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锐(字叔峤，1857～1898)的书法理论在晚清书学领域占有一定地位。清成丰前后，随着大量碑碣出土，“碑学大兴”，中国书法艺术进入了一个求变时期(一直延续至今)。为这个时期奠定理论基础的是包世臣(1775～1855)的《艺舟双楫》；引发而增辉者则是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而杨锐的《秦汉碑篆文考》是在这二者之间承先启后的书法理论著作之一。他极为推崇相传为六朝(吴)皇象书的《天法神谶碑》，认为其不守窠臼，“剑拔弩张，大非史籀李斯之旧”(《蜀秀集》卷三，成都尊经书局光绪五年版)。他进而提出“文无定式”，不可拘泥于许慎六书，“要当兼收而并蓄之”的观点。(同上)这说明还在学生时代的杨锐已认识到只有求变造新才是弘扬中国书法艺术的必经之道。这个认识，比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1889年)中所阐发的类似思想，在时间上早出了整整10年。杨锐和他同时代的一大批主张变革书法艺术的书法家(如康有为、何绍基、张裕钊)一样，在实践上也是以“尊碑”为法；只是他更重吴碑(应属魏碑范畴)与秦汉碑刻。他写隶、楷、行、草，皆参有篆法，别具风韵。他摹拟的秦篆堪称一绝。现在绵竹县文化馆还藏有杨锐篆书屏幅10条，与秦代瓦当额文浑然相似，宛如笔走龙蛇，墨滚珠玑，睹者无不称奇。他写给虞元任的一幅篆联(今藏于绵竹民间)，竞使梁启超叹为观止，特跋日：“叔峤先生遗墨传世绝希，虞仁兄宝此，岂唯藏掌故，盖正气实寄焉。”(转见李邦宁：《文采风流今尚存》，绵竹县人民政府、政协编《绵竹亭亭出县高》)杨锐在京师期间，就连以孤傲闻世的名画家刘梓谦(别号聋道人)也向他乞墨宝。晚清于皖、浙以外独成一派的篆刻大师黄士陵慕杨盛名，还为其镌刻过大量印章。后来，《续益州名人书画录》收绵竹县三者，即为杨锐及兄杨聪与黄尚毅(杨锐门人)之作。
　　杨锐自幼即有收藏癖；综其一生，可算得上一个成绩斐然的文物鉴赏家与收藏家。举凡古书画、古钱币、三代(夏、商、周)青铜器、历朝文房四宝，只要力所能及，都以收藏。他对钱币的研究，有独到之处。近代钱币史大家丁福保在其《古钱大辞典》里曾多处提及杨锐这方面的成就。杨锐珍藏秘籍中以善本居多，达千册以上。民国5年(1916)绵竹杨公祠落成时，就其藏书曾专设一图书馆供人阅览。至1951年，该馆仅存大内宋版《柳柳州集》60本、明刻单行精本《律吕》一部12本以及尊经书局刻印的部分《四库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