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好的职业教育才可以培养出色的技术工人，出色的技术工人可以推动新技术的产生，新技术的产生助推产业升级，产业升级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并可反过来推动职工工资上涨。
　　民众翘首以盼的《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发端于2004年，至今仍未面世。
　　不过，这份方案仍然透露出几个改革的方向：一是缩小城乡差距，增加农民收入，二是增加对低收入居民的扶持；三是提高工资性收入；四是通过税收手段主要是个人税收来调节收入分配。概括起来，无非是“提低、扩中、调高”。
　　在利益分殊已非常突出的当下，调整利益结构意味着打破既有利益格局，这自然十分困难。尤其在“调高”这一块，道理其实很明白，无非是要降低政府收入、打破高收入垄断行业的垄断，再则就是推行物业税和遗产税等，通过税收手段进行调节。这自然会受到相关利益群体的抵制，而这些群体往往在决策上拥有强大发言权，其利益十分难撼动。这也是2003年启动新一轮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来，至今政府在“调高”上难有作为的关键所在。
　　至于“扩中”，事实上，除了提高個税起征点外，国家政策很难在此方面直接发挥作用，因为一个国家中产阶层的扩大，和整体经济发展息息相关。
　　再看“提低”，可以说是近年来政府着力最多，也是成效较明显的环节。从取消农业税、农村义务教育免费到提高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一系列措施使本届政府赢得了“民生政府”的赞誉。
　　然而，仅靠政府的这些惠民政策，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提高依然十分有限。1995至2007年，12年间，政府财政税收累计增长5.7倍，而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增长1.6倍，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才累计增长1.2倍。由此可见一斑。
　　不久前，温家宝总理在接受新华网、中国政府网联合采访时透露，我国中低收入者占总人口的大多数，其中低收入的大约2.7亿，困难群体大约有一个亿。收入分配改革若不能提高如此庞大群体的收入水平，无异于空谈。
　　然而，如何提高他们的收入?政府自然可以用提高最低工资水平的办法做些许微调，然后，从更广阔的意义上说，职工工资由供需决定，政府不可能也不应当用强力去拔苗助长。而在一个法治社会，低收入者更不能采取革命的办法“劫富济贫”。
　　舍此之外，有何良策?化国家雄厚的财力，投资于民是根本之道。
　　投资于民又包含许多方面，其中最迫切的当为投资于教育。
　　这是一条经过世界经验检验的“硬道理”。英国著名思想家安东尼·吉登斯告诉我们，“国家最重要的投资是对人的投资”，“国家将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通过教育和培训的途径投资于人力资本，而尽量不直接给予利益或提供经济资助。”
　　教育，更是中国社会内生的现实需要。我们看到，一方面，东部沿海的农民工为“工资十年未涨”而抱怨；另一方面，企业高薪延聘高级技工却一将难求。社科院2007年发布的《人才蓝皮书》显示，我国高级技工缺口千万人。
　　举国家之力投资于职业教育，可以说是“一本万利”——只有良好的职业教育才可以培养出色的技术工人，出色的技术工人可以推动新技术的产生，新技术的产生助推产业升级，产业升级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并可反过来推动职工工资上涨。这是—个诱人的良性循环。
　　请注意，我们强调的是职业教育，而不是高等教育。说到高等教育，教育部前部长周济2007年说过，中国高等教育在国际上已属于比较先进的水平。从数量上看的确如此，我国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数居世界第二，在校大学生数量居世界第一。
　　但是看看大学生的失业率，恐怕没有人会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先进水平”感到欢欣鼓舞。2009年社科院发布的《社会蓝皮书》指出，当前大学生失业率超过12％，是登记失业率的3倍左右。2009年的网络热词“蚁族”正是这个冰冷数字的生动阐释。
　　这是教育结构之病，可悲的是，此病恐有加重之势。在刚刚公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中等职业教育乏善可陈。果如此，人力资本的结构将进一步失衡，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也将基础不稳。
　　为此计，在对收入分配问题“正面强攻”、做制度更新的同时，投资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或许可成为决策者的一个思考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