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3年6月6日，奥巴马任命苏珊-赖斯为新一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与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1947年9月的一天，那是一个星期四的下午，九位高官聚集在国防部长詹姆斯·福莱斯特的办公室。大家聚集的目的是进行彩排，因为第二天他们将参加总统杜鲁门所创立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mmittee，即NSC，以下简称国安会）的第一次会议。尽管国安会已经在事前通过的《国家安全法案》中予以确定，但是其与美国军事委员会、国务院的关系仍然是未知之数。因此，正如参会的副国务卿罗伯特·洛维特所说，包括他和国防部长以及各位陆海空三军的文职高官当时所讨论的意大利局势，成为了美国国安会的第一项议事日程。历史总是在不经意间书写，周四为了彩排而进行的午餐会逐渐变成了国安会的例行讨论会，而第二天的正式会议则成为美利坚合众国最重要的对外政策制定会议。
尽管如此，在随后的时间里，杜鲁门总统对于国安会并不感冒，他甚至很少参会。直到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国安会终于开始崭露头角，并在后继总统的不断改革之下逐渐成为美国总统权力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更成为了美国在冷战时期最重要的决策机关。如今，有人说国安会是美国操纵世界的大脑，这未必是危言耸听。或者可以这样说，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个“小团体”能够拥有如“美国国安会”那样巨大的能量。
美国国安会的前世今生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实力和国际地位空前膨胀。但战前及大战期间其安全决策机制效率低下表露无遗，珍珠港事件暴露出情报部门组织混乱，美国决策层对各相关机构间的无序状态进行反思，于是对国家安全体制进行重大改革。1946年，英国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密苏里州发表了“和平砥柱”的演说之后，冷战拉开了序幕。为了应对来自社会主义阵营的安全挑战，1947年7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国家安全法案》，美国国安会正式成立。但是国安会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广泛关注，包括《时代》周刊在内的众多知名媒体都更加关注《法案》本身，仅仅是在某些角落才会提及这个日后成为美国神经中枢的机构。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在国安会成立的初期，杜鲁门总统并没有定期参加会议，所以这一阶段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主要是起顾问作用。在这一阶段，总统指定国务卿作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席。杜鲁门总统当时给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功能界定是一个研究和评估问题并提出建议的论坛，并不是负责政策制定或者作为一个协调政策执行的特定机构。1949年8月，《国家安全法案修订案》得以通过，修订案中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以及国家安全资源委员会主席共同构成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另外，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是国安会法定的军事顾问，国家情报局局长是情报顾问，白宫办公厅主任、总统顾问以及总统经济政策助理通常也会被邀请出席国安会的会议。其他政府官员在必要时也将被邀请。在此阶段，国安会本质上是由高级内阁成员统御的小型论坛。
另一方面，自杜鲁门时期的国安会开始，其实际内容就与《国家安全法案》中规定的国安会存在内涵上的出入。首先，即使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正式会议，也常常按总统的“意愿”挑选其他内阁成员甚至次级成员参加。虽然“按总统意愿”一词是早已废弃的旧时法律术语，但这正好体现了国安会的核心理念。它成立的宗旨就是为总统服务，每一任总统都有改变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度的自由，他有权决定各类正式和非正式的白宫国家安全机构的设置，这些机构有的能协助延伸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能，有的却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竞争对手。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全由一个人掌控、影响，它和美国政府的任何其他部门都不一样，因为美国宪法规定体制结构应当比个人权力更重要。有的总统主动将自己的资源、信任、影响力和权力交与委员会成员，有的却一人操控大权，因此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规模和制度一直在不断变化，而法律规定和历史制度也远远没有总统和成员之间的互动重要。正是二者之间的关系不断重塑着这支势力强大的机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组织形式。有时，这个机构和1947年《国家安全法案》中描述的理念十分贴近；有时，它却只是建立在法案规定基础上的松散组织。这也就为国安会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基础。
随后在美国历任总统的协调下，冷战期间国安会多次改革，在许多重要国际关系事件中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冷战结束之后，在关系美国国家安全的大事件上，国安会同样发挥了无可取代的作用。而在国安会内部，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参与讨论，并成为这个组织的核心成员。
9.11事件是国安会发展的另外一个关键转折。9.11事件之后，美国《情报改革和反恐法案》废除了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地位并建立了一个新的职务，即国家情报总监。国家情报总监对政策情报集团拥有更强大的控制力。同时，国家情报总监还取代了中央情报局局长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中的席位。小布什总统时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在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的决策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奥巴马总统执政时期，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规模堪称庞大，有上百人之多，他们根据不同的分工，协理欧洲、亚洲、非洲等地区的国际事务；与此同时国安会还设有法务部、国际经济事务部、对外政策演讲部等机构；除此之外，每天24小时不间断运作的白宫战情室成员也属于国安会工作人员的范畴。
简言之，国安会现在已成为领导和整合美国军政资源与决策机构的综合性网络，是美国参与和主导国际事务、制定国家安全战略的神经中枢，形成一整套战略理念和完备的战略设计。例如，战略行为分为战略评估、决策、动员、执行四个阶段，评估阶段界定利益与威胁，对现存和潜在的威胁源进行分析，并按照轻重缓急排序，做出战略规划和设计；在功能性战略议题，如威慑、战略保证、结盟、压力外交上，进行针对性的规划与考量；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包括认知、描述、测算、分析、推理、评估、结论、建议等要素，尤其是经过冷战和反恐时期的大量实践，使得美国拥有系统健全的国家安全体系，以及缜密科学的国家安全战略。 国安会的灵魂人物
1947年的《法案》便已经规定，美国国安会是一支由文职执行秘书领导的幕僚队伍，该秘书由总统直接任命，而无须经过国会的批准。时至今日，这位秘书的“学名”就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中是至关重要的灵魂人物，往往都是由总统的心腹来担任。在对外决策的全过程中，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归结起来主要包括以下方面，即总统决定执行情况的协调人与监督人、总统顾问、情报传递的负责人、政策制定过程的管理者、总统私人对外事务代表。
从肯尼迪总统时期开始，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及其工作班子的地位开始超过内阁官员以及为总统提供情报建议的各部门，而在尼克松总统时期，基辛格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使得这一职位的重要性达到了顶峰。一个职位的重要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总统重视与否，当总统决策更多地依赖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时，这一职位就成了拥有实权的显赫职位。在同级的其他对外政策要员中，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首屈一指。
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积极参与美国对外政策的实际运作，与此同时为了协助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工作，国安会机构的规模和影响都会相应扩大。除了基本职能外，国安会在美国对外政策中作用的大小，还往往取决于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能力的大小以及同总统关系的密切程度。综合来看，曾经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人选主要包括学者、军人两大类。
在需要对外政策取得重大突破时，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由学者来担任比较适合，如基辛格和赖斯等，因为学者们有创新精神和理论深度，敢于打破旧的条框；而由军人来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优势在于善于协调，如奥巴马时期的詹姆斯·琼斯将军，军人们往往严谨细致并且遵守职责。通常情况下，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都是总统的心腹，并深得总统信任。他们与总统关系的密切程度，往往与国安会在美国对外政策中作用的大小成正比。所以一旦总统对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信任程度超过对国务卿的信任程度，就很有可能让国安会掌握制定对外政策的主动权。这一现象是把双刃剑，如果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地位过于突出，也很容易损害该职位作为政策制定程序的协调者这一更为重要的职能。
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泛学者化客观上也使得一系列如雷贯耳的大学者们——基辛格、斯考克罗夫特、布热津斯基等，将他们的学术思想转化成正式的国家对外政策。同时国安会的组织成员往往没有任何法定官职，甚至在其组织的最核心处，也可以允许具有专业背景的教授乃至学生来任职。《大棋局》的作者、在卡特政府时期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一职的布热津斯基博士曾经聘请了自己的一名学生来处理国会关系。这个学生是第一个在国安会工作的女性。长久以来，这块地盘是男人的天下，这个女孩儿因此而感到畏怯，裹足不前，甚至怀疑自己无法做好这份制定政策的工作；她也担心自己没有足够的热情，无法像老师布热津斯基一样积极地投身外交事业。然而，出生于东欧、而后又移民美国的布热津斯基告诉她，不要过分在意工作表面的分量，否则只会因害怕而放弃。这个女孩儿最终留了下来，并成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员”，她的名字叫做马德琳·奥尔布赖特。随后在她向人事部门作报告时，别人问她将来想做什么，奥尔布赖特淡淡地回答说想“加入国家安全委员会”。所有人都认为这行不通，因为她既不是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部长，也不是吉米·卡特总统任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内阁成员，还只是个年纪轻轻的工作人员。来来回回问了好几次，人们才真正明白她是一心想成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幕僚。1997年，她成为美国第64任国务卿，达到了职业上的巅峰，也终于成为法律意义上国家安全委员会中的一员。美国国安会正是这样圆了一代又一代具有专业背景，希望学以致用、为国家对外政策制定做出贡献的学生们的最终梦想。他们从学生再到老师，随后再培养新的学生，形成良性循环，即众所周知的“旋转门”制度。这就是美国对外政策制定的根基所在。
再比如，在奥巴马总统第一任内，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有三位专家学者赴国安会任职，包括已改任驻俄大使的麦克法尔。他是美国战略精英培养及学界-政界之间旋转的样板。麦克法尔获得牛津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后，返回斯坦福大学任教，成为知名的俄罗斯研究专家。2008年，他与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现国安会顾问苏珊·赖斯等联合撰写《凤凰倡议—21世纪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框架》，2009年任国安会俄罗斯东欧事务高级主任。麦克法尔说：“在首都，没有时间去做政策发展与知识探索的事情，20多年前，康多（前国务卿赖斯）告诉我，你要在学术界建立知识资本，然后再到华盛顿去应用。”
这反映了美国学界和政界的紧密联系。美国大学的研究机构结合自身的学科优势和研究传统，发展各具特色的战略研究。例如，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重视跨学科及科技研究，该中心学者是美国朝核问题与伊朗核问题研究与沟通的重要渠道。哈佛大学贝尔佛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重视决策过程与案例研究。耶鲁大学以保罗·肯尼迪和加迪斯为核心的国际安全研究项目，通过历史研究来审视国家大战略，等等。这些知名的高校智库以及职业智库为美国政府源源不断地输送专业人才，并形成良性循环。
国安会的纵横捭阖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自从成立以来，在许多重要的国际事务决策中都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古巴导弹危机是国安会早期最重要的决策参与案例。1962年由于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美国坚持要求撤除导弹而引发了美苏两大国之间最激烈的一次对抗。10月16日，肯尼迪总统听取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汇报后，立即召集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开会，参会人员除了总统和副总统，还包括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国务卿、国防部长、中央情报局局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等人。重点讨论应对苏联把导弹运进古巴的问题，随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多次召开会议，并在讨论如何迫使苏联从古巴撤走导弹时，先后提出了六种方式以供选择。整个危机步步惊心，美苏两国徘徊在核战争的边缘，战争可谓一触即发，在这场被誉为“惊爆十三天”的加勒比海危机中，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危机的解决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了所有相关政策的决定者。
在2011年震惊世界的击毙本·拉登事件中，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也是幕后操刀人。2009年，奥巴马就任总统之后，前共和党籍副总统切尼公开批评奥巴马反恐不力。为了堵住共和党人的抗议声，奥巴马下令中央情报局（CIA）向他提交定点清除本·拉登的一项详细行动计划。在费尽千辛万苦之后，中央情报局得到的情报显示本·拉登可能藏匿在巴基斯坦西北部一个地区。在多方面确认情报信息之后，2011年3月开始，奥巴马总统连续主持了九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就本·拉登藏匿的地点以及处置方式进行综合的讨论。最终在2011年4月29日奥巴马总统下令，集聚各方力量发起定点清除拉登的军事行动。为了保证行动顺利进行，充分配合中央情报局特工的行动，奥巴马亲自下令调遣了美国海军海豹突击队的一支精英分遣队参与了此次定点清除计划。时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帕内塔全程观看了此次定点清除本·拉登的行动直播。击毙本·拉登的主要策略谋划都在上述九次国安会会议中得以设计完成，因此国安会在这次行动中可谓运筹于尺寸之间，决胜于万里之外。
美国国安会在美中关系中也发挥着重要而独特的作用，比如参与制定对华政策、参加两国关系中的危机管理、国安顾问在双边关系的关键时刻作为特使访华（1971年基辛格、1978年布热津斯基、1989年斯考克罗夫特、1996年莱克等）。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与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1947年9月的一天，那是一个星期四的下午，九位高官聚集在国防部长詹姆斯·福莱斯特的办公室。大家聚集的目的是进行彩排，因为第二天他们将参加总统杜鲁门所创立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mmittee，即NSC，以下简称国安会）的第一次会议。尽管国安会已经在事前通过的《国家安全法案》中予以确定，但是其与美国军事委员会、国务院的关系仍然是未知之数。因此，正如参会的副国务卿罗伯特·洛维特所说，包括他和国防部长以及各位陆海空三军的文职高官当时所讨论的意大利局势，成为了美国国安会的第一项议事日程。历史总是在不经意间书写，周四为了彩排而进行的午餐会逐渐变成了国安会的例行讨论会，而第二天的正式会议则成为美利坚合众国最重要的对外政策制定会议。
尽管如此，在随后的时间里，杜鲁门总统对于国安会并不感冒，他甚至很少参会。直到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国安会终于开始崭露头角，并在后继总统的不断改革之下逐渐成为美国总统权力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更成为了美国在冷战时期最重要的决策机关。如今，有人说国安会是美国操纵世界的大脑，这未必是危言耸听。或者可以这样说，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个“小团体”能够拥有如“美国国安会”那样巨大的能量。
美国国安会的前世今生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实力和国际地位空前膨胀。但战前及大战期间其安全决策机制效率低下表露无遗，珍珠港事件暴露出情报部门组织混乱，美国决策层对各相关机构间的无序状态进行反思，于是对国家安全体制进行重大改革。1946年，英国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密苏里州发表了“和平砥柱”的演说之后，冷战拉开了序幕。为了应对来自社会主义阵营的安全挑战，1947年7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国家安全法案》，美国国安会正式成立。但是国安会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广泛关注，包括《时代》周刊在内的众多知名媒体都更加关注《法案》本身，仅仅是在某些角落才会提及这个日后成为美国神经中枢的机构。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在国安会成立的初期，杜鲁门总统并没有定期参加会议，所以这一阶段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主要是起顾问作用。在这一阶段，总统指定国务卿作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席。杜鲁门总统当时给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功能界定是一个研究和评估问题并提出建议的论坛，并不是负责政策制定或者作为一个协调政策执行的特定机构。1949年8月，《国家安全法案修订案》得以通过，修订案中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以及国家安全资源委员会主席共同构成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另外，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是国安会法定的军事顾问，国家情报局局长是情报顾问，白宫办公厅主任、总统顾问以及总统经济政策助理通常也会被邀请出席国安会的会议。其他政府官员在必要时也将被邀请。在此阶段，国安会本质上是由高级内阁成员统御的小型论坛。
另一方面，自杜鲁门时期的国安会开始，其实际内容就与《国家安全法案》中规定的国安会存在内涵上的出入。首先，即使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正式会议，也常常按总统的“意愿”挑选其他内阁成员甚至次级成员参加。虽然“按总统意愿”一词是早已废弃的旧时法律术语，但这正好体现了国安会的核心理念。它成立的宗旨就是为总统服务，每一任总统都有改变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度的自由，他有权决定各类正式和非正式的白宫国家安全机构的设置，这些机构有的能协助延伸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能，有的却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竞争对手。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全由一个人掌控、影响，它和美国政府的任何其他部门都不一样，因为美国宪法规定体制结构应当比个人权力更重要。有的总统主动将自己的资源、信任、影响力和权力交与委员会成员，有的却一人操控大权，因此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规模和制度一直在不断变化，而法律规定和历史制度也远远没有总统和成员之间的互动重要。正是二者之间的关系不断重塑着这支势力强大的机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组织形式。有时，这个机构和1947年《国家安全法案》中描述的理念十分贴近；有时，它却只是建立在法案规定基础上的松散组织。这也就为国安会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基础。
随后在美国历任总统的协调下，冷战期间国安会多次改革，在许多重要国际关系事件中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冷战结束之后，在关系美国国家安全的大事件上，国安会同样发挥了无可取代的作用。而在国安会内部，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参与讨论，并成为这个组织的核心成员。
9.11事件是国安会发展的另外一个关键转折。9.11事件之后，美国《情报改革和反恐法案》废除了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地位并建立了一个新的职务，即国家情报总监。国家情报总监对政策情报集团拥有更强大的控制力。同时，国家情报总监还取代了中央情报局局长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中的席位。小布什总统时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在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的决策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奥巴马总统执政时期，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规模堪称庞大，有上百人之多，他们根据不同的分工，协理欧洲、亚洲、非洲等地区的国际事务；与此同时国安会还设有法务部、国际经济事务部、对外政策演讲部等机构；除此之外，每天24小时不间断运作的白宫战情室成员也属于国安会工作人员的范畴。
简言之，国安会现在已成为领导和整合美国军政资源与决策机构的综合性网络，是美国参与和主导国际事务、制定国家安全战略的神经中枢，形成一整套战略理念和完备的战略设计。例如，战略行为分为战略评估、决策、动员、执行四个阶段，评估阶段界定利益与威胁，对现存和潜在的威胁源进行分析，并按照轻重缓急排序，做出战略规划和设计；在功能性战略议题，如威慑、战略保证、结盟、压力外交上，进行针对性的规划与考量；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包括认知、描述、测算、分析、推理、评估、结论、建议等要素，尤其是经过冷战和反恐时期的大量实践，使得美国拥有系统健全的国家安全体系，以及缜密科学的国家安全战略。 国安会的灵魂人物
1947年的《法案》便已经规定，美国国安会是一支由文职执行秘书领导的幕僚队伍，该秘书由总统直接任命，而无须经过国会的批准。时至今日，这位秘书的“学名”就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中是至关重要的灵魂人物，往往都是由总统的心腹来担任。在对外决策的全过程中，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归结起来主要包括以下方面，即总统决定执行情况的协调人与监督人、总统顾问、情报传递的负责人、政策制定过程的管理者、总统私人对外事务代表。
从肯尼迪总统时期开始，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及其工作班子的地位开始超过内阁官员以及为总统提供情报建议的各部门，而在尼克松总统时期，基辛格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使得这一职位的重要性达到了顶峰。一个职位的重要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总统重视与否，当总统决策更多地依赖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时，这一职位就成了拥有实权的显赫职位。在同级的其他对外政策要员中，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首屈一指。
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积极参与美国对外政策的实际运作，与此同时为了协助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工作，国安会机构的规模和影响都会相应扩大。除了基本职能外，国安会在美国对外政策中作用的大小，还往往取决于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能力的大小以及同总统关系的密切程度。综合来看，曾经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人选主要包括学者、军人两大类。
在需要对外政策取得重大突破时，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由学者来担任比较适合，如基辛格和赖斯等，因为学者们有创新精神和理论深度，敢于打破旧的条框；而由军人来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优势在于善于协调，如奥巴马时期的詹姆斯·琼斯将军，军人们往往严谨细致并且遵守职责。通常情况下，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都是总统的心腹，并深得总统信任。他们与总统关系的密切程度，往往与国安会在美国对外政策中作用的大小成正比。所以一旦总统对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信任程度超过对国务卿的信任程度，就很有可能让国安会掌握制定对外政策的主动权。这一现象是把双刃剑，如果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地位过于突出，也很容易损害该职位作为政策制定程序的协调者这一更为重要的职能。
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泛学者化客观上也使得一系列如雷贯耳的大学者们——基辛格、斯考克罗夫特、布热津斯基等，将他们的学术思想转化成正式的国家对外政策。同时国安会的组织成员往往没有任何法定官职，甚至在其组织的最核心处，也可以允许具有专业背景的教授乃至学生来任职。《大棋局》的作者、在卡特政府时期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一职的布热津斯基博士曾经聘请了自己的一名学生来处理国会关系。这个学生是第一个在国安会工作的女性。长久以来，这块地盘是男人的天下，这个女孩儿因此而感到畏怯，裹足不前，甚至怀疑自己无法做好这份制定政策的工作；她也担心自己没有足够的热情，无法像老师布热津斯基一样积极地投身外交事业。然而，出生于东欧、而后又移民美国的布热津斯基告诉她，不要过分在意工作表面的分量，否则只会因害怕而放弃。这个女孩儿最终留了下来，并成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员”，她的名字叫做马德琳·奥尔布赖特。随后在她向人事部门作报告时，别人问她将来想做什么，奥尔布赖特淡淡地回答说想“加入国家安全委员会”。所有人都认为这行不通，因为她既不是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部长，也不是吉米·卡特总统任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内阁成员，还只是个年纪轻轻的工作人员。来来回回问了好几次，人们才真正明白她是一心想成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幕僚。1997年，她成为美国第64任国务卿，达到了职业上的巅峰，也终于成为法律意义上国家安全委员会中的一员。美国国安会正是这样圆了一代又一代具有专业背景，希望学以致用、为国家对外政策制定做出贡献的学生们的最终梦想。他们从学生再到老师，随后再培养新的学生，形成良性循环，即众所周知的“旋转门”制度。这就是美国对外政策制定的根基所在。
再比如，在奥巴马总统第一任内，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有三位专家学者赴国安会任职，包括已改任驻俄大使的麦克法尔。他是美国战略精英培养及学界-政界之间旋转的样板。麦克法尔获得牛津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后，返回斯坦福大学任教，成为知名的俄罗斯研究专家。2008年，他与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现国安会顾问苏珊·赖斯等联合撰写《凤凰倡议—21世纪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框架》，2009年任国安会俄罗斯东欧事务高级主任。麦克法尔说：“在首都，没有时间去做政策发展与知识探索的事情，20多年前，康多（前国务卿赖斯）告诉我，你要在学术界建立知识资本，然后再到华盛顿去应用。”
这反映了美国学界和政界的紧密联系。美国大学的研究机构结合自身的学科优势和研究传统，发展各具特色的战略研究。例如，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重视跨学科及科技研究，该中心学者是美国朝核问题与伊朗核问题研究与沟通的重要渠道。哈佛大学贝尔佛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重视决策过程与案例研究。耶鲁大学以保罗·肯尼迪和加迪斯为核心的国际安全研究项目，通过历史研究来审视国家大战略，等等。这些知名的高校智库以及职业智库为美国政府源源不断地输送专业人才，并形成良性循环。
国安会的纵横捭阖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自从成立以来，在许多重要的国际事务决策中都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古巴导弹危机是国安会早期最重要的决策参与案例。1962年由于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美国坚持要求撤除导弹而引发了美苏两大国之间最激烈的一次对抗。10月16日，肯尼迪总统听取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汇报后，立即召集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开会，参会人员除了总统和副总统，还包括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国务卿、国防部长、中央情报局局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等人。重点讨论应对苏联把导弹运进古巴的问题，随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多次召开会议，并在讨论如何迫使苏联从古巴撤走导弹时，先后提出了六种方式以供选择。整个危机步步惊心，美苏两国徘徊在核战争的边缘，战争可谓一触即发，在这场被誉为“惊爆十三天”的加勒比海危机中，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危机的解决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了所有相关政策的决定者。
在2011年震惊世界的击毙本·拉登事件中，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也是幕后操刀人。2009年，奥巴马就任总统之后，前共和党籍副总统切尼公开批评奥巴马反恐不力。为了堵住共和党人的抗议声，奥巴马下令中央情报局（CIA）向他提交定点清除本·拉登的一项详细行动计划。在费尽千辛万苦之后，中央情报局得到的情报显示本·拉登可能藏匿在巴基斯坦西北部一个地区。在多方面确认情报信息之后，2011年3月开始，奥巴马总统连续主持了九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就本·拉登藏匿的地点以及处置方式进行综合的讨论。最终在2011年4月29日奥巴马总统下令，集聚各方力量发起定点清除拉登的军事行动。为了保证行动顺利进行，充分配合中央情报局特工的行动，奥巴马亲自下令调遣了美国海军海豹突击队的一支精英分遣队参与了此次定点清除计划。时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帕内塔全程观看了此次定点清除本·拉登的行动直播。击毙本·拉登的主要策略谋划都在上述九次国安会会议中得以设计完成，因此国安会在这次行动中可谓运筹于尺寸之间，决胜于万里之外。
美国国安会在美中关系中也发挥着重要而独特的作用，比如参与制定对华政策、参加两国关系中的危机管理、国安顾问在双边关系的关键时刻作为特使访华（1971年基辛格、1978年布热津斯基、1989年斯考克罗夫特、1996年莱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