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是怎样将自己设定为“天下之中”的?对古代中国天下观的形成与演变，以及它对中国历史进程影响的探讨，促成了这本书的写作。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古代中国的世界观是独立于世界之外而自成一体的。虽然，古代中国长期以“王即天下”来看待世界，但它无法阻挡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或者说，开放的世界不会因此而不与中国发生关系，或产生冲突。比如，“张骞通西域”、“郑和下西洋”、“英使马戛尔尼访问大清”……所以，古代中国的天下观，也在变化中演进，在演进中碰撞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地图是空间表达的直观反映。我们能见到相对完整一点的“全国地图”是宋代的地图，而古代中国的“世界地图”则出现得更晚。元朝是中国历史上极力追求扩张的一朝，但元朝的“世界地图”也仅描绘了亚洲的西部以及靠近这一区域的非洲和欧洲的一小部分。
　　真正的世界地图自西方传来，即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为大明绘制的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利玛窦使中国学者，甚至皇帝，认识到中国只是世界的一小部分；但与此同时，这位传教士也以地图的形式迎合了中国在世界中央的帝国心理，并成为延续至今的中国版世界地图的定式。
　　其实，以版图而论世界的中央，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地图是一种文化的产物，它反映的不是自然，而是对自然的一种归纳；更多的时候，它呈现的是政治现实，即权力现实。在帝王的眼里，地图甚至是流动的，每每构成新的延伸，给世界一个必须接受的现实。
　　恺撒时，罗马版图最大，天下是罗马的。
　　成吉思汗时，中国版图最大，天下就在蒙古人的马蹄之下。
　　大航海时，葡、西两国版图最大，地球一分为二，他们各取其一。
　　拿破仑时，法国版图最大，炮弹落到哪里，哪里就归了小个子的帝国。
　　“王即世界”是所有帝国的世界观，并非中国独有。正如台湾学者傅佩荣教授所说：文化有4个特色，其中一个就是以自我为中心。一个民族不认为自己是文化的中心，而是边缘，这个民族存在的理由就有困难了。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有这种文化倾向，要肯定自己在天地之间生存的价值。
　　自大不是古代中国独有的毛病，只是古代中国在这种自大中，止步不前。在我们的先人以天朝为中心构想“万国来朝”的和美图景时，其他自大的国家，已开始用炮舰丈量和拓殖世界了。在中国人以“华夷贵贱”来区分文明的高下之时，西方人已开始信奉“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了。
　　以大清王朝而言，已不是不知道世界是什么模样的问题，而是害怕和无法应对新观念对王权对帝国的颠覆。皇帝以为旧的天下观是“王道”与“道统”的保证和靠山。这才是古代中国最要命的与世界相处的态度。所以，“开眼看世界”也好，“师夷长技以制夷”也罢，这些皮毛之变，都没能让这个封建王朝摆脱挨打的境地。
　　世纪之交时，有新锐地理学者拟将中国从世界地图中央移开，构建新的中国版世界地图，后来没有付诸现实。因为，各国的本国版世界地图都是将本国放在中央，这是通用的读图方式，它便于观察本国与他国的空间关系。那种以东西半球为描绘基准的世界地图，通常是作为国际版世界地图来使用的。当然，观察世界空间关系的最佳工具是地球仪，转动它就会明白，我们该怎样与这个世界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