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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继愈、季羡林两位大师相继去世了。他们是20世纪20、30年代大师辈出时代仅存的硕果。大师的远去使我们不得不承认以下的事实:我国的所有大师都是外国和旧中国培养的,这是让人们尴尬的事实。
从王国维、胡适、鲁迅到任继愈、季羡林,我们不难数出百个以上的大师姓名,他们的学科遍布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领域。他们的共同点有如下几点:
有很深的母语与国学根基:他们都是读文言文长大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甚至大骂过文言文,大骂过孔孟之道。文言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积淀的成果,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是继承中华传统的工具。这些大师都得益于以文言为主的母语教育,甚至连自然科学家也是如此。苏步青、华罗庚、周培源都能写一手好诗词。苏步青在担任复旦大学校长发表“就职宣言”时曾说:“如果允许复旦大学单独招生,我的意见是第一堂先考语文,考后就判卷子。不合格的,以下的功课就不要考了。语文你都不行,别的是学不通的。”提出“语文是成材的第一要素”的观点。
他们接受了西方文明、西方思想:这些大师中大部分有出国留学的经历,他们曾睁开眼睛看世界,甚至一辈子都关注世界的学术思潮、思想动态,而不是夜郎自大、坐井观天。但是,他们并未数典忘祖,而是能洋为中用,真正能中西结合。
他们都有点“傲骨”:不迎合时尚,不做政治家的密友,不追逐政治舞台上的风光。名誉和地位对他们不能没有诱惑,他们所要的一切都在政治家手里攥着。他们可以一辈子默默无闻地活着,也可以风风光光地活着。大师须有独立的思想、独立的人格,这使他们很难成为政治家的长期密友。司马迁、杜甫、陶渊明等生前都没有“诗圣”之类的光环,相反,司马迁死后五十年《史记》才问世;流传至今的十四种唐人选唐诗的选本,竟没有选杜甫的一首诗;陶渊明到宋代才有了如今的地位。新中国学术界、文艺界也曾出过一些风流倜傥的大师,其中不乏人品上受人诟病者。学问与做官通常是绝缘的(“文章憎命达”),任继愈先生似乎是个例外,他的许多成就倒是与他曾担任的学术职务有关。更多的学者倒是应该自甘寂寞,满足于清廉冷落,有“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便能“不为五斗米折腰”了。
大师应当较少受名利的驱使:我读博士生师从著名词学家唐圭璋教授,他被公认为中国20世纪三个词学大家之一(另两位是夏承焘、龙榆生)。唐老对名利相当淡泊。他没有做过“官”,哪怕连教研室主任也没当过,晚年当过几年中国韵文学会会长,仅仅是挂名,连会也未去开过一回。当时他已年近九旬,足不出户了。他很“穷”,虽说是二级教授,但工资不高,负担很重,他没有儿子,三个女儿中两个女儿都先他而去,外孙要他扶养,到去世,家里没有电话,一个空调还是去世前不久香港朋友捐赠的,冬天他靠在火炉旁取暖;他住很小的房子,一家仅六七十平方,他的卧室仅六七平米。他与官员无来往,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要找30年代版线装本《全宋词》(当时该书的排印本还未出版),该书只印过二三百套,中央办公厅便来找该书的编著者唐老,唐老捐赠一套给毛泽东,毛给他一封信表示感谢。这是他与官场人物的唯一接触。我与唐老交往八年,他从未提起毛泽东给他写信的事。他生活严谨,30多岁丧妻,却终身不再重娶,心里有郁闷就去妻子坟上吹笛子,到90多岁去世再夫妻合葬。当今的许多学术名流换妻、嫖娼、包二奶时有所闻,与唐老相比其道德人品差距何止天壤。
大师们都很勤奋:任继愈先生被称为“最称职的主编”,鲁迅把别人喝茶的时间都用来读书。近来我深深感到,母语、国学,更多靠读书,靠“苦读”,靠倒背如流,未必要有博士学历,梁漱溟等许多大师甚至连大学也未上过便是明证。
大师们也都没有许多自封“大师”的“霸气”:季羡林先生身为副校长为北大新生看行李,他在名满天下时在自己的老师面前还恭恭敬敬执弟子礼;程千帆先生多次对我说他自己年纪愈大胆子愈小。学问最大的人往往最无“霸气”。
……
要挖掘大师成才的自身原因及其共性还可说出许多。但营造能造就大批大师的环境显得更为重要。全国几十年几乎不能产生一个大师,已宣告我们教育制度的问题重重。除了极“左”路线、数不清的政治运动外,近三十年的教育制度同样不能造就大师。
大师的产生需要宽松的政治环境、宽松的学术环境和浓厚的学术氛围(其中包括传统的人文氛围),如同大树的生长需要能使根系四通八达的宽松肥沃的土壤、有遮蔽狂风暴雨的山脉和不受污染的空气。虽然的学术环境与学术氛围并不好,如今全国的政治环境已大为改善,思想上受束缚较少,但学术环境并不理想,行政干预很多。
1.学术评估体系的不公正
当今评估成风,再好的政策执行起来效果都会常常适得其反。评估中劣胜优汰已不是个别现象。达不到基本公正的评估,其作用是相反的。当今学术界最大的问题是一个“假”字,剽窃的论文,掺水的“博士”“硕士”,“假作真来真也假”,抓在手里的有的也不敢相信。而现在一切又都按标签论定,就迫使正派人也得学会“应酬”,学会随波逐流,否则应该属于你的也得不到。如今“跑项目”“跑博士点”……已是司空见惯,你能设想王国维在今日也会去“跑”吗?《人间词话》如果今天发表,会获人文社科奖吗?大概未必。靠这些很不公正的评审结果去衡量人才,要造就大师太难了。
2.对数量、形式的过度追求
追求论文的数量,追求“博士点”的多少,追求大奖的多少,似乎这是高标准。其实不是。15篇论文一定超过10篇论文吗?一定超过5篇论文吗?不见得。国外以代表作为标准。唐代张若虚流传至今的就两首诗,有一首是《春江花月夜》,而乾隆皇帝有5万首,按今天的标准,一个可兼作家协会主席,另一位则连会员都当不成。德国学者称中国当代文学都是垃圾,虽稍嫌过分,但说80%是垃圾则差不多。当今的学术论文也可作如是观。比赛谁制造的垃圾多有何意义呢?当年我们中央大学的黄侃教授坚持50岁之前不写论文和著作,他又只活了虚50岁,按今天的标准,他连评讲师也困难,可是他却是中央大学的名教授,一个培养了许多大师的人。相反如今许多有几十篇论文、几本“专著”的“教授”,中央大学不仅不会聘他当教授,考黄侃的研究生也未必会被录取。
3.没有能为大师产生发展提供支持的领导
好教师(教学深受学生欢迎、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学有所成、品德高尚)中一部分有组织领导才能、在教育理论研究上有所成就的人去当校长,好的校长去当教育局局长、教育厅厅长、教育部部长,这是顺理成章的。我认为,一流的校长(局长、厅长、部长)是思想家兼教育家,二流的校长仅仅是教育家,三流的校长是没有自己独到的教育理念的好教师(教授、科学家),四流的是…… ,而蔡元培、胡适、郭秉文、陶行知、罗家伦、梅贻琦、马寅初等著名校长均是思想家兼教育家。如今没有学术大师,其原因之一是没有能为大师产生、发展提供支持的领导,没有思想家兼教育家的大学校长,没有“千里马”也因为没有“伯乐”。大师是由教育家与大师、准大师共同培养出来的,加之本人的天赋与努力,往往后来居上成了超过自己校长、老师的大师。校长不能只是会唯唯诺诺按章办事的官吏,不能只做上级命令的传声筒,要有自己的办学思想、办学理念、办学风格,要对上级违背教育规律的指示有敢于抵制的勇气和魄力,要学问、人品都堪为师生的表率。
4.大学没有了个性
教育行政部门对高校干预太多,对学校从招生、教学、经费、职称、学生分配到学科建设,事无巨细,一概过问,全国的大学校长的许多重要职权都让教育部长兼了,全国的大学都办成一种模式或很少的三四种模式。大学没有了个性,教师也无个性,还谈什么大师?大师者,成就出类拔萃,风格与众不同者也。大师可以成批涌现,但绝不能工厂化生产,尤其是人文学科的大师。要不拘一格办大学,不拘一格育人才,不拘一格用人才。大学的学科设置应有自主权,课程设置应无统一规定,对外语的要求应因学科而异,有的要很严格,有的一般要求,有的可不作要求;大学教师不必都有博士学历,却必须都有真才实学;大学教师不必都著作等身成果卓著,却必须学有所长教有所长;不必个个都是道德标兵,却不能没有道德底线(不能有严重品行不端行为);不必个个受校长、专家的好评,却必须为学生所欢迎。要简化考核标准,增长考核时段(可以两年、三年乃至五年一考核),在完成教学、科研基本工作量的前提下,给教师更多自主权。鼓励教师个性化教学,科研个性化选题,要允许科研上“钻牛角尖”,不要不分青红皂白地提倡“学以致用”。“大师”都是有点特殊的人物,都有点“怪”,在成名以前按常规他们常常在一些方面不及许多平庸之才,他们的书呆子气更使人际关系较差,跟领导的关系更差(如陈景润),他们极易被埋没,极易被伤害,其年轻者则极易夭折(不是指生命)。
梅贻琦校长说:“大学不是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如今我们的大楼不仅好于当年的清华大学,更远远好于抗日战争中的中央大学、西南联大,所不同的是讲台上不见了大师的身影,却有了一些靠剽窃当了教授,靠官员发了财,靠二奶、小蜜甚至嫖娼而过着花天酒地生活的“新锐”,多了不少以教学为副业不负责任的教师。不该走的大师走光了,不该来的却来了不少,怎能不影响教学质量呢?“文革”时有部电影《春苗》说:“大学,就是大家都来学。”没有大师、准大师的大学,便成了“大家都来学”。
任继愈、季羡林走了,留给我们的是深刻的反省。即便我们急起直追,方向对头,措施得力,中国下一代的大师也得三四十年后才会较多出现,当然外行领导任命和自封的“大师”是不能算的。
2010.6.14于清华大学
2009.7.15于秦淮河畔
(作者简介:王步高教授,我国著名诗词研究专家。现任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客座教授,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副会长和多个全国学术委员会委员和理事,三个省级学会副会长。曾入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词学研究专业攻博,师从唐圭璋教授。著有《梅溪词校注》《司空图评传》等学术著作及高校教材四十多种,主攻诗学、词学、文艺美学。)
(注:本文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
从王国维、胡适、鲁迅到任继愈、季羡林,我们不难数出百个以上的大师姓名,他们的学科遍布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领域。他们的共同点有如下几点:
有很深的母语与国学根基:他们都是读文言文长大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甚至大骂过文言文,大骂过孔孟之道。文言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积淀的成果,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是继承中华传统的工具。这些大师都得益于以文言为主的母语教育,甚至连自然科学家也是如此。苏步青、华罗庚、周培源都能写一手好诗词。苏步青在担任复旦大学校长发表“就职宣言”时曾说:“如果允许复旦大学单独招生,我的意见是第一堂先考语文,考后就判卷子。不合格的,以下的功课就不要考了。语文你都不行,别的是学不通的。”提出“语文是成材的第一要素”的观点。
他们接受了西方文明、西方思想:这些大师中大部分有出国留学的经历,他们曾睁开眼睛看世界,甚至一辈子都关注世界的学术思潮、思想动态,而不是夜郎自大、坐井观天。但是,他们并未数典忘祖,而是能洋为中用,真正能中西结合。
他们都有点“傲骨”:不迎合时尚,不做政治家的密友,不追逐政治舞台上的风光。名誉和地位对他们不能没有诱惑,他们所要的一切都在政治家手里攥着。他们可以一辈子默默无闻地活着,也可以风风光光地活着。大师须有独立的思想、独立的人格,这使他们很难成为政治家的长期密友。司马迁、杜甫、陶渊明等生前都没有“诗圣”之类的光环,相反,司马迁死后五十年《史记》才问世;流传至今的十四种唐人选唐诗的选本,竟没有选杜甫的一首诗;陶渊明到宋代才有了如今的地位。新中国学术界、文艺界也曾出过一些风流倜傥的大师,其中不乏人品上受人诟病者。学问与做官通常是绝缘的(“文章憎命达”),任继愈先生似乎是个例外,他的许多成就倒是与他曾担任的学术职务有关。更多的学者倒是应该自甘寂寞,满足于清廉冷落,有“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便能“不为五斗米折腰”了。
大师应当较少受名利的驱使:我读博士生师从著名词学家唐圭璋教授,他被公认为中国20世纪三个词学大家之一(另两位是夏承焘、龙榆生)。唐老对名利相当淡泊。他没有做过“官”,哪怕连教研室主任也没当过,晚年当过几年中国韵文学会会长,仅仅是挂名,连会也未去开过一回。当时他已年近九旬,足不出户了。他很“穷”,虽说是二级教授,但工资不高,负担很重,他没有儿子,三个女儿中两个女儿都先他而去,外孙要他扶养,到去世,家里没有电话,一个空调还是去世前不久香港朋友捐赠的,冬天他靠在火炉旁取暖;他住很小的房子,一家仅六七十平方,他的卧室仅六七平米。他与官员无来往,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要找30年代版线装本《全宋词》(当时该书的排印本还未出版),该书只印过二三百套,中央办公厅便来找该书的编著者唐老,唐老捐赠一套给毛泽东,毛给他一封信表示感谢。这是他与官场人物的唯一接触。我与唐老交往八年,他从未提起毛泽东给他写信的事。他生活严谨,30多岁丧妻,却终身不再重娶,心里有郁闷就去妻子坟上吹笛子,到90多岁去世再夫妻合葬。当今的许多学术名流换妻、嫖娼、包二奶时有所闻,与唐老相比其道德人品差距何止天壤。
大师们都很勤奋:任继愈先生被称为“最称职的主编”,鲁迅把别人喝茶的时间都用来读书。近来我深深感到,母语、国学,更多靠读书,靠“苦读”,靠倒背如流,未必要有博士学历,梁漱溟等许多大师甚至连大学也未上过便是明证。
大师们也都没有许多自封“大师”的“霸气”:季羡林先生身为副校长为北大新生看行李,他在名满天下时在自己的老师面前还恭恭敬敬执弟子礼;程千帆先生多次对我说他自己年纪愈大胆子愈小。学问最大的人往往最无“霸气”。
……
要挖掘大师成才的自身原因及其共性还可说出许多。但营造能造就大批大师的环境显得更为重要。全国几十年几乎不能产生一个大师,已宣告我们教育制度的问题重重。除了极“左”路线、数不清的政治运动外,近三十年的教育制度同样不能造就大师。
大师的产生需要宽松的政治环境、宽松的学术环境和浓厚的学术氛围(其中包括传统的人文氛围),如同大树的生长需要能使根系四通八达的宽松肥沃的土壤、有遮蔽狂风暴雨的山脉和不受污染的空气。虽然的学术环境与学术氛围并不好,如今全国的政治环境已大为改善,思想上受束缚较少,但学术环境并不理想,行政干预很多。
1.学术评估体系的不公正
当今评估成风,再好的政策执行起来效果都会常常适得其反。评估中劣胜优汰已不是个别现象。达不到基本公正的评估,其作用是相反的。当今学术界最大的问题是一个“假”字,剽窃的论文,掺水的“博士”“硕士”,“假作真来真也假”,抓在手里的有的也不敢相信。而现在一切又都按标签论定,就迫使正派人也得学会“应酬”,学会随波逐流,否则应该属于你的也得不到。如今“跑项目”“跑博士点”……已是司空见惯,你能设想王国维在今日也会去“跑”吗?《人间词话》如果今天发表,会获人文社科奖吗?大概未必。靠这些很不公正的评审结果去衡量人才,要造就大师太难了。
2.对数量、形式的过度追求
追求论文的数量,追求“博士点”的多少,追求大奖的多少,似乎这是高标准。其实不是。15篇论文一定超过10篇论文吗?一定超过5篇论文吗?不见得。国外以代表作为标准。唐代张若虚流传至今的就两首诗,有一首是《春江花月夜》,而乾隆皇帝有5万首,按今天的标准,一个可兼作家协会主席,另一位则连会员都当不成。德国学者称中国当代文学都是垃圾,虽稍嫌过分,但说80%是垃圾则差不多。当今的学术论文也可作如是观。比赛谁制造的垃圾多有何意义呢?当年我们中央大学的黄侃教授坚持50岁之前不写论文和著作,他又只活了虚50岁,按今天的标准,他连评讲师也困难,可是他却是中央大学的名教授,一个培养了许多大师的人。相反如今许多有几十篇论文、几本“专著”的“教授”,中央大学不仅不会聘他当教授,考黄侃的研究生也未必会被录取。
3.没有能为大师产生发展提供支持的领导
好教师(教学深受学生欢迎、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学有所成、品德高尚)中一部分有组织领导才能、在教育理论研究上有所成就的人去当校长,好的校长去当教育局局长、教育厅厅长、教育部部长,这是顺理成章的。我认为,一流的校长(局长、厅长、部长)是思想家兼教育家,二流的校长仅仅是教育家,三流的校长是没有自己独到的教育理念的好教师(教授、科学家),四流的是…… ,而蔡元培、胡适、郭秉文、陶行知、罗家伦、梅贻琦、马寅初等著名校长均是思想家兼教育家。如今没有学术大师,其原因之一是没有能为大师产生、发展提供支持的领导,没有思想家兼教育家的大学校长,没有“千里马”也因为没有“伯乐”。大师是由教育家与大师、准大师共同培养出来的,加之本人的天赋与努力,往往后来居上成了超过自己校长、老师的大师。校长不能只是会唯唯诺诺按章办事的官吏,不能只做上级命令的传声筒,要有自己的办学思想、办学理念、办学风格,要对上级违背教育规律的指示有敢于抵制的勇气和魄力,要学问、人品都堪为师生的表率。
4.大学没有了个性
教育行政部门对高校干预太多,对学校从招生、教学、经费、职称、学生分配到学科建设,事无巨细,一概过问,全国的大学校长的许多重要职权都让教育部长兼了,全国的大学都办成一种模式或很少的三四种模式。大学没有了个性,教师也无个性,还谈什么大师?大师者,成就出类拔萃,风格与众不同者也。大师可以成批涌现,但绝不能工厂化生产,尤其是人文学科的大师。要不拘一格办大学,不拘一格育人才,不拘一格用人才。大学的学科设置应有自主权,课程设置应无统一规定,对外语的要求应因学科而异,有的要很严格,有的一般要求,有的可不作要求;大学教师不必都有博士学历,却必须都有真才实学;大学教师不必都著作等身成果卓著,却必须学有所长教有所长;不必个个都是道德标兵,却不能没有道德底线(不能有严重品行不端行为);不必个个受校长、专家的好评,却必须为学生所欢迎。要简化考核标准,增长考核时段(可以两年、三年乃至五年一考核),在完成教学、科研基本工作量的前提下,给教师更多自主权。鼓励教师个性化教学,科研个性化选题,要允许科研上“钻牛角尖”,不要不分青红皂白地提倡“学以致用”。“大师”都是有点特殊的人物,都有点“怪”,在成名以前按常规他们常常在一些方面不及许多平庸之才,他们的书呆子气更使人际关系较差,跟领导的关系更差(如陈景润),他们极易被埋没,极易被伤害,其年轻者则极易夭折(不是指生命)。
梅贻琦校长说:“大学不是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如今我们的大楼不仅好于当年的清华大学,更远远好于抗日战争中的中央大学、西南联大,所不同的是讲台上不见了大师的身影,却有了一些靠剽窃当了教授,靠官员发了财,靠二奶、小蜜甚至嫖娼而过着花天酒地生活的“新锐”,多了不少以教学为副业不负责任的教师。不该走的大师走光了,不该来的却来了不少,怎能不影响教学质量呢?“文革”时有部电影《春苗》说:“大学,就是大家都来学。”没有大师、准大师的大学,便成了“大家都来学”。
任继愈、季羡林走了,留给我们的是深刻的反省。即便我们急起直追,方向对头,措施得力,中国下一代的大师也得三四十年后才会较多出现,当然外行领导任命和自封的“大师”是不能算的。
2010.6.14于清华大学
2009.7.15于秦淮河畔
(作者简介:王步高教授,我国著名诗词研究专家。现任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客座教授,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副会长和多个全国学术委员会委员和理事,三个省级学会副会长。曾入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词学研究专业攻博,师从唐圭璋教授。著有《梅溪词校注》《司空图评传》等学术著作及高校教材四十多种,主攻诗学、词学、文艺美学。)
(注:本文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