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借东道主优势，中国奥运军团在2008年的夏天狂揽51金，这被认为是中国体育举国体制的顶点。但未必是它的拐点
　　
　　“举国体制不会动摇”。9月1日，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梁晓龙在一个公开场合说。
　　这是北京奥运会闭幕之后，官方首次就举国体制做出表态。
　　此前召开的第29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中国奥运军团金牌51枚，奖牌总数也首次达到100枚，比上届奥运会多出37枚。伴随着东道主的天时地利人和，奖牌总数的“大跃进”增长，将举国体制送上了辉煌的顶点。
　　随着祥云圣火的熄灭，外界对举国体制未来该如何走的猜测也开始增多。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是：2008之后，中国将转向全民体育。
　　可事实并非朝人们猜测的方向发展。
　　
　　转向“119工程”
　　
　　“很多人在奥运之后发表言论，认为举国体制即将结束。再一细看，里面的论据严重不足。”8月29日，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梁晓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9月1日，这位有着博士学位的官员出现在国家体育总局2008年新接收人员岗前培训班，为数百名新公务员做了题为《举国体制：中国竞技体育的成功之路》的讲座。
　　期间，他给出了举国体制将长期存在的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间为100年，而举国体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然产物”。
　　早在2002年，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为标志，围绕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得到进一步加强。在这份纲领性文件中，出现了一个后来为两任体育总局局长不断强调的说法：“坚持和完善举国体制。”
　　这一方针，在北京奥运会闭幕之前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包容与理解。
　　在和新公务员的交流中，面对“北京奥运会是否是举国体制拐点”这样的提问，梁晓龙未予正面回答，但他承认，一些优势项目已经到了“增长的极限”。
　　他对台下的新公务员们分析说：优势项目中，体操拿了9枚(算上蹦床是11枚)，举重9金中获8枚，跳水8金揽7，乒乓球包揽4金，羽毛球5夺其3。举国体制纵有通天之力，奈何奖牌已然见顶。
　　而7年前申奥成功之时，国家体育总局考虑到中国在田径、游泳、水上3个金牌分布最多的大项上劣势明显，遂启动俗称“119工程”的庞大培育金牌计划。2004年，田径摘得两金，游泳和水上项目各得一金。到了2008年，尽管拥有东道主的天时地利人和，“119工程”中，田径颗粒无收，游泳与上届持平，水上项目仅比上届多摘一金。
　　在这种局面下，夺牌增长点就自然地将转向后3类项目。据梁晓龙透露，北京奥运之后，拥有119枚金牌的田径、游泳和水上项目将再次加大投入力度。
　　由于大多数“119项目”社会化程度弱，“追加投入”将仍然以国家投入为主。
　　在梁晓龙、鲍明晓、张林合著的《举国体制》一书中，将举国体制经费保障体制划分为：国家财政拨款、体育彩票公益金、社会赞助、运动队开发所得、国际奥委会分成5类。举国体制增强版制度设计中，国家财政拨款仍将占据主导地位。
　　这样的制度设计，均源自2002年中央8号文件中“坚持和完善举国体制”的定论。在“完善”过程中，从追求金牌数量转向更为追求质量(即更为重视“119”项目和三大球)，是举国体制增强版的出发点。
　　
　　足球市场化“失败”促使增强“举国体制”
　　
　　1994年足球率先开展职业化改革以来，资本逐渐获得了俱乐部的主导权，体院(体育局)往往只占到俱乐部股份的两到三成。但在近10年来，足球职业联赛假球赌球不断，男足在本届奥运会上成为全民的嘲笑对象，女足被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谢亚龙称为“三无”球队(无技术、无身体、无斗志)，国家体育总局内部对此进行总结时，政府在举国体制下对足球的过度放权、资本侵蚀运动队成为总结会讨论的焦点。
　　一位不肯透露姓名的国家体育总局高级官员在接受本刊采访时，曾经放言：“娱乐明星都来玩足球，足球就真要被玩坏了。”以足球俱乐部为例，“全面重建省队”，意味着地方体院(体育局)将全面收回俱乐部的主导权，“资本在其中将只扮演赞助的角色”。
　　
　　“讲得直白一点，就是重回专业队体制”。这位官员说。
　　梁晓龙回忆，2002年，他陪时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袁伟民拜会国际奥委会终身名誉主席萨马兰奇。萨马兰奇说：希望中国能够保持在区域性项目上的优势，同时更多在世界性项目上夺金。
　　除了田径和游泳，集体球类项目亦是萨马兰奇口中的世界性项目。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国家体育总局正在酝酿一项关于集体球类项目的政策，并极有希望很快出台：以2009年第11届全国运动会为标志，全面重建省队——作为举国体制基石的省队的功能将进一步加强。
　　不但如此，运动员保障体制也将再获加强。此前，举国体制下的运动员保障曾是这一体制的短板。申奥成功之后，国家体育总局陆续出台了有关运动员奖金分配、自助退役、入学、保险、再就业等13个规范性文件。
　　此番的加强，将对这13个文件进行系统修订，尤其是，梁晓龙在北京体育大学公开表示：国家体育总局正在准备仿效韩国，给予金牌运动员以终生保障。
　　
　　“不合时宜”的反调
　　
　　举国体制“增强版”的设计，即使是体育系统内部，也始终不乏不同的声音。
　　此前半年，中国围棋协会主席、国家体育总局棋牌司原司长王汝南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就预期：“举国体制总会变的，变得和市场经济相适应。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难道举国体制还会像从前那样坚持下去？”
　　而一位为举国体制摇旗呐喊多年的学者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亦表示，从学术角度出发，自己并不赞成，“举国体制终究还是要顺应时代潮流才好”。
　　学界的这一思潮，曾经在7年前有过一次集中的爆发。但无果而终。
　　2000年悉尼奥运会后，时任国家体育总局党组书记的李志坚交派给政策法规司和体育科研所一项课题——对举国体制进行深入研究。
　　体科所资深研究员熊斗寅回忆：我们当时都知道，领导希望我们拿出一个肯定举国体制的报告来；但大家一碰头，都是举国体制的“反对派”，于是就商定，做出一个反对举国体制并做出具体制度设计的报告来。
　　熊斗寅和国家体育总局系统的专家们，包括李元伟(时任体科所所长、现任篮球项目管理中心主任)、卢元镇和鲍明晓等人在内，各自承包数个省份，分别与当地体育局长、体育局中层干部、运动队教练员和运动员深入谈话。
　　熊斗寅“分片儿”华东。其中，一个省的体育局长对他说：到了全运会，我就一天安稳觉都睡不了。到了上海，一位中层干部的比喻更是令熊斗寅吃惊：国家体育总局的各个运动管理中心个个好比老虎，向我们张开大口，要钱要物要人。
　　借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之机，国家体育总局成立了20余个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原先的一个处、一个司，都开始大大扩容”，熊斗寅说。地方体育局官员则不堪其负：“原先只有一个婆婆，现在多出了20多个婆婆”。
　　参与了这一课题的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卢元镇对运动管理中心的工作做了性质上的总结：事业单位编制，享受事业单位铁饭碗待遇，可以发行政上的红头文件，对外可以称社团，搞外交(例如，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与中国足球协会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还可以具体参与商业活动。
　　2001年，熊斗寅等人起草报告第一稿，这份名为《举国体制》的调研报告中，除了明言反对举国体制，还写进了改革举国体制的具体措施：缩编庞大的体育总局，使其只具备行政职能；将中国奥委会和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实体化，前者负责奥运项目(竞技项目)，后者负责大众项目(群众体育)，取消弊端层出不穷的全运会竞赛体制(为夺金，各种作弊手段层出不穷)，加强单项比赛力度，充分引导并加快体育社会化进程，最终形成“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
　　初稿交上去，熊斗寅就没抱什么希望。卢元镇问了得知，最后交到国家体育总局党组的报告已被改了好几稿。后来，这一报告获得了一个“二等奖”的奖励。再无下文。
　　“交报告的时候，正值申奥成功，举国体制正需要加强，我们这反调唱得有些不合时宜了”。2008年的秋天，卢元镇坐在北京的家中，自嘲起那份报告。
　　
　　利益是最大的阻力
　　
　　上世纪80年代，卢元镇就曾当面对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李梦华说，举国体制是否能够转型，有一个最典型的标志：是否允许大学生体协参加全运会。
　　
　　卢元镇解释说：大学生年龄普遍在18～25岁之间，大学还有文化教育和再就业方面的巨大优势，如果他们可以参赛，运动队体制不就土崩瓦解了嘛！1959年以来，全运会业已举行10届。解放军、前卫体协、煤矿体协等行业体协均可以出现在这一举国体制的标志性赛场，惟独大学生体协不被批准。
　　这一体制，50年内未有改观。到了2008年家门口的奥运会，著名跳水教练于芬执教的清华跳水队仍最终报国无门。
　　国家体育总局一位高级官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大学生体协的这个提问，问到了举国体制的“根儿上”。他坦承，其间的利益可以用“巨大”来形容。
　　9月1日，曾有新公务员私下问梁晓龙，国家体育总局是否会遭遇“大部制”，并入教育部。梁晓龙这样回答：大部制方案半年前已经出台，起码本届政府的5年内不会动总局。举国体制5年内也不会有根本动摇！
　　“未来5年的趋势大概是：国家体育总局向中央打报告，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我们要避免金牌和奖牌数量大滑坡；滑坡了，老百姓不接受，甚至可能危及社会稳定；不滑坡怎么办？就要加强举国体制。”一位学者向《中国新闻周刊》分析，“从决策层面来说，一定不肯继续通过加大财政投入的方式来填举国体制这个‘无底洞’，最后双方会达成一个妥协，举国体制暂时不变，但也不可能大规模追加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