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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不要去拍一个陌生人的肩膀，尤其当他背对你的时候。
说到我的第二个禁忌，我从不问路。这是我要讲的另一个故事。
从十八岁开始，无论在家乡还是在外地，甚至是有一次被歹徒打劫之后寻找派出所，我都从不问路。这么做当然是因为我有心里障碍，并且不是一般意义上的。
我少年时代生活在华东的一座大城市，住在城郊的贫民区。当时城市在搞拆迁，市区和郊区都在大兴土木，唯独我们那—带，由于住着大量的下岗退休职工，拆迁难度很大。几年之后，城市里其他地方都改造得不错，起了高楼，拓了路，我们那片却还是老样子，千年不变的脏乱差，道路曲折交错，房子都是差不多的，陌生人极容易迷路。偏偏那一带还有两家医院，都说要搬迁走，一时也走不掉。
那时我上学之余还给一家烟杂店做伙计，我父母是双下岗，供不起我读高中，我在店里看柜台，一个月能挣上百块钱，攒着，基本上不用为学杂费担心了。烟杂店就在路口，经常有陌生人过来问路，问的都是医院，一家是综合医院，一家是区中医门诊。当时有条不成文的规矩，来问路的，大小都要买点东西，哪怕是一包餐巾纸都可以，假如什么都不肯买的，我们一律不给指路，或者干脆指一条错路，让他多走冤枉路。被坑的人也不敢回来找碴，那—带全是我们自己人，俗话说强龙不压地头蛇嘛。
我记得那是冬天，一个寒冷的中午，天色阴霾，像是要下雪。街上行人寥落，小店一天都没做成一笔生意。老板在里面搬货，我缩着脖子在外面看柜台。有一个中年妇女从人行道上走来，她手里挎着一个棕色人造革的皮包，步伐不紧不慢的。
她问我：“第七人民医院怎么走?”
我看了看她，她是外地口音。我说：“就在前面，拐弯。”
她说：“怎么走?往前左拐还是右拐?”
我想告诉她就算了，这么冷的天，我根本无心做生意，更无心去戏弄她。这时老板从里面走出来，看我愣着，偷偷地朝我腿肚子上踢了一脚。我对中年妇女说：“你买个什么东西吧，随便买个东西，我就告诉你医院在哪里。”
非常莫名其妙地，这句话得罪了她。她先是站在那里数落了我一通，说我是奸商，又向我提到了本区的工商局长，那似乎是她的一个亲戚。最后她说：“小瘪三，你就等着让工商局查吧。”
我有点害怕，站在我身边的老板一脸无所谓，指了指前面，说：“第七人民医院向前左拐，在邮局前面再转弯，有一条小巷，穿过去就是。”中年妇女严厉地看了我一眼。我点点头，说：“是的。”这当然是在骗她。那条路确实是通往医院的，但是得多走二十分钟。
她走了以后，老板对我说：“这年头拿工商局长的名头出来骗人的，多得是，不用把他们当回事。她说的那个局长我知道，副局长，上个月因为受贿被抓进去了。她还说是她亲戚，骗人吧。”
不久，老板去进货了，我一个人坐在店里。警车开了过来，很多警车，还有救护车从医院那边出来，很多人都过去看热闹。我的一个同学跑过来，对我说：“邮局门口撞死个女的。”
我心里咯噔一下，问：“什么样的?”
对方答：“没看清脸，脑袋都压扁了。她要过马路，15路公交车正好经过，那边路上全是冰，一下子没刹住，把人压了。”
我跑过去看时，尸体已经不见了，公交车停到了一边，围着很多意犹未尽的乘客和闲人，地上一摊血，夹杂着白花花的东西。血泊中还留着一只鞋子和一个棕色的人造革皮包。我当场就吐了。
事过之后，很多次，我告诉自己，这是一个意外，没有人会预料到出交通事故。但我仍无法释然，无论从哪方面讲，我都是害死她的元凶。我的谎话导致了她死亡。这件事我对谁都没说，甚至店老板，他只知道附近出了—起车祸，并不知道是他和我串通起来害死了这个陌生女人。这件事的阴影挥之不去。
翌年我离开家乡，去南方读大学。
那是秋天，我背着一堆行李去学校，坐公交车鬼使神差地早下了一站，必须徒步走过去。恰好是刮台风，街上人很少，我有点迷路，试图拉住几个骑自行车经过的人问路，但他们无—例外沉默地驶过我身边，根本不理睬我。我拖着沉重的行李向前走，在一座人造小山丘下看到一个凉亭，凉亭里有人坐着。我放下行李，走过去问，大学怎么走。他坐在凉亭里的石凳上，背对着我，我再次问他，他还是没有答应我。我想他会不会是在打瞌睡，下意识地用手拍了拍他的肩膀。他猛地向我回过头来。
一张血脸像巨大的建筑物坍塌，轰然倒向我的视野。我倒吸—口冷气，三步两步倒退出凉亭。我几乎就是倒退着从凉亭回到街上，再望过去，这个人缓缓地站起身，沿着小径，从小山丘的另一侧离开了。他为什么会是一张血脸，肿胀的眼睛和嘴唇，当他试图说话的时候只是发出了一声叹息般的“啊——”。
那以后我再也不找人问路。如果是和别人一起出去，凡需要问路的时候，我都保持沉默，乃至当时有些女同学认为我生性腼腆，不见世面。如果是我独自出去，我宁愿带上地图，宁愿多走冤枉路，宁愿找不到要去的地方。我也劝告过我的同学：永远不要去拍一个陌生人的肩膀，尤其当他背对你的时候。
在桥洞里，我说：“我们得问问路，前面通不通。”
徐明兰似乎非常害怕，说：“不要问路，你只管低头走路，前面就是医院。”
我说：“不用害怕，就是一个乞丐而已。”说这话的时候我自己嘴唇也有点发颤。我对徐明兰说：“你去问问吧，也许她知道。”
徐明兰说：“不要问。”
她的态度让我觉得奇怪了。她近乎固执地要走这条路，在桥洞里，我们遇到了唯一可以问路的人(尽管只是一个女乞丐)，徐明兰却宁愿冒险往漆黑的小路上走去。我总不能认为她和我存在着一样的心理障碍吧?
我望着徐明兰的眼睛，在黑暗的桥洞里，我能看到一束火光映在她的瞳孔里。我清清楚楚地对她说：“我去问。”
整整十年，我对于问路存在着巨大的恐惧，我欠了一条人命。那是一道深渊，当我想象自己在马路边问路时，就像一只脚跨向了深渊。十八岁那年在大学附近，我见到了一张古怪的血脸，从此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向前跨过一步。我心里忽然升起了一个奇怪的念头：在这个雪夜，我是不是应该再尝试—次，哪怕仅仅是为了跨出去?
或者可以说，我已经跨出去了，难道还由得了我再转身逃跑?
“前面的路通不通?请问。”我站在原地问中年妇女。
她没有回答我，她在烤火。我小心翼翼地踏近一步，再次重复刚才的问话。她像世界上所有的乞丐那样无动于衷，头也没抬，身体也没动。我正想再走近(我已经感到火的暖意)，她忽然伸出一只手，指了指我来的方向。
她是让我回去?抑或告訴我这条路并不通?我愣了一下，问：“第二人民医院怎么走?”
我是完全按照正常的逻辑在说话，但我讲完这句话的时候，忽然意识到，那年在家乡的烟杂店前面，死去的中年妇女向我问出的是同一句话。我一下子冻住了，背后起了一层冷汗，嗫嚅着说不出话来。我觉得怀里的孩子也震了一下。这时，女乞丐缓缓地抬头，她从嘴里呼出一口气，“你终于来了。”
我一下子明白过来，火光映着她的脸，我看到的就是她。我的脑子木了一下，立刻反应过来，我这次是跑不掉了。
我还没来得及做出任何动作，身后忽然被徐明兰拽了一下，在溜滑的冰面上仰天倒下。只一下就磕昏过去了。
我想了起来，那个噩梦不仅仅是我抱着女孩在狂奔。我想起在梦中，我找不到医院在哪里，我得找人问路。天气非常冷，红色的天空，血淋淋的女孩在我手上，我看到有人在路边烤火。我跑过去问那个人，第二人民医院在哪里?那个人也是这么抬起头来。
徐明兰说：“你滑了一跤，撞昏过去了。”
我摸了摸后脑勺，不是一般的疼。我说：“我没把孩子摔着吧?”
徐明兰说：“没有，你跌下去的时候—直抱得她紧紧的。
我坐起来。徐明兰抱着孩子，废柴油桶上还烧着火，我们三个靠在火边。这堆火现在差不多是我唯一的希望了。我问徐明兰，我昏迷了多久，她说只有五分钟。
“那个乞丐呢?”
“她走了。”
五分钟能走多远?这五分钟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个问题我没问徐明兰，我知道她不可能告诉我。我见到的东西只有我自己知道。桥洞里极静。我说我可能走不动了，抬手看了看手表，零点整。徐明兰一直望着我，过了很久，她说：“要是留在这里，你会冻死的。”
“医院就在前面，”我说，“去医院叫人来救我。”
“我带着孩子去不了医院，他们也不会来救你。而且，”徐明兰说，“那个人会回来找你的。”
“你说那个鬼魂吗?”我平静地说，“这么多年我一直在等她，都等得有点不耐烦了。你相信世界上有鬼魂吗?”
“那只是一个精神病患者。”
“那确实是我命里的冤魂。”
我一边说，一边摸自己四肢，骨头没断，这我就放心了，但我体力透支得厉害。我一直是靠矿泉水和干粮度日，根本没好好吃东西。徐明兰让我稍事休息，废柴油桶里的火看来还能烧一会儿。“别睡过去。”她说。
“那就说一会儿话，”我说，“我该把这件事告诉你吗?”
“你说。”
我缓缓地告诉了她，关于十年前的那件事。她听了一言不发。我说：“我去找过算命的，那人说我阴气缠身，一辈子都在迷途中打转，还不能找人问路。一问路，我就要出事。”
“你胆子很大。”徐明兰说。
“命是这样的命，我就无所谓了。我今年二十八岁，好像还没活够，要是活够了，我就到街上随便找个人问路，然后看看，自己到底会不会被汽车撞死。”我说，“还有一件事我想告诉你。”
“什么?”
“半个月前，有一辆越野车撞了一对母女⋯⋯”
徐明兰说：“请你不要再想这件事了。”
“我好像知道今天躲不过，我知道今天是这样。”我说，“总之，我需要知道真相，我在房间里关了这么久，忽然想知道真相是什么。”
徐明兰说：“知道了真相，你还能走这么远吗?”
我看着她，问：“说说看，你到底是谁?”
徐明兰说：“我听说，遇到过鬼魂的人，下次再遇到，他们会有知觉。我没想到你这么敏感。”
我想了想，说：“真相会让人瘫痪，像我现在这样。但假如最终的目的地是一个谎言，那就不会有任何人肯在这种天气出门了。”
徐明兰说：“得走了，去二院。不能再耽误了。你也不能死在这里。”
火快烧尽了，我努力站起来，现在必须离开这里。徐明兰忽然对我说：“你是个好人。”
我说：“给我看看孩子。”孩子此刻在她怀里，我走过去轻轻揭开襄着她的棉被，孩子睡得很沉，四五岁的女孩，梳着羊角辫，眉毛弯弯的，睫毛很长。孩子真就像睡着一样，与此同时我的眼泪涌了出来。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来到医院的，道路漆黑，气温极低，夜空中的雪是看不清了，它们在我的意识中纷纷落下。我身体里的热量快要耗尽了，腿肚子打战，视线模糊。我手里的电筒几乎都捏不住。冷到极点时，我快要睡着了，听见徐明兰在我耳边喊着什么。我努力睁开眼睛，觉得眼前白茫茫的，她抱着孩子的身影始终在我前面。不停地走，跌打滚爬地往前，不知多久之后，看到了医院的大门，那里灯火明亮，徐明兰抱着孩子，回头朝我笑了笑(这是她第一次对我笑)，我眼睛发烫，我像一个被她们遗弃在孤岛上的人那样，固执地追逐着，要拉住她们。她们消失在了灯光中，像被打碎的倒影。
我大喊起来，我喊的可能是救命，也可能是徐明兰的名字。从急诊室门口跑出来两个警察，把我扶了进去。夜里的急诊室很安静，门口停着警车。我拉住一个护士，问：“区小华医生在哪里?”
护士向后一指，我的前任女友，区小华医生双手插在口袋里，对我说：“我还以为你收不到我的短信，你来得真够快的。”
“收到你的短信时，我已经在路上了。”我说。
区小华惊讶地问：“为什么?”
“有人带我来这里。”
“你神经出问题了，你到底行不行?”区小华大声问，“你怎么回事?怎么脏成这样了?你是怎么过来的?”
“走过来的。”
“不可能，你会冻死在路上的。你跟谁过来的?”
我说：“什么都别问了，给我喝杯糖水。”
我说过，这个城市里只有区小华医生知道我是RH阴性血型，一种非常稀有的血型，具体来说，在一万个人中间只有一个是这种血型。区小华医生给我的短信是：“急需你献血，如收到速回電，我派车来接你。我爱你，想见到你。”
区小华说：“你来得太及时了，有RH阴性血型的人要急救。”
“告诉我，他是谁?”
区小华犹豫了一下，说：“是那女孩的父亲。留了遗书，妻女双亡，不想活了，今晚从五楼阳台上跳了下来。”
我回过头，望向急诊室门外，雪下得迷眼，微微的冷风在屋子里盘旋，忽然又消失了。
我想了想，最后问区小华：“有没有一个穿大衣的女人来挂急诊?她叫徐明兰，她还带着个孩子。”
“没有。”
我叹了口气，我知道会是这样，我决定把这件事吞在心里。
区小华忧郁地看着我，说：“你确实产生幻觉了。你难道忘记了?上次撞死的那个女人，那女孩的妈妈，她就叫徐明兰。”
一个月之后我才回到住所，我来收拾东西，搬回去和区小华住。中介公司陪同房东和我结算水电煤，全都搞妥了，我问他们：“楼上那间屋子，应该是空了很久吧?”中介点头说：“没人住，一直空着，好几个月了。怎么了?你听见有动静?”
“没有。”
房东说：“那天晚上楼下人家看见你出去的，说你一个人冒雪往外跑，这么冷的天，你跑出去干吗?一个月没回来，我还以为你出事了。”
我说：“急事，我去献血，救一个朋友。”
“救活了吗?”
“没有，他死了。”
我拎了行李，和他们一起走出门。我有点犹豫，是不是该上楼去看看，房东和中介奇怪地看着我。我最终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我跟着他们下楼，走到一半，我忽然问他们：“嘿，问个路，你们知道第七人民医院怎么走?”
他们的背影一下子凝固了。我知道这座城市没有第七人民医院，这只是一个玩笑。我听到有人在远处轻轻地叹息。
说到我的第二个禁忌，我从不问路。这是我要讲的另一个故事。
从十八岁开始，无论在家乡还是在外地，甚至是有一次被歹徒打劫之后寻找派出所，我都从不问路。这么做当然是因为我有心里障碍，并且不是一般意义上的。
我少年时代生活在华东的一座大城市，住在城郊的贫民区。当时城市在搞拆迁，市区和郊区都在大兴土木，唯独我们那—带，由于住着大量的下岗退休职工，拆迁难度很大。几年之后，城市里其他地方都改造得不错，起了高楼，拓了路，我们那片却还是老样子，千年不变的脏乱差，道路曲折交错，房子都是差不多的，陌生人极容易迷路。偏偏那一带还有两家医院，都说要搬迁走，一时也走不掉。
那时我上学之余还给一家烟杂店做伙计，我父母是双下岗，供不起我读高中，我在店里看柜台，一个月能挣上百块钱，攒着，基本上不用为学杂费担心了。烟杂店就在路口，经常有陌生人过来问路，问的都是医院，一家是综合医院，一家是区中医门诊。当时有条不成文的规矩，来问路的，大小都要买点东西，哪怕是一包餐巾纸都可以，假如什么都不肯买的，我们一律不给指路，或者干脆指一条错路，让他多走冤枉路。被坑的人也不敢回来找碴，那—带全是我们自己人，俗话说强龙不压地头蛇嘛。
我记得那是冬天，一个寒冷的中午，天色阴霾，像是要下雪。街上行人寥落，小店一天都没做成一笔生意。老板在里面搬货，我缩着脖子在外面看柜台。有一个中年妇女从人行道上走来，她手里挎着一个棕色人造革的皮包，步伐不紧不慢的。
她问我：“第七人民医院怎么走?”
我看了看她，她是外地口音。我说：“就在前面，拐弯。”
她说：“怎么走?往前左拐还是右拐?”
我想告诉她就算了，这么冷的天，我根本无心做生意，更无心去戏弄她。这时老板从里面走出来，看我愣着，偷偷地朝我腿肚子上踢了一脚。我对中年妇女说：“你买个什么东西吧，随便买个东西，我就告诉你医院在哪里。”
非常莫名其妙地，这句话得罪了她。她先是站在那里数落了我一通，说我是奸商，又向我提到了本区的工商局长，那似乎是她的一个亲戚。最后她说：“小瘪三，你就等着让工商局查吧。”
我有点害怕，站在我身边的老板一脸无所谓，指了指前面，说：“第七人民医院向前左拐，在邮局前面再转弯，有一条小巷，穿过去就是。”中年妇女严厉地看了我一眼。我点点头，说：“是的。”这当然是在骗她。那条路确实是通往医院的，但是得多走二十分钟。
她走了以后，老板对我说：“这年头拿工商局长的名头出来骗人的，多得是，不用把他们当回事。她说的那个局长我知道，副局长，上个月因为受贿被抓进去了。她还说是她亲戚，骗人吧。”
不久，老板去进货了，我一个人坐在店里。警车开了过来，很多警车，还有救护车从医院那边出来，很多人都过去看热闹。我的一个同学跑过来，对我说：“邮局门口撞死个女的。”
我心里咯噔一下，问：“什么样的?”
对方答：“没看清脸，脑袋都压扁了。她要过马路，15路公交车正好经过，那边路上全是冰，一下子没刹住，把人压了。”
我跑过去看时，尸体已经不见了，公交车停到了一边，围着很多意犹未尽的乘客和闲人，地上一摊血，夹杂着白花花的东西。血泊中还留着一只鞋子和一个棕色的人造革皮包。我当场就吐了。
事过之后，很多次，我告诉自己，这是一个意外，没有人会预料到出交通事故。但我仍无法释然，无论从哪方面讲，我都是害死她的元凶。我的谎话导致了她死亡。这件事我对谁都没说，甚至店老板，他只知道附近出了—起车祸，并不知道是他和我串通起来害死了这个陌生女人。这件事的阴影挥之不去。
翌年我离开家乡，去南方读大学。
那是秋天，我背着一堆行李去学校，坐公交车鬼使神差地早下了一站，必须徒步走过去。恰好是刮台风，街上人很少，我有点迷路，试图拉住几个骑自行车经过的人问路，但他们无—例外沉默地驶过我身边，根本不理睬我。我拖着沉重的行李向前走，在一座人造小山丘下看到一个凉亭，凉亭里有人坐着。我放下行李，走过去问，大学怎么走。他坐在凉亭里的石凳上，背对着我，我再次问他，他还是没有答应我。我想他会不会是在打瞌睡，下意识地用手拍了拍他的肩膀。他猛地向我回过头来。
一张血脸像巨大的建筑物坍塌，轰然倒向我的视野。我倒吸—口冷气，三步两步倒退出凉亭。我几乎就是倒退着从凉亭回到街上，再望过去，这个人缓缓地站起身，沿着小径，从小山丘的另一侧离开了。他为什么会是一张血脸，肿胀的眼睛和嘴唇，当他试图说话的时候只是发出了一声叹息般的“啊——”。
那以后我再也不找人问路。如果是和别人一起出去，凡需要问路的时候，我都保持沉默，乃至当时有些女同学认为我生性腼腆，不见世面。如果是我独自出去，我宁愿带上地图，宁愿多走冤枉路，宁愿找不到要去的地方。我也劝告过我的同学：永远不要去拍一个陌生人的肩膀，尤其当他背对你的时候。
在桥洞里，我说：“我们得问问路，前面通不通。”
徐明兰似乎非常害怕，说：“不要问路，你只管低头走路，前面就是医院。”
我说：“不用害怕，就是一个乞丐而已。”说这话的时候我自己嘴唇也有点发颤。我对徐明兰说：“你去问问吧，也许她知道。”
徐明兰说：“不要问。”
她的态度让我觉得奇怪了。她近乎固执地要走这条路，在桥洞里，我们遇到了唯一可以问路的人(尽管只是一个女乞丐)，徐明兰却宁愿冒险往漆黑的小路上走去。我总不能认为她和我存在着一样的心理障碍吧?
我望着徐明兰的眼睛，在黑暗的桥洞里，我能看到一束火光映在她的瞳孔里。我清清楚楚地对她说：“我去问。”
整整十年，我对于问路存在着巨大的恐惧，我欠了一条人命。那是一道深渊，当我想象自己在马路边问路时，就像一只脚跨向了深渊。十八岁那年在大学附近，我见到了一张古怪的血脸，从此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向前跨过一步。我心里忽然升起了一个奇怪的念头：在这个雪夜，我是不是应该再尝试—次，哪怕仅仅是为了跨出去?
或者可以说，我已经跨出去了，难道还由得了我再转身逃跑?
“前面的路通不通?请问。”我站在原地问中年妇女。
她没有回答我，她在烤火。我小心翼翼地踏近一步，再次重复刚才的问话。她像世界上所有的乞丐那样无动于衷，头也没抬，身体也没动。我正想再走近(我已经感到火的暖意)，她忽然伸出一只手，指了指我来的方向。
她是让我回去?抑或告訴我这条路并不通?我愣了一下，问：“第二人民医院怎么走?”
我是完全按照正常的逻辑在说话，但我讲完这句话的时候，忽然意识到，那年在家乡的烟杂店前面，死去的中年妇女向我问出的是同一句话。我一下子冻住了，背后起了一层冷汗，嗫嚅着说不出话来。我觉得怀里的孩子也震了一下。这时，女乞丐缓缓地抬头，她从嘴里呼出一口气，“你终于来了。”
我一下子明白过来，火光映着她的脸，我看到的就是她。我的脑子木了一下，立刻反应过来，我这次是跑不掉了。
我还没来得及做出任何动作，身后忽然被徐明兰拽了一下，在溜滑的冰面上仰天倒下。只一下就磕昏过去了。
我想了起来，那个噩梦不仅仅是我抱着女孩在狂奔。我想起在梦中，我找不到医院在哪里，我得找人问路。天气非常冷，红色的天空，血淋淋的女孩在我手上，我看到有人在路边烤火。我跑过去问那个人，第二人民医院在哪里?那个人也是这么抬起头来。
徐明兰说：“你滑了一跤，撞昏过去了。”
我摸了摸后脑勺，不是一般的疼。我说：“我没把孩子摔着吧?”
徐明兰说：“没有，你跌下去的时候—直抱得她紧紧的。
我坐起来。徐明兰抱着孩子，废柴油桶上还烧着火，我们三个靠在火边。这堆火现在差不多是我唯一的希望了。我问徐明兰，我昏迷了多久，她说只有五分钟。
“那个乞丐呢?”
“她走了。”
五分钟能走多远?这五分钟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个问题我没问徐明兰，我知道她不可能告诉我。我见到的东西只有我自己知道。桥洞里极静。我说我可能走不动了，抬手看了看手表，零点整。徐明兰一直望着我，过了很久，她说：“要是留在这里，你会冻死的。”
“医院就在前面，”我说，“去医院叫人来救我。”
“我带着孩子去不了医院，他们也不会来救你。而且，”徐明兰说，“那个人会回来找你的。”
“你说那个鬼魂吗?”我平静地说，“这么多年我一直在等她，都等得有点不耐烦了。你相信世界上有鬼魂吗?”
“那只是一个精神病患者。”
“那确实是我命里的冤魂。”
我一边说，一边摸自己四肢，骨头没断，这我就放心了，但我体力透支得厉害。我一直是靠矿泉水和干粮度日，根本没好好吃东西。徐明兰让我稍事休息，废柴油桶里的火看来还能烧一会儿。“别睡过去。”她说。
“那就说一会儿话，”我说，“我该把这件事告诉你吗?”
“你说。”
我缓缓地告诉了她，关于十年前的那件事。她听了一言不发。我说：“我去找过算命的，那人说我阴气缠身，一辈子都在迷途中打转，还不能找人问路。一问路，我就要出事。”
“你胆子很大。”徐明兰说。
“命是这样的命，我就无所谓了。我今年二十八岁，好像还没活够，要是活够了，我就到街上随便找个人问路，然后看看，自己到底会不会被汽车撞死。”我说，“还有一件事我想告诉你。”
“什么?”
“半个月前，有一辆越野车撞了一对母女⋯⋯”
徐明兰说：“请你不要再想这件事了。”
“我好像知道今天躲不过，我知道今天是这样。”我说，“总之，我需要知道真相，我在房间里关了这么久，忽然想知道真相是什么。”
徐明兰说：“知道了真相，你还能走这么远吗?”
我看着她，问：“说说看，你到底是谁?”
徐明兰说：“我听说，遇到过鬼魂的人，下次再遇到，他们会有知觉。我没想到你这么敏感。”
我想了想，说：“真相会让人瘫痪，像我现在这样。但假如最终的目的地是一个谎言，那就不会有任何人肯在这种天气出门了。”
徐明兰说：“得走了，去二院。不能再耽误了。你也不能死在这里。”
火快烧尽了，我努力站起来，现在必须离开这里。徐明兰忽然对我说：“你是个好人。”
我说：“给我看看孩子。”孩子此刻在她怀里，我走过去轻轻揭开襄着她的棉被，孩子睡得很沉，四五岁的女孩，梳着羊角辫，眉毛弯弯的，睫毛很长。孩子真就像睡着一样，与此同时我的眼泪涌了出来。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来到医院的，道路漆黑，气温极低，夜空中的雪是看不清了，它们在我的意识中纷纷落下。我身体里的热量快要耗尽了，腿肚子打战，视线模糊。我手里的电筒几乎都捏不住。冷到极点时，我快要睡着了，听见徐明兰在我耳边喊着什么。我努力睁开眼睛，觉得眼前白茫茫的，她抱着孩子的身影始终在我前面。不停地走，跌打滚爬地往前，不知多久之后，看到了医院的大门，那里灯火明亮，徐明兰抱着孩子，回头朝我笑了笑(这是她第一次对我笑)，我眼睛发烫，我像一个被她们遗弃在孤岛上的人那样，固执地追逐着，要拉住她们。她们消失在了灯光中，像被打碎的倒影。
我大喊起来，我喊的可能是救命，也可能是徐明兰的名字。从急诊室门口跑出来两个警察，把我扶了进去。夜里的急诊室很安静，门口停着警车。我拉住一个护士，问：“区小华医生在哪里?”
护士向后一指，我的前任女友，区小华医生双手插在口袋里，对我说：“我还以为你收不到我的短信，你来得真够快的。”
“收到你的短信时，我已经在路上了。”我说。
区小华惊讶地问：“为什么?”
“有人带我来这里。”
“你神经出问题了，你到底行不行?”区小华大声问，“你怎么回事?怎么脏成这样了?你是怎么过来的?”
“走过来的。”
“不可能，你会冻死在路上的。你跟谁过来的?”
我说：“什么都别问了，给我喝杯糖水。”
我说过，这个城市里只有区小华医生知道我是RH阴性血型，一种非常稀有的血型，具体来说，在一万个人中间只有一个是这种血型。区小华医生给我的短信是：“急需你献血，如收到速回電，我派车来接你。我爱你，想见到你。”
区小华说：“你来得太及时了，有RH阴性血型的人要急救。”
“告诉我，他是谁?”
区小华犹豫了一下，说：“是那女孩的父亲。留了遗书，妻女双亡，不想活了，今晚从五楼阳台上跳了下来。”
我回过头，望向急诊室门外，雪下得迷眼，微微的冷风在屋子里盘旋，忽然又消失了。
我想了想，最后问区小华：“有没有一个穿大衣的女人来挂急诊?她叫徐明兰，她还带着个孩子。”
“没有。”
我叹了口气，我知道会是这样，我决定把这件事吞在心里。
区小华忧郁地看着我，说：“你确实产生幻觉了。你难道忘记了?上次撞死的那个女人，那女孩的妈妈，她就叫徐明兰。”
一个月之后我才回到住所，我来收拾东西，搬回去和区小华住。中介公司陪同房东和我结算水电煤，全都搞妥了，我问他们：“楼上那间屋子，应该是空了很久吧?”中介点头说：“没人住，一直空着，好几个月了。怎么了?你听见有动静?”
“没有。”
房东说：“那天晚上楼下人家看见你出去的，说你一个人冒雪往外跑，这么冷的天，你跑出去干吗?一个月没回来，我还以为你出事了。”
我说：“急事，我去献血，救一个朋友。”
“救活了吗?”
“没有，他死了。”
我拎了行李，和他们一起走出门。我有点犹豫，是不是该上楼去看看，房东和中介奇怪地看着我。我最终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我跟着他们下楼，走到一半，我忽然问他们：“嘿，问个路，你们知道第七人民医院怎么走?”
他们的背影一下子凝固了。我知道这座城市没有第七人民医院，这只是一个玩笑。我听到有人在远处轻轻地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