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修改进入教科书的选文，是所有语文教材编写者必须面对并要加以认真研究的。问题。叶圣陶先生早在这方面为我们率先垂范。笔者认为，修改教材选文须依从三个角度：一是课程角度，即教材选文必须顺应国家的意志，弘扬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必须承担继承和发扬优秀文化传统的使命，必须符合国家的语言文字规范；二是教学角度，即教材需要通过组合、修改、编写提示和练习等手段发掘或凸显入选课文的教学价值，以达成课标提出的语文教学目标；三是学生角度，即教材编写应当适应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和认知水平，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新精神。
　　【关键词】教材　选文　修改　依据
　　
　　语文教材在语文教育中居于重要的地位，因此它历来备受关注。时下，有一些老师对于进入教材的选文进行修改的问题提出质疑，甚至发出了“名家作品选入教材应原封不动”的声音。作为教材编写者，笔者试从课程与教学的角度，结合自己的编写实践，谈一谈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反对修改选文的理由大多基于这样的考虑，即“修改后的课文不如原作有文采、有个性了”。对这一理由略加分析，我们不禁想到三个问题：第一，所谓修改后的文章的“缺点”可能是一种个体性感悟，属于个体价值判断的范畴，并没有一致的标准，不同的读者会有不同的体会；第二，这样的判断也许是基于文学阅读的视角，而非课程教学的视角，它的关注点是文章的文学性而非教学性，虽然二者间关系极为密切，但却不能否认其间的显著差异；第三，作为教材选文，语文课程标准中有明确的表述：“要具有典范性，文质兼美，……难易适度，适合学生学习。”显然，选文的语言文字须首先具有典范性，是一种“榜样性”文字。而一些作者独具个性的表达固然能够促成部分读者情感的共鸣，但若作为小学生学习语言的“范本”，似乎有些勉强。
　　其实，修改进入教材的选文由来已久，仅就语文单独设科以来说，叶圣陶先生早已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为我们今天的编写者率先垂范。作为教科书的编写者，叶老曾经从儿童的认知水平出发，以诸多中外名篇为蓝本，用标准化的语言改写了不少深为孩子们喜爱的课文。他在谈及20世纪30年代编写的《开明国语课本》的四百多篇课文时就说，“大约有一半可以说是创作，另外一半是有所依据的再创作，总之没有一篇是现成的，抄来的。”(引自叶至善《老开明国文课本始末》)1962年，叶圣陶先生给语文教材编辑人员的书面指示中重申：“选定之文，或不免须与加工。加工者，非过为挑剔，俾作者难堪也。盖欲示学生以文章之范，斯于文质兼美，则文中疏漏之处，自当为之修补润色。”(见刘国正《叶圣陶关于编写中学语文教材的论述》)显然，叶老修改的目的，是弥补文中疏漏，使其文质兼美以成典范。
　　《燕子》就是经叶老修改并成为教材选文的经典范例之一(至今仍有多套教材收入此文)。这是从郑振铎的散文《海燕》中节选来的。原作是写作者出国途中在大海上看见几对燕子而引起的乡愁。课文《燕子》只是摘录了其中的第一段。这篇散文写于上个世纪30年代，虽是白话文，但因时过境迁，其中一些词语如“积伶积俐”“轻飕”“隽妙无比”，我们已感陌生，还有一些文言词语或句式，如“皆如赶赴市集者”“潾潾如毂波”等等，这些跟今天的语言规范和行文习惯是有距离的。郑振铎先生当年写作这篇文章，其初衷也许压根没想到会被后人收入小学语文教科书，给千百万小孩子阅读。选这样的文章做课文，势必要根据儿童学习语文的特殊需要，进行必要的删节和文字加工。
　　如果修改是必需的，那么修改的依据是什么?笔者从语文课程与教学的视角，结合苏教版小语教材的编写实践来看，大致有三种角度。
　　一是课程的角度。一定的课程总是受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所制约。一方面，社会政治制度、经济文化状态决定着课程的结构和内容，另一方面，课程的结构和内容又必须主动适应并服务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所以，课程的视角说到底就是国家的视角。语文课程不仅要致力于学生语文素养的形成和发展，而且肩负着传承文明、培养学生爱国主义情感和社会主义道德品质，造就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一代新人的责任。因此，教材课文的选编，第一，必须顺应国家的意志，宣扬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比如说，当今社会所倡导的“奥运精神”、“抗震精神”以及“和谐社会”、和平发展的观念，珍惜能源、保护环境的意识等等，理应成为教材人文价值取向的主旋律。第二，课文的选编还必须承担继承和发扬优秀文化传统的使命。教材所选取的材料应当是浩瀚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精华部分，应当浓缩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折射出华夏儿女的智慧和创造。第三，课文选编还必须符合国家的语言文字规范。如前文所述，给小学生用以语文启蒙的课文，入选或修改的标准恐怕主要不是看文章是否有文采有个性，而是看是否符合语言文字规范，看是否有利于打好小学生的语文基础。
　　苏教版小学语文一年级上册有一篇课文是《家》：“蓝天是白云的家，树林是小鸟的家，小河是鱼儿的家，泥土是种子的家。我们是祖国的花朵，祖国就是我们的家。”这首小诗原来只有前四句：以《家》为题，告诉小朋友白云、小鸟、鱼儿和种子都有自己的家，以通俗易懂的句式，阐述了一个“家”的概念。但这四句话，只是自然界几种事物的呈现，是一种静态的描述。在教材编选过程中，我们加上了“我们是祖国的花朵，祖国就是我们的家”，扩展了这首小诗的内涵，增加了这首诗的深度和广度。一年级的小朋友，在读了花鸟虫鱼都有自己的家之后，自然会联想到“我们的家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我们是祖国的花朵，祖国就是我们的家”以一个形象的比喻，把自己和祖国的关系深入浅出地描述出来，不仅对原文进行了灵动的深化，增加了“人”这一生命主体，而且渗透了对孩子的爱国主义教育。祖国是我们的家，爱祖国和爱家是一致的，对于初入学的小朋友，爱国的概念不再遥远，变得清晰可感，如小鸟爱森林般的切人人心。
　　二是教学的角度。众所周知，一篇作品在人选教材之前，仅具有一般的阅读价值，而一旦成为课文，教材就赋予了它特殊的教学价值。这种教学价值主要体现在作品的思想内容、遣词造句与布局谋篇以及其他一些相关的语文教学资源之中。教材编写者往往需要通过组合、修改、编写提示和练习等手段发掘或凸显入选课文的教学价值，以达成既定的语文教学目标。我们修改原作有一条重要原则就是“便教利学”。用“便教利学”审视人选作品，就不难发现其中的一些问题，比如有些文章内容虽好，但篇幅过长。于漪老师就曾呼吁：编写教材“选文要精、本子要薄、深浅要适度、语言要规范”。她觉得课文“篇幅膨胀”势必导致师生不堪重负。因而，对这类入选作品做适当剪裁就很有必要。此外还有一些问题，如有的文章中有某些专业领域内的专用词语，超出了孩子的理解范围，进入教材也需要对其进行模糊化的处理，使得文本的表达在整体上更加流畅、通顺， 且避免教师在这一无关文旨的细节上花费过多的教学时间。
　　苏教版小学语文课本六年级上册有一篇课文叫《姥姥的剪纸》，作者是笑源。这篇文章的原题是《祖艺》，我们在选人教材时为什么改用《姥姥的剪纸》为题呢?因为“剪纸”是贯穿全文的线索，也是情感的载体。剪纸不光指的是姥姥的剪纸技艺，更是姥姥与“我”情感联结的桥梁。姥姥用剪纸表达对我的思念之情，我因剪纸而深深地思念着亲爱的姥姥。一幅幅剪纸作品，传达着“我”与姥姥之间的浓浓亲情。题目这样一改，不仅通俗易懂，而且比原题更鲜明地揭示了文章内容及统领行文的情感脉络。在《祖艺》的文章结尾，原本还有一段内容。讲述作者回乡探望临终前的姥姥。这一段文字情感真挚，催人泪下。我们在编选的时候，也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斟酌考虑，最后，忍痛割爱，删除了这样一个情感凄凉的结尾，只以回忆起姥姥的剪纸，作者的“心境与梦境就立刻变得有声有色”收尾。我们的考虑是，作为小学生的教材选文，思想健康、积极向上是很必要的衡量标准。回忆姥姥的剪纸，情感是光明向上的，充满亲情的温暖，小学生既可以从中受到祖孙情深的感染，又能领悟到姥姥剪纸技艺高超，为这一民间艺术所折服。这在学生的情感教育和审美教育中都有着积极的作用。如果保留悲情的结尾，那么全文的温馨和喜悦的基调将会被大大削弱，课堂教学的气氛也会因此而消沉。生死相隔的伤感，痛失亲人的悲凉，作者自然可以尽情挥洒，但作为小学生阅读的教材选文，其情绪是不太适宜的。
　　像这类内容有所删减的课文还有一些，如五年级下册第17课的《月光启蒙》，这是孙友田的作品。原题是《月光母亲》，我们在编选过程中删除了开头和结尾母亲得老年痴呆症，失去记忆的内容，让作者对慈母感激、怀恋、尊敬的浓浓亲情，成为课文积极温馨的情感基调。
　　三是学生的角度。语文教科书是教材，也是“学材”。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指出：“教材应符合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适应学生的认知水平，密切联系学生的经验世界和想象世界，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新精神。”可见，学生的视角是衡量教材质量的重要标尺。如前文所述，作家写文章时，大多并非是以学龄儿童为预期读者的，文章不需要关注儿童发展的年龄特征和心理特点。因此，作品中常常会出现过于抽象的或不宜孩子理解的内容，还有一些是孩子暂且无法体会的复杂的成人世界的情感等等，对此进行必要的加工，也是其进入教材的先决条件。
　　《桂花雨》是台湾女作家琦君的文章，被选人苏教版教材四年级上册。这篇文章通过写桂花，抒发了对故乡的思念。《桂花雨》原文有1400多字，现在课文仅508字。我们更改了哪些地方呢?首先，我们删除了礼佛敬佛的句段。琦君的母亲是佛教的信徒，摇下桂花后会放在水晶盘中，送到佛堂，作者还在原文的后半部分把桂花满地的场景想象成佛教中金沙铺地的极乐世界。宗教信仰的内容，是不宜作为教材向小学生讲授的。删除了这部分内容，反而使整篇文章对桂花的描写更加集中，对故乡、对童年的怀念之情的抒发更为感人。原文中有一句母亲看到要下雨了，“赶紧吩咐长工提前‘摇桂花’”，我们把这句改成了“赶紧吩咐人提前‘摇桂花’”“长工”是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类人群，是指当时整年受地主或富农雇用的贫苦农民。对现代社会的小学生讲清楚旧社会地主和长工的关系是比较难的事情，而且与摇桂花没有必要的联系，我们回避掉“长工”这个生僻的词汇。以泛称代替，在保持原文风格和句意的同时，使学生易于理解。此外，原文中还有一个词语——“蔑簟”，也就是俗称的竹席。我们在教材中使用了“竹席”这一词语，在不改变原意的前提下，使学生理解起来更容易，避开了两个生僻的字，一个生疏的词。
　　在课文编选过程中，我们不仅要求全体编者“蹲下来看孩子”，努力培养儿童的眼光，而且还尝试把一些新课文拿到学生中间，让他们阅读品评。有的课文还让老师拿到课堂上教一教，在教学实践中修改加工，提升文章的品质。对文章的改动，大到段落的增删，小到标点的运用，我们的态度是严谨和慎重的。在编选过程中，我们尽可能地与原作者取得联系，和他们协商，征求他们对修改的意见和建议。有的作者不同意我们的修改方案。我们就尊重他的意见，保持原作的样子。还有一些教材的选文，如二年级上册第6课的《一株紫丁香》，我们对原文的删节比较大，也取得了作者滕毓旭的同意和认可。
　　行文至此，笔者以为，修改人选教材作品的依据虽是清楚的，但这个问题带给我们的思考，以及与之相关的、尚无法做出完满回答的还有很多。
　　这个问题或现象虽然由来已久，但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正如叶老所言，“选古今现成的文章作材料，这虽已成习惯，其实并不一定是好方法，……最理想的方法是依照青年的需要，从青年生活上取题材，分门别类地写出许多文章来，代替选文。”虽然叶老这段话是针对中学语文教材而言，但显然，小学语文教材亦如此。与之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学界长久以来对于“文选型”语文教材的质疑，显然，当前我们并没有找到一个更好、更完善的体例完全替代之，可见语文自单独设科至今的一百多年中，虽然我们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语文教学的复杂性如同生活的复杂性一样，随着认识的深入。问题也愈发凸现。这就需要我们更加深入与持续不懈的努力，正如苏教版小学语文教科书主编张庆先生曾经说过的一句话：编者、教者共挽一车，只有协同用力，才能车快如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