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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人“遵命，事鬼敬神”；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到西周，“天命”与“神意”的政治意义大为减弱，人之可为的政治之“德”则大为凸显。西周将从远古到殷商时的礼乐加以大规模的整理、改造，使其成为系统化的社会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
甲骨文是3000多年前商朝遗留下来的我国最早有系统的文字，是商朝历史和文化的百科全书。甲骨学是一门非常精深的学科，包含了许许多多研究内容，除了文字学方面的识读外，还包含甲骨文的语法、语言以及历史学、天文学、古人口学、文化学、殷商学等其他学科的知识。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将编纂的《甲骨文合集》列入国家十二年科学研究远景规划，并成立以郭沫若等著名专家组成的编委会，1959年由胡厚宣教授领导一些年轻人具体实施，后来，这帮年轻人中有一个就是王贵民。
王贵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1960年中山大学历史系毕业，次年转入中国科学院（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1988年评聘研究员。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商周制度、礼仪文化。主要著作有《甲骨文合集》（合著）、《商周制度考信》、《中国礼俗史》及论文《春秋“弑君”考》等。
村里走出来的大学生
1939年10月，王贵民出生在湖口县舜德乡王燧村。这里是一个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红色老区乡，革命前辈方志敏曾在王贵民们村呆过，江西省第二次党代会就在王遂村召开，会场设在王贵民们村王文凤（大革命时期，王文凤是中共湖口县委委员）家。
1947年，王贵民报名参加了湖口县初级中学招生，张榜时王贵民排列第一名。在石钟山下读了不到两年，1949年后，由于县城很混乱，学校没有开学，王贵民的初中生活就是在断断续续的5年里度过，自然也学到了一些知识。
在农村，农民靠辛苦的劳动养活自己，这是非常艰苦的。毕业后，时任湖口教育科科长陈正久听说王贵民家境困难，想让王贵民教书。于是，王贵民在流芳农村完小教语文、唱歌，满足学生启蒙阶段的需要，后来又转到舜德完小。1951年的秋天，王贵民到九江师范师训班培训学习，回来后，调到兰亭小学成为一名骨干老师。
那时，国家提出要消除文盲，王贵民主要的工作就是做成人扫盲工作，负责办夜校教农民识字。王贵民按照罗马拼音，帮助农民学生丢拐棍，并把乡下的骨干农民组织起来，进行推广。
1953年，王贵民被调到湖口县委秘书室担任行政工作，主要就是做材料，写资料，还要与上上下下搞好关系。就王贵民这样的性格来说，要王贵民灵活去处理各种各样的关系还是很困难的。1954年湖口遭遇大水，大家开展生产救灾工作，王贵民的工作就是督促并完成各村、乡的灾情的上报材料和文件，县里召开三级干部会议的一些文件、领导发言、会议记录。后续的材料、报表内容越来越多，就创办了个《农村简报》。从主编到收发，像刻钢版，油印，到出版，再到最后送达到各乡、区、镇，都是王贵民一个人在干。
1956年国家召号向科学进军，推出只要有同等学历的工作的人可以报高等学校，王贵民觉得机会来了，一直很想读书的王贵民向农村工作部提出组织申请，那时，组织对王贵民的照顾还是不错，每天早晨可以不用参加政治学习，抽去时间去复习学习，王贵民借找高中课本，复习3个月后，七月初在九江同文中学参加了考试，41个参加报考的人中，有高中生、有机关干部，也有王贵民们这样的小学老师，8月13号接到通知，王贵民成为湖口县考取的3位之一，录取并分配到中山大学历史系。历史系是王贵民报考志愿（新闻，哲学、语言、历史）排名最后的志愿。在中山大学学习了4年， 1960年分到中国科学院社科部的语言研究所。
用甲骨文研究历史
1960年，由于编纂《汉语大字典》需要经济、法律、历史各方面的人才，刚毕业的王贵民进入到社科院的语言研究所搞起了语言研究。项目下马后，王贵民觉得自己更感兴趣的还是历史这些杂乱的大事，提出想改行，恰巧从老同学那儿得知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正在做《甲古文合集》的项目，王贵民向学部人事处领导打报告，提出做历史研究请求，很快王贵民就转到历史研究所，并一直从事编纂《甲古文合集》。
在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工作期间，王贵民主要做的具体工作还是编纂《甲骨文合集》。一个宏大的研究项目，需要营造开放的学术氛围，需要大家交流进展，交流认识，交流心得。对于甲骨学的研究，除了懂得古文字学之外，还要懂得殷商文化、考古学、古汉语语法以及天文、地理等各方面的知识。
用甲骨文研究历史这本身就是一种创新。当初，王贵民们都是没有接触过甲骨文的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年轻人精力旺盛，正是研究学问的好时候。大家边干边学，在老师的指导下，王贵民和他的同事学会了校对重片、黑拓甲骨、辩伪、缀合残片、识字断句、分期断代及文例等基本内容。按照边研究、边整理的思路，怀着对甲骨学的追求和奉献，大家都有心得和体会，也出版了个人专著。当年的那帮年轻人现在也都成为了我国甲骨学研究的重要力量。
花费了20年的时间，1982年12月，由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总编辑，王贵民们历史所这帮年轻人共同参与编纂的《甲骨文合集》13巨册出版。本书是把一八九九年以来八十年间先后在河南安阳小屯殷墟出土的十余万片甲骨文资料，选出41956片，分期分类，编纂成册，便于研究我国商史乃至古代社会文化。《甲骨文合集》是解放后我国历史科学的重大成果之一，它的出版受到了领导高层重视和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社科院也成为甲骨学研究方面的领头羊。
在夏、商、周三代，被视为中华文明的根源。我国历史的确切年代，只能上溯到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据文献记载，西周以前的中国古代政治文化是一种带有原始宗教性质的巫术文化：夏人“遵命，事鬼敬神”；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到西周，“天命”与“神意”的政治意义大为减弱，人之可为的政治之“德”则大为凸显。西周将从远古到殷商时的礼乐加以大规模的整理、改造，使其成为系统化的社会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中国的历史文化，西周很重要，西周之礼乐文化是在夏、商文明的基础上发展和成熟起来的。 跟同事们合作完成《甲骨文合集》编纂工作后，王贵民开始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对商代、西周的研究，还创新性地把商、西周连接起来做研究，研究了商代——西周这段历史以及制度、文化的变迁，完成了《商周制度考信》、《商西周文化志》、《商周庙制新考》、《中国礼俗史》等文著。王贵民还参与了《甲骨文合集释文》的集体合作工作，最让王贵民自豪的研究成果还是在商周典章制度、礼仪文化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
1993年，王贵民正式退休，退体后王贵民一直坚持做研究，研究的范围更多，内容更深。1995年，中华炎黄研究会聘请王贵民为理事，在炎黄文化研究方面也做了一些创新性的事情。
虽然退休后，研究经费很困难，参加会议的机会也更少，但王贵民觉得一个学者如果不继续研究，学术的生命也就停止。因此，王贵民会把研究之后的心得写下来，研究关注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
学术创新需要积累
回想起社科院的工作经历，可以说，在1978年以前的年代做研究是很艰难的。王贵民们经常下去四清，有时一去通县就半年，回来还得政治学习，真正做研究的时间并不够，资料更是相当缺乏。最大的困难就是还得注重政治方向，当时特别强调历史要为政治服务，实际上就是强调历史要为每一阶段的现行的具体的政策服务，而现行的具体的政策是不断变化的，做研究的学者不能仅仅关注历史和学术，对这点是非常不好处理。到了80年代，王贵民们才开始正式可以做点事情，这段时间王贵民们专心致志做研究，绞尽脑汁，乐在其中。最终王贵民们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
现在学术研究的条件比过去好了许多，资料的丰富和公开，为研究提供了很多的便利。但王贵民也从报纸、媒体上了解到，学术态度不端正，抄袭剽窃他人的学术成果，王贵民相信会有，这是社会浮躁的不良表现风气。处在转型期的中国学界，以项目制为中心、以数量化为标志的评价体系，使得年轻学者手忙脚乱，心气浮躁，根本没有时间认真想问题，从容做研究。科研体制方面重量不重质的问题、科研经费方面的问题、培养人才名额的问题等也是现在存在的。而做学问、做研究，没有几十年的沉淀是不可能成为专家的。再好的苗子，也得用心栽培，休养生息，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如果年轻人都急功近利，贪图眼前的物质利益，只想如何找一个好工作、多挣钱，没有什么大的理想，这样人类就很难进步了，年轻人也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整体的学术研究和环境会出现大问题。
一个学科的兴起很难，但衰落很容易。一个学科的发展关键靠人才。相比王贵民们那代人做研究的年代，现代的年轻人还是幸运的。打个比方吧，王贵民们历史所的甲骨学曾有一个非常强大的研究团队，鼎盛时期有20多位研究人员，创造过辉煌的成绩。但由于甲骨学的特殊性，实际上后继人才的培养是越来越不容易，曾经有一段时间，历史所真正搞甲骨学研究的学者不到10人，直到国家和社科院把甲骨学列为重点扶持学科。王贵民认为，这样做可以壮大甲骨文研究队伍，更好地把甲骨学的研究成果推向社会，使全社会的人都来关注和支持甲骨文，也有利于将王贵民们3000多年前的殷商文明很好地传承给后代。
学术的创新需要有学术的积累。现在学术研究的整体水平都在不断提升，学术发展很快，王贵民们都知道研究历史是个挺抽象的工作。但让王贵民们欣慰的是有很多的年轻人还在艰苦努力去做事情，潜心做研究。王贵民相信，在好的学术背景、大环境的影响下，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在各个不同的研究领域取得好成绩，会有更多执著坚守的研究团队拿出好的成果。
随着我国的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对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重视。年轻人精选好研究的领域和方向，要发奋努力，多读书，独立思考；要紧跟前沿研究，开阔视野；要有前瞻性，理性思维能力；要甘于清贫，还要耐得住寂寞；未来必将会大有可为，他们也将是我国学科研究的希望所在。
甲骨文是3000多年前商朝遗留下来的我国最早有系统的文字，是商朝历史和文化的百科全书。甲骨学是一门非常精深的学科，包含了许许多多研究内容，除了文字学方面的识读外，还包含甲骨文的语法、语言以及历史学、天文学、古人口学、文化学、殷商学等其他学科的知识。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将编纂的《甲骨文合集》列入国家十二年科学研究远景规划，并成立以郭沫若等著名专家组成的编委会，1959年由胡厚宣教授领导一些年轻人具体实施，后来，这帮年轻人中有一个就是王贵民。
王贵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1960年中山大学历史系毕业，次年转入中国科学院（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1988年评聘研究员。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商周制度、礼仪文化。主要著作有《甲骨文合集》（合著）、《商周制度考信》、《中国礼俗史》及论文《春秋“弑君”考》等。
村里走出来的大学生
1939年10月，王贵民出生在湖口县舜德乡王燧村。这里是一个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红色老区乡，革命前辈方志敏曾在王贵民们村呆过，江西省第二次党代会就在王遂村召开，会场设在王贵民们村王文凤（大革命时期，王文凤是中共湖口县委委员）家。
1947年，王贵民报名参加了湖口县初级中学招生，张榜时王贵民排列第一名。在石钟山下读了不到两年，1949年后，由于县城很混乱，学校没有开学，王贵民的初中生活就是在断断续续的5年里度过，自然也学到了一些知识。
在农村，农民靠辛苦的劳动养活自己，这是非常艰苦的。毕业后，时任湖口教育科科长陈正久听说王贵民家境困难，想让王贵民教书。于是，王贵民在流芳农村完小教语文、唱歌，满足学生启蒙阶段的需要，后来又转到舜德完小。1951年的秋天，王贵民到九江师范师训班培训学习，回来后，调到兰亭小学成为一名骨干老师。
那时，国家提出要消除文盲，王贵民主要的工作就是做成人扫盲工作，负责办夜校教农民识字。王贵民按照罗马拼音，帮助农民学生丢拐棍，并把乡下的骨干农民组织起来，进行推广。
1953年，王贵民被调到湖口县委秘书室担任行政工作，主要就是做材料，写资料，还要与上上下下搞好关系。就王贵民这样的性格来说，要王贵民灵活去处理各种各样的关系还是很困难的。1954年湖口遭遇大水，大家开展生产救灾工作，王贵民的工作就是督促并完成各村、乡的灾情的上报材料和文件，县里召开三级干部会议的一些文件、领导发言、会议记录。后续的材料、报表内容越来越多，就创办了个《农村简报》。从主编到收发，像刻钢版，油印，到出版，再到最后送达到各乡、区、镇，都是王贵民一个人在干。
1956年国家召号向科学进军，推出只要有同等学历的工作的人可以报高等学校，王贵民觉得机会来了，一直很想读书的王贵民向农村工作部提出组织申请，那时，组织对王贵民的照顾还是不错，每天早晨可以不用参加政治学习，抽去时间去复习学习，王贵民借找高中课本，复习3个月后，七月初在九江同文中学参加了考试，41个参加报考的人中，有高中生、有机关干部，也有王贵民们这样的小学老师，8月13号接到通知，王贵民成为湖口县考取的3位之一，录取并分配到中山大学历史系。历史系是王贵民报考志愿（新闻，哲学、语言、历史）排名最后的志愿。在中山大学学习了4年， 1960年分到中国科学院社科部的语言研究所。
用甲骨文研究历史
1960年，由于编纂《汉语大字典》需要经济、法律、历史各方面的人才，刚毕业的王贵民进入到社科院的语言研究所搞起了语言研究。项目下马后，王贵民觉得自己更感兴趣的还是历史这些杂乱的大事，提出想改行，恰巧从老同学那儿得知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正在做《甲古文合集》的项目，王贵民向学部人事处领导打报告，提出做历史研究请求，很快王贵民就转到历史研究所，并一直从事编纂《甲古文合集》。
在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工作期间，王贵民主要做的具体工作还是编纂《甲骨文合集》。一个宏大的研究项目，需要营造开放的学术氛围，需要大家交流进展，交流认识，交流心得。对于甲骨学的研究，除了懂得古文字学之外，还要懂得殷商文化、考古学、古汉语语法以及天文、地理等各方面的知识。
用甲骨文研究历史这本身就是一种创新。当初，王贵民们都是没有接触过甲骨文的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年轻人精力旺盛，正是研究学问的好时候。大家边干边学，在老师的指导下，王贵民和他的同事学会了校对重片、黑拓甲骨、辩伪、缀合残片、识字断句、分期断代及文例等基本内容。按照边研究、边整理的思路，怀着对甲骨学的追求和奉献，大家都有心得和体会，也出版了个人专著。当年的那帮年轻人现在也都成为了我国甲骨学研究的重要力量。
花费了20年的时间，1982年12月，由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总编辑，王贵民们历史所这帮年轻人共同参与编纂的《甲骨文合集》13巨册出版。本书是把一八九九年以来八十年间先后在河南安阳小屯殷墟出土的十余万片甲骨文资料，选出41956片，分期分类，编纂成册，便于研究我国商史乃至古代社会文化。《甲骨文合集》是解放后我国历史科学的重大成果之一，它的出版受到了领导高层重视和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社科院也成为甲骨学研究方面的领头羊。
在夏、商、周三代，被视为中华文明的根源。我国历史的确切年代，只能上溯到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据文献记载，西周以前的中国古代政治文化是一种带有原始宗教性质的巫术文化：夏人“遵命，事鬼敬神”；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到西周，“天命”与“神意”的政治意义大为减弱，人之可为的政治之“德”则大为凸显。西周将从远古到殷商时的礼乐加以大规模的整理、改造，使其成为系统化的社会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中国的历史文化，西周很重要，西周之礼乐文化是在夏、商文明的基础上发展和成熟起来的。 跟同事们合作完成《甲骨文合集》编纂工作后，王贵民开始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对商代、西周的研究，还创新性地把商、西周连接起来做研究，研究了商代——西周这段历史以及制度、文化的变迁，完成了《商周制度考信》、《商西周文化志》、《商周庙制新考》、《中国礼俗史》等文著。王贵民还参与了《甲骨文合集释文》的集体合作工作，最让王贵民自豪的研究成果还是在商周典章制度、礼仪文化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
1993年，王贵民正式退休，退体后王贵民一直坚持做研究，研究的范围更多，内容更深。1995年，中华炎黄研究会聘请王贵民为理事，在炎黄文化研究方面也做了一些创新性的事情。
虽然退休后，研究经费很困难，参加会议的机会也更少，但王贵民觉得一个学者如果不继续研究，学术的生命也就停止。因此，王贵民会把研究之后的心得写下来，研究关注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
学术创新需要积累
回想起社科院的工作经历，可以说，在1978年以前的年代做研究是很艰难的。王贵民们经常下去四清，有时一去通县就半年，回来还得政治学习，真正做研究的时间并不够，资料更是相当缺乏。最大的困难就是还得注重政治方向，当时特别强调历史要为政治服务，实际上就是强调历史要为每一阶段的现行的具体的政策服务，而现行的具体的政策是不断变化的，做研究的学者不能仅仅关注历史和学术，对这点是非常不好处理。到了80年代，王贵民们才开始正式可以做点事情，这段时间王贵民们专心致志做研究，绞尽脑汁，乐在其中。最终王贵民们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
现在学术研究的条件比过去好了许多，资料的丰富和公开，为研究提供了很多的便利。但王贵民也从报纸、媒体上了解到，学术态度不端正，抄袭剽窃他人的学术成果，王贵民相信会有，这是社会浮躁的不良表现风气。处在转型期的中国学界，以项目制为中心、以数量化为标志的评价体系，使得年轻学者手忙脚乱，心气浮躁，根本没有时间认真想问题，从容做研究。科研体制方面重量不重质的问题、科研经费方面的问题、培养人才名额的问题等也是现在存在的。而做学问、做研究，没有几十年的沉淀是不可能成为专家的。再好的苗子，也得用心栽培，休养生息，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如果年轻人都急功近利，贪图眼前的物质利益，只想如何找一个好工作、多挣钱，没有什么大的理想，这样人类就很难进步了，年轻人也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整体的学术研究和环境会出现大问题。
一个学科的兴起很难，但衰落很容易。一个学科的发展关键靠人才。相比王贵民们那代人做研究的年代，现代的年轻人还是幸运的。打个比方吧，王贵民们历史所的甲骨学曾有一个非常强大的研究团队，鼎盛时期有20多位研究人员，创造过辉煌的成绩。但由于甲骨学的特殊性，实际上后继人才的培养是越来越不容易，曾经有一段时间，历史所真正搞甲骨学研究的学者不到10人，直到国家和社科院把甲骨学列为重点扶持学科。王贵民认为，这样做可以壮大甲骨文研究队伍，更好地把甲骨学的研究成果推向社会，使全社会的人都来关注和支持甲骨文，也有利于将王贵民们3000多年前的殷商文明很好地传承给后代。
学术的创新需要有学术的积累。现在学术研究的整体水平都在不断提升，学术发展很快，王贵民们都知道研究历史是个挺抽象的工作。但让王贵民们欣慰的是有很多的年轻人还在艰苦努力去做事情，潜心做研究。王贵民相信，在好的学术背景、大环境的影响下，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在各个不同的研究领域取得好成绩，会有更多执著坚守的研究团队拿出好的成果。
随着我国的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对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重视。年轻人精选好研究的领域和方向，要发奋努力，多读书，独立思考；要紧跟前沿研究，开阔视野；要有前瞻性，理性思维能力；要甘于清贫，还要耐得住寂寞；未来必将会大有可为，他们也将是我国学科研究的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