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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博物馆在中国的发展？对此，Museum Development in China： Understanding the Building Boom一书从朴素而平实的视角回应了国际学界对于中国博物馆发展议题的争论。其共有26篇论文（含前言和结语），分别由25位中外专家完成，无论编者或是作者均为当今最活跃的博物馆研究者、领导者，于东西半球并置的比较框架中，提出了全球博物馆研究视阈下的中国方案。借助宏观（历时性和共时性）语境铺垫、城镇化进程与国际开放交流、标杆性典型个案分析三大板块，合力敲响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博物馆事业的最强音，正是这种勇敢探索造就了可持续发展的潜力。
相较于此前出版的几种研究中国博物馆的英文著作，如吕烈丹（Tracy Lie-dan Lu）的《中国的博物馆：权威、政治和认同》（Museums in China： Power， Politics and Identities）、艾米·简·巴恩斯（Amy Jane Barnes）的《当代中国的博物馆表征：从文化革命到媚俗》（Museum Representations of Maoist China： From Cultural Revolution to Commie Kitsch）、邓腾克（Kirk Denton）的《展览过去：中国博物馆的历史记忆和政治》（Exhibiting the Past： Historical Memory and the Politics of Museums in Postsocialist China）、马秀雅（Marzia Vatutti）的《中国博物馆——当代表征的政治学》（Museums in China： The 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 after Mao）等等，本书的特色非常突出，它兼容了主位、客位的立场，对当代中国博物馆正在发生的事情做了全方位的叙述和阐释。
近年来，全球再次进入“博物馆世纪”。相较于1780—1900年的第一波博物馆建设高潮，当下正处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第二波博物馆大繁荣时期。书名中building一词的词源为build（动词），意为建立、塑造、形成，故building作为动名词时，其名词属性“建筑物”广为熟知，但动态性、发展性、趋向性的动词含义则较少被提及。
首先，对中国博物馆事业展开全景观察。目前，全世界的博物馆数量约为50 000～80 000座，其中将近半数是过去20年间建成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城市多元升级、新艺术形式层出、私人收藏者增加和慈善事业兴盛。由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转型，今天的博物馆不仅是知识的仓库，并且是人类行为意义的创造者。中国博物馆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尤其是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加之文旅融合、文创产业等新政施改，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重要性愈发突出。然而，博物馆的“硬件”（诸如藏品管理、设施服务等）与“软件”（诸如人才培养、理论研讨等）仍是亟待解决的难题。笔者认为，理事会制度、社会包容性、数字化开源等方面的努力，将推动中国博物馆事业更具活力与动力。相信在“类博物馆”（proto-museum）的传统之上，现代意义的中国博物馆会逐渐成为融入未来的无限支点。
其次，面对节奏忙碌的城市生活与难以拭去的乡村记忆之间的张力、不断攀升的城市人口比重与剧烈而普遍的流动人口迁移之间的互渗，博物馆作为城市的身份象征和价值认同，是不可或缺的公共中心，能够诱发人们内在的归属感和地方感。为此，博物馆事业的建设应当依托严谨可信的调查实践，由注重高密度、高速度、大体量的建筑空间，转向展现地方特色、符合时代潮流、实现高效沟通的文化机构，乃至成为当地社群艺术与生活相互交融的枢纽性桥梁。
与此同时，作为“舶来品”的博物馆也是中外交流的见证者、参与者和引领者。从17世纪第一批西方绘画进入明朝，到19世纪第一位中国人参加伦敦“水晶宫”世界博览会，再到20世纪中国近现代艺术走出国门，透过博物馆这个窗口，让中国了解世界，也让世界了解中国。基于真诚对话、彼此理解的合作模式正在形成，旨在提升我国博物馆行业的专业化、规范化，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这使得博物馆在承载历史之外，利用信息技术讲好中国故事，以提升辐射范围，扩大知名度和影響力。
最后，2008年免费开放政策所引发的“博物馆热”，激励各大场馆尝试适当的机构改革，以促进部门间的协作，大胆推行文创产品的设计开发，以树立自身的品牌形象，为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多样的选择。作为全球博物馆生态系统的一员，我们已经或即将遭遇各种风险和危机：整体性规划不足、资金来源单一、重建筑建造而轻藏品延伸以及对于博物馆运营与博物馆营利的误解……这就需要博物馆引入社会力量，携手前进共同渡过曲折发展中的起伏高低，方可驶入更美好的明天！
书
相较于此前出版的几种研究中国博物馆的英文著作，如吕烈丹（Tracy Lie-dan Lu）的《中国的博物馆：权威、政治和认同》（Museums in China： Power， Politics and Identities）、艾米·简·巴恩斯（Amy Jane Barnes）的《当代中国的博物馆表征：从文化革命到媚俗》（Museum Representations of Maoist China： From Cultural Revolution to Commie Kitsch）、邓腾克（Kirk Denton）的《展览过去：中国博物馆的历史记忆和政治》（Exhibiting the Past： Historical Memory and the Politics of Museums in Postsocialist China）、马秀雅（Marzia Vatutti）的《中国博物馆——当代表征的政治学》（Museums in China： The 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 after Mao）等等，本书的特色非常突出，它兼容了主位、客位的立场，对当代中国博物馆正在发生的事情做了全方位的叙述和阐释。
近年来，全球再次进入“博物馆世纪”。相较于1780—1900年的第一波博物馆建设高潮，当下正处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第二波博物馆大繁荣时期。书名中building一词的词源为build（动词），意为建立、塑造、形成，故building作为动名词时，其名词属性“建筑物”广为熟知，但动态性、发展性、趋向性的动词含义则较少被提及。
首先，对中国博物馆事业展开全景观察。目前，全世界的博物馆数量约为50 000～80 000座，其中将近半数是过去20年间建成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城市多元升级、新艺术形式层出、私人收藏者增加和慈善事业兴盛。由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转型，今天的博物馆不仅是知识的仓库，并且是人类行为意义的创造者。中国博物馆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尤其是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加之文旅融合、文创产业等新政施改，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重要性愈发突出。然而，博物馆的“硬件”（诸如藏品管理、设施服务等）与“软件”（诸如人才培养、理论研讨等）仍是亟待解决的难题。笔者认为，理事会制度、社会包容性、数字化开源等方面的努力，将推动中国博物馆事业更具活力与动力。相信在“类博物馆”（proto-museum）的传统之上，现代意义的中国博物馆会逐渐成为融入未来的无限支点。
其次，面对节奏忙碌的城市生活与难以拭去的乡村记忆之间的张力、不断攀升的城市人口比重与剧烈而普遍的流动人口迁移之间的互渗，博物馆作为城市的身份象征和价值认同，是不可或缺的公共中心，能够诱发人们内在的归属感和地方感。为此，博物馆事业的建设应当依托严谨可信的调查实践，由注重高密度、高速度、大体量的建筑空间，转向展现地方特色、符合时代潮流、实现高效沟通的文化机构，乃至成为当地社群艺术与生活相互交融的枢纽性桥梁。
与此同时，作为“舶来品”的博物馆也是中外交流的见证者、参与者和引领者。从17世纪第一批西方绘画进入明朝，到19世纪第一位中国人参加伦敦“水晶宫”世界博览会，再到20世纪中国近现代艺术走出国门，透过博物馆这个窗口，让中国了解世界，也让世界了解中国。基于真诚对话、彼此理解的合作模式正在形成，旨在提升我国博物馆行业的专业化、规范化，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这使得博物馆在承载历史之外，利用信息技术讲好中国故事，以提升辐射范围，扩大知名度和影響力。
最后，2008年免费开放政策所引发的“博物馆热”，激励各大场馆尝试适当的机构改革，以促进部门间的协作，大胆推行文创产品的设计开发，以树立自身的品牌形象，为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多样的选择。作为全球博物馆生态系统的一员，我们已经或即将遭遇各种风险和危机：整体性规划不足、资金来源单一、重建筑建造而轻藏品延伸以及对于博物馆运营与博物馆营利的误解……这就需要博物馆引入社会力量，携手前进共同渡过曲折发展中的起伏高低，方可驶入更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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