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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形势十分严峻的年份。那时候正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所谓“三年困难时期”最为艰难的时段。正在这个时候，曾在延安采访过毛泽东的“国际友人”埃德加·斯诺再次访问中国，并于10月22日采访了毛泽东。在他们谈话时，斯诺问道：“在你一生中，当你观察中国革命的命运时，哪个时期使你感到是最黑暗的时期？”毛泽东意味深长地回答道：“我们是有过那样的时候的。”“张国焘闹分裂，那是最大的困难。” 毛泽东的回答或许多少会使斯诺感到意外，毛泽东没有谈论新中国当时遭遇的严峻形势，而是将记忆的空间拉回长征的峥嵘岁月。长征中张国焘闹分裂对毛泽东影响之深远可见一斑。在长征途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不仅要应对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还要解决党内张国焘的挑战。一度张国焘的危险更甚于国民党：张国焘曾图谋以武力扣押中共中央，实现其意图。用毛泽东后来的话说，就是张国焘“要用枪杆子审查中央的路线，干涉中央的成分和路线”。 张国焘的这个阴谋对中共中央和中国革命几乎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形势一度到了千钧一发的危机程度。虽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最终成功地化解了这场危机，但是张国焘问题留下的经验教训却极为深刻，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关于毛泽东、中共中央以及中央红军长征的主要历程，期间发生的重大事件，以及介绍期间发生的一些有影响的事件细节的作品和文章，现在已经相当丰富，成果也较为成熟。这方面的著作、文章、回忆材料等较多，现在公开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编，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彭德怀等长征亲历者的传记、年谱、文集、文选等，当时亲历长征的当事人的回忆材料等都有比较详实的介绍。这些研究成果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尽管现在对中共中央与张国焘“北上”和“南下”战略之争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成果，但是仍然存在有待进一步深化和拓展的领域。关于这个问题，现在学者的研究成果以及亲历者的回忆材料主要集中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战略方针的正确性以及卓越的政治谋略和智慧方面。问题是如果把毛泽东、中共中央解决张国焘问题这段波澜壮阔和扣人心弦的历史，仅仅或者主要总结为上述因素，似乎有些单薄和缺乏说服力。笔者认为，中共中央胜利长征到陕北对解决张国焘闹分裂问题起了重要作用。一方面，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胜利抵达陕甘根据地使中共中央的战略计划找到了具体依托，为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提供了关键性的“落脚地”，维护了中共中央的权威地位。另一方面，张国焘“南下”战略却在实践中不断遭受挫折和失败，被迫掉头“北上”。最终，中共中央立足陕甘根据地这个新的大本营，战胜了张国焘的挑战，巩固了中共党的团结，推动了中共革命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壮大。
一、中共中央“落脚陕北”使“北上”战略赢得了主动权
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和张国焘脱离接触后，虽然摆脱了险境，但是也面临着新的考验和挑战。在获知存在陕甘根据地前，理论上，中共中央与张国焘“北上”和“南下”争论各执一词、莫衷一是;实践上，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在“北上”转战征程中也备尝艰辛，迫切需要根据地休整。因此，中共中央当时亟需实践予以检验和支持，以回应张国焘的攻击和摆脱当时面临的窘境。中共中央在哈達铺得知陕甘根据地存在后，境遇发生了关键性的转变。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迅速转向陕甘根据地，找到了弥足珍贵的“落脚地”。陕甘根据地的存在，从理论和实践上增强了中共中央战胜张国焘挑战的信心和实力。
中共中央和张国焘在“北上”和“南下”战略产生分歧后，并没有取得明显的优势。中共中央和张国焘统帅的红四方面军会师后，逐渐在红军发展的方向上发生了“北上”和“南下”的战略分歧。1935年9月9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在批评了张国焘“南下”战略时，也简要陈述了“北上”战略的设想：“陈（指陈昌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委员——引者注）谈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合时宜的。中央现恳切的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受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交通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 但是，中共中央的战略方针并没有得到张国焘的赞同和支持。相反，张国焘在当日的回电中对中共中央的战略提出了批评。张国焘指出：“时至今日，请你们平心估计敌力和位置，我军减员、弹药和被服等情形，能否一举破敌，或与敌作持久战而击破之。敌是否有续增可能。” “左路二十五、九三两师，每团不到千人，每师至多千五百战斗员，内中病脚者占三分之二。再北进，右路经过继续十天行军，左路二十天，减员只在半数以上。”张国焘接着分析了“北上”可能出现的三种结果：“向东突出岷、西封锁线，是否将成为无止境的运动战，冬天不停留的行军，前途如何？”“若停夏、洮，是否能站稳脚跟？”“若向东非停夏、洮不可，再无南返之机。背告（靠）黄河，能不受阻碍否？” 可见，中共中央的意见并没有得到张国焘的认同，更谈不上执行和落实。
在双方各执己见，都难以说服对方的僵持情况下，中共党内高层之间的分歧突然以极端的方式爆发。1935年9月9日，张国焘电令陈昌浩，如果中共中央不同意他的“南下”战略，则要陈昌浩扣留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强行率领右路军南下。这场迫在眉睫的危机虽然在叶剑英及时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通报消息后，被毛泽东等机智克服，并迅速脱离险境。 但是，中共中央和张国焘矛盾激化到分裂状态遗留的问题却很严重。9月10日，张国焘已经向部队发出了“南下”的宣传号召：“同志们！北进已经失去了时机，我们的红军决定大举南下，南下的战略方针是首先消灭四川军阀赤化全四川”。 这无异于将中共高层的分歧公开化。中共中央和张国焘在之后几天一直围绕“南下”和“北上”展开了宣传战和电报战，虽都想说服对方，但结果依然是各持己见，难以达成共识。这些争论无疑对中共中央造成了相当大的压力。当时，中共中央只有在实践上突破了当时严峻的形势的考验，才能有力地说服中共党内的不同声音，才能进一步巩固“北上”战略。 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单独“北上”后也确实经历了许多严峻的考验。“北上”只是宏观上确立了前进的战略方向，并未解决当时更为迫切和现实的“落脚点”问题。中共中央迅速离开张国焘控制的势力范围后，虽然迅速脱离了险境，但是也影响了当时坚持“北上”部队的士气。当时担任中央红军所属红三军团政治委员的杨尚昆回忆：自从1935年9月9日，中共中央摆脱张国焘威胁后，“本来，中央不让向下面随便讲张国焘闹分裂的事，但是，许多中下级干部还是知道了，一路上情绪不太好。” 还有，由于对西北地区缺乏必要的了解，加之环境恶劣，当时中共中央还曾对发展前景做过最坏的打算。为了预防万一，毛泽东还曾动员参加长征的林伯渠、谢觉哉等几位年纪比较大的老干部想办法离开队伍，保存实力，再谋发展。1936年2月，谢觉哉在延安对西北干部高朗亭回忆过自己的一段经历。在翻越大雪山后，毛泽东曾对谢觉哉说：“看来咱们的部队是要长期无后方地打游击，你们年纪大了，在部队上长期拖下去，会把你们拖死的。到了甘肃以后，你们可以自找掩护关系，到白区去做党的地下工作，请预作考虑。” 快到哈达铺前，毛泽东的态度依然很谨慎。林伯渠到延安后也曾对刘景范回忆过当时的情景：“中央红军长征快走到哈达铺时，毛泽东同志把徐老、董老、谢老和我找去，对我们说：‘红军到甘肃以后，你们几位老人是不是化装辗转到南方去，找我们留在苏区的地下党，不然你们会被长途行军拖垮的。’” 从谢觉哉和林伯渠的回忆可以看出，毛泽东、中共中央的“北上”战略，现在看来是高瞻远瞩和改变中共命运的正确抉择，但是，当时还处在与张国焘“南下”战略相持阶段的特定历史环境下，尤其是“北上”又不断遇到困难时，摆在中共中央面前的迫切任务是用实践来验证“北上”战略的正确性。
正在“北上”战略遭遇严峻考验之际，陕甘根据地的出现彻底扭转了中共中央的艰难处境。毛泽东和其他中共中央领导人以及全体红军指战员在哈达铺得知陕北有一块刘志丹领导的陕甘根据地后，欢欣鼓舞溢于言表。这在历史亲历者的回忆中有许多介绍。杨尚昆对毛泽东等发现陕甘根据地的来龙去脉和中共中央改变原有决策有较为详细的回忆：“在哈达铺，我们才知道陕北有刘志丹的部队，有一块根据地。当时，我看到过两个材料，一个是国民党政府出的布告，说刘志丹‘匪徒’在三边地区活动，政府正在‘围剿’。聂总先看到的，马上报告叶剑英，并且把布告揭下来送到毛主席那里。另一个是我在老百姓家里看到的一张油印的红军传单，上面有‘红军占领中心城市的伟大胜利’这样的话;所谓中心城市是指瓦窑堡。……当时见到这些材料的确非常高兴，因为，这证明陕北有红军、有根据地，并且就在瓦窑堡附近。毛主席把贾拓夫找来，问他陕北刘志丹和游击队的情况，并且任命他为白区工作部长，率领先遣队去寻找。此外，从当时收罗来的国民党区域的报纸上也证实国民党军队正在向陕北红军刘志丹部进攻。知道这些消息后，毛主席非常兴奋，说你总要找一个地方歇脚呀。他召开了一个小会，决定向陕北红军所在的那个地方走，就是向延安西北方的保安那里走。过了几天，部队进到通渭县的榜罗镇，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改变俄界会议关于在接近苏联的地方建立根据地的决定，确定将中共中央和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北。”
其他亲历者对发现陕甘根据地后的信息心情也有回忆。时任中央红军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回忆：“九月十九日，我和林彪随二师部队进驻哈达铺。在这里我们得到了一张国民党的《山西日报》，其中载有一条阎锡山的部队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部的消息。我说，赶紧派骑兵通讯员把这张报纸给毛泽东同志送去，陕北还有一个根据地哩！这真是天大的喜讯！” 长征时曾任中革军委纵队政治部秘书长的刘英回忆：“大约是九月二十一日的上午，我们到了哈达铺。这是甘肃南部的一个小城镇。在两天之前，先头部队攻占哈达铺的时候，在当地的邮局得到了不少报纸，主要是七、八月间的天津《大公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他们翻读着这些报纸，谈得眉飞色舞。原来，从这些报纸登载的消息，他们确切地知道：陕北有苏区根据地，有红军，有游击队。这真是喜从天降。” 长征时曾任中央红军所属三军团第四师政治委员、时任红军军事裁判所所长黄克诚回忆：“尤其令人高兴的是，在哈达铺可以看到报纸。从报纸上得知刘志丹、高岗等在陕北开辟了一块红色根据地，建立了人民政权。正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真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大喜讯，大家高兴得都跳了起来。这时，中央政治局在班罗镇（应为榜罗镇——引者注）召开会议，正式决定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得知陕甘根据地后，在处理张国焘“南下”问题上也渐趋主动和公开。杨尚昆回忆：“在哈达铺，毛主席还召开了全支队团以上干部会议，把陕北有红军以及支队新的进军方向告诉了大家。部队经过长途征战，的确非常疲劳啊！何况，长征中相当一段时期在藏民区行进，那里人口稀少，又有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扩军、筹粮都很困难，大家都希望早点找到一个人口较多的地区创造根据地。听说陕北有红军的消息后，大家都非常振奋。在这次会上，毛主席还把张国焘同中央闹分裂的事给大家讲清楚了。” 聂荣臻回忆：“九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同志召集第一、三军团和中革军委纵队的团以上干部，在哈达铺一座关帝庙里开会。他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他说，我们要北上，张国焘要南下，张国焘说我们是机会主义，究竟哪个是机会主义？目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我们就是要北上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现在我们北上先遣队人数是少一点，但是目标也就小一点，不张扬，大家用不着悲观，我们现在比一九二九年初红四军下井冈山时的人数还多哩！……最后毛泽东同志动员大家振奋精神，继续北上，并告诉大家，从现地到刘志丹同志创建的陕北根据地只不过七八百里了。” 时任中央红军陕甘支队第一纵队第四大队政治委员的杨成武回忆：在哈达铺召开的团级以上干部会上，“毛主席在形势分析中还谈到四方面军和张国焘。”“毛主席说：张国焘看不起我们。他对抗中央，还倒打一耙，反骂我们是机会主义。我们要北上，他要南下;我们要抗日，他要躲开矛盾，究竟哪个是退却，哪个是机会主义？我们不怕骂，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毛主席说到这里，略略停顿了一下，然后诙谐地说：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红军的比较详细的消息：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 长征胜利曙光在即的时刻也正是中共中央與张国焘斗争天平明显倾斜向中共中央的时刻。 得知陕甘根据地的存在成为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结束艰苦转战的重要契机。这块根据地对当时中共中央处境的改变，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得到亲历者的高度肯定。刘英回忆：“自从夜渡于都河以来，中央一直想找到一个落脚点，创立新的根据地。究竟上哪儿，谁也不确定。开头想到湖南西部，没有成功。后来想跟二、六军团会合，又遭重大挫折。黎平会议曾决定以黔北为中心建立根据地，遵义会议根据当时情况又予改变，有在川西发展的设想。在懋功与四方面军会合，跟张国焘争论，就是反对他的南下西进在川康落脚，而坚持北上向东建立根据地。原想在川陕甘创建根据地，现在得知陕北有一块红军的地盘，很自然的，就决定到陕北落脚了。” 黄克诚回忆：“我们从江西出发长征，艰苦跋涉两万多里，一路上连共产党的支部都很少遇到过，真没有想到会在陕北找到一块革命根据地。这无异于绝处逢生，使大家受到极大的鼓舞。历史是按照其必然规律在发展，但往往表现出许多偶然性。陕北根据地当时并不大，陕北红军也比较弱小，且处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之中。要不是中央红军长征到此，陕北革命根据地要想坚持下来也很困难的。然而，正是这块不太大的革命根据，此时却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使中央红军得以站住脚跟，休养生息，重整旗鼓，为日后创建红色的首都、抗日的圣地，奠下了基石。”
二、中共中央“落脚陕北”使“北上”战略经受住了实践检验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胜利抵达陕甘根据地之后，实现了与西北红军的会师，得到了陕甘根据地军民的支援，赢得了宝贵的休整时间。中央红军依托陕甘根据地，逐渐在西北地区站稳了脚跟，并不断恢复和壮大。中共中央直接掌握的军事力量的发展和壮大为战胜张国焘分裂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央红军抵达陕甘根据地后，赢得了一个宝贵的休养生息的时机。当时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实际情况也确实堪忧。彭德怀回忆：“在哈达铺约休息了四、五天，从报纸上看到陕北有刘志丹苏区根据地，很高兴。从哈达铺到保安县，还有千余里，要经过六盘山脉。那时干部和战士真是骨瘦如柴，每天行军，还少不了百、八十里。沿途还必须战胜敌军阻击，尤其是敌骑袭击。”“在哈达铺整编时一万四千余人，到吴起镇只剩七千二百人。”
但是，当中央红军抵达陕甘根据地后，境遇有了明显的改观。时任中央红军陕甘支队司令部作战科科长的伍修权回忆：“吴起镇战斗结束，我们前进到保安，一方面军的长征就宣告胜利结束。”“陕北的10月已经下雪了，我们穿的还是单衣短裤。保安房子很少，只有些窑洞。部队到后，第一个欢迎我们的是白如冰，他是陕北红军的后勤部长。他们已经为我们准备了粮食和衣服，每人发了一套棉衣。这真是雪里送炭！长征以来，一路行军，好久没有正式吃过一顿饱饭。因为‘左’倾路线错误，我们丢掉了根据地，屁股没有坐处，吃尽了苦头。这时吃到根据地群众送的小米稀饭，真像过年一样，高兴得很。许多同志捧着饭碗，就流下了泪水。”
中央红军还得到了陕甘根据地红军的支持和帮助，解决了相当大的问题。正如历史亲历者回忆：“与中央会合之后，……那时，中央红军经过万里长征，各方面的供应比较困难，海东同志宁可自己部队少花俭用，也要把钱款、布匹、医药、武器弹药等主动送给兄弟部队。有一次，毛主席派人到红十五军团，说明现在中央需要现金二千五百元。海东同志立即询问供给部长，供给部长查国桢同志说还有七千元，海东同志马上要他把五千元交中央。当时中央供给部长叶季壮同志高兴地说：‘这真是雪里送炭啊！’”
陕甘根据地从根本上改变了“北上”红军长期转战的艰难处境。当时在西北实地考察的《大公报》特约通讯员范长江发表于1935年11月9日的通讯报道写到：“此次毛泽东以不及万人之疲惫的徒步之师，截击与追击之者，不下数万人，如跟踪以入陕北，不但毛泽东一路将散亡大半，即刘志丹之老家，亦将大受影响。然而政府军追过环县以北后，此寥若星辰之民众，皆避不见面，使政府军之饮水粮秣，皆无法解决，道路亦无人引导，陷于进退失据的苦境中。彭德怀于洞悉此种情况后，乃集结其饥疲的红军约五千之众，于陕北边境上做猛烈反攻，追击军乃不得不相继退下，未敢再行深入。此种反攻之动作，或为‘老毛不弱’的表示，而其反攻之可能，不能不归功于刘志丹之民众组织基础。”
中央红军在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后，中共中央在解决张国焘问题上更为有利，并渐趋主动。虽然，中共中央在与张国焘分开后，一直没有放弃对张国焘做争取工作。在1935年9月9日，中共中央、毛泽东率领部分部队北上，脱离张国焘控制后，9月12日，中共中央在俄界会议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该决定对张国焘错误作了定性，认为张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有“军阀主义的倾向”。但是，为了避免引起不良反应，“这一决定只发给党的中央委员”。 9月14日，中共中央发电报给张国焘，“再一次的要求张总政委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及命令，服从中央电令，具体部署左路军与四军、卅军之继续北进。”
张国焘虽然没有立即正式回复中共中央要求其“北上”的电文，但是却把中共高层的分歧公开化，用实际行动作了答复。9月15日，張国焘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发出了《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这份计划称：“一、四方面军两大主力的会合，使主力红军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大大增加，增加了我们大举消灭敌人的优越条件。可是由于中央政治局中个别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逃跑路线，断送了我们大举北进进攻敌人的时机。右倾机会主义故意迟延我们北进中必要的准备工作。目前北方天气渐寒，草地不易通过，敌人在我们的北面已集结相当兵力，碉堡已完成一部，这种情况下，北进是显然不利的。”接着，计划指出了红军新的行动方向：“因此我们目前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大举向南进攻，消灭川敌残部，在广大地区内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首先赤化全川，这是消灭蒋介石主力，赤化川陕甘的先决条件。”计划还不点名地批评了中共中央领导人：“右倾机会主义的向北逃跑，完全是由于夸大敌人力量，在敌人的进攻面前张惶失措，对战胜敌人失掉信心，不相信在西北有创造革命根据地的可能，对革命胜利失掉前途。必须坚决执行党的进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才能顺利完成我们南进的战略方针。” 双方的争论给中共中央和“北上”红军造成了相当大的消极影响。杨尚昆回忆：“本来，中央不让向下面随便讲张国焘闹分裂的事，但是，许多中下级干部还是知道了，一路上情绪不太好。” 因此，在中共中央和张国焘战略分歧争论近乎白炽化，双方互相指责对方为“右倾机会主义”时，最有说服力的就是用成功的实践来证明自己战略抉择的正确性。
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陕甘根据地的出现无疑对中共中央赢得争论起了关键性作用。万里转战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抵达陕甘根据地后，对张国焘的态度发生着微妙的变化，由过去的比较迁就转为渐趋强硬。1935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你们以总司令及四方面军名义，在中央历次对蒙古的范围内发表主张外，不得用此名义作应（任）何表示。”“你们战况及工作情形，应随时电告党中央。” 12月27日，毛泽东在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中更明确讲到：“有人说（例如张国焘）：中央红军失败了。这话对不对呢？不对。因为这不是事实。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部。一个虾蟆坐在井里说：‘天有一个井大。’这是不对的，因为天不止一个井大。如果它说：‘天的某一部分有一个井大。’这是对的，因为合乎事实。我们说，红军在一个方面（保持原存阵地的方面）说来是失败了，在另一个方面（完成长征计划的方面）来说是胜利了。敌人在一个方面（占领我军原有阵地的方面）来说是胜利了，在另一个方面（实现‘围剿’计划的方面）来说是失败了。这样说才是恰当的，因为我们完成了长征。”毛泽东进而强调：“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谁怀疑我们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谁就会陷进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毛泽东的报告在理论上对张国焘的“南下”理论和对中共中央的批评作了有力的驳斥，同时也是对中共中央地位和“北上”战略的强有力的辩护。
中央红军在陕甘根据地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战略转移和奠基大西北的战略任务，增强了与张国焘斗争的实力。同时，张国焘“南下”战略却接连碰壁，南下红军损失惨重。这些血的教训也教育了对“北上”战略有所怀疑的“南下”干部和指战员。因此，中共中央抵达陕甘根据地就已经赢得了“北上”和“南下”之争的主动权。
三、中共中央“落脚陕北”为解决张国焘问题创造了政治优势
长征胜利为中共中央恢复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提供了便利。张闻天、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抢抓先机，争取到共产国际派往中国向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的代表林育英（张浩）的支持。林育英利用特殊身份在中共中央解决张国焘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张国焘率部“南下”后对中共中央领导地位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构成了严重挑战。一方面，张国焘公开对中共中央的“北上”战略和中共中央领导人进行了批判。时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回忆：“（一九三五年）十月五日，张国焘在卓木碉（脚木足）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王树声、周纯全、李卓然、罗炳辉、余天云等军以上干部，大约四五十人。会址在一座喇嘛寺庙里。就在这个会上，张国焘公然宣布另立中央，打出了分裂主义的旗帜。”“会议由张国焘主持。他的发言，蛊惑人心，欺骗性很大。大意是：中央没有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实行战略退却，是‘政治路线的错误’，而不单是军事路线问题。一、四方面军的会合，终止了这种退却，但中央拒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反而无端指责四方面军。南下是终止退却的战略反攻，是进攻路线，而中央领导人被敌人的飞机、大炮‘吓破了胆’，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继续其北上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直至发展到‘私自率一、三军团秘密出走’，这是‘分裂红军的最大罪恶行为’。他攻击中央领导人是什么‘吹牛皮的大家’，‘“左”倾空谈主义’，还说他们有篮球打、有馆子进、有捷报看、有香烟抽、有人伺候才来参加革命;一旦革命困难，就要‘悲观’‘逃跑’等等。”另一方面，张国焘也从组织上公开否认“南下”党政军机关与中共中央的隶属关系。“他宣布中央已经‘威信扫地’‘失去领导全党的资格’，提倡仿效列宁和第二国际决裂的办法，組织新的‘临时中央’，要大家表态。”“接着，就宣布了‘临时中央’的名单，以多数通过的名义，形成了‘决议’。还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党籍。”
原中央红军某些领导人和高级将领公开支持“南下”战略，更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徐向前回忆：“（在10月5日卓木雕会议上）另立‘中央’的事，来得这么突然，人们都傻了眼。就连南下以来，一路上尽说中央如何如何的陈昌浩，似乎也无思想准备，没有立即表态支持张国焘。会场气氛既紧张又沉闷，谁都不想开头一‘炮’。张国焘于是先指定一方面军的一位军的干部发言。这位同志长征途中，一直对中央领导有意见，列举了一些具体事例，讲得很激动。四方面军的同志闻所未闻，不禁为之哗然。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责备和埋怨中央的气氛，达到了高潮。” 在此前后，原隶属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九军团、当时担任三十二军军长的罗炳辉，原红一方面军九军团、当时担任三十二军政委的何长工也逐渐倾向，甚至公开支持张国焘“南下”战略。这些无疑都明显加重了中共中央面临的政治挑战和组织压力。
在得到党内军中部分力量支持后，张国焘逐渐开始以正统“中央”自居。1935年12月5日，张国焘领导的第二“中央”致电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此间已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发生关系。”因此，“你们应以党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张国焘甚至提出：“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和政权组织状况报告前来，以便批准。” 但是，随着林育英旗帜鲜明站到中共中央一边后，中共中央逐渐成功应对了张国焘咄咄逼人的攻势。林育英抵达陕甘根据地后，逐渐改变了中共中央解决张国焘问题的艰难处境。张闻天夫人刘英回忆：“（林育英）从蒙古越境进入中国以后，他一路上装扮成卖货的，挑着货郎担沿途打听红军消息，是看到了陕北红军的布告才找来的。”“张浩回来，闻天是很高兴的。本来党中央已经驱动策略转变的车轮，现在得知我们的做法同共产国际‘七大’确定的策略，方向完全一致，而对一些重要的策略口号国际又有具体指示，争取新的胜利的信心就更足了。闻天对张浩也很器重。一来就邀请他参加政治局会议，并称他为‘国际代表’，后来又出面提名张浩为政治局委员。同二、四方面军联系也好，对外打交道也好，许多电报署名都以张浩（或林育英）打头，用张浩当时这种特殊身份，对促进三个方面军的团结，特别是制止张国焘分裂党，起了很好的作用。”
由于林育英的特殊身份和全力支持，中共中央逐渐取得了解决张国焘问题的主动权。1935年12月22日，林育英以共产国际特使的身份致电张国焘：“关于你们所提出的许多问题，当转交代表团及国际，我想这些问题在国际及七次大会上自能圆满解决。因此我现时只有两点意见，望兄注意。第一，党内争论，目前不应弄得太尖锐，因为目前的问题是一致反对敌人，党可有争论，对外则应一致，我已将这个意见同样的向这里诸同志提出;第二，国际对中国党的组织问题本来有如下的意见：因为中国土地之广大，交通之不便，政治经济的不统一与发展之不平衡，特别是中国革命在各地的爆发等原因，中共中央势难全部顾及，因此可以组织中共中央北方局，上海局，广州局，满洲局，西北局，西南局等，根据各种关系，有的直属中央，有的可由驻莫中共代表团代管，此或为目前使全党统一的一种方法，此项意见望兄熟思见复！” 林育英的电报向张国焘传递了如下几点信息：一是，张国焘同中共中央的分歧和争论，共产国际会相机处理，因此反对将党内分歧继续扩大和尖锐化;二是，借共产国际的名义委婉但又坚决地反对张国焘另立“中央”的活动。林育英的这封电报表达了中共中央对张国焘问题的基本态度。
林育英还以共产国际特使的身份裁决中共中央与张国焘的争论。虽然，张国焘在接到林育英12月22日电文后，采取抵制措施，继续否认中共中央的地位。1936年1月20日，张国焘致电林育英：“我们一切都经党中央同意，假冒党中央或政府机关名义发表重要文件，此间有公开否认之权。为党的统一和一致对外，望告陕北同志，自动取消中央名义，党内争论请国际解决。” 但是，张国焘的这些抵抗已经难以挽回已定的败局。在收到张国焘1月20日电报后，林育英于1月24日再次致电张国焘：“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于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 在当时共产国际权威之下，林育英的电报已经将张国焘闹分裂置于进退失据的窘境。加之，1935年12月，阎红彦受共产国际委派回国，抵达陕甘根据地后传达了共产国际肯定“中国党已完成了布尔塞维克化”的指示，以及“全苏联、全世界都称赞我们的长征”的消息。 1936年红军东征期间，共产国际于1935年派遣回国的刘长胜又来到陕甘根據地，不但带来了共产国际“七大”的正式文件 ，而且还带来了与共产国际联系的密电码，恢复了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中断的联系 。中共中央可以直接向共产国际汇报和请示工作。这为共产国际正确认识张国焘问题创造了条件。至此，在林育英、刘长胜等的帮助下，中共中央在政治上和组织上赢得了与张国焘斗争的主动权。必须强调的是，中共中央在充分发挥林育英作用的同时，为了维护党内团结，争取“南下”红军北上，对张国焘也作了大量耐心和细致的工作。这方面的内容，由于现有成果较多，且不是本文主旨，因此不再展开介绍。
长征胜利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影响深远的积极意义。长征胜利最终促成了中共中央解决张国焘问题的完成。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立足陕甘根据地得到了难得的修养机会和比较充分的补给，又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军事斗争的胜利。相比之下，张国焘则进退失据，“南下”大军接连受挫，被迫率军“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师。如果没有长征胜利，中共中央最终可能也会战胜张国焘的挑战，但是毫无疑问必将付出更大的代价和做出更多的努力。1971年，毛泽东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时再次谈到长征胜利对解决张国焘问题的作用：“张国焘搞分裂，不愿意到陕北去。那时不到陕北，没有出路嘛，这是政治路线问题。那时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到了陕北，张国焘跑了。” 张国焘出逃事件是张国焘自己用实际行动给自己的历史做了结论，至此“北上”和“南下”之争最终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完全胜利，张国焘的彻底失败而最终解决。不仅如此，长征胜利还揭开了中国革命新的一页。长征胜利对中国革命的特殊贡献得到了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高度肯定和评价。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中共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报告时对长征的意义给予了高度评价：“讲到长征，请问长征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两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 1971年，毛泽东再次谈到长征的意义：“如果不到陕北，那怎么能到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华中地区、东北地区呢？怎么能在抗日战争时期搞那么多根据地呢？” 毛泽东上述讲话，为长征的重要意义作了简要的阐发，也为进一步研究长征指出了正确方向。
关于毛泽东、中共中央以及中央红军长征的主要历程，期间发生的重大事件，以及介绍期间发生的一些有影响的事件细节的作品和文章，现在已经相当丰富，成果也较为成熟。这方面的著作、文章、回忆材料等较多，现在公开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编，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彭德怀等长征亲历者的传记、年谱、文集、文选等，当时亲历长征的当事人的回忆材料等都有比较详实的介绍。这些研究成果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尽管现在对中共中央与张国焘“北上”和“南下”战略之争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成果，但是仍然存在有待进一步深化和拓展的领域。关于这个问题，现在学者的研究成果以及亲历者的回忆材料主要集中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战略方针的正确性以及卓越的政治谋略和智慧方面。问题是如果把毛泽东、中共中央解决张国焘问题这段波澜壮阔和扣人心弦的历史，仅仅或者主要总结为上述因素，似乎有些单薄和缺乏说服力。笔者认为，中共中央胜利长征到陕北对解决张国焘闹分裂问题起了重要作用。一方面，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胜利抵达陕甘根据地使中共中央的战略计划找到了具体依托，为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提供了关键性的“落脚地”，维护了中共中央的权威地位。另一方面，张国焘“南下”战略却在实践中不断遭受挫折和失败，被迫掉头“北上”。最终，中共中央立足陕甘根据地这个新的大本营，战胜了张国焘的挑战，巩固了中共党的团结，推动了中共革命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壮大。
一、中共中央“落脚陕北”使“北上”战略赢得了主动权
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和张国焘脱离接触后，虽然摆脱了险境，但是也面临着新的考验和挑战。在获知存在陕甘根据地前，理论上，中共中央与张国焘“北上”和“南下”争论各执一词、莫衷一是;实践上，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在“北上”转战征程中也备尝艰辛，迫切需要根据地休整。因此，中共中央当时亟需实践予以检验和支持，以回应张国焘的攻击和摆脱当时面临的窘境。中共中央在哈達铺得知陕甘根据地存在后，境遇发生了关键性的转变。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迅速转向陕甘根据地，找到了弥足珍贵的“落脚地”。陕甘根据地的存在，从理论和实践上增强了中共中央战胜张国焘挑战的信心和实力。
中共中央和张国焘在“北上”和“南下”战略产生分歧后，并没有取得明显的优势。中共中央和张国焘统帅的红四方面军会师后，逐渐在红军发展的方向上发生了“北上”和“南下”的战略分歧。1935年9月9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在批评了张国焘“南下”战略时，也简要陈述了“北上”战略的设想：“陈（指陈昌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委员——引者注）谈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合时宜的。中央现恳切的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受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交通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 但是，中共中央的战略方针并没有得到张国焘的赞同和支持。相反，张国焘在当日的回电中对中共中央的战略提出了批评。张国焘指出：“时至今日，请你们平心估计敌力和位置，我军减员、弹药和被服等情形，能否一举破敌，或与敌作持久战而击破之。敌是否有续增可能。” “左路二十五、九三两师，每团不到千人，每师至多千五百战斗员，内中病脚者占三分之二。再北进，右路经过继续十天行军，左路二十天，减员只在半数以上。”张国焘接着分析了“北上”可能出现的三种结果：“向东突出岷、西封锁线，是否将成为无止境的运动战，冬天不停留的行军，前途如何？”“若停夏、洮，是否能站稳脚跟？”“若向东非停夏、洮不可，再无南返之机。背告（靠）黄河，能不受阻碍否？” 可见，中共中央的意见并没有得到张国焘的认同，更谈不上执行和落实。
在双方各执己见，都难以说服对方的僵持情况下，中共党内高层之间的分歧突然以极端的方式爆发。1935年9月9日，张国焘电令陈昌浩，如果中共中央不同意他的“南下”战略，则要陈昌浩扣留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强行率领右路军南下。这场迫在眉睫的危机虽然在叶剑英及时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通报消息后，被毛泽东等机智克服，并迅速脱离险境。 但是，中共中央和张国焘矛盾激化到分裂状态遗留的问题却很严重。9月10日，张国焘已经向部队发出了“南下”的宣传号召：“同志们！北进已经失去了时机，我们的红军决定大举南下，南下的战略方针是首先消灭四川军阀赤化全四川”。 这无异于将中共高层的分歧公开化。中共中央和张国焘在之后几天一直围绕“南下”和“北上”展开了宣传战和电报战，虽都想说服对方，但结果依然是各持己见，难以达成共识。这些争论无疑对中共中央造成了相当大的压力。当时，中共中央只有在实践上突破了当时严峻的形势的考验，才能有力地说服中共党内的不同声音，才能进一步巩固“北上”战略。 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单独“北上”后也确实经历了许多严峻的考验。“北上”只是宏观上确立了前进的战略方向，并未解决当时更为迫切和现实的“落脚点”问题。中共中央迅速离开张国焘控制的势力范围后，虽然迅速脱离了险境，但是也影响了当时坚持“北上”部队的士气。当时担任中央红军所属红三军团政治委员的杨尚昆回忆：自从1935年9月9日，中共中央摆脱张国焘威胁后，“本来，中央不让向下面随便讲张国焘闹分裂的事，但是，许多中下级干部还是知道了，一路上情绪不太好。” 还有，由于对西北地区缺乏必要的了解，加之环境恶劣，当时中共中央还曾对发展前景做过最坏的打算。为了预防万一，毛泽东还曾动员参加长征的林伯渠、谢觉哉等几位年纪比较大的老干部想办法离开队伍，保存实力，再谋发展。1936年2月，谢觉哉在延安对西北干部高朗亭回忆过自己的一段经历。在翻越大雪山后，毛泽东曾对谢觉哉说：“看来咱们的部队是要长期无后方地打游击，你们年纪大了，在部队上长期拖下去，会把你们拖死的。到了甘肃以后，你们可以自找掩护关系，到白区去做党的地下工作，请预作考虑。” 快到哈达铺前，毛泽东的态度依然很谨慎。林伯渠到延安后也曾对刘景范回忆过当时的情景：“中央红军长征快走到哈达铺时，毛泽东同志把徐老、董老、谢老和我找去，对我们说：‘红军到甘肃以后，你们几位老人是不是化装辗转到南方去，找我们留在苏区的地下党，不然你们会被长途行军拖垮的。’” 从谢觉哉和林伯渠的回忆可以看出，毛泽东、中共中央的“北上”战略，现在看来是高瞻远瞩和改变中共命运的正确抉择，但是，当时还处在与张国焘“南下”战略相持阶段的特定历史环境下，尤其是“北上”又不断遇到困难时，摆在中共中央面前的迫切任务是用实践来验证“北上”战略的正确性。
正在“北上”战略遭遇严峻考验之际，陕甘根据地的出现彻底扭转了中共中央的艰难处境。毛泽东和其他中共中央领导人以及全体红军指战员在哈达铺得知陕北有一块刘志丹领导的陕甘根据地后，欢欣鼓舞溢于言表。这在历史亲历者的回忆中有许多介绍。杨尚昆对毛泽东等发现陕甘根据地的来龙去脉和中共中央改变原有决策有较为详细的回忆：“在哈达铺，我们才知道陕北有刘志丹的部队，有一块根据地。当时，我看到过两个材料，一个是国民党政府出的布告，说刘志丹‘匪徒’在三边地区活动，政府正在‘围剿’。聂总先看到的，马上报告叶剑英，并且把布告揭下来送到毛主席那里。另一个是我在老百姓家里看到的一张油印的红军传单，上面有‘红军占领中心城市的伟大胜利’这样的话;所谓中心城市是指瓦窑堡。……当时见到这些材料的确非常高兴，因为，这证明陕北有红军、有根据地，并且就在瓦窑堡附近。毛主席把贾拓夫找来，问他陕北刘志丹和游击队的情况，并且任命他为白区工作部长，率领先遣队去寻找。此外，从当时收罗来的国民党区域的报纸上也证实国民党军队正在向陕北红军刘志丹部进攻。知道这些消息后，毛主席非常兴奋，说你总要找一个地方歇脚呀。他召开了一个小会，决定向陕北红军所在的那个地方走，就是向延安西北方的保安那里走。过了几天，部队进到通渭县的榜罗镇，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改变俄界会议关于在接近苏联的地方建立根据地的决定，确定将中共中央和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北。”
其他亲历者对发现陕甘根据地后的信息心情也有回忆。时任中央红军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回忆：“九月十九日，我和林彪随二师部队进驻哈达铺。在这里我们得到了一张国民党的《山西日报》，其中载有一条阎锡山的部队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部的消息。我说，赶紧派骑兵通讯员把这张报纸给毛泽东同志送去，陕北还有一个根据地哩！这真是天大的喜讯！” 长征时曾任中革军委纵队政治部秘书长的刘英回忆：“大约是九月二十一日的上午，我们到了哈达铺。这是甘肃南部的一个小城镇。在两天之前，先头部队攻占哈达铺的时候，在当地的邮局得到了不少报纸，主要是七、八月间的天津《大公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他们翻读着这些报纸，谈得眉飞色舞。原来，从这些报纸登载的消息，他们确切地知道：陕北有苏区根据地，有红军，有游击队。这真是喜从天降。” 长征时曾任中央红军所属三军团第四师政治委员、时任红军军事裁判所所长黄克诚回忆：“尤其令人高兴的是，在哈达铺可以看到报纸。从报纸上得知刘志丹、高岗等在陕北开辟了一块红色根据地，建立了人民政权。正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真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大喜讯，大家高兴得都跳了起来。这时，中央政治局在班罗镇（应为榜罗镇——引者注）召开会议，正式决定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得知陕甘根据地后，在处理张国焘“南下”问题上也渐趋主动和公开。杨尚昆回忆：“在哈达铺，毛主席还召开了全支队团以上干部会议，把陕北有红军以及支队新的进军方向告诉了大家。部队经过长途征战，的确非常疲劳啊！何况，长征中相当一段时期在藏民区行进，那里人口稀少，又有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扩军、筹粮都很困难，大家都希望早点找到一个人口较多的地区创造根据地。听说陕北有红军的消息后，大家都非常振奋。在这次会上，毛主席还把张国焘同中央闹分裂的事给大家讲清楚了。” 聂荣臻回忆：“九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同志召集第一、三军团和中革军委纵队的团以上干部，在哈达铺一座关帝庙里开会。他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他说，我们要北上，张国焘要南下，张国焘说我们是机会主义，究竟哪个是机会主义？目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我们就是要北上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现在我们北上先遣队人数是少一点，但是目标也就小一点，不张扬，大家用不着悲观，我们现在比一九二九年初红四军下井冈山时的人数还多哩！……最后毛泽东同志动员大家振奋精神，继续北上，并告诉大家，从现地到刘志丹同志创建的陕北根据地只不过七八百里了。” 时任中央红军陕甘支队第一纵队第四大队政治委员的杨成武回忆：在哈达铺召开的团级以上干部会上，“毛主席在形势分析中还谈到四方面军和张国焘。”“毛主席说：张国焘看不起我们。他对抗中央，还倒打一耙，反骂我们是机会主义。我们要北上，他要南下;我们要抗日，他要躲开矛盾，究竟哪个是退却，哪个是机会主义？我们不怕骂，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毛主席说到这里，略略停顿了一下，然后诙谐地说：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红军的比较详细的消息：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 长征胜利曙光在即的时刻也正是中共中央與张国焘斗争天平明显倾斜向中共中央的时刻。 得知陕甘根据地的存在成为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结束艰苦转战的重要契机。这块根据地对当时中共中央处境的改变，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得到亲历者的高度肯定。刘英回忆：“自从夜渡于都河以来，中央一直想找到一个落脚点，创立新的根据地。究竟上哪儿，谁也不确定。开头想到湖南西部，没有成功。后来想跟二、六军团会合，又遭重大挫折。黎平会议曾决定以黔北为中心建立根据地，遵义会议根据当时情况又予改变，有在川西发展的设想。在懋功与四方面军会合，跟张国焘争论，就是反对他的南下西进在川康落脚，而坚持北上向东建立根据地。原想在川陕甘创建根据地，现在得知陕北有一块红军的地盘，很自然的，就决定到陕北落脚了。” 黄克诚回忆：“我们从江西出发长征，艰苦跋涉两万多里，一路上连共产党的支部都很少遇到过，真没有想到会在陕北找到一块革命根据地。这无异于绝处逢生，使大家受到极大的鼓舞。历史是按照其必然规律在发展，但往往表现出许多偶然性。陕北根据地当时并不大，陕北红军也比较弱小，且处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之中。要不是中央红军长征到此，陕北革命根据地要想坚持下来也很困难的。然而，正是这块不太大的革命根据，此时却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使中央红军得以站住脚跟，休养生息，重整旗鼓，为日后创建红色的首都、抗日的圣地，奠下了基石。”
二、中共中央“落脚陕北”使“北上”战略经受住了实践检验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胜利抵达陕甘根据地之后，实现了与西北红军的会师，得到了陕甘根据地军民的支援，赢得了宝贵的休整时间。中央红军依托陕甘根据地，逐渐在西北地区站稳了脚跟，并不断恢复和壮大。中共中央直接掌握的军事力量的发展和壮大为战胜张国焘分裂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央红军抵达陕甘根据地后，赢得了一个宝贵的休养生息的时机。当时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实际情况也确实堪忧。彭德怀回忆：“在哈达铺约休息了四、五天，从报纸上看到陕北有刘志丹苏区根据地，很高兴。从哈达铺到保安县，还有千余里，要经过六盘山脉。那时干部和战士真是骨瘦如柴，每天行军，还少不了百、八十里。沿途还必须战胜敌军阻击，尤其是敌骑袭击。”“在哈达铺整编时一万四千余人，到吴起镇只剩七千二百人。”
但是，当中央红军抵达陕甘根据地后，境遇有了明显的改观。时任中央红军陕甘支队司令部作战科科长的伍修权回忆：“吴起镇战斗结束，我们前进到保安，一方面军的长征就宣告胜利结束。”“陕北的10月已经下雪了，我们穿的还是单衣短裤。保安房子很少，只有些窑洞。部队到后，第一个欢迎我们的是白如冰，他是陕北红军的后勤部长。他们已经为我们准备了粮食和衣服，每人发了一套棉衣。这真是雪里送炭！长征以来，一路行军，好久没有正式吃过一顿饱饭。因为‘左’倾路线错误，我们丢掉了根据地，屁股没有坐处，吃尽了苦头。这时吃到根据地群众送的小米稀饭，真像过年一样，高兴得很。许多同志捧着饭碗，就流下了泪水。”
中央红军还得到了陕甘根据地红军的支持和帮助，解决了相当大的问题。正如历史亲历者回忆：“与中央会合之后，……那时，中央红军经过万里长征，各方面的供应比较困难，海东同志宁可自己部队少花俭用，也要把钱款、布匹、医药、武器弹药等主动送给兄弟部队。有一次，毛主席派人到红十五军团，说明现在中央需要现金二千五百元。海东同志立即询问供给部长，供给部长查国桢同志说还有七千元，海东同志马上要他把五千元交中央。当时中央供给部长叶季壮同志高兴地说：‘这真是雪里送炭啊！’”
陕甘根据地从根本上改变了“北上”红军长期转战的艰难处境。当时在西北实地考察的《大公报》特约通讯员范长江发表于1935年11月9日的通讯报道写到：“此次毛泽东以不及万人之疲惫的徒步之师，截击与追击之者，不下数万人，如跟踪以入陕北，不但毛泽东一路将散亡大半，即刘志丹之老家，亦将大受影响。然而政府军追过环县以北后，此寥若星辰之民众，皆避不见面，使政府军之饮水粮秣，皆无法解决，道路亦无人引导，陷于进退失据的苦境中。彭德怀于洞悉此种情况后，乃集结其饥疲的红军约五千之众，于陕北边境上做猛烈反攻，追击军乃不得不相继退下，未敢再行深入。此种反攻之动作，或为‘老毛不弱’的表示，而其反攻之可能，不能不归功于刘志丹之民众组织基础。”
中央红军在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后，中共中央在解决张国焘问题上更为有利，并渐趋主动。虽然，中共中央在与张国焘分开后，一直没有放弃对张国焘做争取工作。在1935年9月9日，中共中央、毛泽东率领部分部队北上，脱离张国焘控制后，9月12日，中共中央在俄界会议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该决定对张国焘错误作了定性，认为张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有“军阀主义的倾向”。但是，为了避免引起不良反应，“这一决定只发给党的中央委员”。 9月14日，中共中央发电报给张国焘，“再一次的要求张总政委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及命令，服从中央电令，具体部署左路军与四军、卅军之继续北进。”
张国焘虽然没有立即正式回复中共中央要求其“北上”的电文，但是却把中共高层的分歧公开化，用实际行动作了答复。9月15日，張国焘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发出了《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这份计划称：“一、四方面军两大主力的会合，使主力红军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大大增加，增加了我们大举消灭敌人的优越条件。可是由于中央政治局中个别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逃跑路线，断送了我们大举北进进攻敌人的时机。右倾机会主义故意迟延我们北进中必要的准备工作。目前北方天气渐寒，草地不易通过，敌人在我们的北面已集结相当兵力，碉堡已完成一部，这种情况下，北进是显然不利的。”接着，计划指出了红军新的行动方向：“因此我们目前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大举向南进攻，消灭川敌残部，在广大地区内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首先赤化全川，这是消灭蒋介石主力，赤化川陕甘的先决条件。”计划还不点名地批评了中共中央领导人：“右倾机会主义的向北逃跑，完全是由于夸大敌人力量，在敌人的进攻面前张惶失措，对战胜敌人失掉信心，不相信在西北有创造革命根据地的可能，对革命胜利失掉前途。必须坚决执行党的进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才能顺利完成我们南进的战略方针。” 双方的争论给中共中央和“北上”红军造成了相当大的消极影响。杨尚昆回忆：“本来，中央不让向下面随便讲张国焘闹分裂的事，但是，许多中下级干部还是知道了，一路上情绪不太好。” 因此，在中共中央和张国焘战略分歧争论近乎白炽化，双方互相指责对方为“右倾机会主义”时，最有说服力的就是用成功的实践来证明自己战略抉择的正确性。
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陕甘根据地的出现无疑对中共中央赢得争论起了关键性作用。万里转战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抵达陕甘根据地后，对张国焘的态度发生着微妙的变化，由过去的比较迁就转为渐趋强硬。1935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你们以总司令及四方面军名义，在中央历次对蒙古的范围内发表主张外，不得用此名义作应（任）何表示。”“你们战况及工作情形，应随时电告党中央。” 12月27日，毛泽东在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中更明确讲到：“有人说（例如张国焘）：中央红军失败了。这话对不对呢？不对。因为这不是事实。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部。一个虾蟆坐在井里说：‘天有一个井大。’这是不对的，因为天不止一个井大。如果它说：‘天的某一部分有一个井大。’这是对的，因为合乎事实。我们说，红军在一个方面（保持原存阵地的方面）说来是失败了，在另一个方面（完成长征计划的方面）来说是胜利了。敌人在一个方面（占领我军原有阵地的方面）来说是胜利了，在另一个方面（实现‘围剿’计划的方面）来说是失败了。这样说才是恰当的，因为我们完成了长征。”毛泽东进而强调：“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谁怀疑我们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谁就会陷进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毛泽东的报告在理论上对张国焘的“南下”理论和对中共中央的批评作了有力的驳斥，同时也是对中共中央地位和“北上”战略的强有力的辩护。
中央红军在陕甘根据地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战略转移和奠基大西北的战略任务，增强了与张国焘斗争的实力。同时，张国焘“南下”战略却接连碰壁，南下红军损失惨重。这些血的教训也教育了对“北上”战略有所怀疑的“南下”干部和指战员。因此，中共中央抵达陕甘根据地就已经赢得了“北上”和“南下”之争的主动权。
三、中共中央“落脚陕北”为解决张国焘问题创造了政治优势
长征胜利为中共中央恢复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提供了便利。张闻天、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抢抓先机，争取到共产国际派往中国向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的代表林育英（张浩）的支持。林育英利用特殊身份在中共中央解决张国焘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张国焘率部“南下”后对中共中央领导地位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构成了严重挑战。一方面，张国焘公开对中共中央的“北上”战略和中共中央领导人进行了批判。时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回忆：“（一九三五年）十月五日，张国焘在卓木碉（脚木足）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王树声、周纯全、李卓然、罗炳辉、余天云等军以上干部，大约四五十人。会址在一座喇嘛寺庙里。就在这个会上，张国焘公然宣布另立中央，打出了分裂主义的旗帜。”“会议由张国焘主持。他的发言，蛊惑人心，欺骗性很大。大意是：中央没有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实行战略退却，是‘政治路线的错误’，而不单是军事路线问题。一、四方面军的会合，终止了这种退却，但中央拒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反而无端指责四方面军。南下是终止退却的战略反攻，是进攻路线，而中央领导人被敌人的飞机、大炮‘吓破了胆’，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继续其北上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直至发展到‘私自率一、三军团秘密出走’，这是‘分裂红军的最大罪恶行为’。他攻击中央领导人是什么‘吹牛皮的大家’，‘“左”倾空谈主义’，还说他们有篮球打、有馆子进、有捷报看、有香烟抽、有人伺候才来参加革命;一旦革命困难，就要‘悲观’‘逃跑’等等。”另一方面，张国焘也从组织上公开否认“南下”党政军机关与中共中央的隶属关系。“他宣布中央已经‘威信扫地’‘失去领导全党的资格’，提倡仿效列宁和第二国际决裂的办法，組织新的‘临时中央’，要大家表态。”“接着，就宣布了‘临时中央’的名单，以多数通过的名义，形成了‘决议’。还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党籍。”
原中央红军某些领导人和高级将领公开支持“南下”战略，更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徐向前回忆：“（在10月5日卓木雕会议上）另立‘中央’的事，来得这么突然，人们都傻了眼。就连南下以来，一路上尽说中央如何如何的陈昌浩，似乎也无思想准备，没有立即表态支持张国焘。会场气氛既紧张又沉闷，谁都不想开头一‘炮’。张国焘于是先指定一方面军的一位军的干部发言。这位同志长征途中，一直对中央领导有意见，列举了一些具体事例，讲得很激动。四方面军的同志闻所未闻，不禁为之哗然。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责备和埋怨中央的气氛，达到了高潮。” 在此前后，原隶属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九军团、当时担任三十二军军长的罗炳辉，原红一方面军九军团、当时担任三十二军政委的何长工也逐渐倾向，甚至公开支持张国焘“南下”战略。这些无疑都明显加重了中共中央面临的政治挑战和组织压力。
在得到党内军中部分力量支持后，张国焘逐渐开始以正统“中央”自居。1935年12月5日，张国焘领导的第二“中央”致电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此间已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发生关系。”因此，“你们应以党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张国焘甚至提出：“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和政权组织状况报告前来，以便批准。” 但是，随着林育英旗帜鲜明站到中共中央一边后，中共中央逐渐成功应对了张国焘咄咄逼人的攻势。林育英抵达陕甘根据地后，逐渐改变了中共中央解决张国焘问题的艰难处境。张闻天夫人刘英回忆：“（林育英）从蒙古越境进入中国以后，他一路上装扮成卖货的，挑着货郎担沿途打听红军消息，是看到了陕北红军的布告才找来的。”“张浩回来，闻天是很高兴的。本来党中央已经驱动策略转变的车轮，现在得知我们的做法同共产国际‘七大’确定的策略，方向完全一致，而对一些重要的策略口号国际又有具体指示，争取新的胜利的信心就更足了。闻天对张浩也很器重。一来就邀请他参加政治局会议，并称他为‘国际代表’，后来又出面提名张浩为政治局委员。同二、四方面军联系也好，对外打交道也好，许多电报署名都以张浩（或林育英）打头，用张浩当时这种特殊身份，对促进三个方面军的团结，特别是制止张国焘分裂党，起了很好的作用。”
由于林育英的特殊身份和全力支持，中共中央逐渐取得了解决张国焘问题的主动权。1935年12月22日，林育英以共产国际特使的身份致电张国焘：“关于你们所提出的许多问题，当转交代表团及国际，我想这些问题在国际及七次大会上自能圆满解决。因此我现时只有两点意见，望兄注意。第一，党内争论，目前不应弄得太尖锐，因为目前的问题是一致反对敌人，党可有争论，对外则应一致，我已将这个意见同样的向这里诸同志提出;第二，国际对中国党的组织问题本来有如下的意见：因为中国土地之广大，交通之不便，政治经济的不统一与发展之不平衡，特别是中国革命在各地的爆发等原因，中共中央势难全部顾及，因此可以组织中共中央北方局，上海局，广州局，满洲局，西北局，西南局等，根据各种关系，有的直属中央，有的可由驻莫中共代表团代管，此或为目前使全党统一的一种方法，此项意见望兄熟思见复！” 林育英的电报向张国焘传递了如下几点信息：一是，张国焘同中共中央的分歧和争论，共产国际会相机处理，因此反对将党内分歧继续扩大和尖锐化;二是，借共产国际的名义委婉但又坚决地反对张国焘另立“中央”的活动。林育英的这封电报表达了中共中央对张国焘问题的基本态度。
林育英还以共产国际特使的身份裁决中共中央与张国焘的争论。虽然，张国焘在接到林育英12月22日电文后，采取抵制措施，继续否认中共中央的地位。1936年1月20日，张国焘致电林育英：“我们一切都经党中央同意，假冒党中央或政府机关名义发表重要文件，此间有公开否认之权。为党的统一和一致对外，望告陕北同志，自动取消中央名义，党内争论请国际解决。” 但是，张国焘的这些抵抗已经难以挽回已定的败局。在收到张国焘1月20日电报后，林育英于1月24日再次致电张国焘：“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于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 在当时共产国际权威之下，林育英的电报已经将张国焘闹分裂置于进退失据的窘境。加之，1935年12月，阎红彦受共产国际委派回国，抵达陕甘根据地后传达了共产国际肯定“中国党已完成了布尔塞维克化”的指示，以及“全苏联、全世界都称赞我们的长征”的消息。 1936年红军东征期间，共产国际于1935年派遣回国的刘长胜又来到陕甘根據地，不但带来了共产国际“七大”的正式文件 ，而且还带来了与共产国际联系的密电码，恢复了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中断的联系 。中共中央可以直接向共产国际汇报和请示工作。这为共产国际正确认识张国焘问题创造了条件。至此，在林育英、刘长胜等的帮助下，中共中央在政治上和组织上赢得了与张国焘斗争的主动权。必须强调的是，中共中央在充分发挥林育英作用的同时，为了维护党内团结，争取“南下”红军北上，对张国焘也作了大量耐心和细致的工作。这方面的内容，由于现有成果较多，且不是本文主旨，因此不再展开介绍。
长征胜利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影响深远的积极意义。长征胜利最终促成了中共中央解决张国焘问题的完成。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立足陕甘根据地得到了难得的修养机会和比较充分的补给，又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军事斗争的胜利。相比之下，张国焘则进退失据，“南下”大军接连受挫，被迫率军“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师。如果没有长征胜利，中共中央最终可能也会战胜张国焘的挑战，但是毫无疑问必将付出更大的代价和做出更多的努力。1971年，毛泽东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时再次谈到长征胜利对解决张国焘问题的作用：“张国焘搞分裂，不愿意到陕北去。那时不到陕北，没有出路嘛，这是政治路线问题。那时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到了陕北，张国焘跑了。” 张国焘出逃事件是张国焘自己用实际行动给自己的历史做了结论，至此“北上”和“南下”之争最终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完全胜利，张国焘的彻底失败而最终解决。不仅如此，长征胜利还揭开了中国革命新的一页。长征胜利对中国革命的特殊贡献得到了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高度肯定和评价。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中共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报告时对长征的意义给予了高度评价：“讲到长征，请问长征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两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 1971年，毛泽东再次谈到长征的意义：“如果不到陕北，那怎么能到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华中地区、东北地区呢？怎么能在抗日战争时期搞那么多根据地呢？” 毛泽东上述讲话，为长征的重要意义作了简要的阐发，也为进一步研究长征指出了正确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