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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王富仁提出的“新国学”学术概念，不仅具有学术性，还具有其它性质。本文从“国学”和“新国学”区别性、“新国学”构成性和“新国学”的精神这三个方面来看“新国学”的民族性、批判性和政治性这三个性质。
关键词：新国学；政治性；批判性；民族性
作者简介：龙晓灵（1990-），女，湖南凤凰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在读硕士。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06-0-02
王富仁在《“新国学”论纲》中提出“新国学” 只是有关“中国学术的观念。”“新国学”虽然提出一个整体的、独立的学术概念，但更注重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具有怎样的文化观念和学术观念，他们该如何寻求一个适合中国当前形式又适合世界文明发展的中国文化和学术。因此，“新国学”学术观念最为重要的是以民族性来保持文化的主体性，以批判性来促进文化的发展，同时以政治性表现对民族国家的关怀。
一、“国学”和“新国学”
中国古代中“国学”是指国家设立的学校。近代之后，“国学”这个概念发生了变化，指的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和学术。“国学”到“新国学”的发展中，他们相同之处是“国家意识的确立”和“民族精神的重建”以及近代以来“研究传统文化的学术（科）的接受和反思。”[1]这两者都是对不同时期国家政治的反映并提出的概念，以此希望维护国家政治主权。
20世纪初，章太炎提倡“国学”以抵制“西学”，保存中国的文化和学术，国家才能实现独立自强。他在《国学讲习会序》中说：“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他把“国学”作为国家成立的“源泉”。随后，胡适提倡“整理国故”的国学运动，他采用历史进化的眼光整理、条理系统的整理、比较研究的整理。然而，王富仁认为章太炎和胡适的“国学”观是“一种广义的中国古代文化史的观念。”[2]在《论纲》中王富仁的“新国学”包含 “国学”，并指还应把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现代革命文化和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代社会文化以及以胡适为代表的中国现代学院文化的中国现代文化纳入“国学”中，中国文化和学术才能实现“整体性”和“独立性”，从而提出“新国学”，来应对全球化，中华民族更好的屹立于世界之林中。王富仁认为中国知识分子以及整个中华民族的主要任务是对于“西方”“我们都要认识它、了解它，取得在现代世界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能力。”[3]无论是“国学”还是“新国学”都是对现实国家、民族的关切和反映，不同的是前者是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和整理，后者是对中国学术全局的建构。 “新国学”对于“国学”并没有从具体的形式来改变，只是 在观念的上进行包容和超越，从而构建一个“整体性”、“独立性”而又具有“民族性”的学术观念，以此实现国家文化的主体性和国家独立自主的发展。因此，“‘新国学’的确应该以历史的眼光和发展的态度，从知识角度和思想价值角度来审视、解析、观照传统国学，使其‘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4]
王富仁曾说“作为学术观念的 ‘新国学’不具有具体的可操作性，因而也不具有直接的实践价值和意义。”[5]但是，它与“国学”的目的都是在追求文化的主体，以此实现国家民族的主体性和政治制度主体性。由此可见“新国学”是一个学术观念，但同时也是一个“政治”概念——通过文化和学术的主体性来促进国家和政治制度的独立自主。
二、“新国学”的构成性——民族语言和民族国家
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冲击与90年代兴起的“国学热”，人们力图以鲜明的民族性对抗西方文化，以此建立国家的文化主体性，实现民族国家主体性和政治制度主体性。在这样的背景下，王富仁認为新时代的中国学术特征是“重新形成开放的民族学术的独立意识”，关键在于“重建民族学术的整体观念”。从而提出“新国学”是一种构成性——“民族语言”和“民族国家”是它构成的两个关键因素。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主要为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组成，他们共同组成国家的整体。从字面上看“国学”，它是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和学术。中国的文化和学术不仅是汉文化，还有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及其研究成果，这些都应该纳入到新的“国学”概念之中来。此外，国家每个时期的文化和学术，也都应纳入到“国学”中。晚晴以来中国学术框架都是‘中—西’、‘新—旧’、‘统治阶级文化—被统治阶级文化’等二元对立式的批判。这种二元对立式的争夺文化话语权，在全球化、大众化、多元化以及商业化的背景下，逐显弊端，并阻碍中国文化和学术在当今时代的发展。王富仁认为这种二元对立式“彼此构成的不是互动的学术体系，而是相互歧视、压倒、颠覆、消灭的关系。”[6]此外，王富仁把 “新国学”看成是“真正体现中国学术整体面貌的一个学术概念，成为中国学术的一个‘道’体”[7]包含中国古代文化和中国现当代文化，并看成“一个动态的发展的文化结构”。“新国学”是“各种不同的领域和各种不同的倾向构成的”，同时也是“一个变动不居的领域”。可见，“新国学”不仅仅是扩大“国学”的内涵和外延，也是对“国学”的一种超越和包容，由此解构和批判二元对立的模式和排外主义，以此消解和抵制西方文化话语霸权。
语言在人类社会发展当中，是人类文化得以传承和储存的有效载体，也承担文明发展的桥梁。语言的交际性、传承性、创造性、民族性呈现的是一种开放和发展的状态，但又以民族性来保持民族语言的独立性。“新国学”以语言的开放性和民族性来构建中国学术的整体性和独立性，它把翻译文化、台港澳文化、海外华文文化这些以民族语言为载体的文化，在流通意义上与中国大陆文化具有一体性都纳入进来，以这样的形式来建构一个整体的、独立的而又民族的中国文化和学术的框架。因此，“异域的文化研究通过进入‘国学’这个学术整体而获得中华民族的民族性，中国文化的研究通过进入‘国学’这个学术整体而获得世界性。”[8]王富仁在《“新国学”论纲》中说道“中华民族的民族性首先就表现在中华民族语言文字的独立性上。”[9]他把民族语言的独立性作为唯一将民族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汉语言文字是中华人民自己创造的民族语言，人们在这个民族国家使用它来交流和表达，并且是中华的民族语言独有的，语言成为区别民族间差异的方式之一。“新国学”以民族性和世界性来重新解构和消解西方文化的话语霸权，应对全球化和多元化的发展。 “新国学”以“国家”和“民族语言”构建中国文化和学术的整体性和独立性，以民族性来保持国家文化的主体性和独立性，从而建构一个开放、多元、互动、包容、批判的学术框架或观念。以此可以看到，“新国学”的构成性可以说“在现当代文化中既解构与批判先验的绝对肯定和否定的二元对立模式，同时又考量与敞开历史现场中二元之间的交融结合。”[10]
三、“新国学”的精神——主体精神、批判精神、创造精神
80年代，继五四以后，西方文化思潮对中国形成了第二次冲击，这种思潮挟带着西方19世纪甚至20世纪后现代主义的思潮涌进来，知识分子当时对此还抱有很大的激情，但到了90年代，在权力话语和大众话语的双重挤压下，知识分子的激情消逝和人格萎缩。现在看来，中国的知识分子“既不能从西方的人文观念中，也不能从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中获得拯救。”[11]同时中国知识分子在民间话语和庙堂话语间“寻找一个文化转型时期属于知识分子的位置。”[12]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游离于中西文化之间，以及庙堂和民間之间，找不到归属之地与自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他们没有自己独立的话语来应对时代的变化，又该如何承担中华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然而，“归宿感的危机和由此而来的自我意识形式的混乱则是影响中国学术继续发展的关键因素。”[13]知识分子如何构建自身的话语体系？“新国学”把中国知识分子的主体精神作为学术发展的关键因素，知识分子主体精神主要来源于对现实社会的感受和体验以及关怀，以此才能更好地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促进文化和学术主体性的发展，实现政治主体性的建立和发展。
中国现当代文化该如何确立自己这个问题从近代以来就一直存在，这样的环境下，现代知识分子也面临着一种尴尬的境地：“归宿感的危机”和“自我意识的混乱”该如何面对。现代知识分子该如何使中国现当代文化找到自己的合法性，以及在中国现当代文化找到归属感和自我意识？“新国学”对这一问题进行审视和批判，从学术发展的历史看到西方的文艺复兴和五四新文化运动都是“通过反思、反叛传统而建构起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学术传统的。”[14]中国知识分子不仅要有自己主体精神的感受和体验，还要有批判、否定和创新的精神，这样中国的文化和学术才能在彼此有差异、有矛盾、有冲突的中发展和繁荣，但又都是没有直接对立的性质和不可克服的矛盾关系，这样才能成为浑然一体并实现自身的价值和意义，才能找到既适合中国目前状况，又适合世界现代走向的新的话语内涵。中国知识分子必不可少的，是除了主体精神的感受和体验以外，还有敢于批判和创新的精神。王富仁认为“新国学”学术观念重要是因为它可以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文化的、学术的和精神的归宿。”[15]
王富仁的“新国学”把“国家”和“民族语言”作为构成的关键要素，力求中国现当代文化的合法性，并强调中国知识分子主体精神的，力求中国文化的独立和发展。可以说，“新国学”是“力图通过对古典性和现代性的双重继承和超越，达到所谓‘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之目的。显然，这样一种既非国粹又根植于华夏传统、既非西化又是现代的理论范式，”[16]因此，“新国学”这个学术概念不仅仅是希望为中国各个不同文化和学术都获得一个平等的地位，并在这一整体而独立的学术中实现自身的价值和意义，而且也希望构成的是与当今的社会政治结构相对应的一个相对完整的社会政治文化结构。所以，钱理群认为“新国学”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概念，同时又是一个含有内在的现实批判性的概念。”[17]，此外也是一个具有民族性和政治性的学术概念。
参考文献：
[1]干春松，陈壁生. 国学与民族国家[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3
[2][3][6][7][8][9][13][14][15]王富仁.“新国学”论纲[J]. 社会科学战线，2005.
[11][12]知识分子的价值定位[J]. 文艺争鸣，1995，（05）.
[16]丁少伦. 振兴中华人文科学──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文化构想[J]. 山东社会科学，1996，（04）.
[17]钱理群. 我看“新国学”——读王富仁《“新国学”论纲》的片断思考[J]. 文艺研究，2007，（03）.
[4]江凌. 试论国学和“新国学”[J]. 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2）.
[5]王富仁. 新国学·文化的华文文学·汉语新文学[J]. 学术研究，2010，（08）.
[10]刘保亮. 论新国学的多元文化视域[J]. 科学经济社会，2009，27（01）.
关键词：新国学；政治性；批判性；民族性
作者简介：龙晓灵（1990-），女，湖南凤凰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在读硕士。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06-0-02
王富仁在《“新国学”论纲》中提出“新国学” 只是有关“中国学术的观念。”“新国学”虽然提出一个整体的、独立的学术概念，但更注重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具有怎样的文化观念和学术观念，他们该如何寻求一个适合中国当前形式又适合世界文明发展的中国文化和学术。因此，“新国学”学术观念最为重要的是以民族性来保持文化的主体性，以批判性来促进文化的发展，同时以政治性表现对民族国家的关怀。
一、“国学”和“新国学”
中国古代中“国学”是指国家设立的学校。近代之后，“国学”这个概念发生了变化，指的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和学术。“国学”到“新国学”的发展中，他们相同之处是“国家意识的确立”和“民族精神的重建”以及近代以来“研究传统文化的学术（科）的接受和反思。”[1]这两者都是对不同时期国家政治的反映并提出的概念，以此希望维护国家政治主权。
20世纪初，章太炎提倡“国学”以抵制“西学”，保存中国的文化和学术，国家才能实现独立自强。他在《国学讲习会序》中说：“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他把“国学”作为国家成立的“源泉”。随后，胡适提倡“整理国故”的国学运动，他采用历史进化的眼光整理、条理系统的整理、比较研究的整理。然而，王富仁认为章太炎和胡适的“国学”观是“一种广义的中国古代文化史的观念。”[2]在《论纲》中王富仁的“新国学”包含 “国学”，并指还应把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现代革命文化和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代社会文化以及以胡适为代表的中国现代学院文化的中国现代文化纳入“国学”中，中国文化和学术才能实现“整体性”和“独立性”，从而提出“新国学”，来应对全球化，中华民族更好的屹立于世界之林中。王富仁认为中国知识分子以及整个中华民族的主要任务是对于“西方”“我们都要认识它、了解它，取得在现代世界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能力。”[3]无论是“国学”还是“新国学”都是对现实国家、民族的关切和反映，不同的是前者是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和整理，后者是对中国学术全局的建构。 “新国学”对于“国学”并没有从具体的形式来改变，只是 在观念的上进行包容和超越，从而构建一个“整体性”、“独立性”而又具有“民族性”的学术观念，以此实现国家文化的主体性和国家独立自主的发展。因此，“‘新国学’的确应该以历史的眼光和发展的态度，从知识角度和思想价值角度来审视、解析、观照传统国学，使其‘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4]
王富仁曾说“作为学术观念的 ‘新国学’不具有具体的可操作性，因而也不具有直接的实践价值和意义。”[5]但是，它与“国学”的目的都是在追求文化的主体，以此实现国家民族的主体性和政治制度主体性。由此可见“新国学”是一个学术观念，但同时也是一个“政治”概念——通过文化和学术的主体性来促进国家和政治制度的独立自主。
二、“新国学”的构成性——民族语言和民族国家
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冲击与90年代兴起的“国学热”，人们力图以鲜明的民族性对抗西方文化，以此建立国家的文化主体性，实现民族国家主体性和政治制度主体性。在这样的背景下，王富仁認为新时代的中国学术特征是“重新形成开放的民族学术的独立意识”，关键在于“重建民族学术的整体观念”。从而提出“新国学”是一种构成性——“民族语言”和“民族国家”是它构成的两个关键因素。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主要为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组成，他们共同组成国家的整体。从字面上看“国学”，它是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和学术。中国的文化和学术不仅是汉文化，还有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及其研究成果，这些都应该纳入到新的“国学”概念之中来。此外，国家每个时期的文化和学术，也都应纳入到“国学”中。晚晴以来中国学术框架都是‘中—西’、‘新—旧’、‘统治阶级文化—被统治阶级文化’等二元对立式的批判。这种二元对立式的争夺文化话语权，在全球化、大众化、多元化以及商业化的背景下，逐显弊端，并阻碍中国文化和学术在当今时代的发展。王富仁认为这种二元对立式“彼此构成的不是互动的学术体系，而是相互歧视、压倒、颠覆、消灭的关系。”[6]此外，王富仁把 “新国学”看成是“真正体现中国学术整体面貌的一个学术概念，成为中国学术的一个‘道’体”[7]包含中国古代文化和中国现当代文化，并看成“一个动态的发展的文化结构”。“新国学”是“各种不同的领域和各种不同的倾向构成的”，同时也是“一个变动不居的领域”。可见，“新国学”不仅仅是扩大“国学”的内涵和外延，也是对“国学”的一种超越和包容，由此解构和批判二元对立的模式和排外主义，以此消解和抵制西方文化话语霸权。
语言在人类社会发展当中，是人类文化得以传承和储存的有效载体，也承担文明发展的桥梁。语言的交际性、传承性、创造性、民族性呈现的是一种开放和发展的状态，但又以民族性来保持民族语言的独立性。“新国学”以语言的开放性和民族性来构建中国学术的整体性和独立性，它把翻译文化、台港澳文化、海外华文文化这些以民族语言为载体的文化，在流通意义上与中国大陆文化具有一体性都纳入进来，以这样的形式来建构一个整体的、独立的而又民族的中国文化和学术的框架。因此，“异域的文化研究通过进入‘国学’这个学术整体而获得中华民族的民族性，中国文化的研究通过进入‘国学’这个学术整体而获得世界性。”[8]王富仁在《“新国学”论纲》中说道“中华民族的民族性首先就表现在中华民族语言文字的独立性上。”[9]他把民族语言的独立性作为唯一将民族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汉语言文字是中华人民自己创造的民族语言，人们在这个民族国家使用它来交流和表达，并且是中华的民族语言独有的，语言成为区别民族间差异的方式之一。“新国学”以民族性和世界性来重新解构和消解西方文化的话语霸权，应对全球化和多元化的发展。 “新国学”以“国家”和“民族语言”构建中国文化和学术的整体性和独立性，以民族性来保持国家文化的主体性和独立性，从而建构一个开放、多元、互动、包容、批判的学术框架或观念。以此可以看到，“新国学”的构成性可以说“在现当代文化中既解构与批判先验的绝对肯定和否定的二元对立模式，同时又考量与敞开历史现场中二元之间的交融结合。”[10]
三、“新国学”的精神——主体精神、批判精神、创造精神
80年代，继五四以后，西方文化思潮对中国形成了第二次冲击，这种思潮挟带着西方19世纪甚至20世纪后现代主义的思潮涌进来，知识分子当时对此还抱有很大的激情，但到了90年代，在权力话语和大众话语的双重挤压下，知识分子的激情消逝和人格萎缩。现在看来，中国的知识分子“既不能从西方的人文观念中，也不能从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中获得拯救。”[11]同时中国知识分子在民间话语和庙堂话语间“寻找一个文化转型时期属于知识分子的位置。”[12]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游离于中西文化之间，以及庙堂和民間之间，找不到归属之地与自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他们没有自己独立的话语来应对时代的变化，又该如何承担中华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然而，“归宿感的危机和由此而来的自我意识形式的混乱则是影响中国学术继续发展的关键因素。”[13]知识分子如何构建自身的话语体系？“新国学”把中国知识分子的主体精神作为学术发展的关键因素，知识分子主体精神主要来源于对现实社会的感受和体验以及关怀，以此才能更好地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促进文化和学术主体性的发展，实现政治主体性的建立和发展。
中国现当代文化该如何确立自己这个问题从近代以来就一直存在，这样的环境下，现代知识分子也面临着一种尴尬的境地：“归宿感的危机”和“自我意识的混乱”该如何面对。现代知识分子该如何使中国现当代文化找到自己的合法性，以及在中国现当代文化找到归属感和自我意识？“新国学”对这一问题进行审视和批判，从学术发展的历史看到西方的文艺复兴和五四新文化运动都是“通过反思、反叛传统而建构起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学术传统的。”[14]中国知识分子不仅要有自己主体精神的感受和体验，还要有批判、否定和创新的精神，这样中国的文化和学术才能在彼此有差异、有矛盾、有冲突的中发展和繁荣，但又都是没有直接对立的性质和不可克服的矛盾关系，这样才能成为浑然一体并实现自身的价值和意义，才能找到既适合中国目前状况，又适合世界现代走向的新的话语内涵。中国知识分子必不可少的，是除了主体精神的感受和体验以外，还有敢于批判和创新的精神。王富仁认为“新国学”学术观念重要是因为它可以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文化的、学术的和精神的归宿。”[15]
王富仁的“新国学”把“国家”和“民族语言”作为构成的关键要素，力求中国现当代文化的合法性，并强调中国知识分子主体精神的，力求中国文化的独立和发展。可以说，“新国学”是“力图通过对古典性和现代性的双重继承和超越，达到所谓‘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之目的。显然，这样一种既非国粹又根植于华夏传统、既非西化又是现代的理论范式，”[16]因此，“新国学”这个学术概念不仅仅是希望为中国各个不同文化和学术都获得一个平等的地位，并在这一整体而独立的学术中实现自身的价值和意义，而且也希望构成的是与当今的社会政治结构相对应的一个相对完整的社会政治文化结构。所以，钱理群认为“新国学”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概念，同时又是一个含有内在的现实批判性的概念。”[17]，此外也是一个具有民族性和政治性的学术概念。
参考文献：
[1]干春松，陈壁生. 国学与民族国家[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3
[2][3][6][7][8][9][13][14][15]王富仁.“新国学”论纲[J]. 社会科学战线，2005.
[11][12]知识分子的价值定位[J]. 文艺争鸣，1995，（05）.
[16]丁少伦. 振兴中华人文科学──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文化构想[J]. 山东社会科学，1996，（04）.
[17]钱理群. 我看“新国学”——读王富仁《“新国学”论纲》的片断思考[J]. 文艺研究，2007，（03）.
[4]江凌. 试论国学和“新国学”[J]. 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2）.
[5]王富仁. 新国学·文化的华文文学·汉语新文学[J]. 学术研究，2010，（08）.
[10]刘保亮. 论新国学的多元文化视域[J]. 科学经济社会，2009，2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