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843年的《凡尔登条约》奠定了今日意、法、德三国的疆域框架。但意大利直到19世纪中期，大部分地区和邦国受外国控制，而终整个中世纪，德法交集有限，并非没有摩擦，只是以中世纪的政治视角看，围绕领土发生的战争都不过是骑士领主们的权力游戏，与广大平民并无关系。然而，随着近世民族国家的形成，一切都变得不一样。
　　从17世纪上半叶的“三十年战争”到18世纪中期的“七年战争”，乃至19世纪的拿破仑战争和普奥、普法战争，欧洲大陆内部的争霸战，多半是围绕法国、哈布斯堡王朝（奥地利、西班牙）、普鲁士三家展开的，而其核心的矛盾就是法国和德意志的宿仇。从其源头看，它与种族、宗教纷争关系不大，而是地缘崛起路径不同所造成的。

同源殊途，经年陌路

　　法国人的先祖高卢人和德国人的先祖日耳曼人，都是古罗马行省内外的蛮族。高卢人罗马化较早，文明程度略高一筹。日耳曼蛮族势力兴起后，逐渐架空甚而取代了罗马帝国，成为欧洲的主宰。
　　日耳曼人建立的法兰克帝国煊赫一时，却败于顶层设计：日耳曼部落的分封制，制造出强势的领主阶级，整个国家的权力结构非常松散，蕴含着极大的离心主义倾向。加洛林一族就是以大领主身份推翻墨洛温王朝，逆袭上位，至查理曼大帝时抵达顶峰。
　　查理曼死后又历“虔诚者”路易一世，而后帝国因诸王子争权，迅速一崩为三：长子洛泰尔获得罗马帝国的“京畿膏腴之地”亚平宁半岛（称“中法兰克”），还承袭了“罗马人皇帝”帝号;三子“日耳曼人”路易获莱茵河以东的日耳曼语区（称“东法兰克”）;幺子“秃头”查理获高卢故地的罗曼语区（称“西法兰克”）。
　　东、西法兰克因日耳曼式的分封制，陷入不断的自我分化和衰落。整个中世纪，无论东、西法兰克，政令常常难出一隅之地。譬如加洛林王朝绝嗣后，取代西法兰克成为法国新名的法兰西，就是因以巴黎城为中心的环巴黎盆地的“法兰西岛”区域而得名，继承者卡佩王朝的君主，即是“法兰西岛”公爵出身;德意志之名出自古日耳曼语“人民”，其地域涵盖了中欧几乎整个日耳曼语区，但终整个中世紀，除了少数君主强腕治国，德意志一直是个地理名词，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共同体。

　　这从法德两国的世系表就可窥一二。以加洛林王朝灭亡为共同起点，至近代以前法国历经了卡佩、瓦卢瓦、波旁三个王朝，其中瓦卢瓦为卡佩支系，波旁为瓦卢瓦姻亲，权力更迭均是在前一王朝绝嗣前提下继承大统，大抵算是一脉相承，相对稳定。
　　反观德国，虽然占据了意大利北、中部，继承了“罗马帝国”的名号，自称“神圣罗马帝国”，但长期处于不稳定的政治结构下，历经了萨克森、法兰克尼亚、霍亨斯陶芬、韦尔夫、卢森堡、维特尔斯巴赫、哈布斯堡诸王朝。
　　起点相近，呈现出来的历史图景却迥异，这与两个区域的地理特点有着很大关联。
　　相较德意志，法兰西的地理颇为优越：西、北皆临海，欧洲三大商圈中承上启下的大西洋商圈，一半海域经过法国，这在新航路开辟后有利于发展海外贸易;东、南被高原、山脉覆盖，易守难攻，很大程度阻断了来自德意志方向的侵袭;中部河流汇聚的盆地和平原，不仅提供了农业生产的绝佳条件，更搭建了便捷发达的内部交通网。宜居之地物产丰饶又物流顺畅，具备了中央集权的强大根基—强大的农业使得大规模集聚人口成为可能，顺畅的物流网络使得稳定供给成为常态。
　　自西法兰克王国起，法兰西的核心地带就一直在巴黎盆地—博斯平原。巴黎建都1500多年，地位未曾变过。王室依托繁荣的巴黎城市提供的强大财力，对抗割据的封建领主。巴黎市民为对抗封建领主的劫掠盘剥，视王权为保护伞。双方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结为同盟，而商业往来无疑强化了这一同盟关系。
　　法国对外关系的问题，主要在于英法矛盾：法国最强大的诸侯诺曼底公爵，通过跨海登陆战征服英伦，而其在法国的领地后来又被英国方面继承、转移。模糊的主权关系，直接导致了英法“百年战争”爆发。
　　正是通过长时间、大规模、高烈度的战争，法兰西国家被王室高度整合。一方面是意识形态上民族国家意识的兴起，平民势力开始抬头;另一方面，战争体制发生颠覆性变化，骑马持矛的贵族不再是战争的主角。至16世纪末，以法国宗教战争结束和波旁王朝继统为标志，法国调和了天主教徒和胡格诺教徒之争，成为欧洲中央集权化程度最高的国家。
　　在民族国家崛起的进程中，法国走在前面，是挑起德法宿仇的一方。

身处山野，心存魏阙

　　德国地理颇具特色，由北向南依次为波德平原、中德山地、巴伐利亚高原，事实上被中德山地的山脉群“拦腰”分割成南北两半。德国境内河流水网密布，原本可以通过航运联系各地区，但在南方，山地丘陵星布，交通困难，经济条件欠佳;北方看似不错，却位处欧洲中央的四战之地上，诺曼海盗、斯拉夫人皆非文明绅士，让人望而却步。
　　事实上，东法兰克时期就分封的最初四大诸侯—萨克森、施瓦本、法兰克尼亚、巴伐利亚公国，悉数位于南方，而非地势平坦的北方。这是因为，南方离神圣罗马帝国真正意义上的“京畿”罗马更近—要成为帝国皇帝，首先要成为德意志共主，而后进军罗马立威，方可神圣，最终帝国乃成。
　　德意志诸侯身处山野，心存魏阙，自我定位和现实基础存在根本性偏差，集体罹患国家意志层面的精神分裂症，唯有一次次通过南下罗马和搜刮富裕的北意大利，来实现政治、经济的再平衡。但越是如此，皇帝在德意志的权威越是弱化、虚化和边缘化。 　　四大公国实力相当，互不相让，后演变分化出许多伯国、藩侯、骑士国，形成了类似中国周代和日本战国时代的碎片化格局。不必说神圣罗马帝国，就连帝国主体德意志王国的统一，都难以维持。
　　为减少内耗降低风险，德国人开创了“诸侯集体选举君主”的新机制，候选人限于七个位高权重的大诸侯，是为七选侯制。大位辗转于七大佬之间，国家自然也没有固定的首都，犹如流沙之上建楼，中央集权无从谈起。
　　倒是在强敌环伺的北方平原，德国人无心插柳柳成荫，意外地实现了某种形式和程度的统一。北德意志的一体化，倚赖的不是舞刀弄枪的骑士领主，而是能写会算的商人;维持统一的纽带是商业利益，而非单纯筑基于暴力之上的权力关系。为了打击海盗和促进商业发展，北德意志的商业城市以吕贝克为首，组建了同盟，史称“汉萨”同盟（词源hansa，有公所、会馆、集团等意）。
　　汉萨同盟的雏形，是科隆、汉堡商人为与英国、佛兰德斯（比利时沿海）贸易而设的商帮，后渐壮大，正式形成于1356年，极盛时加盟城市达160个，控制了整个环波罗的海商圈。然而，弊端与南方一样，都是重外轻内。
　　汉萨诸城多从事转口贸易，自身制造能力有限，缺乏核心竞争力，一俟英、荷崛起，以及新航路开辟，波罗的海商圈随着地中海大商圈一起衰落，汉萨同盟也迎来了穷途。尽管如此，汉萨同盟仍是血腥晦暗的德意志中世纪史上的一抹亮色;其多年运作总结的一套做法，为后来德意志的统一提供了宝贵经验。

反哈布斯堡=反德意志

　　德意志在13世纪中期，曾有过一段天下无共主的“大空位”时期，陷入极度失序的可怕混乱。七选侯制的问世，很大程度就是痛定思痛的产物。大空位时期，有一个家族趁势崛起，并在七选侯时代的大部分时间，统治了神圣罗马帝国。
　　它就是传奇家族哈布斯堡氏（公元6世纪至1918年，亦称奥地利家族）。
　　大空位时期，无人愿接手烂摊子，最后由教皇指定以近臣身份侍奉过前朝皇帝的哈布斯堡氏的鲁道夫。尽管时局动荡，但鲁道夫一世凭借卓越的谋略和手腕，逐步恢复社会秩序。在此期间，哈布斯堡氏还击败最大的挑战者波西米亚大公，从其手中夺取了奥地利，并将治所迁至奥地利的维也纳。
　　哈布斯堡氏长于谋略，自鲁道夫一世起，政治联姻成为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惯用伎俩。15世纪末，更出了一位不世出的政略奇才马克西米连一世，将“下半身外交”发挥到了极致。他最出彩的大手笔，还数促成爱子、美男腓力与新兴大国西班牙的女王储“疯女胡安娜”的联姻，将拥有强大军力和庞大海外殖民地的西班牙，拉入己方阵营。再加上与波西米亚、匈牙利的联姻，至16世纪中叶，哈布斯堡成为欧洲持有领土最广的王朝，足以令欧洲任何一国感到恐惧。
　　最有理由感到恐惧的当属法国。对法国来说，神圣罗马帝国不足惧，可怕的是西班牙，而哈布斯堡的联姻战略将两者连成一片，形成了对法国的包围圈。法国的立场与其说是反德，不如说是反哈布斯堡。法国为此甚至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与异教徒的奥斯曼帝国结盟。
　　整个16世纪，法国与哈布斯堡的争斗，主要在法国与西班牙之间进行。直至17世纪初，刀子才真正落到了德国头上。
　　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之于德意志，犹如“百年战争”之于法兰西。始于内部宗教、民族斗争，却因周边国家的利益纠葛，最终扩大化为一场国际战争。法国与西班牙的参战令战争烈度大增、伤亡惨痛（后世德国人将“三十年战争”与纳粹之祸、黑死病并列为本国史上三大浩劫），德法从此结下血仇。
　　在这场欧洲大战中，德意志付出了惨痛代价，却未能取得如法国借“百年战争”实现中央集权的目标，反倒加剧了分离主义。根据缔结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德意志诸邦拥有独立外交权。哈布斯堡还被迫割地，法国因吞并阿尔萨斯和洛林而成为此战最大赢家。

勃兰登堡-普鲁士登场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还带来了两个不利于哈布斯堡的结果。一是西班牙军力大减，陷入战略收缩，缺少有力外援;二是出于宗教、政治考虑，战胜方阵营有意识地扶持北德意志的勃兰登堡-普鲁士公国，安插钉子在内部。
　　与奥地利一样，勃兰登堡也是边区藩侯出身，守着穷山恶水，防备东方的斯拉夫人。随着东邻波兰强盛，勃兰登堡跟着身价看涨，竟跻身选侯之列。
　　普鲁士本非德意志所有，而是波罗的海土著居民区，后被赐给东征失败的十字军条顿骑士团，由骑士团拓殖，逐渐同化为德语区。而骑士团自身也逐渐世俗化，建立普鲁士公国。
　　由于双方君主都出自霍亨索伦氏，于1618年正式合并为勃兰登堡-普鲁士公国。
　　西班牙衰败、法国走强，哈布斯堡在西边苦撑之余，还要对付东边的奥斯曼帝国，自然力有未逮。幸而，路易十四的强悍霸道令法国取代西班牙成为欧洲公敌，哈布斯堡有了许多盟友。这当中最得力的就是英国。
　　在1701—1714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时，英奥关系得到极大巩固。这场战争因西班牙哈布斯堡絕嗣而起—奥地利哈布斯堡氏和法国波旁氏，均有资格染指西班牙王位，而无论哪方与西班牙合并，对另一方都是难以承受的灾难。双方为此大打出手，两败俱伤后，由法国波旁王室的腓力五世取得西班牙王位。
　　值得一提的是，在稍早前的大同盟战争（1688—1697年，对抗法王路易十四的领土扩张）中开始崭露头角的勃兰登堡-普鲁士公国，此时以支持哈布斯堡氏角逐西班牙王位为条件，迫使哈布斯堡氏允许其称王。或许有感于勃兰登堡之名难脱旧选侯时代的阴影，新王国以普鲁士命名。
　　以“下半身外交”闻名的哈布斯堡氏，仿佛遭遇了诅咒，在输掉西班牙王位继承权后，奥地利本系也绝嗣，引发了1740—1748年继承权大战。同根生的普鲁士相煎太急，竟跟着列强趁火打劫，从奥地利手里抢走了西里西亚（大部分领地在今波兰）。奥地利虽然拥戴特蕾莎女王渡过危机，但被北方兄弟公开打脸，对德意志的影响力大减。
　　稍后的“七年战争”中，普鲁士变本加厉，向奥地利亮出爪牙，争夺德意志霸权，与英法的殖民地之争结合，最后演变成又一场国际大战。英国扶摇直上，普鲁士用鲜血纳上了投名状;法国江河日下，陷入萎靡和收缩;奥地利则学西班牙闷声发财，专心经营东部领地。一时间，欧洲竟迎来了难得的太平，直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方又鸣镝四起。
　　在“七年战争”后的德意志版图上，北普鲁士、南奥地利的两极格局已难逆转。但法国和德意志的宿仇仍延续下来，经历了拿破仑时代的干戈扰攘（哈布斯堡三次参加反法联盟均被击败），后来更有德意志（普鲁士、威廉德国、第三帝国）对法兰西“一胜一败一平”的交战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