自身盈余寻找新的更广阔的空间，在当代主要通过危机操控和私有化两种形式得以推进。通过某种外力强加于资本活动的特定区域甚至整个资本主义体系，造成地区性货币贬值和区域性经济危机，然后使得那些缺乏营利机会的资本盈余对这些贬值后的资产进行营利性使用。哈维举例指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其实就是在金融大鳄操控下为资本盈余创造新的营利空间而发生的。国家政权和国际性政治组织在其中扮演着资本重要帮凶的角色，“以自己的方式精心安排贬值，既确保剥夺性积累，又不会引起普遍的崩溃” 〔11 〕123。私有化是为资本盈余开疆拓土的另外一把利刃。这把利刃首先挥向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撒切尔夫人和里根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掀起了巨大的私有化浪潮，大规模的社会住房、公共设施、公共机构等全都成为市场化的对象，“国家所掌握的资产或公共资产被释放到过度积累的资本可以对其进行投资、提升和投机的市场。新的营利性活动的地域得以开启” 〔11 〕128。其次私有化还冲出了资本主义范围，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苏东剧变，社会主义政权的倒塌所带来的是整个社会经济的迅速私有化，为资本盈余提供了更多的营利机会和更宽广的地理范围。 资本主义积累和再生产之所以持续进行，未曾中断，危机一而再地被化解和延缓，最根本的原因是新空间的创造和开拓，“空间的生产，全新的劳动区域分工的形成，新的和更便宜的合成资源的开发，作为资本积累动态空间的新地域的开拓，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和制度的安排（比如有关合同和私有财产方面的法规与安排）对先前社会结构的渗透，都为吸收资本盈余和劳动盈余提供了重要的途径” 〔11 〕94。当代资本主义积累活动可以被描述为这样一幅地理图景：资本与政治权力被聚合在重要的节点（纽约、伦敦等）上，通过危机操控、私有化、制度安排甚至不惜动用武力来为资本盈余寻找新的营利途径，从而摆脱过度积累所带来的经济危机。可以说，在资本逻辑和权力逻辑紧密配合下，一切未曾被资本所染指的领域和区域都成为新空间扩张的对象，资本积累力求消灭所有的处女地，从而使得资本盈余能够奔走于全球的各个角落，尽可能地寻找一切能够营利的途径和空间。哈维以空间的视角切入当代资本主义积累和危机问题中，似乎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新变化作出了更贴近现实的解释。然而，这种新解释引申出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将资本主义生产与空间绝对割裂开来。按照哈维的逻辑，资本积累新空间的开拓使得资本盈余有了与劳动盈余结合的机会，从而使得资本主义生产得以为继，一种新的空间好像在等待资本的发现。资本主义发展至今已经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新大陆”，根本不存在一个开拓或发现资本积累新空间的间隙。
三、资本主义将危机扩散为全球危机
空间是资本积累发生和持续的重要容器，但它的意义又不止于此。之所以有必要对马克思的危机理论进行重构，最根本的原因是空间在马克思那里是一种绝对的客观，仅仅作为特定的场所而存在。如果将空间视为资本积累的纯粹的容器，便很容易得出如下结论：资本盈余在一个区域无法找到营利的途径就应该顺序地转移到另外一个区域或领域，最终导致全球发展的同质化。然而，现实情况却并非如此，总部设立在纽约、伦敦等城市的大型跨国公司或金融集团一般不会将总部移至亚洲、非洲，经济危机中总是有些地区相较于另外一些地区贬值更为严重。这当然一方面归因于区域的自然环境的差异，但更为重要的则是空间本身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异。在当代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空间是社会行动的活跃要素，是被積极生产出来的，应该从关系性和相对性角度对其加以理解，而不应该再被视为社会行动的绝对框架。因此，资本积累在空间中发生，同时又创造出空间，形成不同形式的空间性，影响着资本在全球空间中的分布，从而将资本主义推进到不平衡地理发展的结构之中。对此，哈维形成了如下认识：资本主义并不是在一个平坦的表面上逐步扩散的，而是“插入、生长和传播于一个多样性的地理环境之中” 〔15 〕415-416。
在哈维看来，不平衡地理发展理论是对散布于世界经济体内部各个区域当代政治经济极度多变命运更好的理论解答。对于这一理论的内在逻辑，不同学者依照各自的出发点形成了“历史主义”“扩散主义”“建构主义”“环境主义”和“地缘政治”的理解。这些论证并非互相排斥，而是从不同的视角对不平衡地理发展理论重要方面作出了描述，涉及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哈维认为，这样存在的潜在的危险是人们只能从不一致的理解中得出一个大杂烩的观念，而无法形成精准的认识。哈维的论证路径是，将不平衡地理发展聚焦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运作，通过四项制约条件的结合来勾勒不平衡地理发展理论：（1）资本积累过程是镶嵌于社会-生态生活之网中的；（2）剥夺式积累，即马克思“原始积累”概念的当代形态，将既有的资产聚集起来，变成资本，纳入循环；（3）资本积累在空间和时间中的规律特质；（4）在各种地理尺度上的政治、社会与“阶级”斗争。资本主义积累活动总是发生在特定的空间之中，必须努力根据周遭所处的物理、生态与社会的情形来选择最有利于资本盈余营利的方式，但是，资本又不是完全消极地适应，它会将自身的法则渗透到社会-生态过程中，从而积极地重塑生活之网。哈维认为，资本积累的规矩和法则以“真实的论述实践、理解和行为”等中介的方式进入社会-生态世界，“这些中介以影响深远的方式，塑造了资本主义的不均地理发展” 〔4 〕79。剥夺式积累追寻的是将资本主义力量延伸到一切尚未被纳入资本循环的疆域、部门和场域，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存活的必要条件。在资本主义最初建立及其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剥夺式积累更多地表现为直接的剥夺，运用外部强制将一些地区高品质的自然资源、货币商品（黄金）、劳动力等直接占用。当代资本主义剥夺积累则显得更为隐蔽，是资本积累的霸权中心通过自身掌握的力量将危机所带来的贬值局限在别人的地盘，使得处于资本积累边缘地区承担贬值的后果，“这种情况所导致的跨区域或国家的不均等地理效果，正是不均地理发展” 〔4 〕89。
资本积累活动具有扩张性、依靠剥削活劳动得以维持、追求技术进步、内含的阶级斗争和危机以及操控危机等特征。这些关于资本积累的一般认识如何与不平衡地理发展理论联系起来呢？哈维认为，这需要以下几个步骤：市场交换-空间竞争的强制法则-地理分工-垄断式竞争-加速经由时间消减空间-生产与消费的实质基础设施-区域体的生产-尺度的生产-政治管理的疆域系统-资本主义的地缘政治。以“加速经由时间消减空间”为例来说，这一思想根源于马克思，资本越发展越是“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然而，哈维却得出与此大相径庭的结论。无论是19世纪还是当前，用时间消灭空间的方式都是运输和通讯的发展，马克思据此得出的结论是一种同质化的进程，“尽管按照资本的本性来说，它本身是狭隘的，但它力求全面地发展生产力”，而哈维却认为，这样并未瓦解区域的差异，相反使得高速移动的资本能够更加方便地利用区域之间的细微差别，“自由贸易和运输成本缩减的综合效果，并非透过疆域分工的变化而达致更高的均等，反而是地理不均等的扩大” 〔4 〕96。所以，哈维认为通过上述十个步骤，资本积累的空间特征最终导致了资本地理分布的不平衡，关于资本积累的一般认识也被整合进不平衡地理发展理论之中。在先前三个制约条件的分析中，资本积累所必然引发的阶级与阶级集团之间的斗争被严重忽视了，这些斗争虽然被认为是镶嵌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之中，却被视为“只不过是干扰或重新定向完全能够再现自身的整个系统的微观动力” 〔16 〕84。其实不然，这些斗争“不能被扫到一边，当成只是资本主义历史地理的小病痛” 〔4 〕105。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资本积累所催生的区域阶级联盟的形成，不仅会产生必然的区域与地缘政治对抗，甚至还会容纳所有相关的族群、政治以及社会斗争，从而与剥夺式积累产生内在的联系。哈维认为，这样的冲突不能完全被简化为剥夺式积累与资本扩大再生产的混合，却可以在理论上将这种内在的联系拆解为三种元素：社会运动与剥夺式积累、环绕着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冲突和有关“生活网络”中社会过程之物质镶嵌的冲突。 不平衡地理发展理论力求容纳一般意义上的资本积累、社会斗争和环境转变的过程，从而能够给予多样、特殊且常常独具一格的地理变异以合理的理论解释。在哈维看来，“资本主义是透过不均地理发展而存活”，更进一步说，“资本主义就是不均地理发展”，因为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实质就是对资本主义内部矛盾进行空间修复的过程，再加上将不同地区、不同领域和不同社会形态不平衡地嵌入资本主义世界之中。通过不平衡地理发展，空间成为化解危机的关键，危机被扩散至全球。应该承认，资本主义的地理不平衡不发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过度积累、消除经济危机、维持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性，却无法真正根除引发危机的内在根源，反而是将危机扩散至更为广阔的地理范围，使得全球任何地方都不能幸免于危机。正如哈维所言：“资本主义的矛盾仍然包含在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全球结构中。” 〔15 〕429可以说，不从根本上改变资本无限制追逐剩余价值的本性，空间便不可能成为资本积累的最后避难所，毕竟，地球上有限的空间不可能满足资本无止境扩张的需要，“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的办法” 〔17 〕406。伴随危机全球化而来的，只能是阶级斗争范围的扩大和反抗资本主义斗争胜利条件的成熟，“如果资产阶级的地理使命就是在逐步扩大的地理规模上再生产阶级和生产关系，那么资本主义的两种内在矛盾和社会主义革命同样有可能在地理上扩大。阶级斗争变成全球性的，当然，这使得那句著名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成为反对资本主义并支持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必要条件” 〔18 〕26。
“归结起来，空间对于哈维而言是在资本主义内部被生产，并且呈现了这一体系的内部矛盾。” 〔19 〕237毫无疑问，哈维通过空间视角的引入使得马克思危机理论对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积累、危机和扩张的描述更加具体化、形象化，具有一定程度的解释力和说服力。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空间尽管是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化解自身危机、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应该将其纳入对当代危机的理解之中，却不是唯一因素，更不是本质因素。哈维认为马克思将空间作为“不必要的復杂”排除在考虑范围之内，从而使得他关于危机的说明过于简单。而哈维以空间为基准建构起来的危机理论，将资本主义发展变成一个无主体的历史过程，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似乎遇见空间便能够自动进行，危机不是由于两大阶级之间关系的内在紧张而爆发，而是由于资本积累的中心与边缘之间的矛盾所引起。如果说马克思的危机理论过于简单的话，那也是一种抓住本质基础上的简单的抽象，而哈维看似杂糅许多步骤和原素的重构，则是一种简单的复杂，是将危机的其他一切因素排除在外，仅仅利用空间这一非本质原素实现元理论的简单重构。
参考文献：
〔1〕列·阿·门德尔逊.经济危机和周期的理论与历史：第1卷（上册）〔M〕.斯竹，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5.
〔2〕David Harvey. Reinventing Geography〔J〕.New Left Review， 2000（4）.
〔3〕大卫·哈维.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M〕.刘英，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4〕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化的空间：迈向不均地理发展理论〔M〕.王志弘，译.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8.
〔5〕包亚明.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6〕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M〕.Cambridge USA
〔关键词〕 资本主义危机，“空间”理论，资本积累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7）02-0093-06
在马克思看来，危机是由资本主义的根本特点所造成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根本矛盾的集中显现。可以说，危机理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在马克思的《资本论》各卷和其他经济著作中，很难找到不分析作为危机根源的种种矛盾、不探讨危机理论的各个方面的章节” 〔1 〕5。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往往通过将危机视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诸多缺陷之一的“无害化”处理以便“证伪”马克思的危机理论，而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者则避重就轻、敬而远之，严重“稀释”了马克思危机理论的解释力。当代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大卫·哈维则通过“空间”的引入，在当代境域中赋予了马克思危机理论以新的生命力。
一、“空间”理论的解释力
在对当代资本主义批判和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过程中，哈维始终将马克思的思想视为最为重要的学术滋养。自1971年参加《资本论》阅读小组以后，哈维几乎每年都要研究或讲授马克思这一经典文本，甚至一年之中不止一遍。因此，哈维在一次访谈中指出：“马克思是我借以依靠的核心。马克思的著作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我对应用这种批判乐此不疲。” 〔2 〕但是，在如何恰如其分地运用马克思的思想遗产问题上，哈维有着自己独到的看法。哈维首先激烈反对那种带着“排斥性立场”来阅读和研究马克思的著作并试图以既有的知识结构和学科立场来彻底驳倒马克思的观点和理论；其次也反对片面式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的思想，“马克思一定希望他的著作被人们作为一个整体来阅读” 〔3 〕3；最后也反对将马克思的理论观点视为一成不变的教条，“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既有的观点也需要随之变化或被重新整合。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理解和说明是简明易懂的。但当前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以我们必须不断提出新的问题” 〔3 〕15。因此，依赖马克思的思想不等于原封不动地照搬照抄，而应该在整体把握的基础上，根据现有历史和知识环境的具体情况，对其作出“必要的重构和重新解释”。
哈维的“空间”理论沿袭了列斐伏尔开启的马克思批判理论的空间转向。 “空间是个关键词”是哈维在赫特纳讲座期间演讲的一个主题，他在演讲中提出：对作为关键词“空间”运用方式的考察有助于界定介入批判对象的特定条件，而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却对这一议题缺少必要的关注，“在马克思主义传统里，除了列斐伏尔和地理学家是例外，缺少对于空间与时间问题意识的广泛认识” 〔4 〕136。地理专业出身的哈维自20世纪70年代便转向马克思主义，并致力于实现地理知识与马克思的思想融合，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列斐伏尔开启的马克思批判理论的空间转向。在列斐伏尔看来，当代由于“生产力自身的成长”和“知识在物质生产中的直接介入”，從根本上改变了空间的性质，空间已经不再是笛卡尔、康德等所认定的纯粹的、既定的、绝对的容器和僵死的盒子。列斐伏尔认为，“空间是社会性的；它牵涉到再生产的社会关系，亦即性别、年龄与特定家庭组织之间的生物-生理关系，也牵涉到生产关系，亦即劳动及其组织的分化” 〔5 〕48。可以说，空间已经不再仅仅是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发生的场地和容器，资本主义在生产剩余价值的同时也生产着空间，“空间中的生产”概念已经被“空间的生产”所取代。因此，面对空间在当代社会日益凸显的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不应该无动于衷，而应该通过对空间的正确认识以便重新焕发自身的活力，“马克思概念的更新最好通过将空间充分考虑在内来实现” 〔6 〕343。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新趋向很快便得到一些西方学者的响应，为当代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发展空间。正如苏贾后来所总结的那样：“人们越来越清楚地发现，在历史唯物主义以及更广泛的批判理论框架中引入空间，这并不仅仅是简单的增量变化，即将另外一种新颖的变项或模式并入那些古老且未受置疑的最重要的叙事。” 〔7 〕69
哈维推动了空间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深度融合。在哈维看来，之所以有必要将空间引入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首先是因为空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哈维认为，其实自1850年以后，“资本主义卷入了一个长期大量投资于征服空间的难以置信的阶段” 〔8 〕329，而且“资本主义是一个革命性的生产模式，总是不安分地寻找新的组织形式、新的技术、新的生活习惯和新的生产与剥削形态”，以至于“客观空间和时间的物质基础，已经变成人类事物中迅速移动而非固定的数据点” 〔9 〕。哈维得出的结论是：“空间关系和全球空间经济的建构与重构，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坚持存活到20世纪的主要手段。” 〔9 〕其次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对于空间缺乏必要的关注。哈维指出：“马克思在著作中经常承认空间和地方的重要性。……但是，这一切都没有真正整合到理论构想里，这个理论在时间方面很强大，空间方面却很薄弱。地理变异被排除，视为‘不必要的复杂’。” 〔10 〕476而在马克思之后，空间问题也未曾引起马克思主义追随者和研究者的兴趣，他们“奋力从马克思塑造的非空间铸模里抽取出他们的理论，并试图维护与他们的时代相关的政治经济分析” 〔10 〕452。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极大地摧毁了空间的客观基础，从根本上对其重新加以型塑，另一方面却是马克思主义者囿于经典，缺乏敏锐的洞察以及创造性的转化。其结果便可想而知，新马克思主义的许多理论无法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现实进行无缝对接，极大地减损了马克思主义的说服力。在哈维那里，马克思的著作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即便是到了当代，任何关于资本主义的替代性方案都只能源自于马克思，而“不会出自其他地方”，但这决不意味着当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者可以自我封闭，恰恰相反，他们应该在“立足之处”或“置身的地方”努力“寻找其他出路”。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的重要变化，空间便成了重新焕发马克思主义活力的关键，必须将空间与资本主义生产之间的关系这一重要议题纳入新的批判理论建构之中。 空间是理解当代资本主义危机形式和内在发生机制的关键，必须将空间引入对当代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深层次透视中。哈维认为，“资本主义在面临多次危机与重组，同时在左翼和右翼不断预言其即将终结的情况下，还能如此长久地生存下来简直就是一个谜，对此我们有必要进行深入研究” 〔11 〕72。列斐伏尔尽管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谜底，认为空间是资本主义得以持续存活的答案，不过，他却未能给出更为详尽的证明与阐释。哈维则是要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力图更为清晰地解释问题的症结。在他看来，空间之所以能够成为资本主义续命的灵丹妙药，从根本来说是由于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或延缓了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爆发，也即“空间关系的生产和重新配置即使没有为资本主义危机提供一种潜在的解决方法的话，至少也推迟了危机的产生” 〔11 〕73。马克思并非不重视资本生产的危机问题，但是由于缺少对空间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深入探讨，使得他仅仅“专注于危机形成的基本过程” 〔10 〕453。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由于空间的变化已经成为先前危机的升级版，原先简单的理论已经不能对复杂化的现实作出完整的描述和精确的阐释。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在问题面前决不应该裹足不前，而应该根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变化通过空间的引入相应地完成马克思危机理论的升级与重构。诚然，在当代堅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应该将空间因素纳入其中，给予一种恰如其分的解释和定位。但是，如哈维这样，视空间为理解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关键，将其上升为本体论层次，忽略了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社会特殊运动规律和资本主义生产本质的认识，结果只能是过犹不及。
二、资本主义危机的延缓是由于新“空间”的创造和开拓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蕴含着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这就是说：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反过来生产资料只是生产者社会的生活过程不断扩大的手段。以广大生产者群众的被剥夺和贫穷化为基础的资本价值的保存和增殖，只能在一定的限制以内运动，这些限制不断与资本为它自身的目的而必须使用的并旨在无限制地增加生产，为生产而生产，无条件地发展劳动社会生产力的生产方法相矛盾” 〔12 〕278。马克思认为，资本从其最本质规定性来看是以追逐剩余价值为唯一旨归，“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 〔13 〕871。因此，资本主义制度的生产便不是追求使用价值而是价值的增值，而外在的竞争更是迫使资本家不断地将更多的资本投入到生产之中，扩大再生产的规模，从而在激烈的竞争中能够生存和发展，并获得梦寐以求的利润。生产规模的持续扩大和使用价值的不断增加，则是以社会购买力的成比例增加为前提，从而保证社会流通过程不至于出现中断。问题在于，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无限制追求是建立在对工人无止境剥削的基础上。资本家越是成功地实现了资本的增值、聚集了更多的财富，便意味着工人相对工资的减少、贫困程度的增加，从而导致社会整体购买力的下降和商品价值实现的困难。当整个社会的生产和需求这种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便会造成生产相对过剩，进而引发经济危机。对此，马克思总结道：“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群众的贫穷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 〔12 〕548
哈维认可过度积累理论是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基于马克思的描述，罗莎·卢森堡认为资本主义危机的产生是由于工人的无力消费和资本家的无暇消费所带来的消费不足，也即普遍缺乏足够的有效需求来吸收资本主义生产的增长。而与此相对应的是，过度积累理论则从马克思分析的另一个方面寻找危机的根源，将其归结为资本无法找到营利性投资的机会。哈维更认可后一种解释：“20世纪历史地理学证据的分量完全验证了过度积累的观点。” 〔11 〕114在哈维看来，积累并未随着资本主义的建立而结束，“‘原始的’和‘初期的’积累已经发生，积累现在已经演变为‘和平、财产与平等’条件之下的扩大再生产” 〔11 〕116。当代资本主义危机最突出的表现是资本盈余（以商品、货币或生产能力的形式）和劳动盈余，也即“资本家所能提供的盈余无法找到出路的情形” 〔14 〕。换言之，资本主义积累已经达到这样一种临界点：所有能够带来资本家可以接受比例利润的领域都已被侵占完毕，而新产生的剩余价值已经不能在业已存在的生产领域内得以消化，资本家宁可让资本闲置也不会投入到利润过少或没有利润的地方。随之而来的便是生产能力的闲置，资本盈余的贬值甚至破坏，劳动盈余的严重损耗，社会经济的萧条。因此，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核心问题是缺乏盈利的机会，资本盈余和劳动盈余无法找到一种将它们在盈利基础上集合起来完成一些对社会有益工作的明显方式。哈维认为，继续维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必须创造恢复积累的合适条件，而这可以通过下述四个原素的复杂混合建构起来：（1）资本通过特定的方式——沿着资本主义路线组织既有的活动形式（例如农民的维持生计的农业转变成农业企业）或在生产系统里扩张交换点以及使得分工多样化——穿透到新的活动领域；（2）创造出新的社会需求和需要，发展出全新的产品线（20世纪的典型事例是汽车和电子产品）以及将消费组织成为“合理的”而能与积累过程相对应；（3）促进和鼓励人口以某种跟长期积累一致的速率扩张；（4）在地理上扩张至新的区域、增加对外贸易、出口资本，并且普遍的朝向创造马克思所谓的“世界市场”而扩展。前三个原素可以视为社会活动、市场和人口在特殊空间结构里的强化，而最后一个原素则直接是空间组织和地理的扩张。由此便不难得出如下结论：“资本主义唯有透过扩张，才能逃离自身的矛盾。扩张同时是（社会需求和需要，人口总量等等的）强化及地理延伸。资本主义要存活，就要存在和创造积累的新空间。” 〔10 〕374
资本主义为了在当代给自身争取和扩张更多的生存空间，积累的方式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的最后较为详尽地考察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及其方式。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表现为“广大人民群众被剥夺土地、生活资料、劳动工具 ” 〔13 〕873，而“血腥立法”、农业的资本主义经营、统一国内市场、“殖民制度、国债、重税、保护关税制度、商业战争”等则是原始积累实现的具体方法。哈维认为，马克思关于原始积累及其方式的描述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概括，还未形成完整的系统，仍然存在着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信贷体系和金融资本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原始积累开始逐渐让位于剥夺性积累，“剥夺性积累的全部新的机制已经开启” 〔11 〕120。剥夺性积累可以被解释为资本在国家权力的强力支持下为自身盈余寻找新的更广阔的空间，在当代主要通过危机操控和私有化两种形式得以推进。通过某种外力强加于资本活动的特定区域甚至整个资本主义体系，造成地区性货币贬值和区域性经济危机，然后使得那些缺乏营利机会的资本盈余对这些贬值后的资产进行营利性使用。哈维举例指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其实就是在金融大鳄操控下为资本盈余创造新的营利空间而发生的。国家政权和国际性政治组织在其中扮演着资本重要帮凶的角色，“以自己的方式精心安排贬值，既确保剥夺性积累，又不会引起普遍的崩溃” 〔11 〕123。私有化是为资本盈余开疆拓土的另外一把利刃。这把利刃首先挥向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撒切尔夫人和里根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掀起了巨大的私有化浪潮，大规模的社会住房、公共设施、公共机构等全都成为市场化的对象，“国家所掌握的资产或公共资产被释放到过度积累的资本可以对其进行投资、提升和投机的市场。新的营利性活动的地域得以开启” 〔11 〕128。其次私有化还冲出了资本主义范围，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苏东剧变，社会主义政权的倒塌所带来的是整个社会经济的迅速私有化，为资本盈余提供了更多的营利机会和更宽广的地理范围。 资本主义积累和再生产之所以持续进行，未曾中断，危机一而再地被化解和延缓，最根本的原因是新空间的创造和开拓，“空间的生产，全新的劳动区域分工的形成，新的和更便宜的合成资源的开发，作为资本积累动态空间的新地域的开拓，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和制度的安排（比如有关合同和私有财产方面的法规与安排）对先前社会结构的渗透，都为吸收资本盈余和劳动盈余提供了重要的途径” 〔11 〕94。当代资本主义积累活动可以被描述为这样一幅地理图景：资本与政治权力被聚合在重要的节点（纽约、伦敦等）上，通过危机操控、私有化、制度安排甚至不惜动用武力来为资本盈余寻找新的营利途径，从而摆脱过度积累所带来的经济危机。可以说，在资本逻辑和权力逻辑紧密配合下，一切未曾被资本所染指的领域和区域都成为新空间扩张的对象，资本积累力求消灭所有的处女地，从而使得资本盈余能够奔走于全球的各个角落，尽可能地寻找一切能够营利的途径和空间。哈维以空间的视角切入当代资本主义积累和危机问题中，似乎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新变化作出了更贴近现实的解释。然而，这种新解释引申出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将资本主义生产与空间绝对割裂开来。按照哈维的逻辑，资本积累新空间的开拓使得资本盈余有了与劳动盈余结合的机会，从而使得资本主义生产得以为继，一种新的空间好像在等待资本的发现。资本主义发展至今已经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新大陆”，根本不存在一个开拓或发现资本积累新空间的间隙。
三、资本主义将危机扩散为全球危机
空间是资本积累发生和持续的重要容器，但它的意义又不止于此。之所以有必要对马克思的危机理论进行重构，最根本的原因是空间在马克思那里是一种绝对的客观，仅仅作为特定的场所而存在。如果将空间视为资本积累的纯粹的容器，便很容易得出如下结论：资本盈余在一个区域无法找到营利的途径就应该顺序地转移到另外一个区域或领域，最终导致全球发展的同质化。然而，现实情况却并非如此，总部设立在纽约、伦敦等城市的大型跨国公司或金融集团一般不会将总部移至亚洲、非洲，经济危机中总是有些地区相较于另外一些地区贬值更为严重。这当然一方面归因于区域的自然环境的差异，但更为重要的则是空间本身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异。在当代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空间是社会行动的活跃要素，是被積极生产出来的，应该从关系性和相对性角度对其加以理解，而不应该再被视为社会行动的绝对框架。因此，资本积累在空间中发生，同时又创造出空间，形成不同形式的空间性，影响着资本在全球空间中的分布，从而将资本主义推进到不平衡地理发展的结构之中。对此，哈维形成了如下认识：资本主义并不是在一个平坦的表面上逐步扩散的，而是“插入、生长和传播于一个多样性的地理环境之中” 〔15 〕415-416。
在哈维看来，不平衡地理发展理论是对散布于世界经济体内部各个区域当代政治经济极度多变命运更好的理论解答。对于这一理论的内在逻辑，不同学者依照各自的出发点形成了“历史主义”“扩散主义”“建构主义”“环境主义”和“地缘政治”的理解。这些论证并非互相排斥，而是从不同的视角对不平衡地理发展理论重要方面作出了描述，涉及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哈维认为，这样存在的潜在的危险是人们只能从不一致的理解中得出一个大杂烩的观念，而无法形成精准的认识。哈维的论证路径是，将不平衡地理发展聚焦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运作，通过四项制约条件的结合来勾勒不平衡地理发展理论：（1）资本积累过程是镶嵌于社会-生态生活之网中的；（2）剥夺式积累，即马克思“原始积累”概念的当代形态，将既有的资产聚集起来，变成资本，纳入循环；（3）资本积累在空间和时间中的规律特质；（4）在各种地理尺度上的政治、社会与“阶级”斗争。资本主义积累活动总是发生在特定的空间之中，必须努力根据周遭所处的物理、生态与社会的情形来选择最有利于资本盈余营利的方式，但是，资本又不是完全消极地适应，它会将自身的法则渗透到社会-生态过程中，从而积极地重塑生活之网。哈维认为，资本积累的规矩和法则以“真实的论述实践、理解和行为”等中介的方式进入社会-生态世界，“这些中介以影响深远的方式，塑造了资本主义的不均地理发展” 〔4 〕79。剥夺式积累追寻的是将资本主义力量延伸到一切尚未被纳入资本循环的疆域、部门和场域，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存活的必要条件。在资本主义最初建立及其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剥夺式积累更多地表现为直接的剥夺，运用外部强制将一些地区高品质的自然资源、货币商品（黄金）、劳动力等直接占用。当代资本主义剥夺积累则显得更为隐蔽，是资本积累的霸权中心通过自身掌握的力量将危机所带来的贬值局限在别人的地盘，使得处于资本积累边缘地区承担贬值的后果，“这种情况所导致的跨区域或国家的不均等地理效果，正是不均地理发展” 〔4 〕89。
资本积累活动具有扩张性、依靠剥削活劳动得以维持、追求技术进步、内含的阶级斗争和危机以及操控危机等特征。这些关于资本积累的一般认识如何与不平衡地理发展理论联系起来呢？哈维认为，这需要以下几个步骤：市场交换-空间竞争的强制法则-地理分工-垄断式竞争-加速经由时间消减空间-生产与消费的实质基础设施-区域体的生产-尺度的生产-政治管理的疆域系统-资本主义的地缘政治。以“加速经由时间消减空间”为例来说，这一思想根源于马克思，资本越发展越是“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然而，哈维却得出与此大相径庭的结论。无论是19世纪还是当前，用时间消灭空间的方式都是运输和通讯的发展，马克思据此得出的结论是一种同质化的进程，“尽管按照资本的本性来说，它本身是狭隘的，但它力求全面地发展生产力”，而哈维却认为，这样并未瓦解区域的差异，相反使得高速移动的资本能够更加方便地利用区域之间的细微差别，“自由贸易和运输成本缩减的综合效果，并非透过疆域分工的变化而达致更高的均等，反而是地理不均等的扩大” 〔4 〕96。所以，哈维认为通过上述十个步骤，资本积累的空间特征最终导致了资本地理分布的不平衡，关于资本积累的一般认识也被整合进不平衡地理发展理论之中。在先前三个制约条件的分析中，资本积累所必然引发的阶级与阶级集团之间的斗争被严重忽视了，这些斗争虽然被认为是镶嵌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之中，却被视为“只不过是干扰或重新定向完全能够再现自身的整个系统的微观动力” 〔16 〕84。其实不然，这些斗争“不能被扫到一边，当成只是资本主义历史地理的小病痛” 〔4 〕105。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资本积累所催生的区域阶级联盟的形成，不仅会产生必然的区域与地缘政治对抗，甚至还会容纳所有相关的族群、政治以及社会斗争，从而与剥夺式积累产生内在的联系。哈维认为，这样的冲突不能完全被简化为剥夺式积累与资本扩大再生产的混合，却可以在理论上将这种内在的联系拆解为三种元素：社会运动与剥夺式积累、环绕着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冲突和有关“生活网络”中社会过程之物质镶嵌的冲突。 不平衡地理发展理论力求容纳一般意义上的资本积累、社会斗争和环境转变的过程，从而能够给予多样、特殊且常常独具一格的地理变异以合理的理论解释。在哈维看来，“资本主义是透过不均地理发展而存活”，更进一步说，“资本主义就是不均地理发展”，因为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实质就是对资本主义内部矛盾进行空间修复的过程，再加上将不同地区、不同领域和不同社会形态不平衡地嵌入资本主义世界之中。通过不平衡地理发展，空间成为化解危机的关键，危机被扩散至全球。应该承认，资本主义的地理不平衡不发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过度积累、消除经济危机、维持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性，却无法真正根除引发危机的内在根源，反而是将危机扩散至更为广阔的地理范围，使得全球任何地方都不能幸免于危机。正如哈维所言：“资本主义的矛盾仍然包含在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全球结构中。” 〔15 〕429可以说，不从根本上改变资本无限制追逐剩余价值的本性，空间便不可能成为资本积累的最后避难所，毕竟，地球上有限的空间不可能满足资本无止境扩张的需要，“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的办法” 〔17 〕406。伴随危机全球化而来的，只能是阶级斗争范围的扩大和反抗资本主义斗争胜利条件的成熟，“如果资产阶级的地理使命就是在逐步扩大的地理规模上再生产阶级和生产关系，那么资本主义的两种内在矛盾和社会主义革命同样有可能在地理上扩大。阶级斗争变成全球性的，当然，这使得那句著名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成为反对资本主义并支持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必要条件” 〔18 〕26。
“归结起来，空间对于哈维而言是在资本主义内部被生产，并且呈现了这一体系的内部矛盾。” 〔19 〕237毫无疑问，哈维通过空间视角的引入使得马克思危机理论对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积累、危机和扩张的描述更加具体化、形象化，具有一定程度的解释力和说服力。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空间尽管是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化解自身危机、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应该将其纳入对当代危机的理解之中，却不是唯一因素，更不是本质因素。哈维认为马克思将空间作为“不必要的復杂”排除在考虑范围之内，从而使得他关于危机的说明过于简单。而哈维以空间为基准建构起来的危机理论，将资本主义发展变成一个无主体的历史过程，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似乎遇见空间便能够自动进行，危机不是由于两大阶级之间关系的内在紧张而爆发，而是由于资本积累的中心与边缘之间的矛盾所引起。如果说马克思的危机理论过于简单的话，那也是一种抓住本质基础上的简单的抽象，而哈维看似杂糅许多步骤和原素的重构，则是一种简单的复杂，是将危机的其他一切因素排除在外，仅仅利用空间这一非本质原素实现元理论的简单重构。
参考文献：
〔1〕列·阿·门德尔逊.经济危机和周期的理论与历史：第1卷（上册）〔M〕.斯竹，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5.
〔2〕David Harvey. Reinventing Geography〔J〕.New Left Review， 2000（4）.
〔3〕大卫·哈维.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M〕.刘英，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4〕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化的空间：迈向不均地理发展理论〔M〕.王志弘，译.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8.
〔5〕包亚明.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6〕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M〕.Cambridge US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