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记事起，村里人都说我母亲是疯子，尽管我不这么认为。我母亲没有疯之前在村里很有名，用老一辈人的话说，是村里少数几个识文断字的人之一。小时候一个姓费的同学的父亲经常对我说，他老记得我母亲梳着两条又粗又长的辫子，脖子上系着白围脖儿，给村里的夜校扫盲班讲课时的样子。那时母亲刚嫁到村里，曾有过一段短暂的快乐时光。我不知道母亲疯了的原因，模模糊糊地觉得跟我父亲有关。
　　父亲年轻时曾带着四枚祖传的金戒指到抚顺去闯天下，他用两枚金戒指买了一个国民党上校的头衔，另两枚送给了一个女人。祖父知道后大怒，连夜去抚顺把父亲逼回到村里。祖父生气的原因是他已经决定让父亲跟我母亲结婚，我母亲那时刚好国高毕业，是他一个老朋友的女儿，那人曾经在危难关头救过他的命。这个决定导致了父母一生的不幸。
　　在我的记忆里，觉得父亲从来没有爱过母亲，父亲的爱似乎随着多年前的那两枚金戒指的送出而终止了，剩下的除了冷漠，就是对母亲的奚落和挑剔。花一样的母亲自从来到父亲身边后迅速凋零了。“文化大革命”来的时候，父亲因为参加过国民党的事被告发，经常挨批斗，母亲在提心吊胆中有时会不禁失声痛哭。有一天她不哭了。村里人说她疯了，她的症状是不停地笑。现在我知道她哭不只是对父亲的担扰，更多的是一个女人对未来生活的绝望。对没有一丝爱的生活的毫无指望，是心如死灰。哭够的时候，她再也哭不出来了。
　　我觉得母亲没有疯，因为我知道她疼爱我们，真正的疯子是不知道爱别人的。母爱拥有一个女人生命里最原始、最本质的爱。
　　母亲在４０岁时才生的我，对我的疼爱可想而知。那段时间家里很穷，什么好吃的东西也没有。母亲发病的时候总到外面捡东西，遇到能吃的东西就藏起来，她会背着父亲突然塞给我们一个烂掉一半的苹果，或者是一块发霉的点心，这些是她在外面游荡时捡的，如果让父亲看见了肯定是要骂她的。我知道这些都是她自己舍不得吃的好东西，然而我们长大一些后就再也不肯吃了，把她塞给我们的东西偷偷扔掉，母亲看见了很伤心。
　　小的时候不懂事，一次忘了为什么，几个孩子一起骂我，说我妈是疯子，我不干了，跟他们用小石头对打起来，脑袋被打出一个洞，淌血了，孩子们一窝蜂似的跑了。我回到家里，哭着给母亲看。这时候我看见我母亲才像真疯了一样，脸突然涨得通红，脖子上的青筋都暴了出来，双手不停地颤抖，喉咙里连续地发出“嗷嗷”的声音。我从来也没有看见她那么激动过，就连父亲打她的时候也没有，她就像一只幼崽儿被伤害的狼一样。
　　稍大一点，知道一些羞耻了，和同学走在一起，看见她在外面捡东西就觉得丢人，也曾经很厉害地斥责她，让她回家去。在这个时候她总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一样不知所措地望着我。我会突然间觉得心里特别难受，喉咙好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一样，眼睛里满是泪水，但是嘴和手却是强硬的，一边说她一边把她拽到家里去。
　　母亲对我的溺爱，从来没有表示过一点掩饰，这也是村里人觉得她是疯子的一个原因。她是那么的坦然直露，不论在哪里，只要我想要，或者我受到什么委屈，她要安慰我又没有别的方法的时候，就会撩开衣服，把她如空空布袋似的乳房上的霉枣一样的乳头塞到我的嘴里，一直到我七八岁。因为上学了，怕同学们笑话，我再也不肯吃她的奶、让她背了。母亲的心灵却像村里那条小河，永远那么清澈，没有一点灰尘。
　　我长大后一次回故乡过年，为了使母亲高兴一点，给了她两张崭新的百元钞票，让她放在兜里，喜欢买什么吃的就到小铺去买，接着就出去了。回来的时候哥哥的孩子告诉我，如果他没有看见的话，他奶奶就把那两百元钱给一个要饭的了，她说看着要饭的穿得少，还说没吃饭，就把钱给了人家，亏着孩子刚好看见了，从要饭的那人手里抢了回来。要我以后不要给她钱了。我的“疯”母亲哟！她的那些事又怎么能说的完呢？
　　母亲今年７２岁了，越来越像一截生命力逐渐减退的枯树枝。她总是坐在炕上将脑袋放在两只手里，背弯得像一只弓，我不知道她一天尽想些什么。我已死去的舅妈多年前到我家时说过，她刚嫁到母亲的娘家时是一个春天，我母亲还是一个小姑娘呢。一次她从外面回来，母亲和邻居的女孩子正偷搽她的胭脂，远远看见她来了，我母亲拉着女孩子的手，边喊边跑：“快点，我二嫂回来了，她看见我们用她的胭脂会骂我们的。”这样带着一脸的鲜艳飞快地跑远了。她红色的长裙飘进了绿树丛后面，从缝隙里一闪一闪的，像燃烧的火苗一样。那样的时刻在她的记忆里好像是昨天才发生的。接着拍着我母亲的背大放悲声。
　　如今，我在北京过着清贫的生活，并没有像小时候希望的那样长大了成为一个有钱人，等母亲老了，好好孝敬她。母亲在故乡的炕上正在以惊人的速度逐渐衰老。我现在写这篇文章来表达我的爱和想念，我知道在不久的将来，这也算是一种纪念了。
　　（《北京青年报》２００２年３月７日 张贵锋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