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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光临搜狐嘉宾聊天室。
2008年3月份是法国文化周，搜狐读书很高兴邀请到两位著名的法国作家葆拉·康斯坦和马克斯·蒙内以及国内著名作家周实，一起聊聊有关法国文学尤其是当代女性文学的话题，葆拉·康斯坦是当代法国女性作家的旗帜性人物，而马克斯·蒙内则可以算是法国新生代作家，可以说是八零后作家。今天大家汇聚一堂是由于兄弟文化出版了两位作者的小说，并且收入了他们的“鸢尾花丛书——法国当代女性作家小说系列”。周实老师作为引进兄弟文化的总编辑，您当时为什么想引进这套丛书？
周实：这套书一直是我们的责任编辑李一枝在做。我今天的感受是，如果不引进鸢尾花丛书就不能见到这两位美丽的女作家，就算我们看到她们本人也很难看到她们的内心世界，这两本书不但让我看到了鲜活美丽的法国女作家，而且能够通过看她们的书看到她们内心的世界。近代以来法国文学一直是中国人比较喜欢的文学，从巴尔扎克、大仲马、莫泊桑、雨果，到现代的萨特、加缪、西蒙、杜拉斯这些作家，我们想做法国当代文学，想把这条线继续延续下去，让中国人对法国文学有系统有连续性的了解。
法国当代女性文学在我看来是大胆泼辣的，也很细腻，也很生动，在整个世界文学当中是独领风骚的，所以我们的“鸢尾花”这套丛书全部是女性作家的作品。
主持人：在“鸢尾花丛书”当中最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就是在座的两位作家。
周实：这两位作家的作品，我来之前都看过了，确实非常漂亮。
主持人：我们知道葆拉·康斯坦女士在1994年发表了《典狱长官的女儿》，对于即将面对的中国读者，能不能对中国读者简单介绍一下这本小说。
葆拉·康斯坦：创作《典狱长官的女儿》对于我来说是一次很特别的经历，而且是非常可怕的经历。因为就像周先生刚才说的，这次经历几乎是一个心理分析的历程，陷入了一种儿童的恐惧当中，而正是这种恐惧能够构造出我们来。这是种广泛意义上的构建，因为人们总是以为是幸福让孩子们成长，实际上就我个人来说，是在孩童时候的那种焦虑和噩梦的叠加构造了我们。我认为这本书是非常解构的，解构了我自己，不过从读者的接受范围来看还是很受欢迎的。为什么读者能接受呢？主要是一种内心的交流。
主持人：书里有两个人物让人印象深刻：一个是小主人公克雷蒂安娜，另外就是唐，在坛子里面长大的侏儒，为什么设置这两个人物，这两个人物有什么联系？为什么他们的性格都是扭曲的？
葆拉·康斯坦：我们是在心理的空间里面，是在噩梦的空间里面，所以也算是一个童话。这个小姑娘克雷蒂安娜给自己创造出来的一个神奇的人物就是坛子里面的侏儒——唐，唐这个人物在一个缸里面成长，我参照了雨果很著名的作品《笑面人》，这个人物也是在缸里面成长的，而且用刀刻下永恒的伤痕，让他保持永恒的微笑。这是一方面的参照。另外关于唐的出生，人们都知道当年《震旦报》上左拉的著名文章《我控訴》，人们有没有翻过报纸看看背后写的是什么呢？于是我创造出了《我控诉》背面的文章，七岁的小姑娘生下来唐这个事情。我小时候也有过自己的唐这个人物，因为我的父亲曾经是卡宴监狱里面的医生，所以我从小在那儿长大的时候唐是我们家的一个厨师，已经刑满的罪犯，当唐在厨房里面工作的时候，从袜子里面掏出一把刀来干活儿，我跟唐的关系很紧密，唐总是让我觉得很害怕。唐爱喝酒，经常喝得醉醺醺的，还抽出刀来吓唬我们。当他喝醉的时候，我妈妈总是举着一条马鞭来保护自己。通过写书的这种方式来冲淡我脑子里面儿童时代的回忆，因为那是很可怕的景象。
主持人：这是您写书的原因，对于马克斯·蒙内来说，《克里斯蒂娜的囚徒》是你的第一部作品，刚才葆拉·康斯坦女士说她写作是为了冲退自己童年不愉快的记忆，那么你写作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
马克斯·蒙内：当然跟康斯坦女士是比较相似的，当我们写作的时候往往是谈论自己，想的是自己的经历，而且我本人有过一段不寻常的经历。
主持人：能跟我们大家讲讲这段奇特的经历吗？
马克斯·蒙内：当我十岁的时候我母亲杀了我的继父，所以我母亲在监狱里面度过了五年。我觉得这个故事会一直出现在我所有的小说里面，尽管我可能不会在我的小说里面谈到我母亲杀了继父这个事实。但是我在写小说的时候总是尝试着进入到我母亲当时的那种精神状态当中，介于爱与恨交织的状态，比如我母亲曾经那么喜欢那么爱我的继父，但是因为这个男人不爱她，不再喜欢她，抛弃她，她杀死了他。这个故事会一直纠缠着我。
主持人：《克里斯蒂娜的囚徒》大概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马克斯·蒙内：简单来说这个故事的讲述者是一个三十五岁的男人，他生活的轨迹非常奇特，他只在地上爬着生活。他是被他的妻子囚禁在家里。小说讲述的是他怎样在这种生活环境下生存下来的，怎样幻想谋杀他的妻子，在叙述当中不时穿插了过去有过的美好日子的回忆，回想他们怎么会到这样一个疯狂极端的境界的。
主持人：你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吗？如果是，会反映在你的作品当中吗？
马克斯·蒙内：我不是女权主义者。对我本人来说，所谓的女权主义尤其是带有侵略性的女权主义其实是不太有用的东西，就像去咬别人一样，并不是很有用，而且很暴力。我个人从小都是由父亲抚养长大的，所以在我身上更多的是那种男性的价值观而不是女性的。
主持人：过去在中国最著名的法国文学代表女性作家就是波伏娃和杜拉斯，在这之后可以说国内的读者对法国当代女性文学不是特别了解，这种情况是怎么造成的？周实老师能不能给大家讲讲。
周实：中国介绍法国的书还是很多的，出版社介绍法国文化的书比较多，但是成系统的就女性这个角度的出得不多，波伏娃的《第二性女人》也是湖南出版人做的，当时八十年代出来是中国最领先的，销售特别好，影响特别大。后来法国方面的书也出得比较多，但是出得没有那么眉清目秀，线路没有那么清楚。这次的这套书我们把目光紧紧盯在法国女作家这一块，线索是比较清楚的。实际上中国男人对于法国文学里面透露出来的女人都是很期盼的，从我小时候到现在，我都感觉法国女人是很浪漫的，这种感觉是很强烈的，通过司汤达的《红与黑》，德·瑞娜夫人，玛格丽特小姐，还有莫泊桑的《漂亮朋友》，对于中国男人来说，法国女人都是很浪漫的人。中国男人在法国文学当中得到的是，男人可以通过很有能力的女人、很漂亮的女人进入自己很得意的世界，这是我的理解，少年男人的梦想，而且大部分少年男人的梦想来自于法国文学传递的信息，这是我对法国女人的理解。法国女人真是那么浪漫吗？读完马克斯·蒙内的小说，我首先感到的是惊讶，而且得知她是八零后的作家，我更惊讶。刚才她讲了自己家庭的故事，我马上就能理解了。这是她的第一本书，写得非常残酷，直逼人性恶的那一点，而且一点不留情，写得淋漓尽致，非常痛快，我作为读者看得很痛快。如果法国女人是这样的话——她的书上面写了一句话：“你们和我同在一个世界，但是你们错过了克里斯蒂娜”，如果是这样的话，作为人生来说，我想还是错过为好；但是作为小说的话，非常漂亮。“可怜的傻瓜，你错过了最好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情愿当一个可怜的傻瓜。
葆拉·康斯坦：司汤达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周实：读她们两个人的小说感觉到，爱是可爱的，爱确实可爱，但爱有时候也是很可怕的。包括葆拉·康斯坦的小说充满了阳光来写一种阴暗，她的语言是书面的、优雅的、幽默的，非常精致，是一种诗意很强的语言。她的解构，七岁小女孩的记忆，小说一开始就说克雷蒂安娜已经是一个七岁的小孩，这个记忆影响她一生。我不知道她是有意解构，还是无意写下来的。七岁的克雷蒂安娜和七岁的唐的母亲很巧合，在结构上面很精致。克雷蒂安娜是把这个唐作为自己的孩子，她是这样看待的。在结构上，作家在前呼后应方面很精致，语言也很精致，小说非常漂亮。
葆拉·康斯坦：任何写作都是一种冒犯，都是打破禁忌的，对于作家本人来说每天写作会产生一种空洞，自己也会很震动。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位作家，而是一位小说家，写小说的时候会很注意小说是一种构造，因此很注意去怎么建造这个小说。小说必须是个整体，和那些分开的断断续续破碎的情节恰恰相反，因此我把我的小说看成是大怪兽，那么这个怪兽必须是很和谐的。另外我写书很慢，通常写一本小说需要四到五年。小说写完后，我把它放在那里，保持一段距离地去琢磨它，直到小说不断完善成为自己独立存在的课题。这也是我给比如马克斯·蒙内这些年轻作家们的建议：多花一点时间来写你的小说。
周实：我读她们两个人的小说感觉非常清楚，马克斯·蒙内的小说是一气呵成的，那么葆拉·康斯坦的小说是一个一个字敲出来的，这个敲是“僧敲月下门”的“敲”。
葆拉·康斯坦：一个作品出来应该是很快的，之后慢慢再来进行完善。
主持人：那么两位认为在女性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作为女性作家觉得自己在写作当中最重要的主题又是什么？
马克思·蒙内：这个很难回答，所有的东西都是联系在一起的。
周实：按现在法国的社会道德标准，马克斯·蒙内，你觉得你是一个坏女孩还是一个好女孩？
马克斯·蒙内：坏女孩。特别坏的女孩。
周实：但是是可爱的坏女孩。
主持人：是一个好作家就可以了。
周实：你写作是不是让这种东西纠缠于你的心里而继续写下去，是不是以这种写作姿态继续写下去？心目中是不是还有别的领域来拓展你的情感表达？
马克斯·蒙内：下一篇作品完全走出了第一部作品的暴力，但是某些主题会重新回到小说里面，比如爱情——不可能实现的爱，这会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但是这些主题应该是内在的，但是形式上可能会有一些变化，采取不同的形式来表现。
周实：如果不做作家是不是有可能做别的人？
马克斯·蒙内：会一直做下去的，我很喜欢写作。我现在还在写电视剧的剧本，也很感兴趣，最终还是以写作为主。
周实：你對婚姻有什么看法？
马克斯·蒙内：婚姻已经不像从前一样具有象征意义，它已经变成一样容易打碎的东西。对我本人来说，和一个人生一个孩子作为承诺，要比婚姻的承诺更加强大。
主持人：你们引进的这套“鸢尾花丛书”文学性很高，曲高和寡，对于很多读者来说有一定的阅读障碍，你们这套书推出以后，对读者的接受程度有没有一个预计？
周实：就这两本书而言的话，就我个人从事出版的感觉，葆拉·康斯坦的小说语言精致，她有很多的想法，在短短七万字的小说里面已经包含了很多重大文学主题在里面。她的小说比马克斯·蒙内的小说读者面会窄一些，我是这样感觉的。马克斯·蒙内的小说在中国如果推广开来读者会更多一些，因为她的语言节奏感更敏感、更犀利，她的小说被一般的人接受得快一些。葆拉的小说，没有一定文学修养的人是很难把握的。
葆拉·康斯坦：我和马克斯·蒙内不是同一代人，我正好经历了女性主义之前和女性主义兴起之后不同的年代。我自己认为我是波伏娃的孩子，女性主义有比较积极的一面，比如，让女人认识到自己的身体是属于自己的，从家庭的束缚当中解放出来。但是另外一面，她们把一切担负在自己身上，希望在任何方面都获得成功，比如在事业上我是一位大学教授，从来没有一天停止过工作，另外希望有成功的家庭。我可以告诉你，我结婚四十年了，和同一个男人！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孩子们也很幸福，我们这一代女性，事业和家庭什么都扛在自己肩上。我从前辈作家那儿受益匪浅，从思想上来说是支持女性主义的代表，另外没有人可以比得上杜拉斯，她的作品对我的影响很大。
马克斯·蒙内：我也意识到上一代作家对我们的重要性。很高兴自己得益于上一代作家，同样也很骄傲会有下一代作家，一代和一代之间就这样传承和连接着。
葆拉·康斯坦：我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往往是父亲催生了一位作家女儿，在女性写作当中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真正的女性作家写作的冲动都是来源于父亲的，很少是由母亲来帮助她们进行写作这方面的训练。
周实：阅读的质量下降为什么会这样？有客观因素，比如电视、电影、网络这种传媒工具更多了。另外意识形态的东西使文学本身的丰富性表达不够，有一定的局限。文学这种东西要通过大众的自然阅读或者兴趣阅读我认为很困难。至于文学的这种低迷状态，文学本身就不是大众的，把文学大众化这是特定时代的要求，不是文学本身要承担的。中国的小说或者中国的文学大部分而言是偏向于简单地讲一个故事，故事很好，我并不反对。我们感觉到法国确实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知识分子的天堂，可以非常自由地表达思想。我们这套书往心内走而不是往外看，往自己内心深处的东西更多，我们这套书对于丰富心灵是很有帮助的。人性是相通的，肤色不同，但是追求美的心理，或者追求对自己认识的心是一致的。至于阅读力质量下降，我认为阅读力越是下降我们越要是做这套丛书，作为出版者有这种责任。现在出版界说要赚钱的风气颇盛，我们不反对，但是我们做自己的事情，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做好我们自己认为应该做好的事情。
葆拉·康斯坦：我非常赞同您的观点。文学是小众的，在法国也是如此。在法国，出版界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我敬佩您的勇气，并且要感谢您。我翻看了你们这套丛书的目录，你们选的书很不错。
（［法］葆拉·康斯坦著：《典狱长官的女儿》，李华译，湖南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4月初版，定价15元；［法］马克斯·蒙内著：《克里斯蒂娜的囚徒》，洪安琪译，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4月初版，定价16元）
2008年3月份是法国文化周，搜狐读书很高兴邀请到两位著名的法国作家葆拉·康斯坦和马克斯·蒙内以及国内著名作家周实，一起聊聊有关法国文学尤其是当代女性文学的话题，葆拉·康斯坦是当代法国女性作家的旗帜性人物，而马克斯·蒙内则可以算是法国新生代作家，可以说是八零后作家。今天大家汇聚一堂是由于兄弟文化出版了两位作者的小说，并且收入了他们的“鸢尾花丛书——法国当代女性作家小说系列”。周实老师作为引进兄弟文化的总编辑，您当时为什么想引进这套丛书？
周实：这套书一直是我们的责任编辑李一枝在做。我今天的感受是，如果不引进鸢尾花丛书就不能见到这两位美丽的女作家，就算我们看到她们本人也很难看到她们的内心世界，这两本书不但让我看到了鲜活美丽的法国女作家，而且能够通过看她们的书看到她们内心的世界。近代以来法国文学一直是中国人比较喜欢的文学，从巴尔扎克、大仲马、莫泊桑、雨果，到现代的萨特、加缪、西蒙、杜拉斯这些作家，我们想做法国当代文学，想把这条线继续延续下去，让中国人对法国文学有系统有连续性的了解。
法国当代女性文学在我看来是大胆泼辣的，也很细腻，也很生动，在整个世界文学当中是独领风骚的，所以我们的“鸢尾花”这套丛书全部是女性作家的作品。
主持人：在“鸢尾花丛书”当中最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就是在座的两位作家。
周实：这两位作家的作品，我来之前都看过了，确实非常漂亮。
主持人：我们知道葆拉·康斯坦女士在1994年发表了《典狱长官的女儿》，对于即将面对的中国读者，能不能对中国读者简单介绍一下这本小说。
葆拉·康斯坦：创作《典狱长官的女儿》对于我来说是一次很特别的经历，而且是非常可怕的经历。因为就像周先生刚才说的，这次经历几乎是一个心理分析的历程，陷入了一种儿童的恐惧当中，而正是这种恐惧能够构造出我们来。这是种广泛意义上的构建，因为人们总是以为是幸福让孩子们成长，实际上就我个人来说，是在孩童时候的那种焦虑和噩梦的叠加构造了我们。我认为这本书是非常解构的，解构了我自己，不过从读者的接受范围来看还是很受欢迎的。为什么读者能接受呢？主要是一种内心的交流。
主持人：书里有两个人物让人印象深刻：一个是小主人公克雷蒂安娜，另外就是唐，在坛子里面长大的侏儒，为什么设置这两个人物，这两个人物有什么联系？为什么他们的性格都是扭曲的？
葆拉·康斯坦：我们是在心理的空间里面，是在噩梦的空间里面，所以也算是一个童话。这个小姑娘克雷蒂安娜给自己创造出来的一个神奇的人物就是坛子里面的侏儒——唐，唐这个人物在一个缸里面成长，我参照了雨果很著名的作品《笑面人》，这个人物也是在缸里面成长的，而且用刀刻下永恒的伤痕，让他保持永恒的微笑。这是一方面的参照。另外关于唐的出生，人们都知道当年《震旦报》上左拉的著名文章《我控訴》，人们有没有翻过报纸看看背后写的是什么呢？于是我创造出了《我控诉》背面的文章，七岁的小姑娘生下来唐这个事情。我小时候也有过自己的唐这个人物，因为我的父亲曾经是卡宴监狱里面的医生，所以我从小在那儿长大的时候唐是我们家的一个厨师，已经刑满的罪犯，当唐在厨房里面工作的时候，从袜子里面掏出一把刀来干活儿，我跟唐的关系很紧密，唐总是让我觉得很害怕。唐爱喝酒，经常喝得醉醺醺的，还抽出刀来吓唬我们。当他喝醉的时候，我妈妈总是举着一条马鞭来保护自己。通过写书的这种方式来冲淡我脑子里面儿童时代的回忆，因为那是很可怕的景象。
主持人：这是您写书的原因，对于马克斯·蒙内来说，《克里斯蒂娜的囚徒》是你的第一部作品，刚才葆拉·康斯坦女士说她写作是为了冲退自己童年不愉快的记忆，那么你写作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
马克斯·蒙内：当然跟康斯坦女士是比较相似的，当我们写作的时候往往是谈论自己，想的是自己的经历，而且我本人有过一段不寻常的经历。
主持人：能跟我们大家讲讲这段奇特的经历吗？
马克斯·蒙内：当我十岁的时候我母亲杀了我的继父，所以我母亲在监狱里面度过了五年。我觉得这个故事会一直出现在我所有的小说里面，尽管我可能不会在我的小说里面谈到我母亲杀了继父这个事实。但是我在写小说的时候总是尝试着进入到我母亲当时的那种精神状态当中，介于爱与恨交织的状态，比如我母亲曾经那么喜欢那么爱我的继父，但是因为这个男人不爱她，不再喜欢她，抛弃她，她杀死了他。这个故事会一直纠缠着我。
主持人：《克里斯蒂娜的囚徒》大概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马克斯·蒙内：简单来说这个故事的讲述者是一个三十五岁的男人，他生活的轨迹非常奇特，他只在地上爬着生活。他是被他的妻子囚禁在家里。小说讲述的是他怎样在这种生活环境下生存下来的，怎样幻想谋杀他的妻子，在叙述当中不时穿插了过去有过的美好日子的回忆，回想他们怎么会到这样一个疯狂极端的境界的。
主持人：你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吗？如果是，会反映在你的作品当中吗？
马克斯·蒙内：我不是女权主义者。对我本人来说，所谓的女权主义尤其是带有侵略性的女权主义其实是不太有用的东西，就像去咬别人一样，并不是很有用，而且很暴力。我个人从小都是由父亲抚养长大的，所以在我身上更多的是那种男性的价值观而不是女性的。
主持人：过去在中国最著名的法国文学代表女性作家就是波伏娃和杜拉斯，在这之后可以说国内的读者对法国当代女性文学不是特别了解，这种情况是怎么造成的？周实老师能不能给大家讲讲。
周实：中国介绍法国的书还是很多的，出版社介绍法国文化的书比较多，但是成系统的就女性这个角度的出得不多，波伏娃的《第二性女人》也是湖南出版人做的，当时八十年代出来是中国最领先的，销售特别好，影响特别大。后来法国方面的书也出得比较多，但是出得没有那么眉清目秀，线路没有那么清楚。这次的这套书我们把目光紧紧盯在法国女作家这一块，线索是比较清楚的。实际上中国男人对于法国文学里面透露出来的女人都是很期盼的，从我小时候到现在，我都感觉法国女人是很浪漫的，这种感觉是很强烈的，通过司汤达的《红与黑》，德·瑞娜夫人，玛格丽特小姐，还有莫泊桑的《漂亮朋友》，对于中国男人来说，法国女人都是很浪漫的人。中国男人在法国文学当中得到的是，男人可以通过很有能力的女人、很漂亮的女人进入自己很得意的世界，这是我的理解，少年男人的梦想，而且大部分少年男人的梦想来自于法国文学传递的信息，这是我对法国女人的理解。法国女人真是那么浪漫吗？读完马克斯·蒙内的小说，我首先感到的是惊讶，而且得知她是八零后的作家，我更惊讶。刚才她讲了自己家庭的故事，我马上就能理解了。这是她的第一本书，写得非常残酷，直逼人性恶的那一点，而且一点不留情，写得淋漓尽致，非常痛快，我作为读者看得很痛快。如果法国女人是这样的话——她的书上面写了一句话：“你们和我同在一个世界，但是你们错过了克里斯蒂娜”，如果是这样的话，作为人生来说，我想还是错过为好；但是作为小说的话，非常漂亮。“可怜的傻瓜，你错过了最好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情愿当一个可怜的傻瓜。
葆拉·康斯坦：司汤达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周实：读她们两个人的小说感觉到，爱是可爱的，爱确实可爱，但爱有时候也是很可怕的。包括葆拉·康斯坦的小说充满了阳光来写一种阴暗，她的语言是书面的、优雅的、幽默的，非常精致，是一种诗意很强的语言。她的解构，七岁小女孩的记忆，小说一开始就说克雷蒂安娜已经是一个七岁的小孩，这个记忆影响她一生。我不知道她是有意解构，还是无意写下来的。七岁的克雷蒂安娜和七岁的唐的母亲很巧合，在结构上面很精致。克雷蒂安娜是把这个唐作为自己的孩子，她是这样看待的。在结构上，作家在前呼后应方面很精致，语言也很精致，小说非常漂亮。
葆拉·康斯坦：任何写作都是一种冒犯，都是打破禁忌的，对于作家本人来说每天写作会产生一种空洞，自己也会很震动。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位作家，而是一位小说家，写小说的时候会很注意小说是一种构造，因此很注意去怎么建造这个小说。小说必须是个整体，和那些分开的断断续续破碎的情节恰恰相反，因此我把我的小说看成是大怪兽，那么这个怪兽必须是很和谐的。另外我写书很慢，通常写一本小说需要四到五年。小说写完后，我把它放在那里，保持一段距离地去琢磨它，直到小说不断完善成为自己独立存在的课题。这也是我给比如马克斯·蒙内这些年轻作家们的建议：多花一点时间来写你的小说。
周实：我读她们两个人的小说感觉非常清楚，马克斯·蒙内的小说是一气呵成的，那么葆拉·康斯坦的小说是一个一个字敲出来的，这个敲是“僧敲月下门”的“敲”。
葆拉·康斯坦：一个作品出来应该是很快的，之后慢慢再来进行完善。
主持人：那么两位认为在女性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作为女性作家觉得自己在写作当中最重要的主题又是什么？
马克思·蒙内：这个很难回答，所有的东西都是联系在一起的。
周实：按现在法国的社会道德标准，马克斯·蒙内，你觉得你是一个坏女孩还是一个好女孩？
马克斯·蒙内：坏女孩。特别坏的女孩。
周实：但是是可爱的坏女孩。
主持人：是一个好作家就可以了。
周实：你写作是不是让这种东西纠缠于你的心里而继续写下去，是不是以这种写作姿态继续写下去？心目中是不是还有别的领域来拓展你的情感表达？
马克斯·蒙内：下一篇作品完全走出了第一部作品的暴力，但是某些主题会重新回到小说里面，比如爱情——不可能实现的爱，这会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但是这些主题应该是内在的，但是形式上可能会有一些变化，采取不同的形式来表现。
周实：如果不做作家是不是有可能做别的人？
马克斯·蒙内：会一直做下去的，我很喜欢写作。我现在还在写电视剧的剧本，也很感兴趣，最终还是以写作为主。
周实：你對婚姻有什么看法？
马克斯·蒙内：婚姻已经不像从前一样具有象征意义，它已经变成一样容易打碎的东西。对我本人来说，和一个人生一个孩子作为承诺，要比婚姻的承诺更加强大。
主持人：你们引进的这套“鸢尾花丛书”文学性很高，曲高和寡，对于很多读者来说有一定的阅读障碍，你们这套书推出以后，对读者的接受程度有没有一个预计？
周实：就这两本书而言的话，就我个人从事出版的感觉，葆拉·康斯坦的小说语言精致，她有很多的想法，在短短七万字的小说里面已经包含了很多重大文学主题在里面。她的小说比马克斯·蒙内的小说读者面会窄一些，我是这样感觉的。马克斯·蒙内的小说在中国如果推广开来读者会更多一些，因为她的语言节奏感更敏感、更犀利，她的小说被一般的人接受得快一些。葆拉的小说，没有一定文学修养的人是很难把握的。
葆拉·康斯坦：我和马克斯·蒙内不是同一代人，我正好经历了女性主义之前和女性主义兴起之后不同的年代。我自己认为我是波伏娃的孩子，女性主义有比较积极的一面，比如，让女人认识到自己的身体是属于自己的，从家庭的束缚当中解放出来。但是另外一面，她们把一切担负在自己身上，希望在任何方面都获得成功，比如在事业上我是一位大学教授，从来没有一天停止过工作，另外希望有成功的家庭。我可以告诉你，我结婚四十年了，和同一个男人！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孩子们也很幸福，我们这一代女性，事业和家庭什么都扛在自己肩上。我从前辈作家那儿受益匪浅，从思想上来说是支持女性主义的代表，另外没有人可以比得上杜拉斯，她的作品对我的影响很大。
马克斯·蒙内：我也意识到上一代作家对我们的重要性。很高兴自己得益于上一代作家，同样也很骄傲会有下一代作家，一代和一代之间就这样传承和连接着。
葆拉·康斯坦：我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往往是父亲催生了一位作家女儿，在女性写作当中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真正的女性作家写作的冲动都是来源于父亲的，很少是由母亲来帮助她们进行写作这方面的训练。
周实：阅读的质量下降为什么会这样？有客观因素，比如电视、电影、网络这种传媒工具更多了。另外意识形态的东西使文学本身的丰富性表达不够，有一定的局限。文学这种东西要通过大众的自然阅读或者兴趣阅读我认为很困难。至于文学的这种低迷状态，文学本身就不是大众的，把文学大众化这是特定时代的要求，不是文学本身要承担的。中国的小说或者中国的文学大部分而言是偏向于简单地讲一个故事，故事很好，我并不反对。我们感觉到法国确实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知识分子的天堂，可以非常自由地表达思想。我们这套书往心内走而不是往外看，往自己内心深处的东西更多，我们这套书对于丰富心灵是很有帮助的。人性是相通的，肤色不同，但是追求美的心理，或者追求对自己认识的心是一致的。至于阅读力质量下降，我认为阅读力越是下降我们越要是做这套丛书，作为出版者有这种责任。现在出版界说要赚钱的风气颇盛，我们不反对，但是我们做自己的事情，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做好我们自己认为应该做好的事情。
葆拉·康斯坦：我非常赞同您的观点。文学是小众的，在法国也是如此。在法国，出版界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我敬佩您的勇气，并且要感谢您。我翻看了你们这套丛书的目录，你们选的书很不错。
（［法］葆拉·康斯坦著：《典狱长官的女儿》，李华译，湖南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4月初版，定价15元；［法］马克斯·蒙内著：《克里斯蒂娜的囚徒》，洪安琪译，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4月初版，定价16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