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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水北调工程，这项历时60余年的国家项目，跨越大半个中国国土，一期投入近3000亿元，已远超三峡工程。
如今，中线工程将全线贯通，“北京城里喝长江水”即将实现。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调水距离最长的水利工程。全部完成后，规划年调水量为448亿立方米，相当于一条黄河的水量。
对于参与工程的亲历者来说，可谓“怀胎十月，一朝分娩”，甘苦自知。但回望历史、慎思现实，这项旨在搭建我国“四横三纵”水网格局、缓解北方特别是京津冀地区供水危机的世纪工程，也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供需矛盾达临界点
298万立方米，这是2013年8月26日的北京市区日供水量，创下北京市100多年供水史的最高纪录。而全市供水极限也就318万立方米，富余量只有6%，国际通用标准则是30%—50%。这意味着北京的水刚刚够用，脆弱的供水体系已无法抵挡管网破裂等任何突发事件。
北京市水务局水资源处处长戴育华向记者介绍道，中国水资源量每年2800亿立方米，人均水资源量2100立方米，而国外这个数据是7000多立方米。北京现在每年人均100立方米，国际上人均水资源低于1000立方米就是缺水，低于500立方米属于极度缺水，这也是衡量北京缺水的指标。
而在这背后，是北京市地下水的严重超采，地下水位平均每年下降90厘米，包括永定河在内的21条主要河流全部断流。1999年—2012年，密云、官厅水库来水量3.8亿立方米，不足多年平均量的四分之一。
水资源极度短缺不止北京，整个华北地区都存在“河流干涸、水域污染、田地龟裂”的恶劣生态状况。资料表明，华北地区每年超采地下水50多亿立方米，目前已累计超采1200亿立方米，所有水面占陆地总面积的比率已由50年前的5%下降为0.35%。“黄淮海地区水资源的供需矛盾已经到了临界状态”，国务院南水北调办主任鄂竟平如此强调。
王浩，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资源所所长。作为主持《全国水中长期发展规划》的技术负责人，他向记者表示，我国北方地区的黄淮海流域总人口达4.4亿，国土面积占全国的15%，耕地、人口和GDP分别占全国的三分之一，而水资源总量仅占全国的7%，水资源供需矛盾十分突出。
与北方相反，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水资源量是华北地区的3—4倍，达9000多亿立方米。据1956年—1980年资料分析测算，长江入海水量占天然径流量的94%以上，即实际消耗水量不到6%。“此外，从地势上看，长江正好自西向东流经大半中国，上游靠近西北干早地区，中下游与最缺水的华北平原相邻，地理条件非常有利于兴建跨流域调水工程。”长江水利委员会的专家告诉记者，汉江作为长江最大支流，其年均径流量566亿平方米，实际耗水量仅占天然径流量的7%，说明流域有余水可供北调。
一方缺水，一方多水。让南方充盈之水滋润北方，修建一条优化中国水资源配置的生命线——南水北调工程，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历代中央领导层挥之不去的战略构想。1952年，毛泽东视察黄河时说道：“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点水也是可以的。”
26年后，南水北调工程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50年后，国务院审议通过《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人民大会堂宣布工程开工。其后，又是超强度的移民搬迁和十余载的建设施工。
当时的创想本为从丹江口水库引水以治理黄河、补给西北和华北水源不足问题。但最终经过持续数十年的调研工作，在分析比较50余种方案的基础上，形成了分别从长江下游、中游和上游调水的东线、中线和西线三条调水线路，建成后与长江、淮河、黄河、海河相互联接，构成我国水资源“四横三纵、南北调配、东西互济”的总体格局。
“认识尚不足、努力不够”
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南方地区频频出现严重干旱天气，而北方则多次发生洪涝灾害，特别是在供水水源区屡发旱情及丹江口水库来水量减少的背景下，南水北调工程是否有水可调？是否还有必要？这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亦成为对南水北调工程可行性的质疑。
对此，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水利委员会总工程师郑守仁称，目前的状况并不会对工程汛后按时向北方调水产生影响，因为汉江在夏汛期间通常都会有较大来水填充库容。此外，丹江口大坝加高后，水库已由不完全年调节型变为多年调节型，枯水年、丰裕年互补，从而最大化地实现洪水资源化利用，既减轻汛期汉江下游的防洪压力，又保证向北方供水，还能在冬季枯水期对汉江下游加大补水。
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副主任蒋旭光进一步回应表示，南水北调工程研究论证50余年，对水文资料进行了详细分析，中线一期工程有可调水量的结论是科学、可靠的。
不过，郑守仁也表示，国家应该对汉江全流域进行统一调度，统筹考虑各方用水利益，才能提高南水北调供水保证率。特别是考虑到汉江上游一系列已有、在建和规划中的调水工程以及中下游用水的需要。
另外，随着国内海水淡化技术的日益成熟，关于南水北调和海水淡化孰优孰劣的问题再次引发争议。尤其是东线工程，主要向天津和胶东地区供水，而这一区域正好是黄渤海沿海地带，因此“解决沿海地区缺水问题，为什么要舍近求远？”成为支持海水淡化一方的重要论点。但海水淡化也存在水质、生产成本、供水能力、海洋生态保护等诸多问题。
不少专家的意见则认为，海水淡化的成本将会越来越低，调水如果计上其他成本最终的价格也不会太便宜。“对北京这样一个水资源短缺的城市，需要多样化的供水渠道。”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院长马中说，北京一年用水总量达35亿吨，即使有南水北调输水，每年也只有10亿吨供水量，占用水量的三分之一，解决不了全部问题。
但现在来说，南水北调还是无可替代的选择。鄂竟平表示，南水北调确实是解决北方地区，尤其是黄淮海地区水资源供需矛盾的根本性措施。“现在还认识得不够，努力得不够。”他说。
如今，中线工程将全线贯通，“北京城里喝长江水”即将实现。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调水距离最长的水利工程。全部完成后，规划年调水量为448亿立方米，相当于一条黄河的水量。
对于参与工程的亲历者来说，可谓“怀胎十月，一朝分娩”，甘苦自知。但回望历史、慎思现实，这项旨在搭建我国“四横三纵”水网格局、缓解北方特别是京津冀地区供水危机的世纪工程，也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供需矛盾达临界点
298万立方米，这是2013年8月26日的北京市区日供水量，创下北京市100多年供水史的最高纪录。而全市供水极限也就318万立方米，富余量只有6%，国际通用标准则是30%—50%。这意味着北京的水刚刚够用，脆弱的供水体系已无法抵挡管网破裂等任何突发事件。
北京市水务局水资源处处长戴育华向记者介绍道，中国水资源量每年2800亿立方米，人均水资源量2100立方米，而国外这个数据是7000多立方米。北京现在每年人均100立方米，国际上人均水资源低于1000立方米就是缺水，低于500立方米属于极度缺水，这也是衡量北京缺水的指标。
而在这背后，是北京市地下水的严重超采，地下水位平均每年下降90厘米，包括永定河在内的21条主要河流全部断流。1999年—2012年，密云、官厅水库来水量3.8亿立方米，不足多年平均量的四分之一。
水资源极度短缺不止北京，整个华北地区都存在“河流干涸、水域污染、田地龟裂”的恶劣生态状况。资料表明，华北地区每年超采地下水50多亿立方米，目前已累计超采1200亿立方米，所有水面占陆地总面积的比率已由50年前的5%下降为0.35%。“黄淮海地区水资源的供需矛盾已经到了临界状态”，国务院南水北调办主任鄂竟平如此强调。
王浩，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资源所所长。作为主持《全国水中长期发展规划》的技术负责人，他向记者表示，我国北方地区的黄淮海流域总人口达4.4亿，国土面积占全国的15%，耕地、人口和GDP分别占全国的三分之一，而水资源总量仅占全国的7%，水资源供需矛盾十分突出。
与北方相反，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水资源量是华北地区的3—4倍，达9000多亿立方米。据1956年—1980年资料分析测算，长江入海水量占天然径流量的94%以上，即实际消耗水量不到6%。“此外，从地势上看，长江正好自西向东流经大半中国，上游靠近西北干早地区，中下游与最缺水的华北平原相邻，地理条件非常有利于兴建跨流域调水工程。”长江水利委员会的专家告诉记者，汉江作为长江最大支流，其年均径流量566亿平方米，实际耗水量仅占天然径流量的7%，说明流域有余水可供北调。
一方缺水，一方多水。让南方充盈之水滋润北方，修建一条优化中国水资源配置的生命线——南水北调工程，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历代中央领导层挥之不去的战略构想。1952年，毛泽东视察黄河时说道：“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点水也是可以的。”
26年后，南水北调工程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50年后，国务院审议通过《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人民大会堂宣布工程开工。其后，又是超强度的移民搬迁和十余载的建设施工。
当时的创想本为从丹江口水库引水以治理黄河、补给西北和华北水源不足问题。但最终经过持续数十年的调研工作，在分析比较50余种方案的基础上，形成了分别从长江下游、中游和上游调水的东线、中线和西线三条调水线路，建成后与长江、淮河、黄河、海河相互联接，构成我国水资源“四横三纵、南北调配、东西互济”的总体格局。
“认识尚不足、努力不够”
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南方地区频频出现严重干旱天气，而北方则多次发生洪涝灾害，特别是在供水水源区屡发旱情及丹江口水库来水量减少的背景下，南水北调工程是否有水可调？是否还有必要？这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亦成为对南水北调工程可行性的质疑。
对此，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水利委员会总工程师郑守仁称，目前的状况并不会对工程汛后按时向北方调水产生影响，因为汉江在夏汛期间通常都会有较大来水填充库容。此外，丹江口大坝加高后，水库已由不完全年调节型变为多年调节型，枯水年、丰裕年互补，从而最大化地实现洪水资源化利用，既减轻汛期汉江下游的防洪压力，又保证向北方供水，还能在冬季枯水期对汉江下游加大补水。
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副主任蒋旭光进一步回应表示，南水北调工程研究论证50余年，对水文资料进行了详细分析，中线一期工程有可调水量的结论是科学、可靠的。
不过，郑守仁也表示，国家应该对汉江全流域进行统一调度，统筹考虑各方用水利益，才能提高南水北调供水保证率。特别是考虑到汉江上游一系列已有、在建和规划中的调水工程以及中下游用水的需要。
另外，随着国内海水淡化技术的日益成熟，关于南水北调和海水淡化孰优孰劣的问题再次引发争议。尤其是东线工程，主要向天津和胶东地区供水，而这一区域正好是黄渤海沿海地带，因此“解决沿海地区缺水问题，为什么要舍近求远？”成为支持海水淡化一方的重要论点。但海水淡化也存在水质、生产成本、供水能力、海洋生态保护等诸多问题。
不少专家的意见则认为，海水淡化的成本将会越来越低，调水如果计上其他成本最终的价格也不会太便宜。“对北京这样一个水资源短缺的城市，需要多样化的供水渠道。”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院长马中说，北京一年用水总量达35亿吨，即使有南水北调输水，每年也只有10亿吨供水量，占用水量的三分之一，解决不了全部问题。
但现在来说，南水北调还是无可替代的选择。鄂竟平表示，南水北调确实是解决北方地区，尤其是黄淮海地区水资源供需矛盾的根本性措施。“现在还认识得不够，努力得不够。”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