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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月8日，香港大会堂，香港2007年法律年度开启典礼。
一年一度的法律年度开启典礼是香港法律界的一件大事。在典礼上，法律界人士聚首一堂，听取4位法律界核心人物的精彩演讲。演讲的主旨在于强调法治对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的重要，当然不同年度会有不同的侧重点。今年的演讲中，还出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一幕。
今年我有幸获得邀请前去观礼。当天下午4点，我从律政司拿到邀请信件。拆开信封，里面有3件物品：邀请卡、回复卡、日程表。邀请卡很漂亮，烫金镶边，顶部是大红色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区徽，下面用繁体字写着：法律年度开启典礼，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李国能敬约，时间、地点。背面是英文的同样内容。我注意看了看。典礼的英文说法是Ceremonial Opening of Legal Year。回复卡的用意是提前通知会主办方自己是否出席，我因刚从内地返回，便直接前往。
下午5点，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李国能在爱丁堡广场检阅了由40位警员组成的香港警察仪仗队。检阅过程简单、庄重，仪仗队员全身戎装，手执带刺刀的锃亮的步枪。李国能身着黑袍、颈系白巾，从仪仗队员面前一一走过，160多位司法人员和资深大律师列队注目观看。司法人员的队伍以华人为主，也有部分外籍人士。他(她)们个个身披法袍，半数以上头戴假发。不论是法官还是律师，大家假发的颜色、款式基本相同，但袍子的颜色分为红、黑二色，其中黑袍又有不镶边、镶黄边和镶紫边三种区别。事后我专门请教了香港律政司副法律政策专员黄继儿先生，他告诉我：穿黄边黑袍的是香港高等法院上诉庭的法官，着红袍的是高等法院原讼庭的法官，穿紫边黑袍的是区域法院的法官，他们都戴长假发；而香港最高审级——终审法院和最基层的裁判法院的法官都是穿净色黑袍但不戴假发。至于资深大律师，他们也穿净色黑袍，平时开庭戴普通假发，在典礼上会戴长假发。
李国能的检阅由两人陪同，仪仗队长手举佩剑开道，典礼官肩扛权杖，一路跟随。整个过程，香港警察风笛队均有伴奏。除了鼓点声外，音乐并不激昂，是转折、抒情的苏格兰风格。其实，最吸引人眼球的还是这支警察风笛队，他们不但动静大，衣着还特别鲜艳，蓝色蓓蕾帽、白色上衣、大红色的格子纹裤，最绝的是帽子上竖立着一根小旗杆，旗杆上蓝色的绣有徽标的小旗不时随海风飞舞。
在观看检阅的过程中，我发现香港警察仪仗队与内地相比有两点不同：一是仪仗队长并不高大英俊，不但有点年纪，个头也不高，比首席法官还矮了半个头。在内地。仪仗队长一律高大威猛，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代表国家、民族、地区、部门……形象，但恰恰忘了会把身边的要员反衬得相形见绌。二是队员也不追求整齐划一，身高还是略有参差，有的还戴着框架眼镜。我想，香港在职警员3万多，不至于挑不出几十个身材整齐划一的队员，可能是觉得没有必要吧。
检阅仪式结束后，600多位来宾悉数进入大会堂一楼就坐，静待演讲开始，会议厅座无虚席。大约5点50分，参加典礼的司法人员按编排的座位次序。从会议厅右边侧门依次入场。司法人员前后分8排就坐，李国能坐在第一排最中间的位子。待他们全部落座，一个未露面的女声宣布仪式开始。第一项议程，猜猜是什么?
“请起立，奏国歌”。在这样的场合听见国歌，我的心头十分温暖。看着台上和身边不少金发碧眼的洋人象我一样，神情肃穆地聆听着《义勇军进行曲》，我猛然感受到了“主权”这个词的沉甸甸的份量。
接下来，演讲开始。礼堂上空挂有两台大屏幕来播放现场实况，来宾可以清楚地看见演讲人的动作和表情，同时大屏幕上还提供演讲词翻译字幕(英文演讲者中文字幕，反之亦然)。首先开始演讲的是首席法官李国能。他首先简单回顾了回归十年来终审法院的工作，认为终审法院在建立最终上诉法院的地位方面取得了理想的进展。但目前有个困难，就是办公地点太过拥挤。他说，他已经建议政府，待立法会迁往添马舰后，终审法院搬进立法会现址。“立法会办公大楼的前身本为最高法院，且能提供足够的空间，因此，终审法院迁往该址实为合宜。本人深信我们的建议，将会获得有关当局的积极考虑”，首席法官如是说。随后，他强调了法院司法覆核的重要性，说司法覆核已经是香港法律体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并且重塑了法律环境。许多司法覆核案件的法庭判决，不但对行政事务的运作影响重大，更会对香港社会所面对的政治、经济及社会问题引发重大影响。不过，我们不应以负面的态度将司法覆核看成是施政的障碍，相反应将之视为法治社会良好管治的重要基础。另外，他还谈到了正在进行中的民事司法制度改革及调解推进的努力。最后，他代表全体司法人员表示会一如往昔，克尽厥职，不负大众的期望。
第二个演讲的是律政司长黄仁龙。我差点没能认出他来，因为他今天戴着长假发，被遮掉了半张脸。其实他就紧挨着李国能右边就坐，即使认不出也应该能猜到。
黄仁龙是英国剑桥大学的高材生，虽然出身寒微，但自幼就发奋图强。中学他考入香港名校皇仁书院，毕业时又以优异成绩获得“菲腊亲王奖学金”资助，负笈海外终有所成。回港后，他跟随当时的“御用大律师”李国能学习，是李国能的“关门弟子”。成为私人执业大律师18年来，黄仁龙业务广泛，处理的诉讼案件为数不少，尤其擅长涉及宪法、行政法和财产法的案件，他给业内同行留下了勤奋、踏实、稳健的印象。2002年，黄仁龙因成绩显著，获委为资深大律师。2005年，中央政府根据行政长官曾荫权的提议任命黄仁龙为律政司司长，他由此成为香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律政司司长。
黄仁龙说，今年7月1日我们将庆祝香港回归10周年，现在世界各地人士对“一国两制”是否可行。已绝无疑问。我们当前的挑战，是让“一国两制”不单为香港特区，也为内地更完善地运作。为此我们会与内地增进彼此的了解，尊重、包容对方独特的制度。这段开场白，他说得掷地有声，我也深受感触，内心很是认同。
他接着说，过去的一年里，香港与内地在法律合作上取得重大进展。CEPA为香港律师拓展了内地法律服务市场，两地签署了相互执行民商事判决的安排。司法部在香港举办统一司法考试，158人参考，8人获得通过。他鼓励进一步的开放措施实施后，有更多人前去应考；他还鼓励香港执业大律师迈出策略性的一步，以公民身份到内地代理案件，“去展示我们引以为荣的诉辩技巧”。他概括说，香港的成功，在于既是一个中国城市，又是一个国际都会；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语言共通，但同时又拥有与内地不一样的普通法制度。维系与国际社会的联系，对香港至关重要。今年9月，律政司将举办国际检察官联合会年会，届时会有大约500名来自超过100个司法管辖区的检察官出席会议。此后，他也谈到了仲裁和调解。最后他说，法治是香港人牢不可破的信念，我们需要在不同层面珍而重之，竭力维护。法院、政府和法律界自然有责，然而如果广大市民 不共同参与维护，法治将沦为空谈，我相信大家都会竭尽所能，朝着这个目标而努力。
我觉得他的演讲真的很精彩，心想真不愧是香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律政司长。没想到，接下来听到的却是对他的工作范畴的公开批评!
第三位演讲者也是香港法律界赫赫有名的人物——大律师公会主席戴启思(本文发稿时戴启思的两年任期已经届满。资深大律师袁国强当选新一届大律师公会主席)。别看香港执业大律师(Barrister)的人数只有1000多人，远远少于执业律师(Solicitor)人数(5700余人)，但论影响力，大律师公会主席绝对不在律师会会长之下。我列举两位前任主席为证：余若薇(1997-1999)。立法会美女议员，香港公民党党魁；梁家杰(2001-2003)，现任立法会议员，目前的香港特首竞选人。大律师公会主席就是他(她)们步入政坛的起点。
戴启思。名字特中国味儿吧?其实他是英国人，英文名Philip Dykes，是回归以来首位由外籍人士出任的大律师公会主席。1984年他从英国曼彻斯特来到香港律政署担任政府律师，曾以法律专家的身份参加过中英谈判。香港确定回归后，政府高级公务员逐渐本地化。外籍官员前景日渐黯淡，戴启思于是退出公职，1991年开始成为私人执业大律师，2005年担任大律师公会主席。他素以敢想敢说著称，上任仅两个月就曾公开批评法律援助署申请援助手续烦琐，支付律师酬金过低。今天，他同样发挥了他的风格。
他首先说，司法制度正在变革，大律师职业也面临着挑战。为此本届执委会已订立要求拓展高级法律进修课程。虽然额外的培训会增加不菲的成本，但这是大律师专业对其本身及对社会公众的责任。接着，话锋一转：“在两个法律专业面临改变之时，我希望政府的法律服务也能同步前进。”他指出，虽然差不多所有在政府工作的律师均为合资格的大律师或律师，但他们是根据《律政人员条例》执业的律政人员，并非大律师公会或律师会的执业会员。在他看来，这是明显不妥的，因为政府律师们享受了专业资格的好处，却没有承担随之而来的责任，包括在成为两个专业团体的执业会员时，在财政上为两个专业团体作贡献而支持该专业发展的责任。他认为，若将政府律师纳入法律专业团体中，让他们不在团体外徘徊，律师的社群会更健康。这还没完。更严厉的批评在后面。
他说，现在政府已经不缺律师为其提供专业服务了。但律政司仍然外聘部分无专业资格的人士担任“非专业检控官”。不合资格的人士在提供法律服务时，并不受任何专业守则规管。虽然这些非专业检控官也要接受符合资格人士给予的培训，但这种培训并没有得到哪个法律专业团体的核证。最起码，律政司的这一做法违反了联合国1990年通过的《联合国检控人员角色指引》(UN Guidelines on the Role of Prosecutors)。他说，请听听“非专业牙科”或“非专业外科”的概念，是不是很吓人?
我不禁暗暗叹服。这实在是严厉的批评，要知道律政司长可是特区政府第四高官!在这样重大、公开的场合，批评得如此不留情面，香港人的监督意识和法治精神可见一斑。香港政府官员虽然薪水高，但这官不见得好当呢。无数双眼睛的注视，方方面面的监督，哪里还敢枉法渎职?起码没那么容易得逞，更不可能肆意妄为。
两天后。我在香港《信报》上读到了律政司法律政策专员区义国的署名文章：《法庭检控主任和政府律师》。文章说，律政司已就聘用非专业检控主任一事一再申明立场，本司的首要责任是在裁判法院为市民提供最高素质的检控服务，在这方面本司的检控主任是十分称职的。目前，法庭检控主任为香港警务处、廉政公署、香港海关等23个执法机构进行检控，他们的水平之高前所未有，他们中的48％已经取得执业大律师资格或持有法律学位。近年来，有10名前任法庭检控主任获委任为裁判官，17名成为政府律师，35名加入了法律专业。针对“不受专业守则规管”之说，文章回应：本司所有检控人员，不论职级，均需达到相同标准。本司发出的《检控政策及常规》不但适用于政府律师，同样适用于检控主任。与香港大律师公会的行为守则或律师会的《香港律师专业操守指引》相比，这份《检控政策及常规》一样完备，甚至更加完备。
由此可见。虽然你是民，我是官，但你的批评我是很重视的。既然你是公开批评，那我也郑重其事地在公开媒体上作出回应和解释，孰是孰非老百姓也有个判断的基础。这样的处理方法，我认为比私下去搞协调、做工作要好得多。所谓和谐，绝不应该是一团和气表面下的矛盾重重。
最后一个演讲者是香港律师会会长罗志力，他主要强调了政府正在检讨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重要性。他回忆起几十年前当见习律师时，有一次协助处理了一件交通事故索赔案。案件处理到最后，死者的妻子说：我不是要金钱，我要的是我的丈夫。事隔几十年，他依然能感觉到当事人的悲痛。他说，除了给予当事人一定的物质赔偿外，法律也爱莫能助，但律师可以有所作为。律师处理案件的态度对当事人的情绪有一定的影响。甚至能给予有限度的安慰。他的演讲内容不长，但我感受到了一位资深律师的司法良心。
今天的典礼给我留下最后一个深刻印象，是全体来宾起立目送司法人员们退场。当演讲结束时，没有谁号令，所有来宾不论老幼，自动起立目送法官们依次离开。160多位司法人员的退场足足用了三分钟，这三分钟，没有一个来宾抢先离场，也没有人交谈喧哗，大家就这样安静地站在原地，直到最后一位司法人员的身影消失。
一年一度的法律年度开启典礼是香港法律界的一件大事。在典礼上，法律界人士聚首一堂，听取4位法律界核心人物的精彩演讲。演讲的主旨在于强调法治对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的重要，当然不同年度会有不同的侧重点。今年的演讲中，还出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一幕。
今年我有幸获得邀请前去观礼。当天下午4点，我从律政司拿到邀请信件。拆开信封，里面有3件物品：邀请卡、回复卡、日程表。邀请卡很漂亮，烫金镶边，顶部是大红色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区徽，下面用繁体字写着：法律年度开启典礼，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李国能敬约，时间、地点。背面是英文的同样内容。我注意看了看。典礼的英文说法是Ceremonial Opening of Legal Year。回复卡的用意是提前通知会主办方自己是否出席，我因刚从内地返回，便直接前往。
下午5点，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李国能在爱丁堡广场检阅了由40位警员组成的香港警察仪仗队。检阅过程简单、庄重，仪仗队员全身戎装，手执带刺刀的锃亮的步枪。李国能身着黑袍、颈系白巾，从仪仗队员面前一一走过，160多位司法人员和资深大律师列队注目观看。司法人员的队伍以华人为主，也有部分外籍人士。他(她)们个个身披法袍，半数以上头戴假发。不论是法官还是律师，大家假发的颜色、款式基本相同，但袍子的颜色分为红、黑二色，其中黑袍又有不镶边、镶黄边和镶紫边三种区别。事后我专门请教了香港律政司副法律政策专员黄继儿先生，他告诉我：穿黄边黑袍的是香港高等法院上诉庭的法官，着红袍的是高等法院原讼庭的法官，穿紫边黑袍的是区域法院的法官，他们都戴长假发；而香港最高审级——终审法院和最基层的裁判法院的法官都是穿净色黑袍但不戴假发。至于资深大律师，他们也穿净色黑袍，平时开庭戴普通假发，在典礼上会戴长假发。
李国能的检阅由两人陪同，仪仗队长手举佩剑开道，典礼官肩扛权杖，一路跟随。整个过程，香港警察风笛队均有伴奏。除了鼓点声外，音乐并不激昂，是转折、抒情的苏格兰风格。其实，最吸引人眼球的还是这支警察风笛队，他们不但动静大，衣着还特别鲜艳，蓝色蓓蕾帽、白色上衣、大红色的格子纹裤，最绝的是帽子上竖立着一根小旗杆，旗杆上蓝色的绣有徽标的小旗不时随海风飞舞。
在观看检阅的过程中，我发现香港警察仪仗队与内地相比有两点不同：一是仪仗队长并不高大英俊，不但有点年纪，个头也不高，比首席法官还矮了半个头。在内地。仪仗队长一律高大威猛，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代表国家、民族、地区、部门……形象，但恰恰忘了会把身边的要员反衬得相形见绌。二是队员也不追求整齐划一，身高还是略有参差，有的还戴着框架眼镜。我想，香港在职警员3万多，不至于挑不出几十个身材整齐划一的队员，可能是觉得没有必要吧。
检阅仪式结束后，600多位来宾悉数进入大会堂一楼就坐，静待演讲开始，会议厅座无虚席。大约5点50分，参加典礼的司法人员按编排的座位次序。从会议厅右边侧门依次入场。司法人员前后分8排就坐，李国能坐在第一排最中间的位子。待他们全部落座，一个未露面的女声宣布仪式开始。第一项议程，猜猜是什么?
“请起立，奏国歌”。在这样的场合听见国歌，我的心头十分温暖。看着台上和身边不少金发碧眼的洋人象我一样，神情肃穆地聆听着《义勇军进行曲》，我猛然感受到了“主权”这个词的沉甸甸的份量。
接下来，演讲开始。礼堂上空挂有两台大屏幕来播放现场实况，来宾可以清楚地看见演讲人的动作和表情，同时大屏幕上还提供演讲词翻译字幕(英文演讲者中文字幕，反之亦然)。首先开始演讲的是首席法官李国能。他首先简单回顾了回归十年来终审法院的工作，认为终审法院在建立最终上诉法院的地位方面取得了理想的进展。但目前有个困难，就是办公地点太过拥挤。他说，他已经建议政府，待立法会迁往添马舰后，终审法院搬进立法会现址。“立法会办公大楼的前身本为最高法院，且能提供足够的空间，因此，终审法院迁往该址实为合宜。本人深信我们的建议，将会获得有关当局的积极考虑”，首席法官如是说。随后，他强调了法院司法覆核的重要性，说司法覆核已经是香港法律体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并且重塑了法律环境。许多司法覆核案件的法庭判决，不但对行政事务的运作影响重大，更会对香港社会所面对的政治、经济及社会问题引发重大影响。不过，我们不应以负面的态度将司法覆核看成是施政的障碍，相反应将之视为法治社会良好管治的重要基础。另外，他还谈到了正在进行中的民事司法制度改革及调解推进的努力。最后，他代表全体司法人员表示会一如往昔，克尽厥职，不负大众的期望。
第二个演讲的是律政司长黄仁龙。我差点没能认出他来，因为他今天戴着长假发，被遮掉了半张脸。其实他就紧挨着李国能右边就坐，即使认不出也应该能猜到。
黄仁龙是英国剑桥大学的高材生，虽然出身寒微，但自幼就发奋图强。中学他考入香港名校皇仁书院，毕业时又以优异成绩获得“菲腊亲王奖学金”资助，负笈海外终有所成。回港后，他跟随当时的“御用大律师”李国能学习，是李国能的“关门弟子”。成为私人执业大律师18年来，黄仁龙业务广泛，处理的诉讼案件为数不少，尤其擅长涉及宪法、行政法和财产法的案件，他给业内同行留下了勤奋、踏实、稳健的印象。2002年，黄仁龙因成绩显著，获委为资深大律师。2005年，中央政府根据行政长官曾荫权的提议任命黄仁龙为律政司司长，他由此成为香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律政司司长。
黄仁龙说，今年7月1日我们将庆祝香港回归10周年，现在世界各地人士对“一国两制”是否可行。已绝无疑问。我们当前的挑战，是让“一国两制”不单为香港特区，也为内地更完善地运作。为此我们会与内地增进彼此的了解，尊重、包容对方独特的制度。这段开场白，他说得掷地有声，我也深受感触，内心很是认同。
他接着说，过去的一年里，香港与内地在法律合作上取得重大进展。CEPA为香港律师拓展了内地法律服务市场，两地签署了相互执行民商事判决的安排。司法部在香港举办统一司法考试，158人参考，8人获得通过。他鼓励进一步的开放措施实施后，有更多人前去应考；他还鼓励香港执业大律师迈出策略性的一步，以公民身份到内地代理案件，“去展示我们引以为荣的诉辩技巧”。他概括说，香港的成功，在于既是一个中国城市，又是一个国际都会；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语言共通，但同时又拥有与内地不一样的普通法制度。维系与国际社会的联系，对香港至关重要。今年9月，律政司将举办国际检察官联合会年会，届时会有大约500名来自超过100个司法管辖区的检察官出席会议。此后，他也谈到了仲裁和调解。最后他说，法治是香港人牢不可破的信念，我们需要在不同层面珍而重之，竭力维护。法院、政府和法律界自然有责，然而如果广大市民 不共同参与维护，法治将沦为空谈，我相信大家都会竭尽所能，朝着这个目标而努力。
我觉得他的演讲真的很精彩，心想真不愧是香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律政司长。没想到，接下来听到的却是对他的工作范畴的公开批评!
第三位演讲者也是香港法律界赫赫有名的人物——大律师公会主席戴启思(本文发稿时戴启思的两年任期已经届满。资深大律师袁国强当选新一届大律师公会主席)。别看香港执业大律师(Barrister)的人数只有1000多人，远远少于执业律师(Solicitor)人数(5700余人)，但论影响力，大律师公会主席绝对不在律师会会长之下。我列举两位前任主席为证：余若薇(1997-1999)。立法会美女议员，香港公民党党魁；梁家杰(2001-2003)，现任立法会议员，目前的香港特首竞选人。大律师公会主席就是他(她)们步入政坛的起点。
戴启思。名字特中国味儿吧?其实他是英国人，英文名Philip Dykes，是回归以来首位由外籍人士出任的大律师公会主席。1984年他从英国曼彻斯特来到香港律政署担任政府律师，曾以法律专家的身份参加过中英谈判。香港确定回归后，政府高级公务员逐渐本地化。外籍官员前景日渐黯淡，戴启思于是退出公职，1991年开始成为私人执业大律师，2005年担任大律师公会主席。他素以敢想敢说著称，上任仅两个月就曾公开批评法律援助署申请援助手续烦琐，支付律师酬金过低。今天，他同样发挥了他的风格。
他首先说，司法制度正在变革，大律师职业也面临着挑战。为此本届执委会已订立要求拓展高级法律进修课程。虽然额外的培训会增加不菲的成本，但这是大律师专业对其本身及对社会公众的责任。接着，话锋一转：“在两个法律专业面临改变之时，我希望政府的法律服务也能同步前进。”他指出，虽然差不多所有在政府工作的律师均为合资格的大律师或律师，但他们是根据《律政人员条例》执业的律政人员，并非大律师公会或律师会的执业会员。在他看来，这是明显不妥的，因为政府律师们享受了专业资格的好处，却没有承担随之而来的责任，包括在成为两个专业团体的执业会员时，在财政上为两个专业团体作贡献而支持该专业发展的责任。他认为，若将政府律师纳入法律专业团体中，让他们不在团体外徘徊，律师的社群会更健康。这还没完。更严厉的批评在后面。
他说，现在政府已经不缺律师为其提供专业服务了。但律政司仍然外聘部分无专业资格的人士担任“非专业检控官”。不合资格的人士在提供法律服务时，并不受任何专业守则规管。虽然这些非专业检控官也要接受符合资格人士给予的培训，但这种培训并没有得到哪个法律专业团体的核证。最起码，律政司的这一做法违反了联合国1990年通过的《联合国检控人员角色指引》(UN Guidelines on the Role of Prosecutors)。他说，请听听“非专业牙科”或“非专业外科”的概念，是不是很吓人?
我不禁暗暗叹服。这实在是严厉的批评，要知道律政司长可是特区政府第四高官!在这样重大、公开的场合，批评得如此不留情面，香港人的监督意识和法治精神可见一斑。香港政府官员虽然薪水高，但这官不见得好当呢。无数双眼睛的注视，方方面面的监督，哪里还敢枉法渎职?起码没那么容易得逞，更不可能肆意妄为。
两天后。我在香港《信报》上读到了律政司法律政策专员区义国的署名文章：《法庭检控主任和政府律师》。文章说，律政司已就聘用非专业检控主任一事一再申明立场，本司的首要责任是在裁判法院为市民提供最高素质的检控服务，在这方面本司的检控主任是十分称职的。目前，法庭检控主任为香港警务处、廉政公署、香港海关等23个执法机构进行检控，他们的水平之高前所未有，他们中的48％已经取得执业大律师资格或持有法律学位。近年来，有10名前任法庭检控主任获委任为裁判官，17名成为政府律师，35名加入了法律专业。针对“不受专业守则规管”之说，文章回应：本司所有检控人员，不论职级，均需达到相同标准。本司发出的《检控政策及常规》不但适用于政府律师，同样适用于检控主任。与香港大律师公会的行为守则或律师会的《香港律师专业操守指引》相比，这份《检控政策及常规》一样完备，甚至更加完备。
由此可见。虽然你是民，我是官，但你的批评我是很重视的。既然你是公开批评，那我也郑重其事地在公开媒体上作出回应和解释，孰是孰非老百姓也有个判断的基础。这样的处理方法，我认为比私下去搞协调、做工作要好得多。所谓和谐，绝不应该是一团和气表面下的矛盾重重。
最后一个演讲者是香港律师会会长罗志力，他主要强调了政府正在检讨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重要性。他回忆起几十年前当见习律师时，有一次协助处理了一件交通事故索赔案。案件处理到最后，死者的妻子说：我不是要金钱，我要的是我的丈夫。事隔几十年，他依然能感觉到当事人的悲痛。他说，除了给予当事人一定的物质赔偿外，法律也爱莫能助，但律师可以有所作为。律师处理案件的态度对当事人的情绪有一定的影响。甚至能给予有限度的安慰。他的演讲内容不长，但我感受到了一位资深律师的司法良心。
今天的典礼给我留下最后一个深刻印象，是全体来宾起立目送司法人员们退场。当演讲结束时，没有谁号令，所有来宾不论老幼，自动起立目送法官们依次离开。160多位司法人员的退场足足用了三分钟，这三分钟，没有一个来宾抢先离场，也没有人交谈喧哗，大家就这样安静地站在原地，直到最后一位司法人员的身影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