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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财经记者眼中的富豪婚姻
比尔·盖茨和乔布斯有什么共同点？你可能脱口而出：他们均于1955年出生，而且都创建了一个庞大的IT产业帝国。其实，还有一个对两人来说都至关重要的共同点被忽略了——他们都找了一个好老婆。
2011年盖茨访问中国时，杨澜问他：“你一生中最聪明的决定是创建了微软，还是成为了一名出色的慈善家？”盖茨的回答让在场所有人意外：“两者都不是，而是找到了合适的人结婚！”
对乔布斯来说，和劳伦娜的结合也是他完成性格嬗变的润滑剂——此前他的性格狂躁甚至暴戾，对创业伙伴不仁不义，对亲人亦如是。直到1991年，他和劳伦娜结为连理，才终于明白，亲人是永远不能割舍的牵挂。
单纯把盖茨和乔布斯的成功归功于女人显然不妥，但可以说，他们从女性身上获益良多，促使他们告别性格或人格缺陷，从而在事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就。而推开全球知名企业家的家门，我们都会发现，拥有“贤内助”是多么重要的成功元素，中国企业家更是如此。
“屁股决定脑袋，后院制约前台”
2011年，我去采访美特斯邦威服饰董事长周成建。采访间隙，周成建有了些许倦意，身体开始往椅背躺靠。于是我问：“周老板，你现在的太太是第3任吧，你和前两任太太离婚分别是什么原因？”“啊？”周成建一下子坐直了，十分吃惊，“这个也要采访啊？！”
他的反应并不奇怪。当时，“钢铁大王”杜双华和妻子宋雅红的离婚风波闹得沸沸扬扬，土豆网CEO王微和妻子杨蕾分道扬镳后正对簿公堂，创投界名人王功权和知音王琴私奔更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热议的话题，周成建自然会对婚姻问题十分警惕。
这些年采访过形形色色的企业家，很多次聊到痛快时，都会问对方几句有关“后院”之事——如何和太太相处、婚姻和家庭经营之道等。这样一是为了调节气氛，二是因为“屁股决定脑袋，后院制约前台”。一个人在政商关系方面阳奉阴违，在夫妻关系上却不至于常戴面具；一位商人如果遭遇过婚姻变故，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在商业上的风格。
经过一番解释——我只是想从历任太太在其创业和问鼎“服装首富”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来看一家企业及掌门人管理风格和性格的嬗变，周成建虽将信将疑，但有了表达欲。
“中国改革开放至今30多年，企业家们的生长和崛起分3个不同的阶段。”周成建说，“中国企业家的婚姻同样有个‘三段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商人们，婚姻大都是父母包办或媒人牵线，只求门当户对或是看着顺眼；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商人们，大都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结婚，那时‘下海’是时髦词汇，‘志同道合’成为婚姻的关键诉求；进入21世纪才结婚的‘70后’或‘80后’们，则更多地注重双方在精神上的交流与分享。”
“对方必须是共产党员”
2009年11月，柳传志夫妇回到海南白藤农场，这是他们当年下放和结合的地方，两人忆起当年百感交集。柳传志后来说，当年的繁重劳动是“痛苦不堪的事情”，言语中甚至偶尔会来一句国骂，来调侃特殊年代里一代人的天真和懵懂。
正如周成建所言，第一代企业家的代表人物有沙钢集团董事长沈文荣、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联想集团前董事长柳传志以及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等。这帮“40后”，除柳传志卸任又复出直到真正退休外，其余几位现在仍活跃在商业舞台上。他们大都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结婚，且大都奉媒妁之言。
譬如，1979年乡村教师陈红华去相亲之前，唯一的要求是“对方必须是共产党员”，沈文荣符合条件，一切都是那么地水到渠成。
“利益共同体”
“60后”企业家大都在上世纪90年代结婚，他们择偶的特征之一是，寻找事业上的伴侣。
最典型的代表是“首富先生”黄光裕和妻子杜鹃。当年任北京中行信贷业务员的杜鹃，在嫁给黄光裕后并没有马上加盟国美，而是在3年后——这3年间，杜鹃为解决黄光裕跑马圈地过程中的资金需求立下汗马功劳，双方共同缔造出一个“国美帝国”。
张瑛和大学同学、杭州师范学院的马老师——马云结婚后，自己亦成为阿里巴巴最初创业团队“十八罗汉”的成员，后来马云在事业如日中天时让张瑛退居幕后；海归的俞渝和李国庆结婚后，一起创办了当当网并做起“联合总裁”；而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的原配夫人是師妹谈剑，复星5位创始人中唯一的女性。郭广昌与谈剑离异后，又与另一位师妹、上海电视台主持人王津元结合。不过谈并没有离开复星，她现在的身份是复星集团监事长、星之健身俱乐部董事长。
事业伙伴型的婚姻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在共同的创业愿景驱动下，雪球容易越滚越大。例如杜鹃的机智和善于待人接物，就弥补了黄光裕温吞与生性多疑的性格缺陷，黄光裕锒铛入狱后，杜鹃在国美控股权之战的每一回合中都发挥了巨大作用。
然而，当“利益共同体”的夫妻产生裂痕，却又必须继续“共同”时，尴尬就不可避免。
例如潘石屹和张欣，离不起，也躲不起，SOHO中国内部都在谈论企业“姓潘”还是“姓张”以及站队事宜，潘石屹和张欣对外还只能假装若无其事。
志同道合，更要精神寄托
作为商业舞台上主角的“60后”们正在老去，现在“70后”正成为主力，“80后”企业家也在冉冉升起。这两个群体大都在2000年后结婚。其择偶特征是：要志同道合，但更要精神上的寄托。
分众传媒CEO江南春和妻子陈玉佳（凤凰卫视主持人）便是此种类型。江陈二人走在一起时，恰逢分众传媒业绩一泻千里，江南春之前狂妄、不可一世的性格和企业疯狂并购的举措导致了这一切。新婚之后，先前那个江南春不见了，“新的”江南春沉稳、老道，他开始反思分众的商业模式和自己的性格缺陷，“我终于找到了原点。”
陈天桥的情形与之类似。他原本有可能成为上海市最年轻的区长秘书，但他“弃政从商”，于20世纪90年代末离开政府部门进入一家证券公司，不到1年后离开，创办盛大。但就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他认识了现在的妻子雒芊芊，他们从恋爱到结婚，只有两个月的时间。雒芊芊是陈天桥的创业伙伴兼贤内助，现在仍是盛大的董事。
现在谈论“80后”企业家们的婚姻似乎为时尚早。一来现今这一群体单身者众多，二来能真正称得上企业家的“80后”还寥寥无几。
值得一提的是，海鑫钢铁董事长李兆会，10年前其父李海仓被枪杀，那时他还不到22岁。在澳洲留学的他被迫回国挑起重担。虽有长辈指点，但李兆会的成熟速度之快超出外界想象。几年间，他就将海鑫打造成一艘集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于一体的“巨舰”。
3年前我曾在山西和李家人喝过一次酒，李兆会的六叔李文杰对李兆会的能力赞不绝口，特别提及尽管全球金融危机，李兆会仍然在证券市场斩获颇丰。李兆会的个人能力赢得了家族充分信任，他的婚姻自然也是自己做主了，2010年，李兆会迎娶演员车晓。
言归正传。周成建在采访之末语重心长地说：“我的3次婚姻分别对应了3个阶段的特征（媒妁之言、事业伙伴和精神寄托），时代变化太快了，我没那么大的胸怀（从一而终）。”他随即又补充说，“现在的太太在生意上给我很大的启发，同时她也很懂得生活。”言外之意，这是一位上乘的“心灵伴侣”。
（刘宜学摘自《看天下》）
比尔·盖茨和乔布斯有什么共同点？你可能脱口而出：他们均于1955年出生，而且都创建了一个庞大的IT产业帝国。其实，还有一个对两人来说都至关重要的共同点被忽略了——他们都找了一个好老婆。
2011年盖茨访问中国时，杨澜问他：“你一生中最聪明的决定是创建了微软，还是成为了一名出色的慈善家？”盖茨的回答让在场所有人意外：“两者都不是，而是找到了合适的人结婚！”
对乔布斯来说，和劳伦娜的结合也是他完成性格嬗变的润滑剂——此前他的性格狂躁甚至暴戾，对创业伙伴不仁不义，对亲人亦如是。直到1991年，他和劳伦娜结为连理，才终于明白，亲人是永远不能割舍的牵挂。
单纯把盖茨和乔布斯的成功归功于女人显然不妥，但可以说，他们从女性身上获益良多，促使他们告别性格或人格缺陷，从而在事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就。而推开全球知名企业家的家门，我们都会发现，拥有“贤内助”是多么重要的成功元素，中国企业家更是如此。
“屁股决定脑袋，后院制约前台”
2011年，我去采访美特斯邦威服饰董事长周成建。采访间隙，周成建有了些许倦意，身体开始往椅背躺靠。于是我问：“周老板，你现在的太太是第3任吧，你和前两任太太离婚分别是什么原因？”“啊？”周成建一下子坐直了，十分吃惊，“这个也要采访啊？！”
他的反应并不奇怪。当时，“钢铁大王”杜双华和妻子宋雅红的离婚风波闹得沸沸扬扬，土豆网CEO王微和妻子杨蕾分道扬镳后正对簿公堂，创投界名人王功权和知音王琴私奔更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热议的话题，周成建自然会对婚姻问题十分警惕。
这些年采访过形形色色的企业家，很多次聊到痛快时，都会问对方几句有关“后院”之事——如何和太太相处、婚姻和家庭经营之道等。这样一是为了调节气氛，二是因为“屁股决定脑袋，后院制约前台”。一个人在政商关系方面阳奉阴违，在夫妻关系上却不至于常戴面具；一位商人如果遭遇过婚姻变故，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在商业上的风格。
经过一番解释——我只是想从历任太太在其创业和问鼎“服装首富”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来看一家企业及掌门人管理风格和性格的嬗变，周成建虽将信将疑，但有了表达欲。
“中国改革开放至今30多年，企业家们的生长和崛起分3个不同的阶段。”周成建说，“中国企业家的婚姻同样有个‘三段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商人们，婚姻大都是父母包办或媒人牵线，只求门当户对或是看着顺眼；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商人们，大都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结婚，那时‘下海’是时髦词汇，‘志同道合’成为婚姻的关键诉求；进入21世纪才结婚的‘70后’或‘80后’们，则更多地注重双方在精神上的交流与分享。”
“对方必须是共产党员”
2009年11月，柳传志夫妇回到海南白藤农场，这是他们当年下放和结合的地方，两人忆起当年百感交集。柳传志后来说，当年的繁重劳动是“痛苦不堪的事情”，言语中甚至偶尔会来一句国骂，来调侃特殊年代里一代人的天真和懵懂。
正如周成建所言，第一代企业家的代表人物有沙钢集团董事长沈文荣、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联想集团前董事长柳传志以及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等。这帮“40后”，除柳传志卸任又复出直到真正退休外，其余几位现在仍活跃在商业舞台上。他们大都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结婚，且大都奉媒妁之言。
譬如，1979年乡村教师陈红华去相亲之前，唯一的要求是“对方必须是共产党员”，沈文荣符合条件，一切都是那么地水到渠成。
“利益共同体”
“60后”企业家大都在上世纪90年代结婚，他们择偶的特征之一是，寻找事业上的伴侣。
最典型的代表是“首富先生”黄光裕和妻子杜鹃。当年任北京中行信贷业务员的杜鹃，在嫁给黄光裕后并没有马上加盟国美，而是在3年后——这3年间，杜鹃为解决黄光裕跑马圈地过程中的资金需求立下汗马功劳，双方共同缔造出一个“国美帝国”。
张瑛和大学同学、杭州师范学院的马老师——马云结婚后，自己亦成为阿里巴巴最初创业团队“十八罗汉”的成员，后来马云在事业如日中天时让张瑛退居幕后；海归的俞渝和李国庆结婚后，一起创办了当当网并做起“联合总裁”；而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的原配夫人是師妹谈剑，复星5位创始人中唯一的女性。郭广昌与谈剑离异后，又与另一位师妹、上海电视台主持人王津元结合。不过谈并没有离开复星，她现在的身份是复星集团监事长、星之健身俱乐部董事长。
事业伙伴型的婚姻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在共同的创业愿景驱动下，雪球容易越滚越大。例如杜鹃的机智和善于待人接物，就弥补了黄光裕温吞与生性多疑的性格缺陷，黄光裕锒铛入狱后，杜鹃在国美控股权之战的每一回合中都发挥了巨大作用。
然而，当“利益共同体”的夫妻产生裂痕，却又必须继续“共同”时，尴尬就不可避免。
例如潘石屹和张欣，离不起，也躲不起，SOHO中国内部都在谈论企业“姓潘”还是“姓张”以及站队事宜，潘石屹和张欣对外还只能假装若无其事。
志同道合，更要精神寄托
作为商业舞台上主角的“60后”们正在老去，现在“70后”正成为主力，“80后”企业家也在冉冉升起。这两个群体大都在2000年后结婚。其择偶特征是：要志同道合，但更要精神上的寄托。
分众传媒CEO江南春和妻子陈玉佳（凤凰卫视主持人）便是此种类型。江陈二人走在一起时，恰逢分众传媒业绩一泻千里，江南春之前狂妄、不可一世的性格和企业疯狂并购的举措导致了这一切。新婚之后，先前那个江南春不见了，“新的”江南春沉稳、老道，他开始反思分众的商业模式和自己的性格缺陷，“我终于找到了原点。”
陈天桥的情形与之类似。他原本有可能成为上海市最年轻的区长秘书，但他“弃政从商”，于20世纪90年代末离开政府部门进入一家证券公司，不到1年后离开，创办盛大。但就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他认识了现在的妻子雒芊芊，他们从恋爱到结婚，只有两个月的时间。雒芊芊是陈天桥的创业伙伴兼贤内助，现在仍是盛大的董事。
现在谈论“80后”企业家们的婚姻似乎为时尚早。一来现今这一群体单身者众多，二来能真正称得上企业家的“80后”还寥寥无几。
值得一提的是，海鑫钢铁董事长李兆会，10年前其父李海仓被枪杀，那时他还不到22岁。在澳洲留学的他被迫回国挑起重担。虽有长辈指点，但李兆会的成熟速度之快超出外界想象。几年间，他就将海鑫打造成一艘集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于一体的“巨舰”。
3年前我曾在山西和李家人喝过一次酒，李兆会的六叔李文杰对李兆会的能力赞不绝口，特别提及尽管全球金融危机，李兆会仍然在证券市场斩获颇丰。李兆会的个人能力赢得了家族充分信任，他的婚姻自然也是自己做主了，2010年，李兆会迎娶演员车晓。
言归正传。周成建在采访之末语重心长地说：“我的3次婚姻分别对应了3个阶段的特征（媒妁之言、事业伙伴和精神寄托），时代变化太快了，我没那么大的胸怀（从一而终）。”他随即又补充说，“现在的太太在生意上给我很大的启发，同时她也很懂得生活。”言外之意，这是一位上乘的“心灵伴侣”。
（刘宜学摘自《看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