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士大夫，苏轼至大至美，崇高得几乎无以复加。关于这样的士子楷模、文苑泰斗，话题永无穷尽，下面拣出的，只是其若干美术活动。
　　苏轼，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人。二十一岁，已中进士，人格魅力、文采风流令他一直是天下关注的焦点人物。他非常忙碌，要做官、要议论、要交游、要应酬、要赋诗、要撰文。因此，虽少小知画，“不学而得用笔之理”，但丹青于他，却多属消遣。即令如此，他的绘画题材仍然宽广，画墨竹、树石，也画山水、人物，甚至还画草虫、禽鸟等。除墨竹一种外，苏东坡的绘画都没有师承。他能够自出新意，独树一帜，靠的是天赋、修养、意趣和襟怀。他画的是文人画，不是画师画。
　　对墨竹，苏东坡情有独钟。他去访友，若“候人未至”，便在人家的粉墙上“扫墨竹”，不是画，而是“扫”，自然是既快捷又灵逸。在苏东坡的时代，有位画墨竹的大师，叫文同，字与可，官至湖州知州。文同很风雅，集诗、词、书、画“四绝”于一身，是苏东坡的从表兄和挚友，苏东坡的墨竹便师法于他。东坡自称：“吾为墨竹，尽得与可之法。”
　　但苏东坡才气纵横，豪情充盈，又受不得格范局囿，故所畫又区别于文同。照宋人的说法，就是“运思清拔，其英风劲气来逼人，使人应接不暇，恐非与可所能拘制也”。东坡本人也以独出心裁夸耀，其诗曰：“东坡虽是湖州派，竹石风流各一时。”
　　枯木怪石也是苏东坡创作颇勤的题材。他是书道大师，名满天下，总有人来求字，他酒酣挥毫，写累了，就画“枯木拳石”充数。苏东坡作画，常在酒后，画纸则爱贴在墙上。他谪居黄州时，米芾初次拜谒，他酒劲上来，就让米芾把观音纸贴到墙上，挥洒出一幅幽竹树石酬赠。酒酣则胆气豪壮，立画则收纵自如，故苏东坡笔下的枯木怪石是很遒劲、很洒脱的，要“托物寓兴”，抒写他那满腹的“不合时宜”。狂傲如米芾，对苏东坡的树石也十分倾倒，说：“子瞻作枯木，枝干虬屈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
　　山水、人物是苏东坡绘画较少的题材，至于草虫、禽鸟等，更是偶一为之。他画过弥勒像，虽是“游戏翰墨”，但仍被时人誉为“笔法奇古，遂妙天下，殆希世之珍，瑞图之宝”。
　　苏东坡是朝野瞩目的大名人，其手书、画迹人人宝惜，若售卖，可获善价。但苏东坡本人却不大在意，兴来即作，还会以之扶贫济困。在杭州做官时，有人因欠绫绢钱两万遭告，苏东坡断案，把那人召来，一问，原来那人是造扇子的，父亲刚死，发送花钱，又赶上入春以来，阴雨连连，天气很凉，扇子卖不出去，方负债遭告。苏东坡就让他拿二十面白团夹绢扇来，不一会儿工夫，又是行、草，又是枯木竹石，挥洒完毕。那人刚刚持扇出门，就被闻讯者以千钱一面，抢购一空。结果欠债还清，苏东坡的官声也更好了。
　　苏东坡作画快捷，又常在酒后。这样的画法当然是“大抵写意，不求形似”，注重的是神韵、气象，强调的是独创、抒发。苏东坡绘画的旨归肯定不是描摹万物，再现自然，他是在“醉时吐出胸中墨”，要借物抒怀。
　　苏东坡的重抒发、轻形似画作，成绩斐然。从那逸笔草草之中，人们看见了“英气自然”，体认到他“胸中原自有丘壑”，领悟出“劲节风霜日，平生忠义心”。这里并不排除欣赏者以人推画的成分，但以画交流能够如此，也真令人羡慕，因为绘画毕竟无言，何况苏氏挥洒的是高度抽象的作品。
　　苏东坡对绘画的贡献并不仅仅局限于创作，他还有卓越的理论建树。在古代画家中，他最推崇王维，评王维特别拈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这令此后画家的创造画境有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也成了后世画论的重要原则。
　　苏东坡绘画思想的核心荟萃在几句诗里——“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这几句诗反复被人称引，因为以形写神，重象外之意，贵天然、反雕琢不仅是他个人的体悟，也概括了中国画的精神，还左右着中国画的发展。
　　苏东坡是个辉煌的典范，在他以前，士大夫大多对绘画漠不关心，而他非但题赞品评不断，还亲予创作。这就引出了中国士大夫对绘事的普遍热情，虽不必人人都做画家，但知画也成了士大夫修身养性的妙道。是他以墨笔抒怀寄兴、融诗书画于一炉的风格为文人画树立起楷模，是他的文采风流和人格魅力凝聚起文同、王诜、李公麟、米芾等一批超凡绝俗的文人画家。
　　或许，苏东坡的美术活动并非无可挑剔，但他仍然太伟大。世间若无苏东坡，中国绘画的发展恐怕是另一种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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