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一件事可以做或不可以做，有一条线，判准在于，不要让一个不认识的人，在背后（虽然他不知道你是谁）恨你，诅咒你。”
　　我记得我高中时和小伙伴鬼混的时光，仅限于在校园里。我们那所高中年代极久远，是日本统治时期的“台北第二高校”，在那极局促的空间里，你总会看到印象派的画面加上史特林堡表现主义，譬如在两栋楼衔接的楼梯间死角，会有一个奇怪的垃圾焚化炉，那是一个小天井，二、三、四楼的班级都可以把垃圾扔进去那个像煤矿矿井的小洞里，最底部还有个火炉会燃烧。譬如它那地下室中有个军械室，收集了上千只做军训刺枪术的木头假步枪，又收藏了大批鱼类、蛇类、蛙或蜥蜴、流产婴孩，一罐罐玻璃皿福尔马林标本。你会觉得这一切都不是现在的高中校园会有的，它们都是“日本人留下来的”。
　　而我和小伙伴—蔡交往时，仔细想来，正是十五六岁的样子，一个典型的台北小孩和南部本省海线黑帮家庭出生的狡猾少年，如同两只蜗牛，试探着彼此懵懂的硬壳（虽然一踩就碎）和黏湿的柔软部分，好像都是教官眼中的坏分子。事实上，他应该算是我在学校的“靠山”，那些高年级的狠角色，真正在外头有帮派背景的，好像也知道并忌惮着蔡这号人物，因而不太会找我麻烦。
　　但我们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他可能是和那些同样从北港、台西上台北念书，因而被拆散到不同高中的本省黑道兄弟，影影幢幢去寻仇砍人，或窝聚在某人的宿舍打牌、轧那些西门町把来的私校女生。我则和同样具有外省背景的另外俩哥们，混冰宫、打撞球，看到清纯美丽的暗恋女孩就会脸红，晚上各自回家还要将全身烟味搧掉。
　　在那个学生清一色穿着卡其军训服的窄仄的高中校园走廊，我们有时会走在一块，一起去厕所或顶楼阳台抽烟。我的感受，他内在有一种已经成人化的暴力，而我没有。他偶尔会跟我讲一些，他和兄弟们带开山刀去砍另一个学校的某人，或是他们玩女孩的性经验（但其实他和我一样才十五岁啊），那对我都像科幻电影一样不真实且遥远。这个少年友伴的启蒙，或许让我日后在成人世界遇到某些有内在暴力且控制欲强的长辈，会很自然地让自己成为那个听从、跟随、矮了半截、就像福尔摩斯旁边的华生的那种角色吧。
　　我们共同的仇敌是教官。但他会跟我分析校规的漏洞;或哪个教官回家落单的路线，而他可以从外面找人来袭击教官;会告诉我学校哪个角落可以翻墙出去（像《越狱风云》）;有一次我们在顶楼吸烟，他跟我说起他父亲在火车站月台（应该是南部的某个火车站）卖便当，给警察追的羞辱和辛苦。那次他非常突兀地在我面前落泪，我非常不知所措，后来有一段时光，我每天的便当都与他一起吃。
　　又有一次，他拉着我走到那直筒焚化炉旁的楼梯间，那里光线阴暗，平时少有同学经过，几乎是个校园死角。在那楼梯间的最底部，一个畸零角落格起一道门，充作某个校工伯伯（他们都是一些像故障品，没有亲人的可怜老兵，平时像片枯叶在校园无人理会地穿行着）的宿舍。那个破门拉开一条缝，用一个简单的锁头锁着，里头的空间约就像火车上的厕所那么小，贴壁的床板上，整齐叠着大红花的烂棉被，其余的东西都藏在暗影里。不知怎么，这影像给当时的我一种说不出的悲惨感受。
　　蔡对我做了一个猫脸般的笑，那是他少数在我面前露出调皮的、不那么老成的一面。他像哑剧演员表演着，手伸进那条门缝里，像从洞穴掏蟋蟀那样，掏出一件一件老伯伯靠墙沿放的什物，一包烟和火柴，一小沓用橡皮筋圈起的烂钞票（加起来大约一百多块吧），一副老花眼镜。然后他蹲下去，从地面捞了捞，拔出一只玻璃瓶，是喝剩半瓶的竹叶青酒。
　　我忘了，当时我是否阻止他，要他把这些可怜的财产再塞回那小洞穴里;他已将它们放进他的卡其裤口袋里，而我们一起离开犯罪现场时，我对他说了一段话，那等于是我第一次违逆他，说出不同意他的一段话。
　　我说：“我觉得一件事可以做或不可以做，有一条线，判准在于，不要让一个不认识的人，在背后（虽然他不知道你是谁）恨你，诅咒你。”
　　离开学校校门之后，我和他从没有走到一起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