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万隆会议召开60周年。
　　1955年在印尼召开的万隆会议，是历史上首次由亚非国家自发举行的国际会议，是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万隆会议所确立的处理国际关系的十项原则，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奠定了重要基础，会议所倡导的“团结、友谊、合作”的“万隆精神”，有力推动了亚非国家的联合自强，促进了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为了纪念万隆会议召开60周年，探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中国与亚非国家合作的新形势、新特点和新方向，纪念万隆会议60周年高端研讨会最近隆重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也赴印尼出席亚非会议和万隆会议60周年纪念活动。如果说60年前和平相处、求同存异是万隆精神的时代主题，那么60年后的今天，共同发展、合作共赢则最能抓住时代潮流和民心所向。
　　（一）到底还去不去，周恩来考虑再三，还是决定去
　　1954年12月31日凌晨，周恩来还在办公室批阅文件。秘书轻轻地走进来，低声说：“总理，黄镇大使从雅加达来电。”
　　“哦，茂物会议有结果了？”周恩来接过电报仔细看后高兴地对秘书说：“好。黄镇大使给我们送新年贺礼来了。”
　　原来，亚非各国人民呼吁联合起来共同反帝反殖、维护世界和平与民族独立的意愿越来越强烈，亚非一些国家领导人也希望坐下来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1954年12月，由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倡议的亚非国家首脑会议，得到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等国的一致同意，5国总理在印尼茂物举行的会议上正式提出召开亚非国家首脑会议，并一致同意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参加。这对于尚未恢复联合国应有的席位且被许多国家孤立的新中国来说无疑是个喜讯。
　　1955年2月10日，周恩来收到了印尼政府方面的正式邀请书。随后，参加亚非会议的具体准备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
　　亚非会议定于4月18日至24日在印度尼西亚的避暑胜地万隆市召开。谁去，怎样去？在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的书房里，毛泽东、周恩来和公安部长罗瑞卿商讨亚非会议有关事宜。
　　包括中国在内的29个亚非国家的代表将共聚一堂，讨论同亚非国家与人民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一时间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的连锁反应，亚非会议要达到预期的目的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制定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方针和政策，是妥善处理会议可能出现的变化多端的事态、挫败有些西方国家的阴谋或企图、开好会议的前提。自2月开始，周恩来立即着手抓了会前的准备工作，为中国代表团确定了总方针：和平共处，求同存异。
　　正当在紧张为周恩来这次出行做准备之际，中国有关部门获悉：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特务机关正策划趁中国代表团出席亚非会议之机谋害周恩来及随行人员，并已分头行动，其行动代号为“1”号。
　　情报确实、可靠。情况十分严峻！到底还去不去？周恩来考虑再三，还是决定去。
　　经与有关方面的同志研究，认为走海路不行，放弃了周恩来最初提出的坐船走海路的设想，改为由香港乘飞机去印尼。
　　由于当时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只能租用外国航空公司的飞机。经与印度航空公司商谈，决定租用其“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并商定：4月11日中国代表团乘该机启程时，该机作为正常航班，上午飞抵香港，下午再改为中国代表团的包机，于1时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起飞雅加达。
　　
　　正在周恩来主持起草出席会议方案的时候，他突患急性阑尾炎，不得不于3月12日至28日住院接受手术治疗。
　　中国正全力以赴进行准备之际，周恩来接到了缅甸总理吴努发来的电报。电报邀请周恩来去万隆参加亚非会议前，先在仰光休息两天。并称，届时他将派飞机到昆明来接，将安排一个由中国、缅甸、印度、埃及和阿富汗等国总理参加的小型非正式会晤，研究一下出席亚非会议的有关问题。
　　吴努总理对中国如此尊重，周恩来自然欣从。周恩来将先到缅甸参加小型会晤一事，并未让外界知晓。
　　中缅尚未通航，如何去缅甸？研究决定，中国代表团兵分两路：一路由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率代表团主要成员先去昆明，待缅甸所派飞机试航成功后（当时中国与缅甸之间尚未通航），再启程去仰光，之后由仰光飞雅加达;另一路按原计划香港乘印航“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抵雅加达。
　　（二）前往昆明前收到重要情报：台湾国民党特务准备暗害周恩来
　　4月7日上午，周恩来带着尚未完全恢复健康的身体，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一部分人离开中南海驶向西郊机场。
　　与此同时，一个由台湾国民党特务制订的谋杀周恩来的方案也已出台，他们紧紧盯住了中国代表团租用的印度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
　　在周恩来一行登乘伊尔—14飞机前往昆明前，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将刚刚收到的一份重要情报交给周恩来。情报说，蒋介石特务机关已高价收买香港启德机场的地勤人员，准备利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香港停留加油检修之机将定时炸弹放入飞机油箱里，以暗害周恩来和代表团人员。
　　周恩来阅后，极为重视，当即指示：请转给在京的有关领导办理。
　　4月8日，周恩来一行抵达昆明，等待中缅航线的开通。次日，喜讯传来：试航成功了。
　　但周恩来并没有忘记先行到达香港的代表团其他同志的安危，就在试航成功的当晚9时多，周恩来打电话给北京嘱咐邓颖超，并要邓颖超设法把此情况通报给新华社香港分社和代表团的同志们。邓颖超随即进行了部署。
　　敌人的破坏计划使所有人为周恩来一行的万隆之行感到担心。4月10日，邓颖超写信给一生“最亲爱的人”周恩来：“这次蒋贼是蓄意下毒手施行暗害的，他并从各方面的可能着手。因此，往返途中停留时，飞机着陆后严加封锁，起飞前的严密检查，是必须而不可疏忽的。在逗留地区对所用交通工具，亦应请看守与检查。你外出活动，必须严密警惕，仔细机警……我衷心地祝福你胜利平安归来！”落款是“你的知己兼好妻”。 　　新华社香港分社接到周恩来的紧急电话指示后，在当天晚上就将情况通报给了香港当局。他们怕没有得到落实，并于次日凌晨1时半又派潘德声专驰赴印航驻港经理住宅向他通报有关情况。经过两次通报，印航经理保证，“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港停留之际，绝不允许任何非印航人员接近飞机，就连上食品、加油、押运行李也都由公司派人负责。
　　当天下午，还在昆明休息的周恩来接到北京打来的电话，说“克什米尔公主号”已从香港启德机场按时起飞，未发生任何问题。但是，晚上北京打来的电话却告知“克什米尔公主号”确已失事。据境外通讯社报道，“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起飞后不久，即在空中发生爆炸，坠于南海，中国和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以及随同前往的中外记者11人全部遇难。
　　（三）特务机关秘密探访，寻找能“担任一项具有国家性重要意义的工作”的人选
　　原来，为了实施爆炸计划，国民党保密局专门准备好了一批炸药，其中包括4枚美国制造的“钟型定时发火器”，即定时炸弹。保密局将炸弹交给一个在“四川号”货轮上当厨师的小特务，由他从台湾基隆偷偷运到香港，然后交给以“就记电料行”为掩护的香港情报站“第五联络组”。接下来的事，是要选择一个实施爆炸计划的人。
　　经过一段时间侦察，一个叫周驹（又名周梓铭）的人进入了特务机关的视线。周驹，20多岁，受雇于香港航空工程公司，一直在启德机场做清洁工。他光棍一人，是个吃喝嫖赌样样俱全的“烂仔”。据说当时公司正准备把他开除。
　　早在从3月27日到31日，国民党香港情报站一个姓吴的特务头子多次找周驹。几次下来，特务机关完全摸清了周驹的底细。
　　3月31日，姓吴的再次找到周驹，明确提出来，想让周驹“担任破坏一架共产党的飞机的任务”，而后又软硬兼施，告诉他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同时又对其许诺：事成之后，他可以得到60万港币的奖赏，而且还可以安排他去台湾定居等等。
　　60万港币，这在当时堪称是天文数字，周驹最终答应下来。接着，特务机关随即把周驹带到一个饭店里住下，姓吴的根据周驹提供的机场里面的详细情况，向周驹交代了爆炸行动的整个计划和具体细节，让周驹在房间里反反复复地进行了演练。
　　就在美蒋特务加紧进行破坏准备的时候，我情报部门也获得了美蒋特务阴谋在香港对我实施破坏行动的情报。得此情报后，周恩来立即进行了研究和部署。
　　4月11日上午近12时，“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自印度孟买飞抵香港启德机场。这是一架美国洛克希德公司制造的星座式749A型飞机，已经飞行了11163小时，飞机状况良好。
　　正值中午，飞机停稳后，机组人员除了机械师卡尼克留在飞机上以外，其他人通通下飞机用餐。虽然事先中国政府已经通报港英当局，但香港警方却并没有对飞机采取特别的保护措施，只是派了辆警车停在离飞机很远的地方监视，把观察的重点放在了行李检查处和机场入口处。
　　机组人员下飞机后，卡尼克发现机组的行李少了两件，于是赶紧去告诉准备用餐的其他机组人员。据卡尼克事后回忆说，当时他离开飞机有十来分钟，“如果要放爆炸物至机内，两分钟即够”。卡尼克估计，炸弹应该是放在了飞机右翼两引擎之间，“因该处机板只要两分钟便可打开，顺利放进去”。
　　炸机事件发生后，周驹的同乡、知情人周仕学和周国辉二人怕遭特务机关暗算，先是向港英当局投案寻求保护，后来又通过《大公报》的关系来到广州，向中国有关部门报告了当时的情况：
　　4月11日上午5点多钟，由姓黄的特务把一定时炸弹（约茶杯大用鸡皮纸包好）交给周驹携进机场。当“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抵机场时，周乘进行打扫的机会，把定时炸弹放于飞机右边轮头的上头（引擎部位）。周骗其领班余培说，这包是西药，还表示以后对余有好处等。得手后周把自己的咭纸（报到用的纸张）交给余培，不等放工时间即由铁丝网爬出机场，在特务分子的接应下离开机场。
　　据悉：当天中午12时45分，搭乘“克什米尔公主号”的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和记者等8人，以及波兰、奥地利的两名记者和1名越南工作人员乘坐航空公司的专车抵达机场。
　　这时印航经理已经站在飞机旁边，新华社香港分社潘德声上前询问：“一切都没有问题了吗？”印航经理答道：“OK！”潘德声又问：“引擎也检查过了吗？”印航经理答：“检查过了。”两人随后登上飞机做进一步的检查，之后开始办理登机手续，一切进行得都挺顺利。
　　下午1时15分，“克什米尔公主号”从启德机场起飞。谁也没有想到，悲剧即将发生。
　　下午6点40分，香港《文汇报》和《大公报》突然接获英国路透社消息：“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北婆罗洲沙捞越古晋100海里上空爆炸坠毁，除3名机组人员外，其他人员全部遇难。
　　新华社记者钱嗣杰是亚非会议记者团记者，在日后接受笔者采访时回忆：在记者团出发前，他和译电员刘茂俭于1955年4月1日提前抵达香港，采购一些摄影器材和记者团所需物品，然后准备与记者团会合乘飞机去雅加达。“结果第二天一早，（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就通知我们两个人，说，你们的行程有些变化，外交部有两位信使要去万隆，随身携带了外交文件、礼品等很多重要东西，需要你们陪同保护前往。”
　　事实上，正是这个临时决定，让钱嗣杰和刘茂俭躲过了一场劫难。钱嗣杰回忆当时听到噩耗的反应说：“当时我们就懵了，这样的牺牲太大了，飞机上的都是我们社里的主力记者。”
　　（四）特意将邓颖超的来信和自己的回信一并寄回给邓颖超，“免得失落”
　　事件发生后，周恩来对劝说他不要再去万隆的代表团其他成员和云南省党、政、军领导人说：“我们是为促进世界和平、增进亚非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和友谊而去的，即使发生了什么意外也是值得的，没有什么了不起！我相信一切都会好的。”
　　当时，缅甸总理吴努也曾致电周恩来，劝他慎重考虑是否参加亚非会议。但是，周恩来意志坚定。 　　周恩来针对已经发生的问题和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开了个动员会。为了使飞机多带一点汽油，周恩来还要求大家尽量少带行李……
　　4月12日凌晨，周恩来深情地给邓颖超复信：“你的来信收阅，感你的好意和诤言。现将来信捎回，免得失落。有这一次教训，我当更加谨慎，更加努力。文仗武仗，不能无危险，也不能打无准备的仗，一切当从多方考虑，经过集体商决而后行。望你放心。再见。”
　　寥寥数语的信笺，把周恩来一生都在忠实实践的崇高思想境界和盘托出，从他特意将邓颖超的来信和自己的回信一并寄回给邓颖超，“免得失落”这一举动来看，他当时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同天，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这一野蛮行径，指出：“这一不幸事件绝非一般的飞机失事，而是美国和蒋介石的特务机关蓄意制造的谋杀……”
　　险峻形势也不能改变周恩来的决定。4月14日清晨7时15分，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一行26人毅然乘坐从印度航空公司租借来的另一架专机“空中霸王号”自昆明起飞，前往仰光。
　　抵达仰光后，周恩来稍事休息，当天下午就和陈毅一起拜会了缅甸总理吴努，随后参加了缅甸的泼水节。成元功接受笔者采访时说：“起初，我对总理参加泼水节很担心的，因为人多，难免鱼龙混杂，弄不好就会出岔子。后来才知道，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所去的地方全都是吴努总理特意安排的，向我们泼水的群众不是缅甸官员的眷属就是他们的子女。”
　　安全形势的严峻并没有影响周恩来的工作。4月15日，周恩来致电中央并告外交部，对“克什米尔公主号”遭破坏后的善后工作提出意见。
　　当日晚，缅甸、中国、印度、越南、埃及和阿富6国领导人在缅甸总统府召开会议，讨论“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带来的影响，商谈即将召开的亚非会议可能出现的形势等重要问题。
　　“克什米尔公主号”失事的消息传开以后，不仅给中国代表团每一个成员的心头笼罩上了一片乌云，个个心事沉重，就连应邀出席亚非会议的其他国家代表也都惴惴不安。
　　针对亚非各国领导人中普通存在的疑虑和恐惧情绪，周恩来冷静分析了召开亚非会议的有利条件，和悦地指出：“敌人对亚非会议搞示威性破坏，并不说明他们强大，相反这恰恰说明他们害怕我们召开亚非会议。”
　　4月16日凌晨，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又由仰光登上“空中霸王号”，飞往雅加达。
　　“空中霸王号”于当地时间下午5时30分终于徐徐降落在印尼雅加达玛腰兰机场，当顺利到达的周恩来出现在机舱门口的时候，前来迎接的印尼总统苏加诺和各界人士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欢呼声，对周恩来的勇气表示极大的敬佩。
　　（五）一位路透社记者报道：“大家都承认周恩来才智至高无上地主宰着会议……”
　　4月17日上午10时，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乘飞机离开雅加达，前往万隆。当他出现在万隆机场，各国记者从他在机场发表的讲话中听出了中国人为促进国际合作不畏危险的坚定信心：“中国代表团是抱着对于和平和友好的热烈愿望，前来参加即将在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的。亚非会议一定能够克服各种破坏和阻挠，并对于促进亚非国家之间的友好和合作，对于维护亚非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做出有价值的贡献。”
　　尾随周恩来到来的国民党特务，在印度尼西亚也安排了一系列的暗杀计划，企图阻拦周恩来如期出席万隆会议并置周恩来等人于死地。
　　据了解，美国虽然并不参加会议，但它却派出了一个由间谍、议员、警察、军人、使馆职员、公司雇员及从香港、台北等地调来的职业特务等70多人组成的庞大的“记者团”。此外，在印尼国内离万隆几十公里还有一支反动武装，也制定了阴谋袭击亚非会议的计划。并且，蒋介石集团在雅加达的基地组成的恐怖组织“铁血团”也正在秘密策划活动。
　　4月18日上午，身着中山装的周恩来在陈毅、叶季壮、章汉夫等中国代表团成员的陪同下，仪态自若地走进“花城”万隆的独立大厦，如期出席亚非会议的开幕式现场。
　　9点30分，会议正式开始。印尼总统苏加诺神采奕奕发表了精彩的题为《让新亚洲和新非洲诞生吧》的开幕词，引起各国代表的共鸣。随后，各国代表进行一般性发言，阐述各自国家对亚非及世界和平的看法及原则立场。
　　但是，发言中也有另外一种声音。伊拉克代表贾马利在发言中，把矛头指向了中国，他宣称，共产主义是一种所谓“新殖民主义”，指责中国对邻国进行“威胁”和“渗透”，他要求各国一起采取“防御措施”，直到“共产主义在思想上解除武装”时为止。
　　在此后的发言中，其他少数国家也发出了与会议精神不和谐的声音。会议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的身上。人们在关注中国代表团如何应对目前的局面。
　　美国媒体幸灾乐祸，《纽约时报》的评论借机煽动，要各国代表不要把注意力放在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问题上，而应当放在遏制共产主义上，不要去打“殖民主义的死马”，要去打“共产主义的活老虎”。
　　面对这些无端的攻击，周恩来表现得十分镇静。本来事先已经准备好了一个发言稿，但是面对新的情况，周恩来利用休会时间起草了一份补充发言。
　　19日下午3点，周恩来迈着稳健的步伐走上了亚非会议的发言席。会场里鸦雀无声，有人形容，此时如果有根针掉到地上大家都会听得见。
　　周恩来作了简要的说明之后转入正题，他首先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
　　周恩来没有避开有人攻击共产主义的锋芒，这点让大家非常钦佩。他们想听中国总理怎样解决亚非各国的不同看法，全场都在屏息倾听周恩来下面的发言：“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 　　在共同的基础上，会议的目的是什么呢？周恩来以他独特的视角提出求同而存异的原则，并据此进一步提出了中国解决一些有分歧的问题的观点：“我首先谈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问题。我们应该承认，在亚非国家中是存在有不同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可以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呢？”
　　周恩来接下来一一解决了人们对中国有无宗教信仰自由、所谓颠覆活动等问题的误解，以及如何认识新中国。
　　在周恩来的书面报告和补充发言中，会场上的人们多次听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周恩来这篇避免陷入意识形态争议的发言只有18分钟，却成为两天以来会议的高潮，奠定了亚非会议成功的基础，也使敌对势力破坏亚非会议的图谋彻底破产。
　　4月23日上午，为使会议最终达成协议，周恩来以更为求同存异的精神说：“在座的有些代表说‘和平共处’是共产党的名词，那么我们可以换一个名词，而不要在这一点上发生误会。在联合国宪章的前言中有‘和平相处’的名词，这是我们应该能够同意的。五项原则的写法可以加以修改，数目也可以增减，因为我们所寻求的是把我们的共同愿望肯定下来，以利于保障集体和平。”
　　4月24日晚，亚非会议胜利闭幕，在一致通过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中，写入了十项原则。对万隆会议上的周恩来，有人这样评价：“周恩来那准确选择时机的外交才能几乎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他在会议几乎已经陷入僵局的时刻脱颖而出，成为会议明星，成为排难解纷、平息争端、带来和平的人物。”一位路透社记者曾报道：“大家都承认周恩来才智至高无上地主宰着会议……代表们惊叹地说：‘他是以怎样的洞察力能够察觉并道破大家心窝里想说的话啊！’”
　　周恩来在亚非会议期间想方设法地与各国代表接触，探讨相互间所关心的重大问题，吐肺腑之言，消除隔阂和疑惧。频频的会外接触与交往，使周恩来结识了几乎所有国家的代表团团长，并且收到了显著效果。
　　在万隆会议上第一次品尝周恩来带去的茅台酒的西哈努克亲王，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感叹万隆之行：“作为柬埔寨王国代表团团长，我在那里认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他那高超的智慧、渊博的学识和文雅的风度，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了。他向我介绍他的助手陈毅元帅，陈也成了我最好的朋友之一。”
　　当年明确反对共产主义的菲律宾代表团团长罗慕洛，后来这样回忆说：“亚非会议上，我发表了反对共产主义的长篇演说，可是周恩来不但没有和我争论，而且还主动和我在会外进行深入的讨论，使我深深地感动。虽然当时菲律宾同中国还没有建交，而我和周恩来从那时起就建立了友谊，成了好朋友。”
　　（六）一个外国代表说：“万隆会议闭幕了，但周恩来的旗帜将永远在万隆飘扬！”
　　在紧张的会议当中，周恩来仍同时关心着“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调查情况。周恩来嘱咐奉命前往新加坡处理善后事宜的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参赞申健，要把烈士的骨灰留下，他将亲自把烈士的骨灰带回北京。
　　在亚非会议开幕后的第二天，即4月19日午后，中国代表团收到一封署名“觉醒了的国民党暗杀队员”的信，信中说：3月初，国民党驻雅加达支部奉国民党总统府之命，组织了28人的敢死暗杀队，准备谋杀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
　　陈毅在代表团紧急动员会上，要求代表团每一位成员都要对周总理的安全负责，并说：“我也是总理的警卫员”。
　　印尼方面也非常重视，加强了对万隆的外围警戒，并抽调了大量警力防范。成元功回忆说：“为保证总理和代表团成员的安全，我和李福坤等几个同志，弦绷得紧紧的，不敢有丝毫的松懈和麻痹大意，我们所带的抢都是上了膛的。我们总是紧紧跟随在总理身后，在情况复杂时我们往往干脆把总理包在中间。”
　　当然，周恩来并不轻松，既要参加会议，应付来自帝国主义仆从国家的代表提出的名种挑衅，又要在一些代表团之间做工作，求同存异，还要广交朋友，进行一些必要的应酬。成元功曾回忆：“我对总理当时7天的睡眠做过统计，一共才睡了13个多小时的觉。”
　　值得欣慰的是，直至亚非会议胜利结束，美蒋特务的暗杀周恩来的阴谋没有得逞，且亚非会议圆满成功。一个外国代表说：“万隆会议闭幕了，但周恩来的旗帜将永远在万隆飘扬！”
　　4月29日，周恩来率领代表团一行安全飞抵昆明。当天，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并毛泽东主席，报告代表团平安抵达昆明。
　　从万隆回到云南昆明后，周恩来一天在驻地的院子里散步时对警卫员成元功说：“这次出去很紧张。大姐（邓颖超）身体不好，不要对她讲，免得她担心。”成元功听后，含泪默默点头。
　　回到北京后，他立即了解“克什米尔公主号”调查的进展情况。5月8日，周恩来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和印度方面负责事件调查工作的印度国家情报局副局长高。
　　5月9日，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厅主持会议，讨论就“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相关的斗争方针和策略。
　　经过研究，为了争取破案，决定采取“压”与“拉”相结合的策略争取英国与我合作。当天，周恩来就“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接见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5月15日，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拜见周恩来，带来英国首相艾登对周恩来口信的回复，表示英国政府愿全力同中国政府合作。
　　当天晚上，周恩来对外交部情报司副司长熊向辉说：“艾登已经同意合作破案，尼赫鲁派高氏做他的代表去香港，你就做我的代表去香港。”
　　熊向辉接受命令后，于5月18日下午1点半经罗湖口岸抵香港，港警察司署政治部主任威尔考亲自到罗湖迎接，并派两个便衣警察专车护送，作出非常配合的姿态。
　　遗憾的是，港英当局在随后的结案声明仅仅指控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收买利用的周驹一人有罪，将一些证据确凿的要犯予以无罪释放，驱逐到台湾，该案最终未能将凶手绳之以法。
　　在苍松翠柏掩映下的八宝山烈士公墓，至今仍然矗立着一个高高的纪念碑。纪念碑前镶嵌着一块汉白玉浮雕，浮雕上一只和平鸽在展翅高翔。它的正面镌刻着周恩来的亲笔题写的“参加亚非会议的死难烈士公墓”，背面刻着烈士们的姓名与简历。石碑上还刻有记载烈士们殉难经过的碑文，最后一句是：“为和平、独立和自由事业而光荣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