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马可用8年时间准备的无用生活空间在北京开张了。地方选在美术馆后街，原先北京胶印厂的旧址上。工厂因为经营不善和环境污染，迁出城外，留下一片生锈的厂房，被改造成文化园区，类似798的做法——这些工业时代留下的锈迹，在今天有了新的意义，首先是一种当代艺术式的审美，然后会发展出一种怀旧中的时尚。中国美术馆、三联书店、北京人艺、东四工人文化宫、77剧场连成一片，许多咖啡馆和小馆子点缀其中，成了一个小的文艺枢纽。一次，我坐在一家由四合院改成的饭馆，旁边有一半客人来自国外——至少看上去是这样。一个女人推门而入，穿了一身白色的麻布长袍，脚下轻盈，没有声响。那时我正在准备采访马可的提纲，很快猜到这是她的员工，但第一眼看去，仍有些时空穿越的错觉。
　　马可设计的空间也像一个白衣女人。玻璃外墙用白纱蒙面，外人看不清里面的装饰，不像商场的橱窗。里面做成传统院落的样式，石板路、木家具，装饰着秸秆和稻草，家居用品却又符合现代生活的要求，都出自马可之手。她把这里称作自己的家。售卖的衣服像挂在自家的衣柜，顾客可以试穿、购买，单价都很高。
　　因为成为第一夫人的服装设计师，马可成了一个神秘的名字，此前她在行业内的名声突然被大众知晓。她所倡导的尊重手工、回归传统的价值观，与这个加速旋转的世界有些格格不入，又因品牌的高端路线，受到一些质疑。
　　正是因为这种复杂性，而不单纯是她的成功，让我们在年末访问她。由于出差的原因，一部分采访通过邮件完成。此时马可正在浙江丽水，要专门找有网络的房间，见完当地县长和手工艺人之后，再把写好的回信发出。而我已经赶到巴塞罗那，酒店刚好位于城里最繁华的两条商业街旁，街上满是游人，在圣诞节的彩灯下疯狂采购。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中国人。一位女子裹了一身黑，在人群中利落地穿梭，冲着电话讲，“好啊，我们约在LV！”除了国际大牌，兰布拉大街上还有许多西班牙本土品牌，比如著名的Zara。这位西班牙首富，向来也以低调闻名。他旗下的许多产品线，有的在中国卖得风生水起，有的默默无声，支撑几年就退场。这就是全球化时代潮汐般的流通与更迭。
　　马可也身处其中，而且是留在沙滩上的赢家。从苏州丝绸工学院毕业后，她南下工作，赶上90年代珠三角外贸纺织工业的爆发，1996年和毛继鸿共同创办“例外”。现在，作为个体的中国设计师开始在国际崭露头角，属于马可自己的“无用”又出现在前排。
　　

　　纪录片《无用》里，贾樟柯把纺织工人、煤矿工人和裁缝的生活，与马可在巴黎时装周上发布“无用”系列的故事平行剪辑在一起。工人们每天从工厂回宿舍午休，要穿过一道锁上的铁门，瘦的人直接从中间钻过去，胖一点的就要从上头翻过栏杆。在贾樟柯的老家山西汾阳，裁缝改一件衣服收几块钱，生意也越来越不好。这些人与马可一起，构成了他们所处的时代全貌。
　　与其说马可和她的品牌提供了一个确切的答案，不如说她抛出了一个正确的问题——鸿沟横亘在古老中国和现代生活之间，你的选择是什么？2014年9月9日，马可将“无用”推向市场。但相比赚钱，试图传递价值观则显得更加困难。在个体越来越自由、独立的今天，作为集体的生活方式显得暧昧不明。对批评者的回应，她多少有些退避，“小众，并不代表没有存在的必要。”毕竟，“晴耕雨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童叟无欺，夜不闭户，路不拾遗”，马可理想中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已经离我们那么遥远。

有时我会为知音难觅感到沮丧

　　人物周刊：可否描述一下你现在身处的环境？
　　马可：我现在在浙江丽水的一个乡村客栈里，室外温度接近零度，穿着羽绒服在房间里，手指还不至于僵硬。这是我第一次来浙南乡村调研，这里的古村落保存完好，超乎想象。
　　人物周刊：儿时在农村的假期，是你设计的来源。为什么艺术家常常要从童年汲取营养，甚至复现童年？
　　马可：人的记忆也是有选择的吧，最令人开心或痛苦的记忆总会比较深刻。成年后发现，童年的经历对一个人成年后的价值观形成几乎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当你努力奋斗到能够自由选择时，这颗种子才会破土而出，带你去最想去的地方，做最想做的事。
　　人物周刊：有一句话，回不去的家乡。这种无奈、无力，你会有吗？
　　马可：有，无奈或无力好像还不足以形容。有太多的中国人只有记忆中的故乡，但却不可能再回到自己的家了。过去的家园如今矗立着高楼大厦，儿时奔跑嬉戏的田埂小道现在已是腾云驾雾错落有致的高架桥。5年前我回家乡探望母亲，试图找到自己儿时生活到17岁的大学校园中的家，却看到拆迁到一半的断壁残垣，教师宿舍楼的东侧已经夷为平地，仅剩的西侧半边楼体摇摇欲坠地伫立在寒风中。我家住过的3楼的一间房子只剩下南和西面的墙壁，东侧墙壁已经消失，歪斜着的门框上还钉着学院的门牌号。童年里与小伙伴一起跳皮筋踢毽子的大院已经堆满了砖头瓦砾，我们在楼道里追逐奔跑的欢笑声还在耳边回荡。我终于回到了在外魂牵梦绕的家，可是，家在哪里？
　　人物周刊：现在“无用”除了做衣服，也做家居、做展览，保护民间手工艺，背后是一整套生活方式的实践。你感受到身边的人也受到影响并发生了改变吗？你认为这种向过去溯源的生活方式可以在中国人中推广到什么程度？
　　马可：无用是我对家园的寻找和回归，我相信，很多中国人和我一样，只能思念着记忆里再也回不去的儿时的家，那曾是我们童年最温暖、最美好的记忆，人情朴素、物质简单。我试图通过建筑记忆中的童年家园，让大家、也更让自己有一个可以让这颗心安顿下来的地方。我无法说无用生活空间的出现会影响甚至改变多少人，但它至少影响和改变了我，让我在偌大的京城里找到了回家的感觉。 　　人物周刊：在“例外”创办10年时，你曾因商业社会、消费、时尚这些元素感到愤怒。今年，这种愤怒的情绪还在吗？
　　马可：倒也不见得是愤怒，只是觉得，消费和时尚不应是人们惟一的选择。文明社会可以给人们更加多元化的选择，每个人都有选择如何生活的权利而不至于受到排挤。创建无用，是对自己内心的尊重，也是与自己的同道分享多年用心创作的成果——小众，并不代表没有存在的必要;主动放弃主流社会对于成功的定义，转向对自己的内心深处的探索;不在乎他人的评价也不与他人比较;理智而有节制地占有物质但却不会迷失其中;不向呆板无趣的工业产品妥协，坚持灵性而有品质的生活;坚持捍卫自己内心的纯真而不忘初心。我想，这些都是无用有必要存在的理由。
　　人物周刊：观察现在的中国社会，商业化程度越来越深，“无用”也不可避免地身处其中。这种矛盾是否无解？
　　马可：不会，商业不是目的而仅仅是实现理想的手段，重要的不是做什么商业，而是为什么而做。是为了你个人的私欲，还是为了造福更多的人。
　　人物周刊：现在会在什么事情上感到沮丧？
　　马可：目前是无用品牌发展的关键时期，我在寻觅一些淡泊名利、真正发自心底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热爱民间手工艺，并且勇于肩负无用使命，愿终身投入于此项事业的同道，这样的人很难找，大多数人难以放弃一些现实的个人利益。有时，我会为知音难觅感到沮丧。

中国人就是中国

　　人物周刊：从时间上看，你的职业发展和改革开放至今的社会变迁是同步的。你也是这个时代的受益者吧？
　　马可：我很庆幸自己生于70年代初期，既有无忧无虑的自由快乐的童年，也同时是互联网等高科技的受益者。因为童年大量的阅读（那时电视还没有普及）使我较早确立了明确的价值观，所以当80年代末期改革开放以后，大量西方的东西涌入中国时，我还能基本保有清醒的自知，而不至于无所适从。
　　人物周刊：你喜欢贾樟柯拍摄的纪录片《无用》吗？他在片子里拍摄了许多流水线工人、山西汾阳的裁缝，那些都是现代化初期的景象。
　　马可：坦白说第一次看到《无用》纪录片我也没完全看懂，但是，不得不承认，这是一部耐看的电影，看了几次以后，我觉得我逐渐明白了贾樟柯为什么会这样拍，我并没有把自己看成置身电影中的一员，我更乐于以旁观者的角度，去深入思考及理解贾樟柯。
　　人物周刊：现在的中国设计师多了起来，其他行业也是，中国人更深地介入世界了。但你对什么是“中国”，似乎有自己的理解？
　　马可：什么是我理解的中国？中国人就是中国。我在阅读中复原我们祖先的信仰追求和生活方式，从中感知他们对子孙后代的期待和祝福。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文明古国，拥有众多谦卑良善、学养深厚的子民。刚刚卸任的台湾文化部部长龙应台先生，最近的文章中有一段话可以概括中国人应具备的修养素质：“文化其实体现在一个人如何对待他人、对待自己，如何对待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独处时，他，如何与自己相处？所有的教养、原则、规范，在没人看见的地方，他怎么样？
　　在一个文化厚实深沉的社会里，人懂得尊重自己──他不苟且，因为不苟且所以有品味;人懂得尊重别人──他不霸道，因为不霸道所以有道德;人懂得尊重自然──他不掠夺，因为不掠夺所以有永续的智慧。品味、道德、智慧，是文化积累的总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