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出版的刊物不少，真是百花争艳。但是，独独没有杂文的专门刊物，缺了这枝带刺的玫瑰花，未免美中不足。
　　杂文，常言是诗与政论的结合，也是文艺品种。那么，就从文艺刊物来看看吧：除了《××文艺》之类的刊物以外，按文学体裁来分，有《诗刊》，有《剧本》，有《散文》，有《小说月报》等等，就是没有《杂文》。杂文本来曾被鲁迅先生认为“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而现在竟不象其他的文学品种各有自己的园地，顶多也不过有个“玫瑰园”的栏目，所以，尽管眼前繁花似锦，仍然不能令人完全满足，这也不能为怪。
　　也许有人说，这杂文的专门刊物恐怕不容易办得好，首先是这刊物不会象小说、剧本之类畅销。这种可能性当然存在。鲁迅先生就曾说过，他的杂文，如果阅世不深的人，就不一定容易看得懂。可以类推，有不少青年人爱看小说、剧本，而不爱看杂文，也就在意料之中。但是，杂文以其短短的篇幅说透一个道理的特点，和能敏锐地反映社会问题的长处，在目前大家工作都很忙，埋怨长文章写得多的情况下，还是会受到不少人的欢迎。何况杂文也正如鲁迅先生所曾说的，“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所以，杂文的刊物完全有可能编得丰富多彩，令人爱读，拥有较广泛的读者。
　　也许又有人会担心稿源问题：即使编一本薄薄的杂志也该要多少篇短短的杂文呀！其实，现实生活促使人们不仅喜欢读杂文，而且也喜欢试写杂文。有感不发或不敢发，已经不是现时代年轻人的特征。虽然嫩芽未免幼稚，但这只是需要个培植过程而已。况且有些知名作家，很久以来不大写杂文，现在也都写出很可观的杂文了。象《鬣狗的风格》、《论“费厄泼赖”应该实行》、《“五不怕”小议》等等作品的出现，就足以说明。在我们的生活里，杂文的题材本来就相当丰富，现在“四害”的流毒尚未彻底肃清，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尚须继续纠正，新长征道上还须为不断涌现的新人新事呐喊助威，这一切都大有文章可作。只要有杂文这么块园地，必定有肯流汗水的人。再不然，象三十年代的《太白》办不成，就在报纸上搞个八十年代的《自由谈》，也是聊胜于无，必定会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和热忱支持。
　　一篇杂文的战斗性和生命力，主要在于它能切中时弊，能回答现实生活中所要解决的问题；要办好一个杂文刊物，当然更要注意干预生活，接触现实问题。这样，也许有人担心，谁有勇气来编辑这样一个刊物呢？人们可能仍旧记得，五十年代中有一家报纸曾经有过《辣椒》副刊，偏重于刊登杂文，但是没有多久，一场政治风暴起来，而且过了头，不只是编者和一些作者倒了霉，甚至这《辣椒》刊名是谁起的，也追究了好一阵子。至于十年浩劫期间，过去的杂文作者的遭遇不必提了，“三家村”这个栏目的几位作者的命运，留给人的印象就难以磨洗。现在“余毒”未尽，“余悸”未消，出来编辑这样的刊物，担心要冒些风险，这也可以说是人之常情。不过，在我们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中，象毛泽东同志当年所说的那种“志士仁人”，应该说不会只是少数的。
　　说到这里，还有一种情况应该补充几句。杂文的犀利可以用匕首和投枪来比喻，而真正尖刻得象匕首和投枪的东西，现在似乎只宜于对付敌人。现在我们还是多用适度的讽刺和不至于无聊的幽默来谈说人民之间的问题吧。再便是如上面所已经提到的，还应该为新长征道上涌现的新人新事大唱赞美诗。用杂文来唱赞美诗似乎有点不伦不类，其实不然，五十年代间出现的一篇《“三户”颂》不是至今还有人赞赏么？所以，写杂文和编杂文刊物，要紧的还是看站在什么立场上，抱着什么样的态度。这本来是老生常谈，但又不能不谈。
　　办杂文这么个刊物，应该说是件小事，但是能否办得成，还跟我们思想解放得怎样，我们社会的民主风气怎样，知识分子的“余悸”消失得怎样，大有关系。办不成，我们不妨深思一下，究竟是物质条件不具备，还是其他什么缘故；办得成，而且许多干部也都乐意看，我们就应该庆幸。这庆幸，不只是意味着杂文这种“花边文学”真的在文学界得到相应的一席地位，还意味着我们渴望的团结一致、生动活泼的局面庶几形成。文艺本来曾被认为是反映什么什么的晴雨表，其中杂文的灵敏度又应该算是最高，因而把办成杂文刊物说成是意味着一种新的局面的庶几形成，也不能算是过份夸张。
　　办个杂文刊物吧！在这百花竞妍的春天里，也让带刺的玫瑰盛开——我这样盼望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