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7月10日,古北水镇,长城剧场,露天,无云,有星,远方是长城。姜文4年磨一剑的电影《邪不压正》首映礼举行。
跑多了各种首映礼、发布会的记者,依旧被此情此景震撼了。为什么选古北水镇,选了这样一个需要承受气象风险的露天场所?姜文的理由有三:剧本在这儿写,场景在这儿取,妻子周韵的意愿。但记者坐在阶梯式剧院里,看着被灯光点亮、如卧龙般俯在山头的长城,不禁想:还有比长城脚下更邪不压正的地方吗?
来给电影捧场的明星很多,黄渤、宁浩、崔永元、夏雨、袁泉……但最令人瞩目的焦点,依旧是姜文。他出场时全场自发起立迎接,采访时每一句话都让人欢呼,电影里每一处姜文式表达都能引发大家大笑、鼓掌。能够让人狂热,一直是姜文和他的电影独有的魅力。
姜文和姜文的电影,看起来那么狂野、不羁、无所畏惧。但半个月前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他坐在记者面前,说“酒壮人胆”,然后拿起一杯酒,啜饮一小口,把酒杯藏到一边,正襟危坐面对记者。
那时,影片后期制作还未完成。姜文一边在上海担任电影节主席,一边用手机微信不断接收着从国外发来的后期制作画面。“我都快流泪了,我为什么在这儿?”他毫不掩饰地道出了内心的焦虑。所以喝酒对他来说,既是缓解面对媒体的不自在,也是忙到眩晕的提神剂。
但姜文毕竟还是那个姜文,即便大军压境,也决不匆匆忙忙潦草对付。电影的色调、音乐乃至片中某块木头颜色这样的细节,他都锱铢必较。
在钟爱的电影艺术面前,他永远不含糊。
“新片想要表达什么?”
姜文干脆利落地回答:“这个问题我没法回答你。一部电影,如果用嘴能说清楚,我就不拍了。因为电影影像和我们的语言,根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表达方式。”——姜文从不是一个按部就班的受访者,经常质疑记者的提问,“怼人”也是常有的事。在很多记者眼里,他就像一块难啃的骨头,直率得叫人又爱又恨。
但他想了想,还是收敛了一下自个儿:“如果非要给一个答案,那就是成長吧。”
新片《邪不压正》改编自张北海的原著小说《侠隐》。张北海1936年出生于北京,13岁时随家人一起迁居台湾,之后赴美国留学、工作。退休之后,他写下自己唯一一部长篇武侠小说《侠隐》。《侠隐》中,张北海梦回幼年时成长的老北平,讲述了青年侠士李天然身负师门血案,隐于古都,暗中进行复仇的故事。
循着张北海的原著,电影《邪不压正》的故事背景设置于1937年“七七”事变前后的北平。姜文称之为“间谍之城”,美国医生、日本特务、交际花、地痞黑警等各方人士轮番登场。李天然复仇故事的时代背景,就是这个危机四伏、正在酝酿历史巨变的时刻,于是《邪不压正》成了一个“李小龙闯进卡萨布兰卡”的故事——《卡萨布兰卡》是世界影史上著名的谍战电影,讲述了二战期间各派力量在摩洛哥北部城市卡萨布兰卡,或明或暗紧张角逐的故事。
李天然的身上承载了姜文“成长”的主题,姜文也想通过李天然的经历探讨:“1937年前后,很多人像李天然一样,面临着国破、家亡,遭到心灵的痛苦和深重的创伤。当他面对杀害亲人的个人或集团,当他作为身负仇恨的个人、又作为民族危亡中的一员时,他的处境究竟会怎样?”姜文心中藏着的,是一幅广阔的时代与心灵画卷。
片中,姜文饰演的蓝青峰也是一个重要角色。在张北海原著中,蓝青峰神龙见首不见尾,身份神秘。他的原型是张北海的父亲张子奇,曾做过天津电话局局长,也有过军统背景。但姜文对《环球人物》记者说,他在创作时并没有遵照原著的设定——电影里的蓝青峰很姜文。他住的内务部街就是姜文童年的家,一出场是骑着单车去买更远地方的醋,“为了吃这醋我才煮这盘饺子”,满是决不妥协的劲儿,八面玲珑、城府极深,又颇具喜剧色彩,嬉笑怒骂着游走在几方势力间,俨然一副江湖大佬的模样。姜文在电影中塑造的这个人物,参加过广州起义,心向抗日,但也狠辣,不择手段,呈现出复杂、多面的个性,姜文自己却说:“其实这个人物没有你想象得那么复杂,历史人物本身就很多面,复杂才接近真实。”
拍《邪不压正》前,姜文对媒体放话,要把消失的老北平风貌在电影中复现出来。如今有一句话,“北京一下雪就变成了北平”。电影中,李天然从美国回来的那天,从前门老火车站到老北京的城墙、护城河、北海公园、天坛等,白雪一层又一层,雾凇一叠又一叠,把北平装点得格外北平。但比之张北海笔下慵懒而散漫的北京城——就算天塌下来,都有自己不紧不慢的生活节奏——姜文镜头之下,老北京那些标志性的建筑俱是交融在刀光剑影的戏剧化情节之中,这座古都到处笼罩着一股山雨欲来、谍影重重的危机与不安。
原著《侠隐》里,主人公主要活动在干面胡同一带,而姜文小时候一直住在内务部街11号院,离干面胡同不远。所以他读这本小说时觉得很亲切,但张北海所回忆的民国时代,和姜文所处的共和国时代毕竟不同。姜文的趣味,和原著中张北海的趣味也大相径庭。
姜文是一个普通的干部子弟,出生在唐山,10岁时随父母一起迁居北京。他生活在部队大院,也经常在胡同里转悠,胡同与大院的空间特征及文化,可以说形成了他的精神基石。
所以不难理解,他读到王朔的《动物凶猛》时,内心会泛起激动和共鸣。《动物凶猛》描写的就是一群部队大院里的少年,自恃有着高贵的血统,却被置于一个有些荒芜的舞台之上,他们恣意挥洒着青春,既骄傲又自卑,既冲动又克制……
姜文把王朔小说改编成了剧本《阳光灿烂的日子》,之后拍成了他的电影处女作。电影讲述了20世纪70年代初的北京,忙着“闹革命”的大人没空理会小孩,学校无事可做,大院里的少男少女便靠起哄、打架等方式挥霍过剩的荷尔蒙。夏雨饰演的马小军正是这样一个青春期的男孩,他喜欢上成熟性感的米兰,深陷自我幻想式的爱情。 影片中,每个场景和片段都蒙着一层姜文对老北京的深情以及对青春期的怀恋。高耸的烟囱、澡堂、大院、泳池,很多都是他真实生活的场景。
最浪漫的是马小军行走在屋顶上的镜头。姜文喜欢屋顶,他告诉《环球人物》记者:“我从小就老在房顶上玩儿,特别有意思。底下的人看不着你,你却随时可以观察他。人可以从一个屋顶跑到另一个屋顶,好多房子可以连到一块儿的。”
到了《邪不压正》,他甚至想拍一个全都发生在屋顶上的故事,“但很遗憾,有些情节必须落地”。电影里,主人公李天然在屋顶飞蹿,在屋顶表演飞车特技,甚至光着屁股披着一件红纱睡衣奔跑在屋顶,他的脚步把整个老北平串了起来——那是姜文理想中的老北平,低头可以看到市井百态,抬头可以看到蓝天白云,还有毒辣的太阳。不像如今,很多高楼大厦割裂了北京的天际线,这个城市不再能连成一片,而且嘈杂喧嚣。
姜文的《让子弹飞》《一步之遥》和新片《邪不压正》的背景都是民国。《让子弹飞》发生在北洋时期,根据马识途小说《夜谭十记》中的《盗官记》一章改编,讲述买官上任的马邦德遇到土匪头子张麻子,在鹅城又遭遇恶霸,展开殊死搏斗的故事;《一步之遙》同样是北洋时期,根据上海滩轰动一时的阎瑞生杀妓女莲英案改编;《邪不压正》的时代背景则是复仇和抗战。
正如三部电影的片头指出,三部电影分别发生在“中国南方”“中国东部”“中国北方”,情节中也有着若有似无的联系。观众将这三部电影称为姜文的“民国三部曲”。对此姜文调侃:“之前其实没想过三部曲一说,但大家非要这么说也可以,那就一个当胸围,一个当腰围,一个当臀围呗。”
虽然热衷于拍民国,但姜文并不迷信民国,也不相信什么“民国范儿”。在他看来,风花雪月和才子佳人不过是过度演绎,民国不过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物质贫乏,知识界有一些新的探索,但也不见得多么高明。
在《邪不压正》一开场,他就借美国人和蓝青峰之口,表述了对蒋介石的观感,“老蒋的政府中枢神经都坏掉了”,“写日记的人能有什么真话”。
从小生活在部队大院,姜文对军队、战争及战争中的人有切实的印象,后来他又读了好多与近代史相关的书。他对于日本侵华的历史尤其感兴趣,一度对日本的师团、番号等了如指掌,对日本军装也是行家。他曾经去一家日本老兵开的军装店买东西,真假一眼看穿,把老板给折服了。
说到民国的年月,姜文收起调侃,语调变得严肃:“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侵华、甲午战争、抗日战争……这些悲剧都曾在我们的土地上上演,有些基本上就是列强对中国的群殴,作为一个中国人,无论如何不能够轻易忘却。”
他憎恶娱乐至上那一套,认为那是思想和精神的麻痹,是精神贫穷和失败者的所为。“传说中拿破仑有一句话: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那么我想说,好不容易睡醒了,就别再睡回笼觉了!”
他的“民国三部曲”中不乏暴力的外壳,血浆飞溅的美学,也不乏“美女如云、美腿如林”的声色犬马,更不乏黑色幽默、戏谑的外表、插科打诨的元素——《邪不压正》里即便是在最终决战的紧张时刻,都要时不时耍一下姜文式幽默——但这些对姜文来说,决不仅仅是娱乐手段,“就像黑色幽默,是想传达一种荒诞,现实本身就很荒诞,荒诞有时更接近真实”。
姜文说今后很有可能继续拍摄民国故事。他钟爱民国吗?事实并非如此。姜文最相信的永远是当下、是此时此刻。不过在他看来,历史不能割裂,国民性有所承继,从这个意义来说,彼时彼刻,就是此时此刻。
作家王朔对姜文的评价很高:中国需要这么个人,有他在,我们才好说,本大国电影也不都是行活儿。
姜文小时候居住的内务部街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等地儿不远,少年时期的他,就是看着于是之等老艺术家的作品,激发了对表演的兴趣。他在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经过4年的专业熏陶,之后成为演员,和谢晋、凌子风、谢飞、张艺谋等著名导演都有过合作,塑造了很多经典角色,“一心迷恋专业,想的全部都是怎样把角色演好,就很自然地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没有炒作,也没有走什么红地毯”。
后来姜文当导演,又一门心思地想把电影拍好,很少想着去迎合谁。他少年狂傲,台湾著名电影人焦雄屏回忆多年前遇到姜文,问他:“谁是你心目中最好的导演?”姜文回答:“我!”焦雄屏心想,这小子还真是没羞没臊、口出狂言。直到她和蒋勋一起看了姜文导演的处女座《阳光灿烂的日子》。焦雄屏回忆,蒋勋看着看着脊背就直起来了,眼神放光。
姜文拍片向来很慢。慢在哪里?首先是剧本打造的环节。他常有豪华的编剧团队,比如《一步之遥》有9个编剧,廖一梅是其中之一,“凡碰上会写字的,就鼓励、就要求、就威胁对方给他写剧本,不答应就各种甩小话儿各种给脸色”。
姜文首先会给编剧讲述自己心目中的故事,很多人听了故事,反应是“这不就行了吗,可以拍了啊”,但姜文觉得远远不够。首先台词的打磨就要下大功夫,他最讨厌那些注水的玩意儿,称之为“方便面”,“那样的东西,我一年拍个十部八部都不嫌多”。
慢的还有电影制作环节。《邪不压正》上映前半个月时,“音乐没做完,特效没做完”,即便如此,他还在对制作团队各种挑刺儿,比如,有轨电车不够旧。制作团队好不容易给他弄旧,他又挑刺儿:“你这不叫旧,是脏。”然后他还挑剔铺在地上的枕木的颜色,“每一块木头可能都不属于一棵树、也不是一个年代的,刷上漆和外界产生反应,如果有90块木板的话,时间长了起码得有80种颜色……”他特别唠叨,工作人员很头疼:“你说得有道理,但是时间不够了怎么办?”姜文耍起无赖:“那我不管,你得给我弄好。”
因为慢,算上新片《邪不压正》,姜文总共导演的作品才6部,所以他老说自己是一个“业余导演”。但这些作品含金量十足,浓度高、后劲足、耐琢磨。担任过电影《芙蓉镇》编剧的钟阿城就评价他:“你的电影里怎么上来的全是羊腿羊肉啊,能给点蔬菜吃吗?”
也有人将他的电影形容成压缩饼干,吃一块,得消化很久。而姜文自己想给观众奉上的,是一坛坛辣爽的烈酒,一定得让人兴奋起来,让人酣畅淋漓。当然也有不少人被他的酒精浓度吓跑,因为他们只习惯喝清淡的低度酒。
在新片《邪不压正》首映礼上,宁浩看完电影后力挺他:“特别的爽,特别的姜文,特别的电影。非常像电影的电影,非常是电影的电影。”
被问及对于票房的期待、与同档期对手如何厮杀,姜文给记者讲述了一个故事:有一群耗子,成天忙得要死要活。其中有一只躺在那儿什么都不干,他只负责给别的耗子讲故事,别的耗子就把偷来的食物给他吃,他吃得比谁都饱。“电影不过是用各种手段来编造和包装一个故事,别人还因此迷恋你,你因此名利双收。你就是那只讲故事的耗子,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但讲故事的技艺,永远需要琢磨。姜文对记者讲述了他心目中4个层次的导演:有话讲,还讲得利索,是很牛的导演;有话讲,很真诚,但讲得磕磕绊绊,这也是不错的导演;没话讲,但讲得利索,这就有点骗人了,但起码还能讨好观众;没话讲,也讲不利索,这样的就没人陪你玩了。
他始终强调,一个导演首先得有表达欲:“好像这么说是在拒绝观众,其实恰恰相反。什么时候你摸着自己的心,按照自己的冲动,忠实于自己的感受来创作东西,才有可能赢得观众和市场。反之,那作品准完蛋,即便成了也留不住。”
而他自己,豪情不输少年时,自然要当留得住的那一位。
跑多了各种首映礼、发布会的记者,依旧被此情此景震撼了。为什么选古北水镇,选了这样一个需要承受气象风险的露天场所?姜文的理由有三:剧本在这儿写,场景在这儿取,妻子周韵的意愿。但记者坐在阶梯式剧院里,看着被灯光点亮、如卧龙般俯在山头的长城,不禁想:还有比长城脚下更邪不压正的地方吗?
来给电影捧场的明星很多,黄渤、宁浩、崔永元、夏雨、袁泉……但最令人瞩目的焦点,依旧是姜文。他出场时全场自发起立迎接,采访时每一句话都让人欢呼,电影里每一处姜文式表达都能引发大家大笑、鼓掌。能够让人狂热,一直是姜文和他的电影独有的魅力。
姜文和姜文的电影,看起来那么狂野、不羁、无所畏惧。但半个月前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他坐在记者面前,说“酒壮人胆”,然后拿起一杯酒,啜饮一小口,把酒杯藏到一边,正襟危坐面对记者。
那时,影片后期制作还未完成。姜文一边在上海担任电影节主席,一边用手机微信不断接收着从国外发来的后期制作画面。“我都快流泪了,我为什么在这儿?”他毫不掩饰地道出了内心的焦虑。所以喝酒对他来说,既是缓解面对媒体的不自在,也是忙到眩晕的提神剂。
但姜文毕竟还是那个姜文,即便大军压境,也决不匆匆忙忙潦草对付。电影的色调、音乐乃至片中某块木头颜色这样的细节,他都锱铢必较。
在钟爱的电影艺术面前,他永远不含糊。
“李小龙进了卡萨布兰卡”
“新片想要表达什么?”
姜文干脆利落地回答:“这个问题我没法回答你。一部电影,如果用嘴能说清楚,我就不拍了。因为电影影像和我们的语言,根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表达方式。”——姜文从不是一个按部就班的受访者,经常质疑记者的提问,“怼人”也是常有的事。在很多记者眼里,他就像一块难啃的骨头,直率得叫人又爱又恨。
但他想了想,还是收敛了一下自个儿:“如果非要给一个答案,那就是成長吧。”
新片《邪不压正》改编自张北海的原著小说《侠隐》。张北海1936年出生于北京,13岁时随家人一起迁居台湾,之后赴美国留学、工作。退休之后,他写下自己唯一一部长篇武侠小说《侠隐》。《侠隐》中,张北海梦回幼年时成长的老北平,讲述了青年侠士李天然身负师门血案,隐于古都,暗中进行复仇的故事。
循着张北海的原著,电影《邪不压正》的故事背景设置于1937年“七七”事变前后的北平。姜文称之为“间谍之城”,美国医生、日本特务、交际花、地痞黑警等各方人士轮番登场。李天然复仇故事的时代背景,就是这个危机四伏、正在酝酿历史巨变的时刻,于是《邪不压正》成了一个“李小龙闯进卡萨布兰卡”的故事——《卡萨布兰卡》是世界影史上著名的谍战电影,讲述了二战期间各派力量在摩洛哥北部城市卡萨布兰卡,或明或暗紧张角逐的故事。
李天然的身上承载了姜文“成长”的主题,姜文也想通过李天然的经历探讨:“1937年前后,很多人像李天然一样,面临着国破、家亡,遭到心灵的痛苦和深重的创伤。当他面对杀害亲人的个人或集团,当他作为身负仇恨的个人、又作为民族危亡中的一员时,他的处境究竟会怎样?”姜文心中藏着的,是一幅广阔的时代与心灵画卷。
片中,姜文饰演的蓝青峰也是一个重要角色。在张北海原著中,蓝青峰神龙见首不见尾,身份神秘。他的原型是张北海的父亲张子奇,曾做过天津电话局局长,也有过军统背景。但姜文对《环球人物》记者说,他在创作时并没有遵照原著的设定——电影里的蓝青峰很姜文。他住的内务部街就是姜文童年的家,一出场是骑着单车去买更远地方的醋,“为了吃这醋我才煮这盘饺子”,满是决不妥协的劲儿,八面玲珑、城府极深,又颇具喜剧色彩,嬉笑怒骂着游走在几方势力间,俨然一副江湖大佬的模样。姜文在电影中塑造的这个人物,参加过广州起义,心向抗日,但也狠辣,不择手段,呈现出复杂、多面的个性,姜文自己却说:“其实这个人物没有你想象得那么复杂,历史人物本身就很多面,复杂才接近真实。”
屋顶是最浪漫的场景
拍《邪不压正》前,姜文对媒体放话,要把消失的老北平风貌在电影中复现出来。如今有一句话,“北京一下雪就变成了北平”。电影中,李天然从美国回来的那天,从前门老火车站到老北京的城墙、护城河、北海公园、天坛等,白雪一层又一层,雾凇一叠又一叠,把北平装点得格外北平。但比之张北海笔下慵懒而散漫的北京城——就算天塌下来,都有自己不紧不慢的生活节奏——姜文镜头之下,老北京那些标志性的建筑俱是交融在刀光剑影的戏剧化情节之中,这座古都到处笼罩着一股山雨欲来、谍影重重的危机与不安。
原著《侠隐》里,主人公主要活动在干面胡同一带,而姜文小时候一直住在内务部街11号院,离干面胡同不远。所以他读这本小说时觉得很亲切,但张北海所回忆的民国时代,和姜文所处的共和国时代毕竟不同。姜文的趣味,和原著中张北海的趣味也大相径庭。
姜文是一个普通的干部子弟,出生在唐山,10岁时随父母一起迁居北京。他生活在部队大院,也经常在胡同里转悠,胡同与大院的空间特征及文化,可以说形成了他的精神基石。
所以不难理解,他读到王朔的《动物凶猛》时,内心会泛起激动和共鸣。《动物凶猛》描写的就是一群部队大院里的少年,自恃有着高贵的血统,却被置于一个有些荒芜的舞台之上,他们恣意挥洒着青春,既骄傲又自卑,既冲动又克制……
姜文把王朔小说改编成了剧本《阳光灿烂的日子》,之后拍成了他的电影处女作。电影讲述了20世纪70年代初的北京,忙着“闹革命”的大人没空理会小孩,学校无事可做,大院里的少男少女便靠起哄、打架等方式挥霍过剩的荷尔蒙。夏雨饰演的马小军正是这样一个青春期的男孩,他喜欢上成熟性感的米兰,深陷自我幻想式的爱情。 影片中,每个场景和片段都蒙着一层姜文对老北京的深情以及对青春期的怀恋。高耸的烟囱、澡堂、大院、泳池,很多都是他真实生活的场景。
最浪漫的是马小军行走在屋顶上的镜头。姜文喜欢屋顶,他告诉《环球人物》记者:“我从小就老在房顶上玩儿,特别有意思。底下的人看不着你,你却随时可以观察他。人可以从一个屋顶跑到另一个屋顶,好多房子可以连到一块儿的。”
到了《邪不压正》,他甚至想拍一个全都发生在屋顶上的故事,“但很遗憾,有些情节必须落地”。电影里,主人公李天然在屋顶飞蹿,在屋顶表演飞车特技,甚至光着屁股披着一件红纱睡衣奔跑在屋顶,他的脚步把整个老北平串了起来——那是姜文理想中的老北平,低头可以看到市井百态,抬头可以看到蓝天白云,还有毒辣的太阳。不像如今,很多高楼大厦割裂了北京的天际线,这个城市不再能连成一片,而且嘈杂喧嚣。
荒诞有时更接近真实
姜文的《让子弹飞》《一步之遥》和新片《邪不压正》的背景都是民国。《让子弹飞》发生在北洋时期,根据马识途小说《夜谭十记》中的《盗官记》一章改编,讲述买官上任的马邦德遇到土匪头子张麻子,在鹅城又遭遇恶霸,展开殊死搏斗的故事;《一步之遙》同样是北洋时期,根据上海滩轰动一时的阎瑞生杀妓女莲英案改编;《邪不压正》的时代背景则是复仇和抗战。
正如三部电影的片头指出,三部电影分别发生在“中国南方”“中国东部”“中国北方”,情节中也有着若有似无的联系。观众将这三部电影称为姜文的“民国三部曲”。对此姜文调侃:“之前其实没想过三部曲一说,但大家非要这么说也可以,那就一个当胸围,一个当腰围,一个当臀围呗。”
虽然热衷于拍民国,但姜文并不迷信民国,也不相信什么“民国范儿”。在他看来,风花雪月和才子佳人不过是过度演绎,民国不过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物质贫乏,知识界有一些新的探索,但也不见得多么高明。
在《邪不压正》一开场,他就借美国人和蓝青峰之口,表述了对蒋介石的观感,“老蒋的政府中枢神经都坏掉了”,“写日记的人能有什么真话”。
从小生活在部队大院,姜文对军队、战争及战争中的人有切实的印象,后来他又读了好多与近代史相关的书。他对于日本侵华的历史尤其感兴趣,一度对日本的师团、番号等了如指掌,对日本军装也是行家。他曾经去一家日本老兵开的军装店买东西,真假一眼看穿,把老板给折服了。
说到民国的年月,姜文收起调侃,语调变得严肃:“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侵华、甲午战争、抗日战争……这些悲剧都曾在我们的土地上上演,有些基本上就是列强对中国的群殴,作为一个中国人,无论如何不能够轻易忘却。”
他憎恶娱乐至上那一套,认为那是思想和精神的麻痹,是精神贫穷和失败者的所为。“传说中拿破仑有一句话: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那么我想说,好不容易睡醒了,就别再睡回笼觉了!”
他的“民国三部曲”中不乏暴力的外壳,血浆飞溅的美学,也不乏“美女如云、美腿如林”的声色犬马,更不乏黑色幽默、戏谑的外表、插科打诨的元素——《邪不压正》里即便是在最终决战的紧张时刻,都要时不时耍一下姜文式幽默——但这些对姜文来说,决不仅仅是娱乐手段,“就像黑色幽默,是想传达一种荒诞,现实本身就很荒诞,荒诞有时更接近真实”。
姜文说今后很有可能继续拍摄民国故事。他钟爱民国吗?事实并非如此。姜文最相信的永远是当下、是此时此刻。不过在他看来,历史不能割裂,国民性有所承继,从这个意义来说,彼时彼刻,就是此时此刻。
当一只讲故事的耗子
作家王朔对姜文的评价很高:中国需要这么个人,有他在,我们才好说,本大国电影也不都是行活儿。
姜文小时候居住的内务部街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等地儿不远,少年时期的他,就是看着于是之等老艺术家的作品,激发了对表演的兴趣。他在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经过4年的专业熏陶,之后成为演员,和谢晋、凌子风、谢飞、张艺谋等著名导演都有过合作,塑造了很多经典角色,“一心迷恋专业,想的全部都是怎样把角色演好,就很自然地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没有炒作,也没有走什么红地毯”。
后来姜文当导演,又一门心思地想把电影拍好,很少想着去迎合谁。他少年狂傲,台湾著名电影人焦雄屏回忆多年前遇到姜文,问他:“谁是你心目中最好的导演?”姜文回答:“我!”焦雄屏心想,这小子还真是没羞没臊、口出狂言。直到她和蒋勋一起看了姜文导演的处女座《阳光灿烂的日子》。焦雄屏回忆,蒋勋看着看着脊背就直起来了,眼神放光。
姜文拍片向来很慢。慢在哪里?首先是剧本打造的环节。他常有豪华的编剧团队,比如《一步之遥》有9个编剧,廖一梅是其中之一,“凡碰上会写字的,就鼓励、就要求、就威胁对方给他写剧本,不答应就各种甩小话儿各种给脸色”。
姜文首先会给编剧讲述自己心目中的故事,很多人听了故事,反应是“这不就行了吗,可以拍了啊”,但姜文觉得远远不够。首先台词的打磨就要下大功夫,他最讨厌那些注水的玩意儿,称之为“方便面”,“那样的东西,我一年拍个十部八部都不嫌多”。
慢的还有电影制作环节。《邪不压正》上映前半个月时,“音乐没做完,特效没做完”,即便如此,他还在对制作团队各种挑刺儿,比如,有轨电车不够旧。制作团队好不容易给他弄旧,他又挑刺儿:“你这不叫旧,是脏。”然后他还挑剔铺在地上的枕木的颜色,“每一块木头可能都不属于一棵树、也不是一个年代的,刷上漆和外界产生反应,如果有90块木板的话,时间长了起码得有80种颜色……”他特别唠叨,工作人员很头疼:“你说得有道理,但是时间不够了怎么办?”姜文耍起无赖:“那我不管,你得给我弄好。”
因为慢,算上新片《邪不压正》,姜文总共导演的作品才6部,所以他老说自己是一个“业余导演”。但这些作品含金量十足,浓度高、后劲足、耐琢磨。担任过电影《芙蓉镇》编剧的钟阿城就评价他:“你的电影里怎么上来的全是羊腿羊肉啊,能给点蔬菜吃吗?”
也有人将他的电影形容成压缩饼干,吃一块,得消化很久。而姜文自己想给观众奉上的,是一坛坛辣爽的烈酒,一定得让人兴奋起来,让人酣畅淋漓。当然也有不少人被他的酒精浓度吓跑,因为他们只习惯喝清淡的低度酒。
在新片《邪不压正》首映礼上,宁浩看完电影后力挺他:“特别的爽,特别的姜文,特别的电影。非常像电影的电影,非常是电影的电影。”
被问及对于票房的期待、与同档期对手如何厮杀,姜文给记者讲述了一个故事:有一群耗子,成天忙得要死要活。其中有一只躺在那儿什么都不干,他只负责给别的耗子讲故事,别的耗子就把偷来的食物给他吃,他吃得比谁都饱。“电影不过是用各种手段来编造和包装一个故事,别人还因此迷恋你,你因此名利双收。你就是那只讲故事的耗子,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但讲故事的技艺,永远需要琢磨。姜文对记者讲述了他心目中4个层次的导演:有话讲,还讲得利索,是很牛的导演;有话讲,很真诚,但讲得磕磕绊绊,这也是不错的导演;没话讲,但讲得利索,这就有点骗人了,但起码还能讨好观众;没话讲,也讲不利索,这样的就没人陪你玩了。
他始终强调,一个导演首先得有表达欲:“好像这么说是在拒绝观众,其实恰恰相反。什么时候你摸着自己的心,按照自己的冲动,忠实于自己的感受来创作东西,才有可能赢得观众和市场。反之,那作品准完蛋,即便成了也留不住。”
而他自己,豪情不输少年时,自然要当留得住的那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