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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记
《中国陵墓雕塑全集·史前至秦代》
主编/袁仲一 李星明
责任编辑/储小平 张 弘 侯 彬
16开 印张/36 定价/500.00元
2011年7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邮购地址/陕西省西安市北大街147号
邮编/710003
邮购电话/029—87262491 87265112
《中国美术分类全集》是国家大型文化出版工程，以350卷的宏大篇幅收录中国历代各类美术遗产的代表作品，各卷均由学者撰写专论，展现和阐述了中国造型艺术的发展历史、审美风格的演变、文化特征和精神内涵，这项工程是对中国美术遗产的一次空前规模的整理，对弘扬中华文化和推动学术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美术分类全集》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陵墓雕塑全集》的编辑出版任务由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承担。《中国陵墓雕塑全集》按照所录作品的年代和种类分为8卷：史前至秦一卷、西汉一卷、东汉三国一卷、两晋南北朝一卷、隋唐两卷、五代两宋一卷、元明清一卷。每卷收录作品250～300件（组），分专论、彩色图版、图版说明三个部分，辑录了全国各地野外散布和文博单位典藏的古代墓葬雕塑作品约3000件（组），年代跨度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清代，连绵6000余年，旨在全面反映中国古代陵墓雕塑艺术和丧葬文化的发展状况。《中国陵墓雕塑全集》的编撰出版是建立在对全国范围内历代陵墓雕塑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和拍摄工作的基础上的，中国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任何机构和个人做过此项事业，因此其所收录的古代雕塑作品之中有相当一部分为近年来考古新发现，并首次以彩色精印的形式集中公布发表。此全集的出版为中国墓葬美术领域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系统的专题资料，具有填补空白的作用。
《中国陵墓雕塑全集·史前至秦代》是《中国陵墓雕塑全集》的第一卷，主编是著名考古学家、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名誉馆长袁仲一先生和艺术史学家、复旦大学教授李星明先生。本卷选录史前至战国时期墓葬雕塑代表作彩色图版150帧，秦始皇陵兵马俑、铜车马和铜水禽彩色图版159帧，前面冠有编著者的两篇专论，后面附有图版说明。两篇专论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史前至秦代陵墓雕塑类型和风格的发展状况以及艺术价值，特别注重墓葬雕塑艺术与当时的丧葬礼仪、社会风俗、宗教信仰和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凸显其历史文化意义。史前至秦代卷出版后不久便于2013年初获得第四届中华优秀图书奖，2014年再获陕西省第二届优秀图书奖。作为责任编辑，我在欣喜之余，再一次安静下来仔细欣赏这部内容厚重的图书，想起接受编辑任务后投入艰辛工作的经历，回味编辑过程中获得新知的充实感，凭着自己对这部书的理解，不由自主地想写一些文字阐述本书的价值和特点。
一、作品种类齐全 覆盖区域广大
本书是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遴选和辑录史前至秦代的陵墓雕塑代表作品，种类丰富。在材质上，包括蚌壳摆塑、玉雕、石雕、木雕、青铜雕塑、陶塑和泥俑等。作品来自全国各地，具有广泛的区域覆盖面。选择作品时我们注意对少数民族地区墓葬雕塑的调查和收录，例如选取的属于古代欧亚草原文化遗存组成部分的新疆地区青铜器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草原游牧民族墓葬石人和鹿石，在年代上早于中原已知的墓前石雕，具有特殊的文化意义。本节在作品和文物的年代及分布区域的选择上做了均衡处理，构成了一个有序的中国史前至秦代墓葬雕塑资料的时空系统，既突出了重要作品的历史地位，又展现了不同的区域艺术文化特征。
二、经典作品与新出土作品并重
在保证收录传统公认经典作品的基础上，本书侧重选录近20年来考古发掘所获得的新的重要墓葬雕塑文物。例如，在商周时期的作品中，既有早年在安阳殷墟出土的著名的陶塑奴隶像和玉石雕像，又有近几年在陕西韩城梁带村出土的西周晚期墓出土的木俑。春秋战国时期的俑像作品主要出土在陕西关中、河南中北部、山西与河北南部、山东中东部、河南南部、湖北、湖南、浙江等地，相当于当时的秦国、东周王畿、晋、赵、齐国和楚国境内。在这些俑像中，既有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前出土的陕西陇县边家庄春秋秦墓挽辇木俑、陕西省长武县上孟村和陕西省铜川枣苗村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早中期秦墓泥俑和泥塑动物模型、陕西凤翔县八旗屯战国初期秦墓陶牛车模型、山东淄博市临淄区郎家庄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齐墓乐舞俑和武士俑、山东省章丘县女郎山战国中期齐墓乐舞俑群、1951年发掘的湖南省长沙市五里牌二椁二棺的406号墓所出30件彩绘木俑、河南省信阳长台关发掘的一号墓和二号楚墓以及湖北省荆门市包山一号楚墓纨衣桐人俑和彩绘木俑等，也有近年来出土咸阳市东郊窑店镇塔儿坡发掘的一批战国晚期墓葬二件骑马俑、华县城关镇吴家村战国秦墓出土三件泥俑、临淄市临淄区赵家徐姚战国早期晚段或中期墓乐舞俑和家畜禽鸟、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天星观二号楚墓木俑等。至于闻名世界的秦始皇陵出土的作品，除了20世纪70年代发现的大型兵马俑群和铜车马之外，还收录了新世纪以来出土的大型百戏俑和青铜水禽雕塑。近年在春秋战国时期秦、齐、晋、楚等诸侯国境内新出土的墓俑以及秦始皇陵的新发现，使本书具有很高的资料价值和学术时效性。
三、征引廣博 阐释深刻
不同于众多古代艺术或美术论著和图集的重要特点是，本书专论不仅阐述古代雕塑作品的艺术风格及其演变，更注意将墓前石雕、墓内俑像等还原到墓葬礼仪空间和历史的原境之中，探讨其所表达的丧葬风俗、冥世观念、典章制度和社会思想等，将艺术与宗教、历史综合起来考量。
首先，在参考大量考古资料和研究论著的基础上，论述了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四五号墓出土的蚌壳摆塑龙虎图案，以及与此墓相关的另外两组由龙虎、鹿或由人骑龙、虎、鸟等形象组成的蚌壳摆塑动物图案。安徽含山县凌家滩发现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四号墓出土的玉雕龟和玉版，指出“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随着丧葬观念的发展，相应的表示等级的葬仪也在形成之中。可以确信目前已知最早的某些用于葬仪的雕塑艺术形式已经与先民们以天文观测为基础的宇宙观念和灵魂不灭的观念发生直接联系。这应是后世历代帝王、官宦和贵族墓葬中以各种不同形式表现宇宙观和升天思想的远古滥觞”。（专论，页5-6。）专论列举了众多的新石器晚期墓葬出土专门为墓主人制作的实用器物的仿制品，说明当时“随葬明器很早就开始从实用器物中分化出来。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随葬明器有了进一步发展，器物种类之间的组合趋于复杂，礼仪性质愈来愈明显，这与当时的社会结构的变化直接相关”。（专论，页6-7。）另外，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人殉和牲殉习俗正处于初步发展阶段，以俑像代替人殉的葬仪观念尚未产生。专论非常谨慎地阐释了一些墓葬出土的石质和玉质人像和动物雕刻的功能性质，例如安徽省含山凌家滩大汶口文化墓葬出土的玉人与辽宁省凌源牛河梁红山文化积石冢出土的玉人和玉鸟等，分析认为是具有宗教性质的随葬品，与丧葬巫术礼仪有关。 其次，专论结合春秋战国时期明器化墓俑的的发展情况与文献记载，深入讨论了当时儒者的明器观念和俑殉观念。春秋中期以后，俑殉代替人殉被愈来愈广泛地采用，墓俑的迅速发展在中国丧葬文化中构成了一个特殊的景观。专论认为墓俑的出现和发展在中国文化史中至少具有以下三方面的意义：“第一，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结构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张扬，惨无人道的人殉习俗受到了社会舆论的普遍质疑。第二，墓俑的出现不仅是中国丧葬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而且在中国文化史上多了一种极具民族特色的历史文化载体。历史上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多种多样的墓俑明器，为今天的古代历史文化研究和艺术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第三，俑殉制度的确立为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文化动力和思想空间，同时也为中国古代雕塑的文化特质定下了一种重要的基调。”（专论，页21。）同时，根据春秋战国时期墓俑的出土分布情况、制作方法、风格样式和文化特征，可大致分为北方和南方楚国两大系统。北方墓俑和动物模型的材质有陶、泥、木、青铜、石等几种，其中以陶质最常见。北方系统的墓俑主要属于“象生明器”，反映出北方的务实精神和儒家理性思想。种类有挽车俑、骑马俑、侍者俑、武士俑、乐舞俑等，动物模型有马、牛、猪、羊、鹿、鸟、鸭等，还有车和舟的模型。北方各国墓俑和动物模型主要是模拟现实人物和动物，已具有某种理性主义的特质，尽管这些作品大多制造技巧简单，造型简朴稚拙。南方以楚国为主的地区是墓俑最发达的地区，考古发掘所得的墓俑远比北方中原、秦、三晋、齐鲁等地区所见墓俑的总和还要多得多。绝大多数楚俑以木材为主要材料，只有极少数是陶质的。楚俑的制作普遍比北方墓俑精致，造型比较修长，彩绘木俑和纨衣桐人俑并行，其中纨衣桐人俑尚不见于北方，是楚国独有的俑类。纨衣桐人俑直观地反映了楚人服装多饰有鲜艳的纹饰，轻丽华美，从一个方面透露出楚国是一个文化高度发达的富庶之国，表明楚国的丝织业已具有很高的水准。楚俑的那种修长轻盈的造型和纨衣桐人俑类型对西汉时期的墓俑有直接影响。楚墓出土漆木镇墓兽、漆木虎座飞鸟、漆木鸟、铜鸟、漆木鹿是楚物质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器物，是楚人多神崇拜的表现，具有萨满教性质，属于“神巫明器”范畴。
第三，专论对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秦始皇兵马俑进行全方位的阐述，作者根据多年的考古工作经验，从三个兵马俑坑中俑像的排列和相互间的关系、俑的类别、秦俑的造型特征、陶马的造型特征、秦俑的艺术风格、秦俑的制作方法、秦俑的作者、秦俑的艺术渊源、秦俑艺术产生的时代背景、秦俑在中国雕塑艺术史上的地位、秦俑艺术以后陵墓雕塑的影响等方面论述，完整地表述了秦始皇兵马俑歷史文化和艺术审美价值。其中最具有意义的有以下几点：
1.阐释了兵马俑的民族艺术特征。兵马俑显示出一定的写生性、肖像性，是比较成熟的写实主义作品。其写实性并不同于古希腊罗马肖像那种追求人体造型美的理想化、典型化和普遍性的范性化。秦俑的造型是求真多于典型的创造性，具有较多的意象化的趋向，彰显出东方雕塑艺术神韵和华夏民族风格。另外，在兵马俑坑出土的陶俑身上的隐蔽处，发现了制作者陶工的名字，目前已发现87个不同的人名。这些人都是技艺水平较高的匠师，他们每人都带有一批徒工，估计数百人乃至上千人参加了兵马俑的制作。集合如此多的人从事一项艺术创作，在中外雕塑艺术史上都是罕见的。
2.对兵马俑的作者即陶工进行了考证。“陶工的来源有二：一是来源于中央宫廷的制陶作坊，如宫臧、宫魏、宫颇、宫疆、宫朝等。宫是中央官署宗正的属官——宫司空的省称，‘宫’字下的一字为陶工的姓或名。二是来源于地方的市府制作坊或民间私营制陶作坊的陶工，如咸阳野、咸阳赐、咸阳衣、栎阳重、临晋等，这类陶文的特点是在人名前冠一地名。来源于中央和地方的两类陶工的艺术风格有所不同。来源于中央宫廷制陶作坊陶工的作品，共同的造型特征是身材魁伟、容颜深厚、五官粗犷、气质刚毅英武，好像是守卫宫阙的卫士的形象。而来源于地方的陶工的作品，突出的造型特征是风格不一，身体有高有低、有胖有瘦，富有曲线的韵律；面型多种多样，发髻的大小、高低不一；发型有篦纹形、瓜棱形、波浪形、螺旋形等，种类繁多；人物的气质、性格也是多彩多姿。” （专论，页121）这种严谨的考证，对于重建秦代美术史非常具有建设性。
3.秦兵马俑是中国古典艺术的典范。秦俑的形体高大、数量众多，形象逼真生动富有个性特征，表明中国的雕塑艺术已臻于成熟，形成自己民族的艺术风格，是中国雕塑艺术史上第一个成功的典范。在中国墓俑从葬的历史长河中，秦俑承上启下，继往开来，开创了用大批俑群从葬的先河，它的艺术风格和艺术技巧亦为后代所继承和发展，为以后的汉唐盛世的墓俑艺术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
四、编校严谨 印制精良
从事编辑工作关键在于对细节的注重与把握。这本精品图书的内容、编校、印制的各个环节都精益求精。在内容的把握上，本书的两位主编在编写上各有特色，袁仲一先生关于秦俑部分的专论言简意赅，斐然成章；行笔字字珠玉、酣畅淋漓。李星明先生的专论层次清晰，举例详实；文笔流畅，一气呵成。本书中的图版说明部分，每幅图均标注了尺寸、出处、大小、拍摄地，以及拍摄人和提供藏品的单位及个人，在细节处倾注了编者的心血，在这里非常有必要感谢为本书提供图片和倾注精力的专家学者。
本书征引广博，论述精深，涉及大量的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对于我们年轻编辑来说，编辑这样一本图书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此我们先后拜访陕西考古研究院张建林院长和研究先秦史的杨亚常研究员，请他们审读后，才开始编辑加工。编辑过程中图片曾经过多次筛选，每幅图片都反复精修，直至满意。认真的校对工作是这本精品图书获奖的保障。这本图书全文采用繁体字，因此校对工作变得颇为复杂，反复审读、校稿多达13次。正是这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认真态度，才是该卷一步步迈向了精品图书的关键。稿件的最终印制是书稿走向图书的环节。在印制关头，印厂的选定，图书的内文用纸、封面用纸以及最后的函套、环衬、内封辅助材料的选定，每个环节我们都从细节着手。就连内封上的烫金版深浅程度和颜色的纯度也经过与印厂反复试验过多次，经印刷科和责编同时审核后才大量复制。
这本书从拟定选题、采集图像资料、编写以及排版、编辑加工到最终印制历时多年，最终不负众望，被众多专家和出版行家认可。在此，首先要感谢李晓明社长对这一项目工作积极地推进和支持，同时感谢为此书做过具体工作的所有同志和朋友。这本精品图书是凝聚了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集体智慧和力量的结晶。最后，特别感谢袁仲一先生和李星明先生两位主编精彩的专论，为我们开启了了解中国陵墓雕塑史前至秦代雕塑艺术的大门。
（张弘/陕西美术出版社编辑）
《中国陵墓雕塑全集·史前至秦代》
主编/袁仲一 李星明
责任编辑/储小平 张 弘 侯 彬
16开 印张/36 定价/500.00元
2011年7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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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编/71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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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术分类全集》是国家大型文化出版工程，以350卷的宏大篇幅收录中国历代各类美术遗产的代表作品，各卷均由学者撰写专论，展现和阐述了中国造型艺术的发展历史、审美风格的演变、文化特征和精神内涵，这项工程是对中国美术遗产的一次空前规模的整理，对弘扬中华文化和推动学术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美术分类全集》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陵墓雕塑全集》的编辑出版任务由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承担。《中国陵墓雕塑全集》按照所录作品的年代和种类分为8卷：史前至秦一卷、西汉一卷、东汉三国一卷、两晋南北朝一卷、隋唐两卷、五代两宋一卷、元明清一卷。每卷收录作品250～300件（组），分专论、彩色图版、图版说明三个部分，辑录了全国各地野外散布和文博单位典藏的古代墓葬雕塑作品约3000件（组），年代跨度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清代，连绵6000余年，旨在全面反映中国古代陵墓雕塑艺术和丧葬文化的发展状况。《中国陵墓雕塑全集》的编撰出版是建立在对全国范围内历代陵墓雕塑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和拍摄工作的基础上的，中国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任何机构和个人做过此项事业，因此其所收录的古代雕塑作品之中有相当一部分为近年来考古新发现，并首次以彩色精印的形式集中公布发表。此全集的出版为中国墓葬美术领域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系统的专题资料，具有填补空白的作用。
《中国陵墓雕塑全集·史前至秦代》是《中国陵墓雕塑全集》的第一卷，主编是著名考古学家、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名誉馆长袁仲一先生和艺术史学家、复旦大学教授李星明先生。本卷选录史前至战国时期墓葬雕塑代表作彩色图版150帧，秦始皇陵兵马俑、铜车马和铜水禽彩色图版159帧，前面冠有编著者的两篇专论，后面附有图版说明。两篇专论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史前至秦代陵墓雕塑类型和风格的发展状况以及艺术价值，特别注重墓葬雕塑艺术与当时的丧葬礼仪、社会风俗、宗教信仰和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凸显其历史文化意义。史前至秦代卷出版后不久便于2013年初获得第四届中华优秀图书奖，2014年再获陕西省第二届优秀图书奖。作为责任编辑，我在欣喜之余，再一次安静下来仔细欣赏这部内容厚重的图书，想起接受编辑任务后投入艰辛工作的经历，回味编辑过程中获得新知的充实感，凭着自己对这部书的理解，不由自主地想写一些文字阐述本书的价值和特点。
一、作品种类齐全 覆盖区域广大
本书是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遴选和辑录史前至秦代的陵墓雕塑代表作品，种类丰富。在材质上，包括蚌壳摆塑、玉雕、石雕、木雕、青铜雕塑、陶塑和泥俑等。作品来自全国各地，具有广泛的区域覆盖面。选择作品时我们注意对少数民族地区墓葬雕塑的调查和收录，例如选取的属于古代欧亚草原文化遗存组成部分的新疆地区青铜器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草原游牧民族墓葬石人和鹿石，在年代上早于中原已知的墓前石雕，具有特殊的文化意义。本节在作品和文物的年代及分布区域的选择上做了均衡处理，构成了一个有序的中国史前至秦代墓葬雕塑资料的时空系统，既突出了重要作品的历史地位，又展现了不同的区域艺术文化特征。
二、经典作品与新出土作品并重
在保证收录传统公认经典作品的基础上，本书侧重选录近20年来考古发掘所获得的新的重要墓葬雕塑文物。例如，在商周时期的作品中，既有早年在安阳殷墟出土的著名的陶塑奴隶像和玉石雕像，又有近几年在陕西韩城梁带村出土的西周晚期墓出土的木俑。春秋战国时期的俑像作品主要出土在陕西关中、河南中北部、山西与河北南部、山东中东部、河南南部、湖北、湖南、浙江等地，相当于当时的秦国、东周王畿、晋、赵、齐国和楚国境内。在这些俑像中，既有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前出土的陕西陇县边家庄春秋秦墓挽辇木俑、陕西省长武县上孟村和陕西省铜川枣苗村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早中期秦墓泥俑和泥塑动物模型、陕西凤翔县八旗屯战国初期秦墓陶牛车模型、山东淄博市临淄区郎家庄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齐墓乐舞俑和武士俑、山东省章丘县女郎山战国中期齐墓乐舞俑群、1951年发掘的湖南省长沙市五里牌二椁二棺的406号墓所出30件彩绘木俑、河南省信阳长台关发掘的一号墓和二号楚墓以及湖北省荆门市包山一号楚墓纨衣桐人俑和彩绘木俑等，也有近年来出土咸阳市东郊窑店镇塔儿坡发掘的一批战国晚期墓葬二件骑马俑、华县城关镇吴家村战国秦墓出土三件泥俑、临淄市临淄区赵家徐姚战国早期晚段或中期墓乐舞俑和家畜禽鸟、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天星观二号楚墓木俑等。至于闻名世界的秦始皇陵出土的作品，除了20世纪70年代发现的大型兵马俑群和铜车马之外，还收录了新世纪以来出土的大型百戏俑和青铜水禽雕塑。近年在春秋战国时期秦、齐、晋、楚等诸侯国境内新出土的墓俑以及秦始皇陵的新发现，使本书具有很高的资料价值和学术时效性。
三、征引廣博 阐释深刻
不同于众多古代艺术或美术论著和图集的重要特点是，本书专论不仅阐述古代雕塑作品的艺术风格及其演变，更注意将墓前石雕、墓内俑像等还原到墓葬礼仪空间和历史的原境之中，探讨其所表达的丧葬风俗、冥世观念、典章制度和社会思想等，将艺术与宗教、历史综合起来考量。
首先，在参考大量考古资料和研究论著的基础上，论述了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四五号墓出土的蚌壳摆塑龙虎图案，以及与此墓相关的另外两组由龙虎、鹿或由人骑龙、虎、鸟等形象组成的蚌壳摆塑动物图案。安徽含山县凌家滩发现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四号墓出土的玉雕龟和玉版，指出“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随着丧葬观念的发展，相应的表示等级的葬仪也在形成之中。可以确信目前已知最早的某些用于葬仪的雕塑艺术形式已经与先民们以天文观测为基础的宇宙观念和灵魂不灭的观念发生直接联系。这应是后世历代帝王、官宦和贵族墓葬中以各种不同形式表现宇宙观和升天思想的远古滥觞”。（专论，页5-6。）专论列举了众多的新石器晚期墓葬出土专门为墓主人制作的实用器物的仿制品，说明当时“随葬明器很早就开始从实用器物中分化出来。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随葬明器有了进一步发展，器物种类之间的组合趋于复杂，礼仪性质愈来愈明显，这与当时的社会结构的变化直接相关”。（专论，页6-7。）另外，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人殉和牲殉习俗正处于初步发展阶段，以俑像代替人殉的葬仪观念尚未产生。专论非常谨慎地阐释了一些墓葬出土的石质和玉质人像和动物雕刻的功能性质，例如安徽省含山凌家滩大汶口文化墓葬出土的玉人与辽宁省凌源牛河梁红山文化积石冢出土的玉人和玉鸟等，分析认为是具有宗教性质的随葬品，与丧葬巫术礼仪有关。 其次，专论结合春秋战国时期明器化墓俑的的发展情况与文献记载，深入讨论了当时儒者的明器观念和俑殉观念。春秋中期以后，俑殉代替人殉被愈来愈广泛地采用，墓俑的迅速发展在中国丧葬文化中构成了一个特殊的景观。专论认为墓俑的出现和发展在中国文化史中至少具有以下三方面的意义：“第一，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结构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张扬，惨无人道的人殉习俗受到了社会舆论的普遍质疑。第二，墓俑的出现不仅是中国丧葬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而且在中国文化史上多了一种极具民族特色的历史文化载体。历史上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多种多样的墓俑明器，为今天的古代历史文化研究和艺术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第三，俑殉制度的确立为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文化动力和思想空间，同时也为中国古代雕塑的文化特质定下了一种重要的基调。”（专论，页21。）同时，根据春秋战国时期墓俑的出土分布情况、制作方法、风格样式和文化特征，可大致分为北方和南方楚国两大系统。北方墓俑和动物模型的材质有陶、泥、木、青铜、石等几种，其中以陶质最常见。北方系统的墓俑主要属于“象生明器”，反映出北方的务实精神和儒家理性思想。种类有挽车俑、骑马俑、侍者俑、武士俑、乐舞俑等，动物模型有马、牛、猪、羊、鹿、鸟、鸭等，还有车和舟的模型。北方各国墓俑和动物模型主要是模拟现实人物和动物，已具有某种理性主义的特质，尽管这些作品大多制造技巧简单，造型简朴稚拙。南方以楚国为主的地区是墓俑最发达的地区，考古发掘所得的墓俑远比北方中原、秦、三晋、齐鲁等地区所见墓俑的总和还要多得多。绝大多数楚俑以木材为主要材料，只有极少数是陶质的。楚俑的制作普遍比北方墓俑精致，造型比较修长，彩绘木俑和纨衣桐人俑并行，其中纨衣桐人俑尚不见于北方，是楚国独有的俑类。纨衣桐人俑直观地反映了楚人服装多饰有鲜艳的纹饰，轻丽华美，从一个方面透露出楚国是一个文化高度发达的富庶之国，表明楚国的丝织业已具有很高的水准。楚俑的那种修长轻盈的造型和纨衣桐人俑类型对西汉时期的墓俑有直接影响。楚墓出土漆木镇墓兽、漆木虎座飞鸟、漆木鸟、铜鸟、漆木鹿是楚物质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器物，是楚人多神崇拜的表现，具有萨满教性质，属于“神巫明器”范畴。
第三，专论对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秦始皇兵马俑进行全方位的阐述，作者根据多年的考古工作经验，从三个兵马俑坑中俑像的排列和相互间的关系、俑的类别、秦俑的造型特征、陶马的造型特征、秦俑的艺术风格、秦俑的制作方法、秦俑的作者、秦俑的艺术渊源、秦俑艺术产生的时代背景、秦俑在中国雕塑艺术史上的地位、秦俑艺术以后陵墓雕塑的影响等方面论述，完整地表述了秦始皇兵马俑歷史文化和艺术审美价值。其中最具有意义的有以下几点：
1.阐释了兵马俑的民族艺术特征。兵马俑显示出一定的写生性、肖像性，是比较成熟的写实主义作品。其写实性并不同于古希腊罗马肖像那种追求人体造型美的理想化、典型化和普遍性的范性化。秦俑的造型是求真多于典型的创造性，具有较多的意象化的趋向，彰显出东方雕塑艺术神韵和华夏民族风格。另外，在兵马俑坑出土的陶俑身上的隐蔽处，发现了制作者陶工的名字，目前已发现87个不同的人名。这些人都是技艺水平较高的匠师，他们每人都带有一批徒工，估计数百人乃至上千人参加了兵马俑的制作。集合如此多的人从事一项艺术创作，在中外雕塑艺术史上都是罕见的。
2.对兵马俑的作者即陶工进行了考证。“陶工的来源有二：一是来源于中央宫廷的制陶作坊，如宫臧、宫魏、宫颇、宫疆、宫朝等。宫是中央官署宗正的属官——宫司空的省称，‘宫’字下的一字为陶工的姓或名。二是来源于地方的市府制作坊或民间私营制陶作坊的陶工，如咸阳野、咸阳赐、咸阳衣、栎阳重、临晋等，这类陶文的特点是在人名前冠一地名。来源于中央和地方的两类陶工的艺术风格有所不同。来源于中央宫廷制陶作坊陶工的作品，共同的造型特征是身材魁伟、容颜深厚、五官粗犷、气质刚毅英武，好像是守卫宫阙的卫士的形象。而来源于地方的陶工的作品，突出的造型特征是风格不一，身体有高有低、有胖有瘦，富有曲线的韵律；面型多种多样，发髻的大小、高低不一；发型有篦纹形、瓜棱形、波浪形、螺旋形等，种类繁多；人物的气质、性格也是多彩多姿。” （专论，页121）这种严谨的考证，对于重建秦代美术史非常具有建设性。
3.秦兵马俑是中国古典艺术的典范。秦俑的形体高大、数量众多，形象逼真生动富有个性特征，表明中国的雕塑艺术已臻于成熟，形成自己民族的艺术风格，是中国雕塑艺术史上第一个成功的典范。在中国墓俑从葬的历史长河中，秦俑承上启下，继往开来，开创了用大批俑群从葬的先河，它的艺术风格和艺术技巧亦为后代所继承和发展，为以后的汉唐盛世的墓俑艺术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
四、编校严谨 印制精良
从事编辑工作关键在于对细节的注重与把握。这本精品图书的内容、编校、印制的各个环节都精益求精。在内容的把握上，本书的两位主编在编写上各有特色，袁仲一先生关于秦俑部分的专论言简意赅，斐然成章；行笔字字珠玉、酣畅淋漓。李星明先生的专论层次清晰，举例详实；文笔流畅，一气呵成。本书中的图版说明部分，每幅图均标注了尺寸、出处、大小、拍摄地，以及拍摄人和提供藏品的单位及个人，在细节处倾注了编者的心血，在这里非常有必要感谢为本书提供图片和倾注精力的专家学者。
本书征引广博，论述精深，涉及大量的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对于我们年轻编辑来说，编辑这样一本图书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此我们先后拜访陕西考古研究院张建林院长和研究先秦史的杨亚常研究员，请他们审读后，才开始编辑加工。编辑过程中图片曾经过多次筛选，每幅图片都反复精修，直至满意。认真的校对工作是这本精品图书获奖的保障。这本图书全文采用繁体字，因此校对工作变得颇为复杂，反复审读、校稿多达13次。正是这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认真态度，才是该卷一步步迈向了精品图书的关键。稿件的最终印制是书稿走向图书的环节。在印制关头，印厂的选定，图书的内文用纸、封面用纸以及最后的函套、环衬、内封辅助材料的选定，每个环节我们都从细节着手。就连内封上的烫金版深浅程度和颜色的纯度也经过与印厂反复试验过多次，经印刷科和责编同时审核后才大量复制。
这本书从拟定选题、采集图像资料、编写以及排版、编辑加工到最终印制历时多年，最终不负众望，被众多专家和出版行家认可。在此，首先要感谢李晓明社长对这一项目工作积极地推进和支持，同时感谢为此书做过具体工作的所有同志和朋友。这本精品图书是凝聚了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集体智慧和力量的结晶。最后，特别感谢袁仲一先生和李星明先生两位主编精彩的专论，为我们开启了了解中国陵墓雕塑史前至秦代雕塑艺术的大门。
（张弘/陕西美术出版社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