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东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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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把葡萄带到了中国?
  张骞高举使节、骑马西行离开长安城时,压根没有料想:他和使团走过的路,后来拥有了一个如诗如画的名字:丝绸之路。他更没想到,自己会变成被后世中国人追慕的偶像。
  没错!今天但凡有人提到丝绸之路,几乎百分之百无法绕过“张骞”这个名字。我们甚至可以这样形容:张骞就是丝路的第一代言人。从来没出过远门的张骞,出关中、过河西、走戈壁、越天山,一次说走就走的“去看看”,为方兴未艾的汉帝国,打开了“那么大的世界”。
  史书并没有描述张骞的相貌,后世关于他的画像、雕塑、扮演者,都是面目英俊、形象魁梧。因为外交成就突出,文人和人民群众趁热打铁,把因道路畅通而带来的文明传播成果,附加到英雄张骞的身上,比如:舶来的葡萄。
  明代中医药学大咖李时珍总结,张骞至少带来了红花、胡麻、蚕豆、大蒜、胡荽、苜蓿、胡瓜、石榴、胡桃、葡萄等十种异域植物。事实证明,这不过是“英雄光环”的加持!
  无论是司马迁的《史记》,还是班固的《汉书》,都提到了异域的葡萄(蒲桃)、苜蓿、石榴,但都没有明确如何传入。张骞第一次出使大夏,被匈奴扣留十多年,仓促的旅途中,几乎没有机会将异域植物或种子带回。第二次出使乌孙行程顺利,但只带回了马匹数十匹。
  《史记》《汉书》提到葡萄种植,已经是张骞死后好几年的事情了。但是,东汉有位文艺青年王逸,信誓旦旦地认为,张骞将葡萄带入了汉地:“张骞周流绝域,始得大蒜、葡萄、苜蓿。”(贾思勰《齐民要术》之《种蒜第二十九》转引自王逸集)
  文学家的这一说法,不想后来被晋代博物学家张华、北魏农学家贾思勰以及唐宋诸多文史家们转引,李时珍最终毫不犹豫地采信前辈说法,将葡萄的传入,归入张骞名下。
  当然,张骞的伟大不会因为不是葡萄的引进者而被贬低。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他和同伴的努力凿空,中国人吃到正宗的葡萄,一定会推迟许多年。
  葡萄东传温柔而惊人的远征
  葡萄的名称,最早见于西汉记载,最初为“蒲陶”,后来又有“蒲桃”“蒲萄”“葡萄”等写法——语言学家,从其发音解读为古波斯语的音译,也有学者考证来自古希腊语。是谁,最早将野生葡萄培养驯化为我们最熟悉的葡萄呢?具体年代、地点无法确知,但我们可以肯定:葡萄,对于中国来说,是彻底的舶来品。
  从地理环境和现有确切物证、资料来看,Vitis vinifera——葡萄的故里,应该在地中海沿岸——中国人熟悉的葡萄往事,跟汉武帝时期的开拓有关。不过,葡萄从西向东的旅行,早在古埃及、古希腊时期就已经开始了。
  比汉武帝西拓更早、促进东西方深入交流的行动,是马其顿君主亚历山大的东征。公元前329年到前323年,年轻的亚历山大向东方远征,建立了盛极一时的帝国:西起希腊马其顿,东至印度河流域,南临非洲尼罗河第一瀑布,北界欧洲多瑙河与中亚锡尔河,真正打通了从爱琴海到帕米尔高原的通道。帝国如昙花一现,但亚欧大陆各地历史上首次进行彼此交流。在交通开拓史上,它的意义不亚于中国人通西域,且时间早了200多年。
  相比狼烟血腥的刀剑,葡萄的蔓延温柔无声,但这长长的藤蔓,作为开疆拓土的衍生物,只要有合适的土壤和气候,都会留下自己的后代。中国汉代的葡萄,并非直接来自地中海沿岸,而是从曾经被希腊化影响的古波斯、中亚地区“中转”而来。
  葡萄的“东征”,如此温柔,却如此能量惊人!
  相比直接食用,葡萄一路征服各国人民的,是它酿出的琼浆玉液——葡萄酒。“玉碗盛来琥珀光”、“葡萄美酒夜光杯”, 葡萄酒的光影,映照着古埃及、古希腊、古波斯、古罗马的镜像,也流出了盛世的汉唐荣光。亚历山大港、罗马、君士坦丁堡、巴格达、撒马尔罕、吐鲁番、敦煌、长安、洛阳、金陵,一路都是葡萄藤的蔓延,和葡萄酒的清香。
  唐人吟唱:“石榴酒,葡萄浆,兰桂芳,茱萸香。”丝绸之路,不也是葡萄之路吗?从象义上说,葡萄藤更是堪称丝路的代言者:葡萄藤就像东西绵长的道路,枝杈就是道路的支线,花、果,则是一座座辉煌的城市、镇子、村落。
  最绚烂的古文明,寫在人类的史书中,也藏在一根又一根葡萄藤里。
  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的人神狂欢
  葡萄的培养历史可上溯至7000多年前:它的藤蔓沿着亚欧大陆的温带延伸,无声地完成了任何帝王都做不到的远征和旅行。穿越7000多年岁月,让文明的初声与今人完成对话。
  确切的实物资料表明:葡萄的香甜,弥漫着北非的古埃及。葡萄栽培的历史几乎和人类文明史一样悠久。古埃及第四王朝的象形文字中,已有葡萄和酿造的形象。新王国底比斯墓室壁画(碳14测定为年代为公元前 1400 年左右)《葡萄盛宴与女贵族》中, 葡萄与尼罗河苇丛中打来的野鸭一起成了席上的珍馐。
  古希腊人把葡萄从埃及引入欧洲,并举行一年一度的酒神节。夏日的爱琴海边,海风绕着白衣少女的脚踝,纤足踏上清凉的大理石神庙。葡萄丰收的季节,酒神狄奥尼索斯引领人们纵酒狂欢, 诗歌和悲剧滥觞于繁荫的葡萄藤下。
  女先知点燃圣火,游吟艺人拨响竖琴,歌剧班在芦笛声中轻声合唱,人们头戴长春藤冠,身穿兽皮,手拿神杖, 抬着巨大葡萄酒瓮游行。可以想象,古希腊萨摩斯的美酒,曾令女诗人萨福的香腮酡红,也曾令荷马慷慨泪下,还曾助菲底亚斯完成雕塑,而跟中国墨子同时代的苏格拉底,则微笑着饮尽一杯毒酒,从容就死。
  葡萄酒轻盈泡沫里,苏格拉底是否看到了他的希腊梦——雅典牢固的民主与城池?
  狄奥尼索斯(Dionysus)是希腊神话中的植物神和酒神,大神宙斯之子。传说,他曾向古希腊人传授种植葡萄和酿酒的知识,并从地下引出葡萄酒泉。传说中他曾登上一条海盗船,被海盗们钉上铐镣,准备当奴隶卖掉,但是铐镣却自行脱落,从船帆上垂下了葡萄藤。狄奥尼索斯常在手中拿一枝茴香枝,杖上缠绕着长春藤(ivy),杖的顶端缀着松球,希腊特称这种神杖为Thyrsus。杖上的刺虽足以伤人,却无大害,以免酒鬼们酒后争吵互伤。希腊古典时代对酒神的祭祀,变成了无节制的狂欢暴饮。严格的犹太人在仪式中,就改以香橼果(citron fruit)代替松球(cedar cone)。   公元前329年,亚历山大远征粟特、大夏和印度北部,把希腊化文明带入亚洲,从此葡萄开始在粟特人中流传。希腊学家罗念生考证认为,汉时的“蒲萄”二字发音,直接源于希腊文botrytis。
  葡萄见证了狂欢也引发过悲剧
  亚历山大本人是个嗜酒如命的人,历史上有人把古都波斯波利斯的焚毁,归因于他的酒后之怒。另一场醉酒的悲剧则发生在撒马尔罕(希腊古称马拉甘达)一次狂欢的盛宴之后, 醉醺醺的亚历山大拔剑刺死了他多年的挚友,曾经将亚历山大从狮子口中救出的克莱提斯。后者,一言不发,无辜地倒下了。
  今天,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地区,曾发掘出亚历山大时代焦红的宫殿废墟,出土了马厩遗迹和士兵们的存粮粟米。考古队员没有找到克莱提斯的遗骸, 但他沉默的哀伤,和翌晨醒来的亚历山大追悔的痛哭,似乎还渗透在深深的泥土里,回荡在月色下的断壁残垣中。
  1965年,俄罗斯考古学家从公元前2世纪的中亚古城尼萨(今土库曼国境内)遗址,帕提亚王国(中国古称安息)的宫殿遗址,出土了60多枚象牙角形杯, 或称"来通"(Rhyton)。这些象牙来通体型巨大,并不是用来日常饮宴,而是用来在酒神节祭祀用的。从尼萨遗址可以看出,远离地中海的中亚,已经流传着亚历山大带来的希腊葡萄文化。
  地中海的葡萄,很容易跨过狭窄的地峡(今苏伊士运河),进入红海沿岸。红海沿岸出土的汉白玉浮雕丰收女神——提喀Tyche的像,持盛满葡萄的丰饶角,年代为公元三到四世纪。多籽的葡萄,成为丰收的象征。丰饶角源出希腊神话,代表天神宙斯的乳母牝山羊Amalthea,象征丰饶。
  这种文化传至贵霜帝国统治下的犍陀罗地区(今巴基斯坦境内),这里的石雕和银碗上,就装饰有手持葡萄和谷物的希腊女神提喀Tyche像。惊人的是,这种类似的画面后来出现在新疆尼雅出土的棉印花布上。
  学者孙机先生认为,尼雅棉布图案来自于贵霜王朝,并进一步推论中国的棉布是东汉时期由贵霜国从丝路传入新疆的。
  葡萄在古代中国
  作为异域奇珍,帝王们近水楼台先得月。为了让葡萄在中原结出硕果,尽可能多在有生之年享用,不惜在皇家黄金地段开辟园圃。于是,这外来户越来越多抢占本土灌木、乔木,甚至那些草本植物的家园和地盘。
  汉武帝曾如此痴狂于葡萄,"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史记大宛列传》)历史学家孙毓堂先生1939年写的长篇史诗《宝马》,说的是汉将李广利征大宛,获得天马,并扬威西域。如果没有李广利,浸淫着希腊文化的大宛蒲萄和蒲萄酒,就不可能从遥远的阿姆河、锡尔河畔,随着丝路的驼铃,来到汉武帝的深宫。不过,汉代的使者只带回了葡萄种子,并没有获得大宛人密而不传的酿葡萄酒秘方——我国中原地区开始酿造葡萄酒,要晚到隋末唐初。
  唐太宗的“葡萄酒狂欢节”
  琵琶长笛齐相和,羌儿胡雏齐唱歌。浑炙犁牛烹野驼,交河美酒金叵罗。
  ——唐代岑参 《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
  唐太宗从西域得来战利品葡萄种子,收成之后酿酒,与群臣共饮,甚是满足——这是大唐帝都首次尝到葡萄酒的味道。“及破高昌,收马乳葡萄实,于苑中种之,并得其酒法,帝自损益造酒。酒成,凡有八色,芳香酷烈,味兼醍益,既颁赐群臣,京中始识其味。(《太平御览》卷八四四)
  葡萄酿酒技术大获成功,唐太宗高兴地宣布京城“赐脯三日”,直喝到家家扶得醉人归,算是举办了一场东方的葡萄酒狂欢节。唐太宗在长安百亩禁苑中,辟有两个葡萄园。著名园丁郭骆驼为种葡萄发明了“稻米液溉其根法”,记载在他的《种树书》里。
  武则天最爱“海兽葡萄镜”
  唐代长安光宅寺有普贤堂,原属官葡萄园,因尉迟乙僧所绘的于阗风格壁画而闻名,“本天后(武则天)梳洗堂,葡萄垂实则幸此堂”。深有佛缘的武则天,在长安近旁的扶风法门寺和临潼庆山寺,留下许多贴身衣物珠翠供养佛菩萨。从她临朝到开元时期,最为流行一种闻名海内外的“海兽葡萄纹镜”——宋朝文献称为“海马葡萄镜”,清代文献称为“海兽葡萄镜”,有圆有方有葵形。这里的兽具体是什么?有说是狮子,又说是宝马,有说是传说中神兽。
  海兽葡萄镜,也成为铜镜之中谜团最多的一种。后世留存的众多带有葡萄纹的铜镜,多出自武则天当政期间,它们之中,一定有一枚曾瞻仰过女皇陛下的容颜吧?
  贵妃醉酒喝的是葡萄酒
  我本是晋人,种此如种玉。繁葩组绶结,悬实珠玑蹙。马乳带轻霜,龙鳞曜初旭。酿之成美酒,尽日饮不足。
  ——刘禹锡《葡萄歌》
  葡萄酒之于盛唐慶典,如同今日香槟在欧洲宴席上。太原是唐朝众多胡人聚居之地,那里种植出了优质的酿酒葡萄,每年进贡“燕姬葡萄酒”入宫。梨园弟子奏起龟兹乐,胡姬跳起柘枝舞,杨贵妃则“持琉璃七宝杯,酌西凉葡萄酒”——因为葡萄,东方与西方变得如此亲密无间。
  葡萄,见证了大唐之盛,也见证了安史之乱:“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经历时代盛衰变迁的唐人王翰,这首《凉州词》,把葡萄酒、琵琶和西征的边关勇士连在了一起。安史之乱后,另一位诗人杜甫路过西域时则感伤道:
  “一县蒲萄熟,秋山苜蓿多。关云常带雨,塞水不成河。羌女轻烽燧,胡儿制骆驼。自伤迟暮眼,丧乱饱经过。”盛唐虽然远去,但葡萄对中国人生活和文化的渗透,并没有结束。
  首先,葡萄酒,继续发酵。唐代苏敬的《新修本草》云:“凡作酒醴须曲,而蒲桃,蜜等酒独不用曲”。葡萄皮表面本来就生长有酵母菌,可将葡萄发酵成酒。元代诗人曾写过一首诗,说的是当时的自然发酵酿酒:“翠虬天桥飞不去,颔下明珠脱寒露。垒垒千斛昼夜春,列瓮满浸秋泉红。数霄酝月清光转,浓腴芳髓蒸霞暖。酒成快泻宫壶香,春风吹冻玻璃光。甘逾瑞露浓欺乳,曲生风味难通谱。”
  其次,葡萄品种越来越多。经过千年繁衍,葡萄在华夏大地留下了更多身影。各地多有葡萄栽培,既有外来品种,也有本土化的培育。明人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卷30中曾记载了我国栽培的葡萄品种有:“水晶葡萄,晕色带白,如着粉形大而长,味甘。紫葡萄,黑色,有大小两种,酸甜两味。绿葡萄,出蜀中,熟时色绿,至若西番之绿葡萄,名兔睛,味胜甜蜜,无核则异品也。琐琐葡萄,出西番,实小如胡椒,……云南者,大如枣,味尤长。”
  第三,葡萄纹饰遍地开花。瓷器、绘画、雕刻、织造品上,葡萄纹饰和葡萄内容,从“胡化”逐渐完成了“中国化”。
  丝绸之路——堪称一条神奇的葡萄藤,一路上葡萄有关的遗址、聚落就是一串串晶莹的葡萄果。葡萄虽小, 却在亚欧非各大文明地区留下了风姿绰约的身影,与文明中心奇妙地同进退,共兴衰——成为丝绸之路西端向东方输出的标志性物品。
  帝王们和都城一同湮灭为废墟,而葡萄依然风靡温带大陆。葡萄的生命,超过任何一个君王,任何一个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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