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人过年，小辈要给长辈磕头。童年时小伙伴们都喜欢挨家挨户给长辈磕头，可以拿到很多红包、爆竹和糖果，开心得很。只有我一直不习惯，就盼望着长大。读了初中，算是知识分子了，回家过年，还是磕头，我对此深恶痛绝。当然，给其他长辈磕的时候，他们都会拉一下，笑着说：“不用了，不用了。”我就顺势理所当然地站起来，不易察觉地哼一声。
　　给爸爸妈妈磕头的时候，爸爸却丝毫没有敷衍的意思，他都是庄重地坐在八仙桌后的椅子上，等我将三个头磕足了，才气定神闲地吩咐我妈拿红包。所谓红包，不过是5块钱，后来涨了，是10块钱。
　　但这些钱打动不了我。这个头，我是很不情愿磕的。读高中后，更懂得这磕头，含有屈膝的意思，而屈膝，则是很损尊严的。青春时期的尊严，多少钱也不能打动。我急切地盼望着成年，可以和爸爸平起平坐地谈话，不需要磕头，也不要红包。还有一个想法与此相似，很小我就背着爸爸吸烟，常常想，等成年了，就可以公然地在爸爸面前吸烟了。
　　后来考大学，千里迢迢来到北京，从此就远离了父母，甚至有几个春节，因为太忙而脱不开身，只能打个电话报平安。毕业参加了工作，隔家乡更远了。
　　只是一转眼的工夫，我马上就30了，真正意义上的大人了。再回老家过年，长辈们绝不让我下跪，还没等我做出样子，已经赶忙拦住，连说：“不敢当，不敢当。”爸爸虽然没拦我，也哈哈一笑说：“这么大的人，不用磕头了。”母亲则欣慰地看着我，笑得眼角都是皱纹。
　　我站着，没有犹豫，屈膝，规规矩矩给父母磕了一个头，又一个，再一个。
　　漂泊着的人生，真是很辛苦，也更深刻地体会父母当年持家的艰难；而一年只能见父母一次，跨进门槛，就明显地看出父母容颜的巨变，越发衰老，花白头发越发数不清。我纵有天大的本事，也没法让他们更年轻一些。看着，就揪心。别后想起这些来，更揪心，但给他们打电话的时候，又什么都说不出来。山东人子女和父母之间的感情有自身的含蓄，轻易难以表露。
　　又是一个新年，什么理由也阻挡不了我回家过年的脚步。我要按照老辈人的规矩给爸妈磕三个响头，再接过他们手中预示幸福吉祥的红包。如果时间足够，还应该给所有的长辈都按规矩磕头接红包。
　　只能借那低到无法再低的几个鞠躬，表达心中深深的感激和爱。
　　至于在爸爸面前吸烟的勇气，也早已被一种温柔的力量所取代。
　　其实爸爸知道我抽烟很凶，只是不说而已。我想这辈子都不会在爸妈面前吸烟了，我只是希望当他们垂垂老矣，直到离开人世，在他们眼里，我都是个不用操心的好孩子。
　　（邹项成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