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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可以开始了吗？你采访我就对了。在这个戒毒所里你再也找不到比我更值得你采访的人。我身上有料啊。有什么料？等我慢慢告诉你。一定是所长安排你采访我的对吧？所长介绍我的时候肯定会这样跟你说：“吴得夫是个又残暴又邪恶又能说的家伙，你要找有意思的人采访就找他。”这可错不了。你是记者？那么你是央视的吗？什么？不是记者，你是作家？作家是写书的人吗？难怪你要把我们谈话的地方选在阅览室里。也难怪你不大注意自己的仪表，你太随意了，就像坐在自家书房里。我不一样，你看我坐得多么端正，我时时刻刻都像是在做直播。这可是我的职业习惯。哪怕我穿着戒毒学员的制服，也要有个样子。我想着我面对的是直播镜头，镜头后面有无数双眼睛在看着我。我要有这个意识。你在笑，你的意思是今天我没必要拿腔作势，也没有什么镜头对着我们。可是你錯了，至少戒毒所的摄像镜头在监视我们。你信不信？不信你到值班室去看看，就在走廊尽头嘛，你去看看就知道了。不去？也好，那我们开始吧。
先说说我是怎么进来的行吗？我估计你对这个好奇。坦率地说，我是怎么进来的这个事传播甚广，你在采访我之前应该早有耳闻。所长说我是个残暴的家伙也是基于这个原因。我不止一个外号。什么“屠夫吴得夫”“砍头手吴得夫”和“变态杀手吴得夫”，说的都是我。那天我照常在我的工作室对外直播，可是直播内容变了。我没有直播唱歌，而是直播杀人。很多人都这么说，直到现在仍然这么说。传说我直播怎么把人的头颅切下来。但事实并非如此。躺在桌子上的那个人名叫邱家声，他躺着的桌子我称为手术台。我还为这次直播准备了电锯。我试用过，电锯很锋利。消毒液，止血钳，纱布，镊子，手术刀，放大镜，我还准备了一把砍刀，必要时用它对付坚硬的头骨。束缚衣，用来把邱家声固定在手术台上。我正式工作之前在案头上焚了香，在清水里净了手，然后戴上口罩和手套。事后我才明白，事情坏就坏在我太注重这类不切实际的所谓仪式了。净手焚香耽搁得太久，它使得那么几个通过看直播认为我在犯罪的人能够有时间从容地举报我。警察精准定位并找到我们的时候，我还没来得及锯掉邱家声的头盖骨。当然已经快要锯下来了，只有很薄很薄的那么一层皮肉和骨头还连着。和警察一同前来抓我的人中间还有医生，他们的队伍后面还跟着辆急救车。警察后来对外公布，称他们来得正是时候，他们救下了邱家声一条命。警方同时宣布吴得夫——也就是我和邱家声都是吸毒者，我们的疯狂举动是在一同吸毒后进行的。警方还怀疑我的精神有问题，我异常冷静的行为不能不令他们生疑。他们抓住我之后，把我送进精神病院去做医学鉴定，结论是我没问题。邱家声在身体和神智恢复正常后，坚称他不是受害人，他说我们是合伙人，他同意这么干或者干脆就是他让我这么干的。邱家声的证词很有意思，他让警察没办法把我投进监狱，只能把我放在戒毒所里。邱家声的头盖骨在医院里又被缝上去了，他的脑袋顶上因此有一道像蚯蚓那样的疤痕，蚯蚓盘着他的脑袋正好绕了一圈。它是肉红色，像一条发带束着他。我经常想孙悟空戴上紧箍咒会不会就是他那种样子呢？
他在医院里住了段时间，也来到戒毒所。所长找我谈过话，让我不要公开我和邱家声的关系。我没说，邱家声也没说，但是我怀疑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关系。你在这里时间待久了就会知道，事实上这里没有秘密。越是顶顶绝密的事情越是人尽皆知。可是你知道吗？我之所以锯他的脑袋并不是要加害于他，我不是“屠夫”，也不是“砍头手”，更不是“变态杀手”。我不可能谋杀邱家声，我们这么做实在是另有目的，那是我们想要做的一件很大很大的事情。那件事情做好了，对这个国家和这个国家的人民都会有好处。你果然把眼睛睁大了，是啊，当我说到这儿，听到的人都会睁大眼睛。在我揭秘真相之前，我还是想更详细地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必须把来龙去脉都告诉你。否则你可能没法弄清楚。
实际上我是个聪明人，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发现我是个聪明人。我有多聪明？这么跟你说吧，在我还是小屁孩的时候我就已经有好几个跟班了。魏志坚、安尔恕和邱家声他们都是我跟班，跟着我混。混什么？泡网吧啊，我们那时候还能干什么，有事没事就混在网吧里。小屁孩嘛，逃学，上网，又没钱。谁敢跟家长要钱？都不敢。我不一样，我能支付他们的上网经费。钱从哪来？从游戏中来。别人玩游戏贴钱，我玩游戏可以挣钱。我总是赢，赢游戏币。我还把赢得的游戏装备、兵器在网上售卖。售卖这些东西可以套现，钱虽不多，足够我带着他们上网。正是从小时候玩游戏开始，我无比惊喜地发现了潜藏在我身体里面的那股子聪明劲头。成年以后，我也从没有停止开发我的聪明才智。这就要说到源头了，我的遗传基因好，因为我父亲也是个聪明人。他叫吴继承，没什么文化，当过兵。一个没文化的大老粗在部队里怎么出人头地活出点动静呢？他苦思冥想，终于找到出路。他唱歌，不久就成了连队里的文艺积极分子。我父亲唱歌只学蒋大为，也只唱他的《牡丹之歌》，唱他的《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他模仿蒋大为，模仿得惟妙惟肖。部队的人都夸我父亲，说吴继承是“蒋大为第二”。说来也巧，有一年蒋大为到部队下基层巡演，正好到了我父亲所在的部队。蒋大为听说这里出了个“蒋大为第二”，便热情邀请我父亲上台和他同台演唱《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演唱完毕，蒋大为笑称“蒋大为第二比蒋大为唱得还好”。蒋大为这么说无非是调侃幽默，是在鼓励基层战士，但是客观上也让吴继承从此有了很大名气。他们还在舞台上拍了张合影。我父亲终身带着那张合影，他手机屏保永远是那张照片，家里最醒目的地方也悬挂着那张照片。蒋大为穿着白色西装，我父亲比他稍矮，他笑容可掬地把一只手搭在我父亲的肩头上。这是我从小就熟知并铭记在脑海里的画面。我刚懂事时，我父亲站在那张照片下面跟我说，他并不喜欢唱歌，一点也不喜欢。我问他：“那你为什么要学蒋大为？又为什么要做蒋大为第二呢？”我父亲盯着我的眼睛说：“这个，你长大就知道了。”他并没有给我答案，后来也再没提起。现在想想，父亲那样说似有深意，或者即使没有深意，他故意把自己装扮成了阴谋家。但是他后来的生计和人生归宿跟唱歌毫无关系，和蒋大为“同台演唱过”只是后来的一项谈资，他在部队里也只红火了那么短暂的一个时期。父亲退伍后在我们县城开了家熟食店，店里卖卤鸭卤鸡卤海带卤藕卤猪蹄卤鸡肫卤鸭脖子花生米猪肉丸子什么的。店子开在紫金路菜场西侧一个脏兮兮的小门面房里。在我父亲开店之前，县城里的大街小巷到处密布着这类熟食店子，他的生意有多么惨淡可想而知，他坚持了三个多月再也坚持不下去。我母亲建议他做别的，不如改行做小五金。关键时刻我父亲没有听我母亲的，他把自己关在那间小门面房里苦思冥想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决定奋力一搏。他找我伯父也就是他哥哥吴继实借了一笔钱，吴继实避着他老婆也就是我伯母偷偷把他自己的私房钱借给我父亲。 作家老师，我可能扯得有点远，请你耐心听下去。我伯父吴继实后面还要提到他，他是我们县电力局的局长。我父亲用借来的钱重新装修了门面，装修得又漂亮又敞亮。他还在门上挂了个牌子，上面写上蒋二熟食店，店子的正面墙上张贴着他和蒋大为的巨幅合影。蒋二熟食店？老板不是姓吴吗？怎么叫蒋二？原来他是蒋大为第二！真的吗？当然是真的，墙上还有他跟蒋大为的合影呢。县城卖熟食的店子多，可是跟蒋大为一起唱过歌的人在卖熟食的店子就这一家。蒋二熟食店整天循环播放蒋大为那几首经典歌曲，人们到这里来买熟食会产生错觉：就像是他们刚刚从笑眯眯身穿白西装的蒋大为手上接过了那些他们购买的熟食。作家老师你说这样我父亲的熟食生意还会不好吗？他又开了几家店子，做连锁店。我说过我身上那股子聪明劲头儿源头在我父亲身上，他有這个东西。不过呢，我也瞧不上他，我父亲不大气。所以他做不了大事，也就配卖卖鸡屁股鸭脑袋。比如说吧，我要他加入县音乐家协会，力争当上音协主席，万一当不了主席，当个副主席也行。他听倒是听了我的，加入了音协，可是他没有争取当主席副主席，只满足于当个理事。他的理由是县里经费紧张，当了主席副主席，他一个做企业的必要时总得赞助点吧。当个理事挺好的，不必出这个头了。你看看，这就是我父亲。县里搞春晚，他也上去唱个歌，弄一套像蒋大为那样的白西装穿着，唱《牡丹之歌》。也就这样，他从来不想更大的事情。作家老师我再跟你说个事儿。我伯父吴继实当电力局长嘛，肯定有很多人给他送这送那。钱啦物啦他是怎么处理的我就不知道了，单说商铺吧，别人送他的商铺居然有二三十间。我是怎么知道的？吴继实不是调走了嘛。我们这儿是县级市，他调到地级市电力局工会去了。待遇不错，级别上去了，实权却没了。吴继实不在乎这些，他只想软着陆。因此他怕人调查他，那些商铺他没法说清楚。于是他走之前把商铺全转到我父亲名下。我父亲是做生意的人，还有连锁熟食店，那么他手上有再多商铺也说得过去。父亲异常神秘地把这事告诉我和母亲，我们都希望伯父以后不要或者至少不要全部拿回他的商铺。我们希望形势永远处于高压态势，让伯父不敢拿回他的商铺。纵使他要拿回去，父亲也应该提前想好应对之策，不能让他得逞，留下几个最少也得留下一个。我们家对伯父是有功的，他理应奖赏我们。再说我们需要门面商铺，那些店子不都是租用别人的房子吗？这些道理我都苦口婆心地说给我父亲了，可是他听不进去。吴继实退休后，过了几年他认为警报解除了，就把那二三十间商铺全拿回去了。这件事我伯父很无耻，我父亲也很无耻。
我的叛逆期很早就开始了。小时候我带着几个跟班逃学、上网，经常不归家。十六岁我还在读高中，我伯父就把我安排在电力局了。吴继实说读大学怎么样，毕业出来还不是要找份工作？还不一定能找到电力局这么好的单位呢。他授意手下修改了我的年龄，另给我做份档案，我就这样成了电力局的在册职工，而我还在高中念书。都是沾我伯父的光享他的福，我从十六岁开始吃空饷。一个高中生可以按月拿工资，电力局的工资还挺高。我拿着那些钱像花花公子一样消费，请不爱学习的同学大吃大喝。我身边总跟着一群人，小时候跟着上网的人，读高中了跟着一帮混吃混喝的人。我虽然聪明，这样混日子肯定考不上大学，到头来我只考上了一所职业学校，是个大专。我可以选择直接去电力局上班，也可以选择继续拿空饷，到职业学校去上学。吴继实征求我意见时，我选择了上学，我认为上学比上班更好玩些。读了几年书，回到县里，我还是不上班，当然空饷也还是拿着。这期间我和邱家声合伙开了间酒吧。县城里酒吧很少，有驻唱歌手的酒吧更少。邱家声的父亲是县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他们家有钱，邱家在做房地产。这间酒吧主要是邱家声投资，我作为合伙人，不过是帮忙张罗一下。邱家声说我人脉广，广个屁呀，也就是喜欢吃吃喝喝认识的人多一点罢了。那天酒吧的驻唱歌手突然病倒了，乐队都在，就是歌手临时被送进医院了。救场如救火，实在没办法，我就顶上去唱了首歌。没想到我这一唱全酒吧都沸腾了。我比驻唱歌手唱得还好，不仅那些尖叫着的顾客这样认为，我也这样认为。怎么可能？确实如此。我有生以来从来没有唱过歌，因为我父亲和蒋大为那摊子事，我甚至还厌恶唱歌。这份厌恶埋藏在我内心深处，不为人知，我自己也不知道。可是当我唱了，我发现很有天分。作家老师，不瞒你说，这天分还是应该追溯到我父亲身上去对吧？不过我也就唱了那么一次，驻唱歌手病好了我再也不唱了。邱家声好几次怂恿我上去唱，我理都不理他。
有一天电力局的人来找我，他自称是人事科的干部。他说单位里正在清理吃空饷的人，这是上面布置下来的工作，各个系统各个单位都在清理。他压低声音说“风声很紧”。像我这种情况比较典型。我说我可不可以回去上班，只要我上班了就不是吃空饷。来人显得很为难，他并没有沉思默想，只是假装在沉思默想。他说你的情况很复杂，你可能不知道，非常复杂，弄不好会出大问题。档案啦年龄啦什么都经不起查的，像你这种情况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清除。清除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还是简单点说吧——就是你和电力局没有任何关系了，现在没有，以后也没有。说到这里，他又补充说：“包括从前，从前你和县电力局也不曾有过任何关系。”他还特地眨了眨眼，他眨眼的动作在我看来就是个暗号，“这样对谁都好。”我就这么被我吃空饷的东家扫地出门了。我不想跟着我父亲做熟食，站在他和蒋大为的巨幅合影下面卖那些乌黑的杂碎。也不想跟邱家声一起开酒吧。他的酒吧生意越来越萧条，部分原因是更多酒吧开业了，更主要的原因则是——我后来才知道，那时候邱家声已经在吸毒。我能做什么呢？我身上那股子聪明劲头这时候在起作用。我不是发现了我还有唱歌的天分吗？那就开直播吧。说干就干。直播你知道吗？知道就好，那我就不细说了。刚入这行做起来也很困难，好在我小时候就在网上摸爬滚打，入道快。我唱得也好，和专业歌手比起来虽不是那么好，可是我有特点。我还能说，嘴皮子利索。再说专业歌手有几个会去做直播呢？不会呀。这样看来我在做直播的半调子歌手里不算是差的了。我的粉丝量涨得很快，收入也快速增加。第一年我挣了二十万元，第二年我想翻番，结果我挣了五十万元。我以为我真正找到了我的生活，我的一生都会这样过下去。白天睡觉，晚上工作。我花六十万元买了辆豪车。第三年我还想在第二年基础上再翻个番。我内心想，二十万元的时候我把目标定为翻番，实际上我达到了五十万元。那么五十万元的时候我再把目标定为翻番，会不会达到两百万元呢？命运会不会再给我惊喜？我想即使命运会给我惊喜，我也只能保守地定下翻番的目标。可是这一次的结果是什么，你都知道了作家老师。我栽了，我像一艘船那样倾覆了。 你要我说说第一次吸毒吗？那没有什么好说的作家老师，我谁也不怪。第一次吸是邱家声带给我的，他先让我抽麻果，后让我吸冰毒。后来我再也离不开它。邱家声说你太辛苦了，抽抽它能帮你长点精神。他说看看你要死不活的样子，怎么干活？那时候我正在五十万元上面折腾着怎样翻番，是够累的。我经常把自己累得昏倒在工作室里。这个累不说，我还在两个女人间翻刀山过火海。那两个女人我跟你说过吗作家老师？没说过，好吧，那我说说她们。我读高中时暗恋过我们班上的班花，她叫余琴琴，长得好看，学习成绩也好。她正眼也不瞧我，我知道她压根就当我是个胡乱花钱的烂人。我都烂到根上去了。可我不死心，我给她写了封情书。余琴琴当着好多同学的面把情书撕碎，扔到我脸上。然后她往地上啐了一口，气咻咻地走了。我受到羞辱，却只能把我那帮不长进的狐朋狗友们召到一起喝一顿，我喝得烂醉如泥。余琴琴上了大学，毕业后又回来，她在我们县里最好的学校——县一中当老师。我在做直播的第二年也就是我挣到五十万元的那年正式交了个女朋友，所谓正式，意思是我打算和她结婚。作家老师我向你坦白，余琴琴是个假名字，前面跟你讲的所有名字都是真名字，就余琴琴是假的。为了说起来方便，我交的正式女朋友叫李琴琴吧。我看到你在笑，的确是这样，李琴琴当然也是假名字。不必遮掩也不必讳言，在和李琴琴交往前我就有过性经验。可是和李琴琴交往上之后，我意识到从前的那些性经验是不够的。她在我们这儿出生，在武汉工作。周一至周五她在武汉，周末她又回到县城。因为性，我感觉李琴琴把我死死地绑在她身上了。我计划过年就结婚，李琴琴没同意也没明确反对。偏偏这时候我又遇到了余琴琴。问题是余琴琴现在的观念也变了，她不像读高中时那么高冷。我做直播在县里很有名气，我还开着六十万元的豪车。余琴琴不可能不知道这些，她后来跟我说，是生活教会她更现实。正是这种观念上的变化，让这位县一中的语文老师明确向我示好。作家老师，我其实很虚荣，换句话说哪个年轻人不虚荣呢？曾几何时，她把我当作烂人，把我的情书撕碎扔在我脸上。现在却是她向我示好，她是我们曾经的班花啊，当了老师也还是那么漂亮。我还能怎么办，应下来嘛。这样我就有了两个女朋友，我在余琴琴和李琴琴两个女人间周旋。我享受着她们不同的温存和激情。可是好景不长，事情败露，有一次余琴琴来到我这里，我出门去接听一个电话，那电话并不是李琴琴打来的，是一个生意上的电话。但是我电脑上的QQ没关，余琴琴从那里看到了我和李琴琴极其肉麻的对话。余琴琴在我电话还没打完的时候就不动声色地离开了。她找到李琴琴，两个女人联手对付我。她们像在油锅里煎饼子那样折磨我。先是李琴琴跟我摊牌，要跟我分手。我离不开她，苦苦哀求。李琴琴同意继续和我好下去，但是她要提条件，提出很苛刻的条件，我全答应。接着余琴琴也来和我摊牌，也提条件。你说什么作家老师？我听你说。是啊，你说得对，我可以离开一个，保留一个。这才是合理的。要么留下一个，大不了最坏的结果是两个都离开。我把事情闹成了一团扯不清的乱麻，绝不是我一个人的责任。余琴琴也好李琴琴也好，她们并不是真要再和我好，也不是真要离开我。在她们说要离开我的时候，还故意留有跟我好的余地。在她们跟我好的时候，又故意露出将要离开我的意思。翻来覆去地一会儿好一会儿分。后来我怀疑这是她们的策略，是她们的计谋。她们在一起商量，一起谋划，既要惩戒我，也要从我这里榨取钱财。当时我没意识到这个，企图把两个女人都留下来。我像个傻子那样分别在她们面前痛哭流涕地发誓、忏悔。为了图表现，我给她们买礼物。她们有时候原谅我，有时候又揭穿我。我不明白在一个女人那里所做的事情为什么忽然间就在另一个女人那里露出了马脚。直到发现我吸毒，认为我已无药可救，她们全都离开了我。我很痛苦，也因此得到了解脱。
邱家声那时候也不行了，他把酒吧卖了，他的父亲也不再管他。我不认为邱家声是在谋害我，我更愿意认为他是在可怜我。邱家声在他清醒的时候并不劝我吸上那么一口。如果他是清醒的，你杀了他，他也不会干这种事。对，没错，邱家声吸毒的时候从不回避我，他就当着我的面吸，我也从来不为所动。但那一次我吸上了。作家老师，我讲两个女人或者讲别的什么，都不是替我自己找借口。不是，请你相信我。所有那一切都不能构成理由。那么我只能说是劫数。我的事业——如果直播还算是我的事业的话——像雪崩一样瓦解了，我的财富也像雪崩一样消散了。我的豪车早已不在。这样活着不行，我和邱家声都想到过去死。正是走到了想死的这一步，我才又生出了另外的勇气。我说过我身上有股聪明劲头，时不时就会冒出来。我跟邱家声说，我们死都不怕，还怕戒毒吗？是啊是啊，但是发狠容易做起来难，我戒不了。无论费多大劲，我都做不到。这么跟你说吧作家老师，戒毒就像你站在太阳里想把自己的影子扯掉一样不可能。毒瘾发作时我的额头上有根青筋鼓出来，像蝌蚪那样跳动。青筋鼓出来的地方在我的额头左前方，也就是我的左眼睛上边。我拿手死命捂着它，它还是跳动。我压不住它，每次都这样。每次都是这里。我怀疑鼓出来的青筋就是我依赖毒品的那根神经。魏志坚邱家声都是这样，他们发作时也会有青筋鼓出来。如果真有一根神经专门负责接受毒品带来的欢乐和亢奋，然后隔上一段时间再负责召唤——也就是毒瘾发作的话，那么能不能做个外科手术，将那根神经一劳永逸地切割掉呢？或者将它切断，打上个小结？或者将它的末梢碳化——用电烙铁将它的末端烧焦。总之要达到这样一种效果：吸毒的人永远不想再碰它，看一眼都不愿意，不小心真看到了立马会出现极其厌恶的生理反应。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像在饭桌上突然看到一碗屎那样。硬要你吸上一口就会反胃，恶心， 愤怒，各种不适，各种莫名其妙的疼痛涌遍全身，逼迫你非要把它呕吐出来不可。如此美好的事情仅仅只是个外科手术而已。当我想到这个前景，我自己都惊呆了。天哪，那对我们中国对我们中国人民甚至对世界人民我都做出了多大贡献呀。
你在笑，作家老师，你内心一定在想那不过是吸毒者的幻觉，幻想，是不切实际的垃圾想法。我不怪罪你作家老师，我不怪罪你蔑视我讥讽我。事实上我当时也被我自己的想法吓住了，我也以为那是我吸过毒之后的垃圾想法。可是另外一篇新闻坚定了我的信念，不是说有个科学家编辑了婴儿基因吗？那个婴儿已经诞生了，科学家从她的基因里剪掉或者剔除了某个很微小的东西，那个婴儿因此就可以对艾滋病免疫了。你想想，基因都能编辑都能剔除，一根有毒品依赖的神经怎么就不能切割呢？我把这想法告诉我的那些同伴们，大家都很振奋，真有这样的外科手术，大家都会抢着去做。尤其是邱家声，恨不得现在就能接受手术。他悄悄跟我说：“机会来了，你要记得把我排在顶前面。”这是大事情，不是小事情，我再聪明也做不了。我开始钻研各种知识，植物学、化学和医学。我企图通过钻研这些知识找到突破口，再跟专家建议。为此我找过化学家，请教他怎么控制毒瘾发作。化学家穿灰色棉布对襟大褂，戴散光眼镜，他比我还悲观。他说没法控制，毒瘾实际上是你的身体记忆，你的神经记忆。你记住了吸毒时所产生的极度欢乐极度亢奋，再吸是恢复并再现那极度的欢乐和亢奋，重新回到过去。但是亢奋过后你又会极度空虚极度抑郁，抑郁到你想自杀。化学家说的这些话全是废话，我都体验过，有什么好说的，我很后悔找他，这些知识对我没有意义。我又去请教医生，直接找神经内科医生。这回我把我的建议和想法和盘托出，医生听完后整张脸都扭曲了。他气愤得不行，在他看来，我居然当着他的面羞辱了现代医学，我的异想天开糟蹋了他作为医生的尊严。但是这个医生很有修养，他没有把我赶出去，而是很有耐心地拿出一张挂图。那张挂图是人的脑部神经剖面图。医生指着挂图对我说：“你知道人的脑部神经有多么复杂吗？怎么说呢，怎么说呢？”医生使劲搓手，搓完手又指着挂图说：“这么说吧，就像是天上的星宿那么复杂。如此复杂的脑部神经你又怎么能找出那根‘毒品神经’——我现在姑且将你指称的那根神经命名为毒品神经吧——你又如何去找到它呢？还有，即使你能找到它，你能确认它就是那根毒品神经？就算确凿无疑，可是你又怎么能切割它呢？人體神经无比复杂，刚才说了，像天上的星宿那样复杂。那根毒品神经并非像你想的那样只负责毒品这件事儿，它还有其他功能，更重要的是它还和其他神经有交互作用。它们彼此联系，你怎么能随随便便就把它切割了呢？”说完这番话，医生才把我赶走，他认为我是个疯子。 可是医生的话对我不起作用，他说的也许没错，那是就医学而言。而我掌握的是我自己的身体，他又不吸毒，他哪知道那么复杂的神经系统在毒瘾发作的时候哪一根神经会跳出来呢？他不会知道，他肯定会迷失在像星宿那么复杂的天空里。我们不同啊，我们感同身受，我们知道它会像蝌蚪那样跳动。就像一个人在深山行走，他的手被挂在树枝上的毒蛇咬了，如果他拔出刀来砍断手腕，那么他还能活命。这不是一个意思吗？就算切掉那根神经——我觉得医生将它命名为毒品神经太有学问了，即使因此不得不伤害到其他功能或其他神经，又有何妨？我找到邱家声，跟他说了我的意见，他非常赞成。我说这事儿看来不能指望医生了，要做也只能我们自己做。就像在深山里被毒蛇咬了的那个人砍断自己手腕一样，我们也只能自己拿起手术刀。邱家声无条件同意。但是他提醒我，那根在我们额头上像蝌蚪那样鼓出来并跳动着的青筋有可能是血管而不是神经。那样的话我们就不能切掉它，切掉身上的血管将非常危险。这种提醒是必要的。我和邱家声有相同体验，什么都能说到一块儿。即使那是血管，为什么每次都是那个地方呢？那根血管下面一定压着一根神经，或者说一定有根神经在指使那根血管跳动。我们达成了一致，接下来我开始学习开颅术。很多疾病的治疗都要使用开颅术，打开人的头颅现在已经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了。比如清理颅内瘀血，摘除脑瘤，都需要打开头颅，然后再缝上。我找来头骨模型，对照医学教程，慢慢学会把头颅打开，这还是第一步。第二步是，我和邱家声还要在打开的头颅内部辨认毒品神经。等到所有的事情都准备好了，才开始试验。我认为很有把握，才决定对外直播。
在我们直播的时候，有人向警方举报，举报的词语是有人正在“直播杀人”。坦率地说，从画面上看，所谓正在“直播殺人”或许也不是没有道理。作家老师，说到这里你应该知道，我的初衷不过是做一次戒毒手术。有人后来弄清楚了我和邱家声之间的关系，对我的动机进行恶意揣度，往邪恶和阴暗的方向歪曲我的行为。因为我所吸的第一口毒品恰恰是邱家声提供给我的，他是我走上吸毒之路事实上的“引路人”。他们据此得出结论：我痛恨邱家声。什么戒毒手术，不过是借刀杀人的把戏，他们猜测我的终极目的就是要干掉邱家声，而且还要把干掉他的过程对外全程直播。如果人死了我就辩称我是在帮他戒毒，我们之间还有协议——确实有协议。这样的恶意揣度到处传播，所以举报我“直播杀人”实在是举报到点子上了。作家老师，我不想对你说我背了黑锅，但是我要告诉你，在做这件事之前，我和邱家声曾经有过激烈争执。我当时坚持要我自己做试验对象，为什么会耽搁时间，到了现场我们还在争吵，除了净手焚香，这个也是原因。我推搡他，让我躺上手术台。我要他当那个做手术的人，让他完成手术。我在自己的额头上用深蓝色颜料画上圈，帮他确认位置。我的毒品神经在哪里我知道。“你放心，”我对他说，“你一下子就能找到。”这时，邱家声哭了起来。之前我们一直在争执，在之前的争执中他没有哭泣，那时候他据理力争。他说我比他更适合做手术，我钻研得更深一些。电锯放在我手上比放在他手上更有把握。如果让他做的话，他一定会把我做死。死一个人倒也不是多大个事，在我们吸毒人群中死人经常发生。可是我死了这次试验也就失败了，不光失败，还会无疾而终，再也不会有人提起。进到直播间之前我俩的争执打了个平手，我没说服他，他也没说服我，事情就那样悬着，悬而未决。到了现场我再次请求他做，就像入席吃饭时我反复向他谦让首席座位。邱家声于是哭了起来，他哭诉我没有把他当兄弟，在我们最应该肝胆相照的时候我把他推到不仁不义的黑洞里去了。我问他怎么不仁不义，他说既然我明知道他会失手，还偏要他去做这个手术，不是不仁不义又是什么？我这才答应他，让他躺到手术台上去。邱家声很是欣喜，我们正在做一件很大很大的事情，这件事情做好了，对国家对人民那可真是功莫大焉。我一边净手焚香，一边跟他说，事虽是好事，风险也大。你知道吗作家老师？我们在一起协商时达成过共识，这次手术成功的概率大概只有百分之三十。不能更高了。邱家声企图说服我把成功的概率提高一些，达到百分之五十也可以呀。我坚决摇头，表示我们万万不可如此乐观。凡事太过乐观就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差错。它的风险在于有可能致聋、致哑，导致高位截瘫，或者智商受损、失忆、痴傻。最坏最坏的结果还有可能丧命。我和邱家声（主要是我）反复评估查证，相信丧命的概率也很低，低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那么既然成功的概率也低，低到不足百分之三十，我们为什么还要做呢？作家老师，我和邱家声赌的就是那百分之三十，万一我们成功了呢？那可是天大的恩赐。纵然没有完全成功，聋哑瘫痪变傻也没什么，因为付出那么大的代价，毒是可以戒掉的。只要把毒戒掉，落下那些后遗症实在没关系。你没有吸过毒，所以你不知道，吸毒者连残疾人都不如。我们都宁愿做个残疾人，也不愿做个吸毒者。那么多吸毒的人自残，因为什么呀，不就是因为这个吗？我什么都跟你说了，你不是记者，你无法把采访我的视频播放出去。但你是作家，你可以写书是吧？我希望你能把我说的这些话写出来，让更多人看到。如果能有科学家来做这个事，当然更好，如果他们不做，那也无所谓。反正我和邱家声都还活着，我们或早或晚都要走出戒毒所。大家都知道，在戒毒所里人人能戒毒，可是出了戒毒所很多人又在复吸。治标不治本嘛。治本的事还得我和邱家声来做，我们不是都还活着吗？出去了我们还可以继续钻研，我对此有信心。采访这就结束了是吧，我能比画个OK的手势吗？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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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说我是怎么进来的行吗？我估计你对这个好奇。坦率地说，我是怎么进来的这个事传播甚广，你在采访我之前应该早有耳闻。所长说我是个残暴的家伙也是基于这个原因。我不止一个外号。什么“屠夫吴得夫”“砍头手吴得夫”和“变态杀手吴得夫”，说的都是我。那天我照常在我的工作室对外直播，可是直播内容变了。我没有直播唱歌，而是直播杀人。很多人都这么说，直到现在仍然这么说。传说我直播怎么把人的头颅切下来。但事实并非如此。躺在桌子上的那个人名叫邱家声，他躺着的桌子我称为手术台。我还为这次直播准备了电锯。我试用过，电锯很锋利。消毒液，止血钳，纱布，镊子，手术刀，放大镜，我还准备了一把砍刀，必要时用它对付坚硬的头骨。束缚衣，用来把邱家声固定在手术台上。我正式工作之前在案头上焚了香，在清水里净了手，然后戴上口罩和手套。事后我才明白，事情坏就坏在我太注重这类不切实际的所谓仪式了。净手焚香耽搁得太久，它使得那么几个通过看直播认为我在犯罪的人能够有时间从容地举报我。警察精准定位并找到我们的时候，我还没来得及锯掉邱家声的头盖骨。当然已经快要锯下来了，只有很薄很薄的那么一层皮肉和骨头还连着。和警察一同前来抓我的人中间还有医生，他们的队伍后面还跟着辆急救车。警察后来对外公布，称他们来得正是时候，他们救下了邱家声一条命。警方同时宣布吴得夫——也就是我和邱家声都是吸毒者，我们的疯狂举动是在一同吸毒后进行的。警方还怀疑我的精神有问题，我异常冷静的行为不能不令他们生疑。他们抓住我之后，把我送进精神病院去做医学鉴定，结论是我没问题。邱家声在身体和神智恢复正常后，坚称他不是受害人，他说我们是合伙人，他同意这么干或者干脆就是他让我这么干的。邱家声的证词很有意思，他让警察没办法把我投进监狱，只能把我放在戒毒所里。邱家声的头盖骨在医院里又被缝上去了，他的脑袋顶上因此有一道像蚯蚓那样的疤痕，蚯蚓盘着他的脑袋正好绕了一圈。它是肉红色，像一条发带束着他。我经常想孙悟空戴上紧箍咒会不会就是他那种样子呢？
他在医院里住了段时间，也来到戒毒所。所长找我谈过话，让我不要公开我和邱家声的关系。我没说，邱家声也没说，但是我怀疑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关系。你在这里时间待久了就会知道，事实上这里没有秘密。越是顶顶绝密的事情越是人尽皆知。可是你知道吗？我之所以锯他的脑袋并不是要加害于他，我不是“屠夫”，也不是“砍头手”，更不是“变态杀手”。我不可能谋杀邱家声，我们这么做实在是另有目的，那是我们想要做的一件很大很大的事情。那件事情做好了，对这个国家和这个国家的人民都会有好处。你果然把眼睛睁大了，是啊，当我说到这儿，听到的人都会睁大眼睛。在我揭秘真相之前，我还是想更详细地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必须把来龙去脉都告诉你。否则你可能没法弄清楚。
实际上我是个聪明人，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发现我是个聪明人。我有多聪明？这么跟你说吧，在我还是小屁孩的时候我就已经有好几个跟班了。魏志坚、安尔恕和邱家声他们都是我跟班，跟着我混。混什么？泡网吧啊，我们那时候还能干什么，有事没事就混在网吧里。小屁孩嘛，逃学，上网，又没钱。谁敢跟家长要钱？都不敢。我不一样，我能支付他们的上网经费。钱从哪来？从游戏中来。别人玩游戏贴钱，我玩游戏可以挣钱。我总是赢，赢游戏币。我还把赢得的游戏装备、兵器在网上售卖。售卖这些东西可以套现，钱虽不多，足够我带着他们上网。正是从小时候玩游戏开始，我无比惊喜地发现了潜藏在我身体里面的那股子聪明劲头。成年以后，我也从没有停止开发我的聪明才智。这就要说到源头了，我的遗传基因好，因为我父亲也是个聪明人。他叫吴继承，没什么文化，当过兵。一个没文化的大老粗在部队里怎么出人头地活出点动静呢？他苦思冥想，终于找到出路。他唱歌，不久就成了连队里的文艺积极分子。我父亲唱歌只学蒋大为，也只唱他的《牡丹之歌》，唱他的《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他模仿蒋大为，模仿得惟妙惟肖。部队的人都夸我父亲，说吴继承是“蒋大为第二”。说来也巧，有一年蒋大为到部队下基层巡演，正好到了我父亲所在的部队。蒋大为听说这里出了个“蒋大为第二”，便热情邀请我父亲上台和他同台演唱《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演唱完毕，蒋大为笑称“蒋大为第二比蒋大为唱得还好”。蒋大为这么说无非是调侃幽默，是在鼓励基层战士，但是客观上也让吴继承从此有了很大名气。他们还在舞台上拍了张合影。我父亲终身带着那张合影，他手机屏保永远是那张照片，家里最醒目的地方也悬挂着那张照片。蒋大为穿着白色西装，我父亲比他稍矮，他笑容可掬地把一只手搭在我父亲的肩头上。这是我从小就熟知并铭记在脑海里的画面。我刚懂事时，我父亲站在那张照片下面跟我说，他并不喜欢唱歌，一点也不喜欢。我问他：“那你为什么要学蒋大为？又为什么要做蒋大为第二呢？”我父亲盯着我的眼睛说：“这个，你长大就知道了。”他并没有给我答案，后来也再没提起。现在想想，父亲那样说似有深意，或者即使没有深意，他故意把自己装扮成了阴谋家。但是他后来的生计和人生归宿跟唱歌毫无关系，和蒋大为“同台演唱过”只是后来的一项谈资，他在部队里也只红火了那么短暂的一个时期。父亲退伍后在我们县城开了家熟食店，店里卖卤鸭卤鸡卤海带卤藕卤猪蹄卤鸡肫卤鸭脖子花生米猪肉丸子什么的。店子开在紫金路菜场西侧一个脏兮兮的小门面房里。在我父亲开店之前，县城里的大街小巷到处密布着这类熟食店子，他的生意有多么惨淡可想而知，他坚持了三个多月再也坚持不下去。我母亲建议他做别的，不如改行做小五金。关键时刻我父亲没有听我母亲的，他把自己关在那间小门面房里苦思冥想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决定奋力一搏。他找我伯父也就是他哥哥吴继实借了一笔钱，吴继实避着他老婆也就是我伯母偷偷把他自己的私房钱借给我父亲。 作家老师，我可能扯得有点远，请你耐心听下去。我伯父吴继实后面还要提到他，他是我们县电力局的局长。我父亲用借来的钱重新装修了门面，装修得又漂亮又敞亮。他还在门上挂了个牌子，上面写上蒋二熟食店，店子的正面墙上张贴着他和蒋大为的巨幅合影。蒋二熟食店？老板不是姓吴吗？怎么叫蒋二？原来他是蒋大为第二！真的吗？当然是真的，墙上还有他跟蒋大为的合影呢。县城卖熟食的店子多，可是跟蒋大为一起唱过歌的人在卖熟食的店子就这一家。蒋二熟食店整天循环播放蒋大为那几首经典歌曲，人们到这里来买熟食会产生错觉：就像是他们刚刚从笑眯眯身穿白西装的蒋大为手上接过了那些他们购买的熟食。作家老师你说这样我父亲的熟食生意还会不好吗？他又开了几家店子，做连锁店。我说过我身上那股子聪明劲头儿源头在我父亲身上，他有這个东西。不过呢，我也瞧不上他，我父亲不大气。所以他做不了大事，也就配卖卖鸡屁股鸭脑袋。比如说吧，我要他加入县音乐家协会，力争当上音协主席，万一当不了主席，当个副主席也行。他听倒是听了我的，加入了音协，可是他没有争取当主席副主席，只满足于当个理事。他的理由是县里经费紧张，当了主席副主席，他一个做企业的必要时总得赞助点吧。当个理事挺好的，不必出这个头了。你看看，这就是我父亲。县里搞春晚，他也上去唱个歌，弄一套像蒋大为那样的白西装穿着，唱《牡丹之歌》。也就这样，他从来不想更大的事情。作家老师我再跟你说个事儿。我伯父吴继实当电力局长嘛，肯定有很多人给他送这送那。钱啦物啦他是怎么处理的我就不知道了，单说商铺吧，别人送他的商铺居然有二三十间。我是怎么知道的？吴继实不是调走了嘛。我们这儿是县级市，他调到地级市电力局工会去了。待遇不错，级别上去了，实权却没了。吴继实不在乎这些，他只想软着陆。因此他怕人调查他，那些商铺他没法说清楚。于是他走之前把商铺全转到我父亲名下。我父亲是做生意的人，还有连锁熟食店，那么他手上有再多商铺也说得过去。父亲异常神秘地把这事告诉我和母亲，我们都希望伯父以后不要或者至少不要全部拿回他的商铺。我们希望形势永远处于高压态势，让伯父不敢拿回他的商铺。纵使他要拿回去，父亲也应该提前想好应对之策，不能让他得逞，留下几个最少也得留下一个。我们家对伯父是有功的，他理应奖赏我们。再说我们需要门面商铺，那些店子不都是租用别人的房子吗？这些道理我都苦口婆心地说给我父亲了，可是他听不进去。吴继实退休后，过了几年他认为警报解除了，就把那二三十间商铺全拿回去了。这件事我伯父很无耻，我父亲也很无耻。
我的叛逆期很早就开始了。小时候我带着几个跟班逃学、上网，经常不归家。十六岁我还在读高中，我伯父就把我安排在电力局了。吴继实说读大学怎么样，毕业出来还不是要找份工作？还不一定能找到电力局这么好的单位呢。他授意手下修改了我的年龄，另给我做份档案，我就这样成了电力局的在册职工，而我还在高中念书。都是沾我伯父的光享他的福，我从十六岁开始吃空饷。一个高中生可以按月拿工资，电力局的工资还挺高。我拿着那些钱像花花公子一样消费，请不爱学习的同学大吃大喝。我身边总跟着一群人，小时候跟着上网的人，读高中了跟着一帮混吃混喝的人。我虽然聪明，这样混日子肯定考不上大学，到头来我只考上了一所职业学校，是个大专。我可以选择直接去电力局上班，也可以选择继续拿空饷，到职业学校去上学。吴继实征求我意见时，我选择了上学，我认为上学比上班更好玩些。读了几年书，回到县里，我还是不上班，当然空饷也还是拿着。这期间我和邱家声合伙开了间酒吧。县城里酒吧很少，有驻唱歌手的酒吧更少。邱家声的父亲是县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他们家有钱，邱家在做房地产。这间酒吧主要是邱家声投资，我作为合伙人，不过是帮忙张罗一下。邱家声说我人脉广，广个屁呀，也就是喜欢吃吃喝喝认识的人多一点罢了。那天酒吧的驻唱歌手突然病倒了，乐队都在，就是歌手临时被送进医院了。救场如救火，实在没办法，我就顶上去唱了首歌。没想到我这一唱全酒吧都沸腾了。我比驻唱歌手唱得还好，不仅那些尖叫着的顾客这样认为，我也这样认为。怎么可能？确实如此。我有生以来从来没有唱过歌，因为我父亲和蒋大为那摊子事，我甚至还厌恶唱歌。这份厌恶埋藏在我内心深处，不为人知，我自己也不知道。可是当我唱了，我发现很有天分。作家老师，不瞒你说，这天分还是应该追溯到我父亲身上去对吧？不过我也就唱了那么一次，驻唱歌手病好了我再也不唱了。邱家声好几次怂恿我上去唱，我理都不理他。
有一天电力局的人来找我，他自称是人事科的干部。他说单位里正在清理吃空饷的人，这是上面布置下来的工作，各个系统各个单位都在清理。他压低声音说“风声很紧”。像我这种情况比较典型。我说我可不可以回去上班，只要我上班了就不是吃空饷。来人显得很为难，他并没有沉思默想，只是假装在沉思默想。他说你的情况很复杂，你可能不知道，非常复杂，弄不好会出大问题。档案啦年龄啦什么都经不起查的，像你这种情况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清除。清除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还是简单点说吧——就是你和电力局没有任何关系了，现在没有，以后也没有。说到这里，他又补充说：“包括从前，从前你和县电力局也不曾有过任何关系。”他还特地眨了眨眼，他眨眼的动作在我看来就是个暗号，“这样对谁都好。”我就这么被我吃空饷的东家扫地出门了。我不想跟着我父亲做熟食，站在他和蒋大为的巨幅合影下面卖那些乌黑的杂碎。也不想跟邱家声一起开酒吧。他的酒吧生意越来越萧条，部分原因是更多酒吧开业了，更主要的原因则是——我后来才知道，那时候邱家声已经在吸毒。我能做什么呢？我身上那股子聪明劲头这时候在起作用。我不是发现了我还有唱歌的天分吗？那就开直播吧。说干就干。直播你知道吗？知道就好，那我就不细说了。刚入这行做起来也很困难，好在我小时候就在网上摸爬滚打，入道快。我唱得也好，和专业歌手比起来虽不是那么好，可是我有特点。我还能说，嘴皮子利索。再说专业歌手有几个会去做直播呢？不会呀。这样看来我在做直播的半调子歌手里不算是差的了。我的粉丝量涨得很快，收入也快速增加。第一年我挣了二十万元，第二年我想翻番，结果我挣了五十万元。我以为我真正找到了我的生活，我的一生都会这样过下去。白天睡觉，晚上工作。我花六十万元买了辆豪车。第三年我还想在第二年基础上再翻个番。我内心想，二十万元的时候我把目标定为翻番，实际上我达到了五十万元。那么五十万元的时候我再把目标定为翻番，会不会达到两百万元呢？命运会不会再给我惊喜？我想即使命运会给我惊喜，我也只能保守地定下翻番的目标。可是这一次的结果是什么，你都知道了作家老师。我栽了，我像一艘船那样倾覆了。 你要我说说第一次吸毒吗？那没有什么好说的作家老师，我谁也不怪。第一次吸是邱家声带给我的，他先让我抽麻果，后让我吸冰毒。后来我再也离不开它。邱家声说你太辛苦了，抽抽它能帮你长点精神。他说看看你要死不活的样子，怎么干活？那时候我正在五十万元上面折腾着怎样翻番，是够累的。我经常把自己累得昏倒在工作室里。这个累不说，我还在两个女人间翻刀山过火海。那两个女人我跟你说过吗作家老师？没说过，好吧，那我说说她们。我读高中时暗恋过我们班上的班花，她叫余琴琴，长得好看，学习成绩也好。她正眼也不瞧我，我知道她压根就当我是个胡乱花钱的烂人。我都烂到根上去了。可我不死心，我给她写了封情书。余琴琴当着好多同学的面把情书撕碎，扔到我脸上。然后她往地上啐了一口，气咻咻地走了。我受到羞辱，却只能把我那帮不长进的狐朋狗友们召到一起喝一顿，我喝得烂醉如泥。余琴琴上了大学，毕业后又回来，她在我们县里最好的学校——县一中当老师。我在做直播的第二年也就是我挣到五十万元的那年正式交了个女朋友，所谓正式，意思是我打算和她结婚。作家老师我向你坦白，余琴琴是个假名字，前面跟你讲的所有名字都是真名字，就余琴琴是假的。为了说起来方便，我交的正式女朋友叫李琴琴吧。我看到你在笑，的确是这样，李琴琴当然也是假名字。不必遮掩也不必讳言，在和李琴琴交往前我就有过性经验。可是和李琴琴交往上之后，我意识到从前的那些性经验是不够的。她在我们这儿出生，在武汉工作。周一至周五她在武汉，周末她又回到县城。因为性，我感觉李琴琴把我死死地绑在她身上了。我计划过年就结婚，李琴琴没同意也没明确反对。偏偏这时候我又遇到了余琴琴。问题是余琴琴现在的观念也变了，她不像读高中时那么高冷。我做直播在县里很有名气，我还开着六十万元的豪车。余琴琴不可能不知道这些，她后来跟我说，是生活教会她更现实。正是这种观念上的变化，让这位县一中的语文老师明确向我示好。作家老师，我其实很虚荣，换句话说哪个年轻人不虚荣呢？曾几何时，她把我当作烂人，把我的情书撕碎扔在我脸上。现在却是她向我示好，她是我们曾经的班花啊，当了老师也还是那么漂亮。我还能怎么办，应下来嘛。这样我就有了两个女朋友，我在余琴琴和李琴琴两个女人间周旋。我享受着她们不同的温存和激情。可是好景不长，事情败露，有一次余琴琴来到我这里，我出门去接听一个电话，那电话并不是李琴琴打来的，是一个生意上的电话。但是我电脑上的QQ没关，余琴琴从那里看到了我和李琴琴极其肉麻的对话。余琴琴在我电话还没打完的时候就不动声色地离开了。她找到李琴琴，两个女人联手对付我。她们像在油锅里煎饼子那样折磨我。先是李琴琴跟我摊牌，要跟我分手。我离不开她，苦苦哀求。李琴琴同意继续和我好下去，但是她要提条件，提出很苛刻的条件，我全答应。接着余琴琴也来和我摊牌，也提条件。你说什么作家老师？我听你说。是啊，你说得对，我可以离开一个，保留一个。这才是合理的。要么留下一个，大不了最坏的结果是两个都离开。我把事情闹成了一团扯不清的乱麻，绝不是我一个人的责任。余琴琴也好李琴琴也好，她们并不是真要再和我好，也不是真要离开我。在她们说要离开我的时候，还故意留有跟我好的余地。在她们跟我好的时候，又故意露出将要离开我的意思。翻来覆去地一会儿好一会儿分。后来我怀疑这是她们的策略，是她们的计谋。她们在一起商量，一起谋划，既要惩戒我，也要从我这里榨取钱财。当时我没意识到这个，企图把两个女人都留下来。我像个傻子那样分别在她们面前痛哭流涕地发誓、忏悔。为了图表现，我给她们买礼物。她们有时候原谅我，有时候又揭穿我。我不明白在一个女人那里所做的事情为什么忽然间就在另一个女人那里露出了马脚。直到发现我吸毒，认为我已无药可救，她们全都离开了我。我很痛苦，也因此得到了解脱。
邱家声那时候也不行了，他把酒吧卖了，他的父亲也不再管他。我不认为邱家声是在谋害我，我更愿意认为他是在可怜我。邱家声在他清醒的时候并不劝我吸上那么一口。如果他是清醒的，你杀了他，他也不会干这种事。对，没错，邱家声吸毒的时候从不回避我，他就当着我的面吸，我也从来不为所动。但那一次我吸上了。作家老师，我讲两个女人或者讲别的什么，都不是替我自己找借口。不是，请你相信我。所有那一切都不能构成理由。那么我只能说是劫数。我的事业——如果直播还算是我的事业的话——像雪崩一样瓦解了，我的财富也像雪崩一样消散了。我的豪车早已不在。这样活着不行，我和邱家声都想到过去死。正是走到了想死的这一步，我才又生出了另外的勇气。我说过我身上有股聪明劲头，时不时就会冒出来。我跟邱家声说，我们死都不怕，还怕戒毒吗？是啊是啊，但是发狠容易做起来难，我戒不了。无论费多大劲，我都做不到。这么跟你说吧作家老师，戒毒就像你站在太阳里想把自己的影子扯掉一样不可能。毒瘾发作时我的额头上有根青筋鼓出来，像蝌蚪那样跳动。青筋鼓出来的地方在我的额头左前方，也就是我的左眼睛上边。我拿手死命捂着它，它还是跳动。我压不住它，每次都这样。每次都是这里。我怀疑鼓出来的青筋就是我依赖毒品的那根神经。魏志坚邱家声都是这样，他们发作时也会有青筋鼓出来。如果真有一根神经专门负责接受毒品带来的欢乐和亢奋，然后隔上一段时间再负责召唤——也就是毒瘾发作的话，那么能不能做个外科手术，将那根神经一劳永逸地切割掉呢？或者将它切断，打上个小结？或者将它的末梢碳化——用电烙铁将它的末端烧焦。总之要达到这样一种效果：吸毒的人永远不想再碰它，看一眼都不愿意，不小心真看到了立马会出现极其厌恶的生理反应。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像在饭桌上突然看到一碗屎那样。硬要你吸上一口就会反胃，恶心， 愤怒，各种不适，各种莫名其妙的疼痛涌遍全身，逼迫你非要把它呕吐出来不可。如此美好的事情仅仅只是个外科手术而已。当我想到这个前景，我自己都惊呆了。天哪，那对我们中国对我们中国人民甚至对世界人民我都做出了多大贡献呀。
你在笑，作家老师，你内心一定在想那不过是吸毒者的幻觉，幻想，是不切实际的垃圾想法。我不怪罪你作家老师，我不怪罪你蔑视我讥讽我。事实上我当时也被我自己的想法吓住了，我也以为那是我吸过毒之后的垃圾想法。可是另外一篇新闻坚定了我的信念，不是说有个科学家编辑了婴儿基因吗？那个婴儿已经诞生了，科学家从她的基因里剪掉或者剔除了某个很微小的东西，那个婴儿因此就可以对艾滋病免疫了。你想想，基因都能编辑都能剔除，一根有毒品依赖的神经怎么就不能切割呢？我把这想法告诉我的那些同伴们，大家都很振奋，真有这样的外科手术，大家都会抢着去做。尤其是邱家声，恨不得现在就能接受手术。他悄悄跟我说：“机会来了，你要记得把我排在顶前面。”这是大事情，不是小事情，我再聪明也做不了。我开始钻研各种知识，植物学、化学和医学。我企图通过钻研这些知识找到突破口，再跟专家建议。为此我找过化学家，请教他怎么控制毒瘾发作。化学家穿灰色棉布对襟大褂，戴散光眼镜，他比我还悲观。他说没法控制，毒瘾实际上是你的身体记忆，你的神经记忆。你记住了吸毒时所产生的极度欢乐极度亢奋，再吸是恢复并再现那极度的欢乐和亢奋，重新回到过去。但是亢奋过后你又会极度空虚极度抑郁，抑郁到你想自杀。化学家说的这些话全是废话，我都体验过，有什么好说的，我很后悔找他，这些知识对我没有意义。我又去请教医生，直接找神经内科医生。这回我把我的建议和想法和盘托出，医生听完后整张脸都扭曲了。他气愤得不行，在他看来，我居然当着他的面羞辱了现代医学，我的异想天开糟蹋了他作为医生的尊严。但是这个医生很有修养，他没有把我赶出去，而是很有耐心地拿出一张挂图。那张挂图是人的脑部神经剖面图。医生指着挂图对我说：“你知道人的脑部神经有多么复杂吗？怎么说呢，怎么说呢？”医生使劲搓手，搓完手又指着挂图说：“这么说吧，就像是天上的星宿那么复杂。如此复杂的脑部神经你又怎么能找出那根‘毒品神经’——我现在姑且将你指称的那根神经命名为毒品神经吧——你又如何去找到它呢？还有，即使你能找到它，你能确认它就是那根毒品神经？就算确凿无疑，可是你又怎么能切割它呢？人體神经无比复杂，刚才说了，像天上的星宿那样复杂。那根毒品神经并非像你想的那样只负责毒品这件事儿，它还有其他功能，更重要的是它还和其他神经有交互作用。它们彼此联系，你怎么能随随便便就把它切割了呢？”说完这番话，医生才把我赶走，他认为我是个疯子。 可是医生的话对我不起作用，他说的也许没错，那是就医学而言。而我掌握的是我自己的身体，他又不吸毒，他哪知道那么复杂的神经系统在毒瘾发作的时候哪一根神经会跳出来呢？他不会知道，他肯定会迷失在像星宿那么复杂的天空里。我们不同啊，我们感同身受，我们知道它会像蝌蚪那样跳动。就像一个人在深山行走，他的手被挂在树枝上的毒蛇咬了，如果他拔出刀来砍断手腕，那么他还能活命。这不是一个意思吗？就算切掉那根神经——我觉得医生将它命名为毒品神经太有学问了，即使因此不得不伤害到其他功能或其他神经，又有何妨？我找到邱家声，跟他说了我的意见，他非常赞成。我说这事儿看来不能指望医生了，要做也只能我们自己做。就像在深山里被毒蛇咬了的那个人砍断自己手腕一样，我们也只能自己拿起手术刀。邱家声无条件同意。但是他提醒我，那根在我们额头上像蝌蚪那样鼓出来并跳动着的青筋有可能是血管而不是神经。那样的话我们就不能切掉它，切掉身上的血管将非常危险。这种提醒是必要的。我和邱家声有相同体验，什么都能说到一块儿。即使那是血管，为什么每次都是那个地方呢？那根血管下面一定压着一根神经，或者说一定有根神经在指使那根血管跳动。我们达成了一致，接下来我开始学习开颅术。很多疾病的治疗都要使用开颅术，打开人的头颅现在已经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了。比如清理颅内瘀血，摘除脑瘤，都需要打开头颅，然后再缝上。我找来头骨模型，对照医学教程，慢慢学会把头颅打开，这还是第一步。第二步是，我和邱家声还要在打开的头颅内部辨认毒品神经。等到所有的事情都准备好了，才开始试验。我认为很有把握，才决定对外直播。
在我们直播的时候，有人向警方举报，举报的词语是有人正在“直播杀人”。坦率地说，从画面上看，所谓正在“直播殺人”或许也不是没有道理。作家老师，说到这里你应该知道，我的初衷不过是做一次戒毒手术。有人后来弄清楚了我和邱家声之间的关系，对我的动机进行恶意揣度，往邪恶和阴暗的方向歪曲我的行为。因为我所吸的第一口毒品恰恰是邱家声提供给我的，他是我走上吸毒之路事实上的“引路人”。他们据此得出结论：我痛恨邱家声。什么戒毒手术，不过是借刀杀人的把戏，他们猜测我的终极目的就是要干掉邱家声，而且还要把干掉他的过程对外全程直播。如果人死了我就辩称我是在帮他戒毒，我们之间还有协议——确实有协议。这样的恶意揣度到处传播，所以举报我“直播杀人”实在是举报到点子上了。作家老师，我不想对你说我背了黑锅，但是我要告诉你，在做这件事之前，我和邱家声曾经有过激烈争执。我当时坚持要我自己做试验对象，为什么会耽搁时间，到了现场我们还在争吵，除了净手焚香，这个也是原因。我推搡他，让我躺上手术台。我要他当那个做手术的人，让他完成手术。我在自己的额头上用深蓝色颜料画上圈，帮他确认位置。我的毒品神经在哪里我知道。“你放心，”我对他说，“你一下子就能找到。”这时，邱家声哭了起来。之前我们一直在争执，在之前的争执中他没有哭泣，那时候他据理力争。他说我比他更适合做手术，我钻研得更深一些。电锯放在我手上比放在他手上更有把握。如果让他做的话，他一定会把我做死。死一个人倒也不是多大个事，在我们吸毒人群中死人经常发生。可是我死了这次试验也就失败了，不光失败，还会无疾而终，再也不会有人提起。进到直播间之前我俩的争执打了个平手，我没说服他，他也没说服我，事情就那样悬着，悬而未决。到了现场我再次请求他做，就像入席吃饭时我反复向他谦让首席座位。邱家声于是哭了起来，他哭诉我没有把他当兄弟，在我们最应该肝胆相照的时候我把他推到不仁不义的黑洞里去了。我问他怎么不仁不义，他说既然我明知道他会失手，还偏要他去做这个手术，不是不仁不义又是什么？我这才答应他，让他躺到手术台上去。邱家声很是欣喜，我们正在做一件很大很大的事情，这件事情做好了，对国家对人民那可真是功莫大焉。我一边净手焚香，一边跟他说，事虽是好事，风险也大。你知道吗作家老师？我们在一起协商时达成过共识，这次手术成功的概率大概只有百分之三十。不能更高了。邱家声企图说服我把成功的概率提高一些，达到百分之五十也可以呀。我坚决摇头，表示我们万万不可如此乐观。凡事太过乐观就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差错。它的风险在于有可能致聋、致哑，导致高位截瘫，或者智商受损、失忆、痴傻。最坏最坏的结果还有可能丧命。我和邱家声（主要是我）反复评估查证，相信丧命的概率也很低，低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那么既然成功的概率也低，低到不足百分之三十，我们为什么还要做呢？作家老师，我和邱家声赌的就是那百分之三十，万一我们成功了呢？那可是天大的恩赐。纵然没有完全成功，聋哑瘫痪变傻也没什么，因为付出那么大的代价，毒是可以戒掉的。只要把毒戒掉，落下那些后遗症实在没关系。你没有吸过毒，所以你不知道，吸毒者连残疾人都不如。我们都宁愿做个残疾人，也不愿做个吸毒者。那么多吸毒的人自残，因为什么呀，不就是因为这个吗？我什么都跟你说了，你不是记者，你无法把采访我的视频播放出去。但你是作家，你可以写书是吧？我希望你能把我说的这些话写出来，让更多人看到。如果能有科学家来做这个事，当然更好，如果他们不做，那也无所谓。反正我和邱家声都还活着，我们或早或晚都要走出戒毒所。大家都知道，在戒毒所里人人能戒毒，可是出了戒毒所很多人又在复吸。治标不治本嘛。治本的事还得我和邱家声来做，我们不是都还活着吗？出去了我们还可以继续钻研，我对此有信心。采访这就结束了是吧，我能比画个OK的手势吗？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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